1938年雷震受聘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相当于顾问的一个闲职。这年4月底，雷震在办公桌上发现一封未贴邮票的信，原来是老家有人逃往后方,途径武昌时特意留给他的。拆阅之后，获知家母竟于两个月前在家乡被日军流弹击中不幸遇难，展信捧读，悲从中来，真可谓泪痕料渍云笺透。雷震的父亲雷锦贵本是河南罗山县人，祖上世代务农。光绪十年（1884年）已近而立之年的雷锦贵因捻乱南下浙江投奔自己的堂兄，后在堂兄介绍下在一户人家做佣工，两年后攒下十八块大洋，购得良田九亩，便回到河南老家将家室接来，自此彻底落籍于浙江长兴县小溪口镇。而雷震的母亲是雷锦贵原配范氏因病过世后的续弦夫人。雷震后来被朋友戏称为“南人北相”，那是因为他本就有北方人的血统，而“南人北相”从面相上来说非富即贵。浙江的豫籍移民被称为“客民”，因风俗习惯不同很少与浙江本地“土民”往来。而雷震的母亲陈氏出身浙东诸暨的一个望族，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族外通婚。陈氏初来雷家时想必也没少受气，南迁的豫籍移民自视甚高，认为河南本是中原上国，是中国正统文化之所在，合乎礼教之规范。雷震少年无知时，有一次竟也跟着他人喊母亲“蛮子”，惹得母亲十分不快。在十二岁之前雷震接受的是传统的私塾教育，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虚岁7岁的雷震发蒙入学，最初三年的开蒙老师是自己的二表哥沈幼卿。《三字经》、《百家姓》、《论语》等让雷震感到索然无味，每每吵着要回家。第四年，雷震改随表姑父黄有邻就读。从雷震日后的回忆来看，这位表姑父的教学水平亦是十分不堪。对雷震而言在表姑丈的学塾中，一连读了两年，等于糟蹋了两年光阴。雷震终其一生都痛恨这个不务正业，好管闲事，而贻误学生学业的黄老师。1909年，小溪口镇开办了两所新式洋学堂，客民、土民各自办了一所。母亲陈氏觉得新式学堂是大势所趋，自己的孩子也不能落伍。后来两所洋学堂受生源所限，致使入不敷出，经由地方乡绅集议，将原有两校合并为一所，校名改为“安长两等小学堂”。 新式洋学堂
然而就在雷震入读新式小学堂之前，家中却突遭重大变故。这年雷父赶赴长兴县城交纳“税粮漕米”后突感身体不适，回到家中便卧床不起，以至神志不清，满口胡言。本家族亲闻讯赶来，见状纷纷说定是遇上了什么“不干净东西”，于是让陈氏焚香烧纸，拜神求符。此后整整折腾了三个多月，雷锦贵终究还是撒手人寰。父亲的突然离世，让雷震此后对中医抱有很深的成见。这些郎中，仅出诊一趟就要价二三十元，还要大鱼大肉供奉，每当家属问及病症却吞吞吐吐，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雷震后来不无哀怨地说：“那些中医没有一个是对症下药的，因为他根本不知是患了什么病，也许中医看病就是用‘不求甚解’的办法……他们总是把脉后开上一个不好不坏的方子，让病人自己去受折磨。这并不完全是中医医德之坏，而是中医的治法，根本就是一个‘一品锅’、‘大杂烩’的办法啊。”  中国近代文化界的反中医思潮
雷震的母亲陈氏是一个十分自强的女人，家里的顶梁柱倒下后，她并未束手无策，致使家道中落，而是勉力支撑，对子女的教育也不曾一刻松懈。入学后的雷震，勤勉好学，课业十分突出，这多少也给了陈氏些许安慰。1912年，校长韩宝华离开“安长两等小学堂”，受聘于距离小溪口镇二十里之外的梅溪高等小学，于是托人带信给陈氏，请她将雷震送来梅溪高小就读。也是在这一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革命结束了千年帝制，自此中华大地步入“共和”时代，新旧交替之间，国家百废待兴。此时浙江省教育司推行改革，决定在本省各地方，新设省立中学各一所，而设在湖州府的新校就被称之为“浙江省立第三中学”。 浙江省湖州中学，前身是浙江省立第三中学
