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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FDUGA，作者：曲慎捷 在日本的东京棋院，以“深奥幽玄”命名的对局室保留至今，“幽玄”也正是中国围棋观传入日本后与日式审美与精神的融合之处，其源头往往被认为在魏晋时期。同时，围棋有几项重要的发展是在魏晋南北朝形成的，而形式、规则的变化与观念与精神上的转变密不可分。因此，本文着眼于《世说新语》等中日与围棋相关的文本，探寻这一时期围棋观的发展与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世说新语》中有一些关于围棋的篇目，以“常常体现出主人公的'雅量’”[1]而为人所知，而这一时期文人化的围棋也被赋予了艺术性与超越性，出现了“手谈”、“坐隐”等别称——这些都是大家惯谈的。但是，围棋作为一种游戏并非一开始地位就如此之高，与中日各类与围棋相关的材料相比，其中精神内核的异同也值得品读一番。 一、“小数也”  《论语·阳货》篇中载：“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己。”[2]可见孔子是将博弈并称的。《孟子》中也称：“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3]很显然，春秋战国时期的围棋地位与博是对等的，被视作是娱乐活动的一种，并不十分突出。而到了两汉，围棋逐渐被赋予了游戏性之外新的意义。最早有记载的西汉时期的围棋活动参与者是刘邦和戚夫人。干宝的《搜神记》中是这样讲的： 戚夫人侍高帝，于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户竹下围棋。胜者终年有福。负者终年疾病。[4] 下围棋的目的在这里成为了讨个吉利，在此前是未见的。当然，围棋在更多的时候仍是单纯的游艺，而若是要为其增添名教上的正当意义，便需要与儒家学说进行联系。班固在《弈旨》中提到：“局必方正，象地则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5]，便将围棋与仁德联系了起来。而杜陵说得更加直接。作为西汉时被誉为天下第一人的围棋高手，有人讥讽他下棋靡费时日，他便回答道：“精其理者，足以大裨圣教。”[6]需要注意的是，在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能被称作“圣教”的只有儒家，杜陵此说便是将围棋的价值上升到了对理解儒家学说大有裨益的高度，但实则也难以提升围棋的地位、为围棋注入更为具体的内涵。 [1] 骆玉明.世说新语精读[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2]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3] 杨伯峻,杨逢彬注译.孟子[M].岳麓书社,2000. [4]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7. [5] 欧阳询.汪绍楹校注.艺文类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6] 葛洪撰.周天游校注.西京杂卷[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二、游戏中的战争性：外向的超越 除非出现特例，围棋本身应该是会分出胜负的，其布局、中盘、收官的不同阶段和两方相争的基本游戏方式使得它常常被与战争联系起来。而在汉魏六朝时期，有不少文人写作的“围棋赋”，便多以战争作为围棋的借喻对象。这种手法大致始于东汉马融的《围棋赋》。西晋曹摅如此概括： 昔班固造奕旨之论，马融有围棋之赋，拟军政以为本，引兵家以为喻，盖宣尼之所以称美，而君子之所以游虑也。[7]  “拟军政以为本”、尤其是战争的部分，确实是普遍的现象。“踔度间置兮，徘徊中央；违阁奋翼兮，左右翱翔”是布局；“道狭敌众兮，情无远行；棋多无策兮，如聚群羊”直入中盘，引出双方军阵的大战，犹如黑白大龙相互绞杀。作为名将马援的后代，马融虽是文人，却也可有此雄壮之辞。而曹摅自己的抒写则更具有军事理论色彩： 于是二敌交行，星罗宿列；云会中区，网布四裔。合围促阵，交相侵伐，用兵之象，六军之际也。张甄设伏，挑敌诱寇，纵败先锋，要胜后复，寻道为场，频战累斗。夫保角依边，处山营也。隔道相望，夹水兵也。二斗共生，皆目并也。持棋合，连理形也。[8] 他的战术是“挑敌诱寇”，而不是马融采取的正面对冲，有“兵不厌诈”和心理战的色彩。“纵败先锋，要胜后复”，在战场上是战略追击，在棋盘上是扩大优势。如此种种，都体现出了这一时期围棋赋写作者为围棋加入的战争性。这无疑是对于单纯的游戏性的超越，而且是一种向外的超越，着眼于围棋中的战略与机窍。但实际上，魏晋时期围棋观的主流并非是外向的，而是内向的。虽然许多时候仍与战争有相关之处，但想要表达的精神已大相径庭，这点《世说新语》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7] 欧阳询.汪绍楹校注.艺文类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8] 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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