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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没有哲学？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始作俑者是黑格尔，他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哲学从希腊开始，由于东方人的精神还沉浸在实体之中，尚未获得个体性，因而还没有达到精神的自觉或自我意识。所以，所谓中国哲学还不是哲学，不过是一些道德说教而已。①张志伟《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 “哲学”二字是日本学者西哲经过反复敲定之后翻译出来的，后来又被留学日本的黄遵宪带回中国。在此之前，翻译Philosophy是个大问题。利玛窦把西方的哲学带到中国后，跟当时的士大夫交换意见，翻译为“爱智学”，则是根据希腊文的流源来翻译的，Φιλοσοφία是“爱”与“智慧”的组合词，还有追求的意思。大概是追求智慧的学说。 晚清翻译家严复，意识到了中西概念内涵混淆的问题，他主张用音译，称其为“费拉索非之学”。中国人理解的“智慧”，一般都是指做人做事的，跟古希腊指向自然界的确定性知识是不同的。西周最早采用的是“希贤学”，取“希求贤哲”的意思，原文出自周敦颐：“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后来又反复敲定，在1874年《百一新论》中说：“将论明天道人道，兼立教法的philosophy译名为哲学。”②李村山《“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 无论是“中国哲学”还是“国学”，这两个名词都是新事物，是基于西学东渐背景之下产生的。黑格尔的意见，我们完全没必要参考，他对中国的了解是基于道听途说。在西方文化优越论的加持下，不贬损几句中国，似乎显不出他的优越来。第一他是不了解中国，第二他的目的是为了炫耀自己的优越。这根本不是学术的态度。随着解放思想运动，黑格尔哲学在中国热了起来，黑格尔这么说，研究黑格尔的人也这么传，这就有很大问题的。真正的“合法性危机”是出现在这个时候。 一般说起中国哲学，绕不开胡适和冯友兰两位先生，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半部分交卷之后再也就没了下文了，这是学术界的一大遗憾。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是真正意义上第一部完备的哲学史著作。很多人以此为依据，说在二位先生之前，中国是决然没有哲学的。实际上是对黑格尔论断的再一次证明，他们绝的黑格尔的证据站不住脚了，需要补充一点新证据。 冯友兰本人的见解是，中国虽然不具备西方哲学的形式，但实质上是具备哲学的内容的。牟宗三是从哲学的定义来说，凡是对人性的活动所及，以理智及观念加以说明的，便是哲学。他对哲学定义跟西方哲学家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冯友兰是通过“有实无名”来回答中国有哲学，牟宗三是通过改哲学的定义使中国既有哲学之名，又有哲学之实。但是这两种做法，都不足以令后来的晚辈们信服。 随着“虚无主义”思潮的蔓延，中国何止没有哲学？连历史都没有，连文化都没有，甚至连民族都没有。于是学术界本着“强国保种”的目的，重新进行了一次“澄清”和“论证”。如果中国没有哲学的话，那么“中国哲学”这个学科是怎么回事？各大院校的哲学院又是怎么回事？讨论这个问题，已经远远的超出了学术研究的范围，成了捍卫学科建制的意识形态斗争。 我个人认同冯友兰的观点，中国有哲学之实，但是古代没有这个名词。本体论、宇宙论中国古人不是没有研究，我们从典籍中可以找到丰富的材料，老子以“道”作为本体，王充以“气”作为本体，黑格尔所批评的也仅仅是王弼以“无”为本体。宇宙论古代也很多的，光是宇宙演化形式就有十多种不一样的。而且还制造出了模拟宇宙运动的浑天象和观测宇宙天文的浑天仪。至于伦理学那就更不用说了，儒家第二，就没人能当第一。哲学的内容在古代都很发达的，只是没有叫“哲学”这个名字而已。 现在应该考虑的问题，不是中国有没有哲学的问题，而是未来的中国哲学怎么走的问题。我们都知道，胡适、冯友兰以及他们的学生，都是按照西方学术规范来建立中国哲学体系的。这种做法导致很多理论上的问题，中西方很多概念不是对等翻译的，但是导致中国人只能对等的来理解。比如“存在”者概念，本身西方哲学史中，就有“是”和“有”两层意思，翻译过来后全成了“存在”了。而中国的“道”、“易”、“阴阳”、“八卦”等名词在上个世纪西方都统一采用音译了。 除了中西方文化交流之外，最大的问题在于，传统的学问，能不能采用西方的解释学来阐述？古代不仅仅是没有“哲学”两个字，与之相关的“世界观、方法论、本质、现象、个别、一般”等哲学名词一概都没有。这些字虽然看上去都是汉字，但是其内涵是根据西方思想定义的。这里面的问题在于，老子从来没有按照世界观、宇宙论的形式来考察过世界，现在注解《道德经》能不能用这种形式来表示老子的思想和主张？如果能的话，它的合法性在哪里？如果不能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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