梅溪高小的刘校长认为雷震是可造之材，便特别嘱咐雷震要去参加“省立第三中学”的暑期招生考试。这一次的考试让雷震记忆深刻，考试一共分为三门，国文、数学和英文。雷震后来回忆说：“国文试题为《试述如何振兴工业》。我不晓得怎样胡诌了近三百字。数学可能对一半，而英文一科，在梅溪高小读了半年，除ABCD外，大约认得头二十几个生字。不料这次考试，试题由老师临时用粉笔写在黑板上……在初学英文的人看起来，真是蟹形蛇体，辨认困难……”虽然如此，他最终还是被录取了。在雷震就读“浙江省立第三中学”期间，中华大地又发生了一件朝野震动，群情激奋的大事。1915年北京政府被迫接受日本“二十一条”最后通牒，国内报刊舆论主导下的反日运动一时声势浩大。公允地说，袁世凯政府在此次交涉过程中确实尽了最大努力欲图保障国家主权，从最终签订的条约来看，交涉结果也的确使得日本方面不得不作出些许让步。胡适先生就曾直言，这是弱国外交的胜利。近代史学者蒋廷黻先生也说：“关于二十一条的交涉，袁世凯、曹汝霖、陆宗舆诸人都是爱国者，并且在当时形势下，他们的外交已经做到尽头。”此时雷震正是初三的学生，而四年级的学生又面临毕业大考，雷震与其他一些学生便成为学校里反对日本“二十一条”活动的中坚力量。他们带头上街，组织同学们进行示威活动，在街头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1916年元旦，袁世凯倒行逆施，复辟称帝，举国哗然。连他自己的二儿子袁克文都看不下去，写诗劝他：“绝怜高出多风雨，莫上琼楼最上层。”早在前一年的8月，梁启超先生眼见袁世凯种种复辟行径，提笔挥毫，写下一篇反对帝制的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关心时局的雷震，深受触动，积极参与“倒袁运动”，不惜身临险境。此前参加反对“二十一条”，他们这批人已经名声大噪，而此次“倒袁”就更免不了被各种密探暗中监视了。不过此时的雷震对政治的见解尚在萌芽期，并不十分充分。要直到他东渡日本求学后，才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民主宪政和议会政治。
中学毕业以后，雷震本想报考北京大学预科，但等他赶到杭州时，却已经错过了考试期限。这时偶然遇见了一位梅溪镇的老乡，这位同乡正准备赴日本留学，闲聊之下便以结伴为由极力劝说雷震同往。彼时上海去日本的船费比去北京的车费还便宜，又不像现在需要签证。雷震被说动了。从杭州返回家中，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母亲，雷震后来在回忆文章里说：“在风气相当闭塞的我们乡里，把出洋留学看做一件大事，母亲为我筹措一笔留学的经费，确实费了不少苦心。”而雷母陈氏对于儿子一个人去往那么远的地方求学，始终放心不下，就到城隍庙的测字小摊给儿子测一测此行的凶吉，而所测结果是“东行，大吉大利”，陈氏始觉心安。雷震远渡重洋到达日本后，立即着手准备参加来年夏天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特别预科的考试。在此之前他先是进入专门为中国留学生开办的东亚预备学校，突击学习日语。1917年5月7日，留日学生召开纪念“国耻日”的活动，较国内5月9号为“国耻日”提前两天，这是因为5月7日是日本政府对中国所提“二十一条”而发出最后通牒的日子，5月9号是袁世凯签字的日子。此次纪念会议出席者有数千之众，学生们还邀请了革命党人张继、戴季陶两位先生上台演讲。两位先生容光焕发，口若悬河，座下的雷震听得血脉喷张，暗下决心加入“中华革命党”。会后雷震经由张继、戴季陶二人介绍在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此时的雷震正值“弱冠之年”，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张继（1882—1947），字溥泉，河北沧县人，中华民国时期著名政治家，中国国民党元老。
