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早的一部记述中山国历史的专著是西晋时人张曜所著《中山记》，可惜散佚了。《太平寰宇记》、《资治通鉴》等文献资料所叙中山国有关史实，仍基本因袭旧说。清朝王先谦撰录了《鲜虞中山国事表疆域图说》一书，保存了二千余年来中山国史料。自1946年杨宽的《中山武公初立考》、1958年蒙文通在《周秦少数民族研究》中“白狄与中山”、1962年马长寿《北狄与匈奴》中“北狄部落和部落联盟”等为中山国的起源和早期历史研究作了较大的努力。自从1974年11月至1978年6月，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在平山县三汲村的考古收获，新材料的发现，促进了对中山国历史的进行研究。许多学者、专家从各个方面，对中山国史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在目前的史料前提下，中山国史可以说已经研究得比较充分了。但由于春秋战国时代对北方的“狄”的一些活动究竟是赤狄、白狄，还是长狄，并不注意相区分，造成了记载上的模糊性。而中山国历史活动则主要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且并没有专门的记叙史料，所涉及的事件记载往往比较简略，史料非常有限。因此，对中山国史的研究，到目前为止，仍是存在许多地方没有梳理清楚，导致研究中出现各种各样的分歧。本文结合现有的相关中山国的史料及考古资料，对中山国的相关史料再作一些重新认识和梳理。一、鲜虞与鲜虞国由于长期对鲜虞的族源关系认识不清，所以，将鲜虞与白狄、中山国绑在一起，成为中山国历史研究最大的麻烦。首先将鲜虞分离出去，再来认识中山国的源流关系。“鲜虞”一名最早出现于《国语·郑语》。《国语·郑语》幽王八年（前774年）云：“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隋、唐；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则皆蛮、夷、戎、狄之人也”。此处的“狄”当指白狄，而“鲜虞”明显以一个单独族群并列其中，由此看来，“鲜虞”并不是“狄”。《左传·昭公十二年》杜注：“鲜虞，白狄别种。”也认为“鲜虞”不是“白狄”，归入“别种”。那么，“鲜虞”究竟何人？约在公元前2700年以前，山西的舜帝推翻了尧帝的陶唐朝，建立虞朝，当时可能称“夏虞”。约在公元前2300年前后，大禹推翻了“夏虞”，建立了“夏后”朝。在社会动荡变革中，以有虞氏为主体的夏虞朝的遗民向外迁徙。河南的虞城、浙江的上虞大概是这次向东迁徙的印迹。向北迁徙的走的过远的，目前还未找到踪迹，而大部分停留在农耕与游牧结合部发展。在河东的称“鲜虞”，在河西的称“猃狁”。“鲜虞”和“猃狁”实际就是“夏虞”的记音。“猃狁”在陕西北部、泾水一带活动，西周中后期，发展最盛，曾发展到甘青一带，秦人在西汉水的老巢就是被他们给端掉了，才有了非子这一支的发展。后来集结于泾水中游一带，形成国家，这就是“义渠”。“义渠”是“有虞”的记音。义渠处于农耕与游牧的交界地带，抵挡了北部游牧族群的向南深入，对秦国的发展起到了屏障作用，也是为秦最后统一中华农耕区具有重大贡献的。“鲜虞”这一支从晋南北迁，大致生活在太行山中北部西侧一带。《山海经·北山经》云：“石山，鲜虞之水出焉，而南注于虖沱”。据谭其骧《山经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载《中华文史论丛》第七辑）考证，今源出五台山西南流注于滹沱河的清水河即是鲜虞之水。说明他们在这一带生活很久。历经夏后、夏、商、西周，他们已发展成为一个很大的族群。从太行山北端及中部的陉井向东部扩散。到春秋时期，已遍布今保定、石家庄一带了。“鲜虞”是夏虞朝遗民，主体应是山西舜帝之后裔，不属于姬姓部落。所有将鲜虞归入姬姓，并没有多少根据。公元前530年，晋灭肥国，“以肥子绵皋归（《左传·昭公十二年》）”。而山西舜帝时，在陕西户县建有扈氏，商祖上甲微曾报杀父之仇，杀了有扈氏的首领绵臣。两者都是“绵”字系列，疑其与有扈氏同为山西舜帝一支后裔。河北新市（今河北正定市东北四十五公里的新城浦）古时有鲜虞城，更是增添了另一层混乱。《汉书· 地理志》注引应劭云：“新市，本鲜于子国，今鲜虞亭是也。” 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中山国新市条：“有鲜虞亭，故国，子姓”。《路史》载：“鲜虞：续志云：子姓国，鲜虞子，中山新市也。有鲜虞故城，白狄别居，种最大，晋伐之。（昭十五定四哀六。）今定之新乐。（《通典》）汉卢奴故鲜虞县，后周鲜虞郡，唐镇州。（应氏地理记：左人城西北四十左人亭鲜虞故邑。左人即今定之唐县）”。从此又引出鲜虞子姓一说。1977年天津武清出土的东汉《鲜于璜碑》亦说鲜虞璜为殷“箕子之苗裔”。更证实了子姓一说。不仅为子姓，而且为箕子的后裔。