1918年9月24日，日本外务大臣后藤新平秘密照会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提出所谓《山东问题换文》，在这份秘密合约中，日本提出继承德国过去在山东享有的权利，提议胶济铁路归中日合办经营。1914年一战爆发后，中国政府随即宣布中立，日本则对德国宣战，并进攻德国租借地青岛，这也是日本政府于1915年向北洋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要求的背景。中日政府签订的“民四条约”，其中《关于山东之条约》第一条规定：“中国政府允诺，日后日本国政府向德国政府协定之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对于中国享有一切权利、利益让与等项处分，概行承认。”这就是后藤新平提出此次密约的所谓法理依据。袁世凯洪宪帝制失败身亡后，段祺瑞执掌北洋政府，一方面对德宣战以争取参与战后和会，一方面与日本交好。此时的日本政府提出“欲以两千万日元贷款，以济北京政府之急”。段祺瑞正欲借款练兵，以图武力统一西南。驻日公使章宗祥遂复函后藤新平：“欣然同意日本政府之提议。”段祺瑞与日本政府的秘密交易，被部分泄露出来后，激起在日中国留学生的强烈不满和抗议。雷震回忆说：“此时无论是官费生抑或自费生，又无论是已经入学或正准备入学的学生，都不能安心读书，犹如滔天大祸快要临头。其悲恸的心情，正如丧考妣。”留学生中后来的中国青年党领袖曾琦，还发起了“留日学生罢学归国”行动。曾琦（1892年－1951年5月7日），民国时期政治人物，中国青年党领导人和创始人。也是中国“第三势力”民主运动的领导人物。
对于“罢学归国”各人自有各人的现实考虑，并非人人自愿。当时同在日本的青年周恩来就主张，应该就地组织抗议行动。在群情激奋之下，“罢学归国”不免染上几分胁迫色彩，那些不愿罢学的学生难免被一些激进派贴上了“卖国贼”的标签。甚至一些学生还组织起了“铁血团”、“纠察组”等团体。雷震也深受救国情绪感染，友人刘式玉劝他要三思，“不必这样兴奋的自暴自弃，要冷静些考虑考虑自己的前程，以免将来后悔莫及”。但雷震不为所动，决心归国。1918年5月雷震从东京抵达上海。“归国团”第一批成员到上海后，创办了一份《救国日报》，雷震担任发行人，负责推销报纸。奈何纵然十分卖力，却收效甚微。此时的段祺瑞政府也接连发出训令，要求归国学生一律于6月中旬返日复课，不然便开除学籍。“罢学归国”学生的所有费用，均是由个人自己承担的，雷震在日本变卖生活用品所得的钱款，此时早已见底，还欠旅馆费用不能支付。雷震感叹“一切与在日本的想象相去甚远”。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得给母亲写信求援。回到家乡静心反思一段时间后，雷震自觉罢学“无异于荒废学业，浪掷光阴的幼稚行为”。他跟母亲说想要回到日本完成学业，并承诺“此番前去一定可以考上官费学校”。回到日本后，许多功课已经落下，必须从头至尾温习。雷震开始没日没夜地苦读，由此还留下了失眠症的病根。1920年7月，雷震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特别预科”毕业。根据“中日两国关于留学生设置特别预科规定”，中国学生在第一高等特别预科一年修完后经过考试及格者，须分发至其他高等学校与日本学生同班肄业，然后再与日本学生一样的升入帝国大学。而雷震最终选择入读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八高”有很丰富的课余活动可供参加，校园内学生自己组织各种团体，例如诗歌会、绘画会、登山会等等不一而足。然而最让雷震感兴趣的还是校内日本学生自发举行的“议会演习”。每次“议会演习”，由学生自己组成若干政党，有的在朝，有的在野。有政府的施政报告，也有议员的质询，还有提案讨论等环节。上下午时需要角色交换，上午在朝的，下午就要改为在野。雷震在日后表示，“八高”三年对自己在政治上的成长最具有意义的一件事就是“议会演习”。在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的最后一年，雷震还出任了“华工共济会”名古屋分会副会长和夜校校长。1920年前后日本许多新工厂兴建，需要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因此日本各地出现了大批中国劳工，其中绝大部分是浙江青田人。因为中国劳工的急剧增加，导致了不少社会问题，一则语言不通，时常招致误会；另如住宿问题，卫生习惯和聚众赌博等原因，日本人对中国劳工的整体印象不佳。另有一些日本人抱怨这些中国人抢了他们的饭碗，因此时有滋事挑衅和欺凌中国劳工的事件发生。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华工共济会”孕育而生。这个组织由信奉基督教的社会事工团体，“救世军”和东京中国青年会联合发起，旨在帮助在日中国劳工解决上述问题和矛盾。1923年春，雷震从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毕业，原本雷震心中理想的第一志愿是报考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但未能如愿，只好退而求其次，最终考上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部政治学科。雷震此时对“政治”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他认为“凡是学习政治的人，自不能不注意考察这些实际政治的运用，尽管政治有其极为‘龌龊’的一面，而学习政治的人，对于这种‘龌龊’的一面，自不能不求个相当的了解”。在京都帝国大学学习期间，对雷震影响最大的就是森口繁治和佐佐木惣一两位先生。森口繁治早年留学法国，是个坚定的民主主义者，毕生致力于推崇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反对军人干政。雷震记忆里，森口先生研究最深入的是“比例代表制度”，“这种制度可以把少数人的意见，反映于构成国家意志的议会之中，以免陷入‘多数暴政’的局面。”佐佐木惣一教授则是日本当时权威的宪法学家，雷震对佐佐木老师的学问和风度十分钦佩，且从不曾缺过一节他的课，对于他的《日本行政法总论》一书，更是仔细地读过好几遍。为了便于记忆和下次翻阅，还在书本上用红墨水打了许多红线条，并在每页书头上写下许多“眉批”和“注解”。抗战前夕，这本《日本行政法》被中央政法大学教授刘百闵借去，雷震曾再三索要，刘却不予理睬。 佐佐木惣一教授雷震后来对于“宪政”的了解和掌握，并终其一生奉为圭臬，基本上就是在京都帝国大学就读时形成的。1926年3月，雷震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部本科毕业，本想继续跟随森口繁治教授研究宪法，但此时他的身体状况欠佳，只好听从朋友们的劝告暂时休学回国。雷震曾回忆自己生平有过三次在白天“遗精”的事，均因为疲劳过度和精神高度紧张导致的。前两次就是在读书期间，第三次是在国民制宪大会开幕典礼上。原想不过暂时修养一段时间，但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1927年2月，雷震突然被浙江省教育厅任命为“浙江省第三中学”校长。这次意想不到的任命，其实是因为当年梅溪高等小学校长韩宝华的推荐，而此时的韩宝华已经贵为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工人部部长。雷震 然而在浙江省第三中学校长任上雷震也并没有待太久，同年年底他就辞去了这一职务，在戴季陶的举荐下进入国民政府法制局担任编审，这倒是和雷震专业挺对口。1928年冬，法制局并入立法院，雷震又被征召至考试院担任编译局编撰，兼任中央军官学校的教官。自此始，雷震的仕途进入步步高升的顺风期。1946年雷震出任政治协商会议秘书长，因为工作关系，他和各民主党派人士多有接触。与青年党的李璜、左舜生，国社党的张君劢，职教社黄炎培，乡治社梁漱溟等人交往密切。加上抗战期间，中共驻重庆代表团的周恩来、董必武等人也与雷震多有往来。私底下更是有人戏称他是“国民党的统战部长”。面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这些民主党派各有各的政治主张，但实力所限均不足以抗衡国民党，也起不到类似西方宪政国家“在野党”的监督作用。雷震就曾直言：“当时那些靠每月向国民党政府领取津贴过日子，连办公房子住所和代步汽车都靠国民党予以施舍供给的所谓‘友党’，是不能担负起一个能监督‘在朝党’的‘反对党’角色，这样又如何能培养出一个民主国家的真正‘政党政治’来呢？”抗战结束后国共之间的矛盾持续激化，尤其徐蚌会战（即淮海战役）以后，国共势力此消彼长。面对战局不利和各方压力之下，1949年1月，蒋介石决定下野，由李宗仁代任总统。1949年3月，雷震、杭立武、傅斯年、王世杰等人在上海见到了胡适，大家对当前局势交换了各自的意见。他们一致认为，必须聚积自由主义力量，开展“自由中国运动”，以对抗“共产主义”的蔓延。通过创办刊物传播民主与自由理念，抵抗共产党势力的扩张；同时督促政府改革政治经济。胡适主张效仿二战时戴高乐将军领导的反纳粹“自由法国运动”，以《自由中国》命名计划创办的刊物。雷震日记记载，这年4月3日，雷震与王世杰等人赴溪口看望下野的蒋公。蒋介石邀请他们共赴晚餐，席间，雷震将与胡适等人意欲发起“自由中国运动”、筹办《自由中国》杂志之设想报告给蒋介石，蒋“渠表示赞成并愿赞助。”《自由中国》杂志原本打算在上海或南京刊行，但没曾想大厦将倾时倒下的这么快，国民党的长江防线很快就被突破，“划江而治”的设想瞬间幻灭。不知道此时的蒋介石是否会想起，北宋之初，赵匡胤大军攻打南唐，后主李煜不敌，请求言和，划江而治，宋太祖不许。李煜自知大势已去，写下一首无比悲伧的《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销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离别歌，垂泪对宫娥。1949年4月23日深夜，中共军队开始横渡长江，直取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后来雷震听左舜生告诉他：“中共军队之所以这么快渡过长江天险，是因为用金条买通了顾祝同的老部下、时任江阴要塞少将司令戴戎光。”但等共军渡过长江后，不仅未付谈妥的金条，戴戎光也被俘了。关于戴叛变一事，李宗仁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有提到。此时的战局已经十分吃紧，形势急转直下，雷震等人奉命协助汤恩伯防守上海。当时的上海警备司令陈大庆根据一份黑名单逮捕了四百多名学生，雷震知道后大发雷霆，在会议上板着脸对汤恩伯说：“尤以青年学生，我们要爱护他，孰无子女，我们要以父母之心待他，要凭良心办此事，早日了解此案。”陈大庆还主张要把滞留在上海的自由派人士罗隆基等人抓起来，扔进黄浦江，此事也因雷震坚决反对，方才作罢。很快上海也陷落了，继而整个中国大陆易主，城头变幻大王旗，蒋氏政权流落台湾，偏安一偶。1949年10月19日，雷震从厦门返回台北，《自由中国》半月刊进入真正的筹备阶段。26日，雷震、傅斯年、毛子水、张佛泉等人商议，计划先出两期，预算为五千新台币，由“教育部”赞助三千，“空军司令部”一千，剩余一千由雷震负责筹措。《自由中国》半月刊创办后由雷震任社长，胡适为第一任发行人，但因胡适本人此时尚在美国，具体发行人事务由雷震代办。《自由中国》创办初期，与国民党官方处在“蜜月期”，也确实受台湾省政府的资助。教育部每月提供三百美金；时任台湾省防卫司令的孙立人，还给军方订阅了《自由中国》；吴国桢在接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后，从1951年3月至1953年春，由省财政厅每年资助新台币两万元。1950年初，美国总统杜鲁门在白宫召开记者会时，明确宣布：“美国此时不想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者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也不利用其武力干涉台湾现在的局势。美国并不采取足以涉及中国内战的途径。同样地，美国政府也不供给军援与军事顾问于台湾的中国军队。”这表明美国方面有意放弃蒋介石政权。在这样的国际背景压力之下，蒋介石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多方拉拢自由知识分子，同时宣布要改造国民党，厉行民主和宪政等等。凡此种种都是为了向美国示好。然而国际形势瞬息万变。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迅速派遣第七舰队协防台湾，并与蒋介石政府续签《中美共同防御协议》。这一变化，让国民党当局意识到，自身在远东的战略利益，才是决定美国是否介入台湾事务的决定性因素。岛内施行民主或独裁，与美国是否援助台湾并没有直接关系。蒋介石没有了后顾之忧，开始故技重施，强化特务统治，加固党国体制。《自由中国》杂志的论政方向，也从一开始的“反共拒俄”，逐渐转为对蒋政权独裁的批评。1951年6月，《自由中国》第四卷第十一期发表由夏道平执笔的《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社论之后，与执政当局的关系就开始陷入摩擦。到后来失去了官方的赞助，军方也不再将《自由中国》列入“劳军刊物”。雷震本人还为此卖掉了台北市区金山街的房子和吉普车，以充办刊经费。国民党政府到台湾后，施行严厉的经济管制，严禁买卖金钞、套汇和地下钱庄。为了鼓励举报，举报人和侦办单位可分获百分之三十和百分之三十五的高额奖金。利益驱使之下，使得一些公职人员采用“钓鱼执法”，手段十分恶劣。《政府不可诱民入罪》这篇社论就是由此而来。
这篇社论发表后，雷震的家人接到了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彭孟缉的电话，扬言《自由中国》侮辱了保安司令部，他要与雷震算账。彭甚至准备采取行动，逮捕《自由中国》杂志社编辑，受到台湾省主席兼任保安司令部司令的吴国桢制止后，才未发生抓人事件。
1954年5月，《自由中国》刊发了一封读者来信，此信由三位家长联名寄给《自由中国》，对“党化教育”严重干扰校内正常教育，提出了言辞激烈的批评，对“青年救国团”颇有微词。信中说：“我们的教育应该是自由的教育，而不是任何一党包办的党化教育……全省的公立学校，都是用纳税人的钱来办的，教育当局和救国团不可借教育之名而行党化之实。”此前在1952年5月和9月，《自由中国》就已经分别发表了《“计划教育”质疑》、《对于我们教育的展望》两篇文章，对“党化教育”提出过隐约的担忧。而“青年救国团”的主任正是蒋经国。柏杨曾就职于“青年救国团”，他就评价说那不过是蒋经国培植私人势力的迷你王国。可想而知这篇读者来信刊登后会引来当局怎样的震怒，而直接后果之一就是雷震被开除了党籍。1955年1月11日陈诚在“司法节十周年纪念会”上指名雷震等人为“文化流氓，文化败类，制造矛盾，为匪张目，假借民主自由之名，恶意攻击政府。”可以说这一阶段的雷震和《自由中国》与当局的矛盾已近白热化。1956年10月31日，蒋介石七十大寿。蒋本人表示，盼望海内外同胞“直率抒陈所见，俾政府洞察舆情，集纳众议，虚心研讨，分别缓急，采择实施。”雷震等人闻风而动，策划了一系列文章，这就是轰动一时的《自由中国》第十五卷第九期“祝寿专号”。这期“祝寿专号”的系列文章，对蒋介石总统任期问题，如何保障言论自由、司法独立、监督政府权力等等敏感话题抒发意见。一经发售，便被抢购一空。当局自然不会坐视不管，这些“建言”被视为对当局的严重挑战。官方控制的《中央日报》、《青年战士报》、《幼狮》、《政论周刊》等宣传喉舌，对《自由中国》发起了围剿。“祝寿专号”之后，当局可谓软硬兼施，他们希望雷震放弃这样的言论立场，若雷震同意，则安排其出任“驻日大使”。然而此时的雷震对仕途早已淡然。受到当局的公开打压，刊物的印刷都成了令雷震十分头疼的事。自1949年11月20日创刊起，到1960年9月4日被迫停刊，《自由中国》先后换过七家印刷厂。警备总部的特务、宪兵司令部的特务和台北警察局的特务，不厌其烦地来骚扰。经过种种现实的重创，以及国民党对台湾岛内控制的步步紧缩，雷震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台湾社会如果想走向民主政治的道路，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1956年—1957年，雷震多次写信给胡适，希望胡适出面来领导一个反对党。雷震认为胡适是团结各方人士，协调各团体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最合适人选。雷震在信中说：“先生不愿谈政治，但今日局面，势非逼先生走上这一条路不可。我说这些话，决不是我一个人的意思。”但胡适始终抱着“支持但不领导”的态度。胡适还曾以孟子的话回复雷震：“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此后雷震入狱，胡适一直对他抱有“我虽未杀伯仁，但伯仁因我而死”式的愧疚。《自由中国》社的殷海光、傅正、聂华苓等人也一直对胡适持保留态度，认为胡适先生在某些重大问题的处理上，未免过于爱惜自己的羽毛。1959年，蒋介石第二任总统任期即将结束，蒋谋求三连任已是人尽皆知的事。各路御用文人，纷纷绞尽脑汁，尝试在“不修宪”的前提下为其连任寻找法理依据。《自由中国》连发二十多篇文章，抨击“三连任”，火力之猛让人深捏一把冷汗。连社内的夏道平都担心，再登此类文章，怕是要遭暗杀。1960年4月24日，台湾举行第四届省议员以及第四届县、市长选举。最终国民党在两项选举中获得“绝大多数胜利”，还宣称此次地方选举“完全在公平的基础上作公开合法的竞争”。《自由中国》随即发表社论《这样的地方选举能算“公平合法”吗？》，对国民党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在选举过程中违法舞弊行为毫不留情地批评。社论中还说：“民主自由是要靠大家努力争取来的，今后唯一有效的补救方法，就是要靠这些笃信民主政治的人士，大家联合起来组织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以与国民党抗争。”5月18日，雷震参加由在野党以及无党派人士发起的本届选举检讨会，大家一致抨击国民党选举舞弊等乱相，并对组建新党交换了各自的意见。1960年9月4日上午，台湾当局派人将雷震宅邸和《自由中国》杂志编辑部包围，强行带走了雷震和《自由中国》编辑傅正、发行部经理马之骕、《自由中国》前会计刘子英。当局给雷震等人罗织了六大罪名：“倡导反攻无望；主张美国干涉内政；煽动军人愤恨政府；为共产党作统战宣称；挑拨本省人与大陆同胞间感情；鼓动人民反抗政府流血革命。”
杂志社前会计刘子英在当局威逼利诱和蓄意引导之下，“供认”自己是来台“匪谍”，并将来台任务告知了雷震，劝雷震为“人民立功”。雷震随即被戴上了“知匪不报”的罪名，而等待雷震的是十年的牢狱之灾。“雷震案”震惊了海内外，香港《新生晚报》发表文章《台湾的“莫须有”党狱》指明，雷震一介书生，无枪无兵，凭什么力量来叛乱？当时正在美国出席“中美学术合作会议”的胡适得知案情后，给陈诚打了一封电报，极力为雷震辩护。此后他又接受了记者采访，胡适表示，雷震的目的不过是要争得言论自由，他所作所为对得起自己、朋友，也对得起国家。哪怕在监狱中，同情雷公的也不乏其人。雷震曾收到某位狱友送来的纸条，还特别标明阅后即毁。纸条上写到：德不孤，必有怜，愿先生勿因此而气馁，太公举于渭水，夷吾囚于士，“国父”蒙难于英，皆先贤虽殊途而同归也，凡此三贤，未尝不先难后获，危然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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