《后汉书》卷41《第五伦传》李贤注引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姓氏篇》称“武王封箕子于朝鲜，其子食采于朝鲜，因氏焉”。后来注家或认为“朝鲜”为“鲜于”的误文，或认为是武王封箕子朝鲜，其子食采于，因合称鲜于。关于“箕子封朝鲜”的记载，目前所见始于《逸周书》。云：“王曰：‘咨尔商王父师。……朕殚厥邦土，靡所私。乃朝鲜于周，底于遐狄，其以属父师。”显然，封箕子于朝鲜的目的是阻止狄人对中原的侵扰。而正定一带正是狄人入侵的必经之地，所以，封箕子于正定的鲜虞城一带是可能的。今之“朝鲜”似乎过远，并不在西周的疆域范围，也起不到防狄的目的。《山海经》所说的“朝鲜”在潼关风陵渡以西，并非边地。因此，“朝鲜”为“鲜虞”之误文是有可能的。箕子被封之正定一带顺则防狄，叛则可卫燕南北夹击，实为双“防”之举。如果正定的新市一带确为周初箕子封地，那么，在箕子受封之前，这一带应是鲜虞人的地盘，筑有鲜虞城。而箕子受封以后，占据了“鲜虞城”，箕子后裔便以“鲜虞城”的地名为姓，实为子姓后裔。而舜帝后裔的“鲜虞”并不姓“鲜虞”，所以，从自周初始，以“鲜虞”为姓的并非鲜虞族群，实为“子”姓殷之后裔。而鲜虞族或鲜虞国与“鲜虞”姓无关，也与“子”姓无关。以上史料记载，还能说明另一问题，至少到商朝末期，鲜虞这一族群已扩散到正定一带，可能组成了方国。后因箕子被封于此，或挤走他乡或融于其中了。进入春秋以后，扩散在河西、河东的山西虞朝的后裔先后完成了国家体系的建立，河西为义渠、河东为鲜虞。公元前677年，晋献公继位，一方面诛杀同族巩固君权，一方面在晋中南大力扩张，先后灭掉霍、魏、耿等十数小国，使晋国快速成为强国大国，但也造成晋中南地区的剧烈动荡。导致晋南一部分戎族迁入伊洛山区，到公元前649年，周襄王之弟叔带觊觎王位，联合杨泉、泉皋、伊洛诸戎攻打王城，这部分戎族已参与周王室的纷争，已是一股不小的势力。这一动荡向北、向东传递，打破了太行山东北部的平静。山西中北部的鲜虞人再次向太行以东涌入。在太行山东面，鲜虞人形成一股不可小视的势力。鲜虞这一族突然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是公元前662年对邢国的攻击，一出场亮相就是一副强势形象。《吕氏春秋·简选篇》：“中山亡邢，狄人灭卫”，这里所谓的“中山”是指鲜虞。天平、王晋的《狄灭邢、卫实为中山灭邢、卫考辨》已经讨论了这一点，但他们所说的中山，实际也是指鲜虞。自公元前662年以后，活动在太行山以东，黄河以北的这支鲜虞人，史料多称为“狄”。因都于“中人城”，原中山之地，所以，自从“中人”一役为晋所败之后，史料也有称其为“中山”，以其地名代替鲜虞。根据《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至僖公二年（公元前662—658年）的记载：鲜虞人公元前662年冬十月，首先对邢国发起攻击，庆幸这时齐桓公执政，齐国正盛，极时出兵相救，邢国得以保全。公元前659年，再次对邢发起进攻，齐桓公又组织齐、宋、曹三国联军救邢，联军只开进到聂北（聂北：在山东茌平西。公元前635年邢亡入齐），便与溃逃的邢人相遇。二次救邢后，“邢迁夷仪，诸侯城之”。邢国所迁的夷仪，尚有两说。一说在今邢台的西边（今浆水附近），一说在今山东聊城的西南。这可能第一次攻邢已攻破邢都，安置于浆水。第二次攻邢后，邢迁都于聊城西南一带。卫文公虽有光复卫国之志，尚不能收复原卫国疆土，有何力灭亡北边的邢国。由此看来，邢国最后落脚地应在聊城一带。在第一次破邢之后，公元前660年，鲜虞一路南下，对卫国发起攻击，攻破卫都朝歌后，“遂従之，又败诸河”。卫在齐国等的帮助下，“诸侯城楚丘（河南滑县东）而封卫”，从此，沦为一个小国。鲜虞占据了邢、卫大部分地盘，此后与齐、邢、卫多有接触。据《左传》记载：公元前642年，“邢人，狄人伐卫，围菟圃”。公元前640年，“齐、狄盟于邢，为邢谋卫难也。于是卫方病邢”。公元前639年，“狄侵卫”。公元前630年，“狄侵齐”。公元前628年，狄有内乱，卫乘机攻狄，狄乞和，二国会盟。公元前629年，“狄围卫。卫迁于帝丘（河南濮阳）”。公元前628年，“夏，狄有乱。卫人侵狄，狄请平焉。秋，卫人及狄盟”。公元前627年，“狄侵齐，因晋丧也”。以上所谓的“狄”，大致就是鲜虞人这一时期的活动。在虞鲜人攻邢败卫的强势出场后，再一次引起注意，已经到了公元前530年前后。公元前635年，晋文公时，周天子赐给的樊、温、原、攒四邑，晋的疆域到达了太行山南部和黄河北岸地，渐向东、北发展。邯郸是赵穿的封地，早已是赵氏的地盘了。公元前587年，栾书为中军元帅时，食封于栾邑（今赵县境内，栾城县由此得名）。公元前546年，弥兵大会后，晋国得以专力向北、向东发展。公元前541年，晋国首先向北山戎无终氏及群狄发起攻势，“晋中行穆子（荀吴）败无终及群狄于大原，……大败之（《左传·昭公元年》）”，迫使其北徙代地（山西浑源到河北蔚县一带）。为了控制太行井陉通道向太行山以东扩展，清除散布于山西盂县、昔阳一带的戎狄障碍便是下一个目标。公元前530年，“晋荀吴伪会齐师者，假道于鲜虞，遂入昔阳。秋八月壬午，灭肥，以肥子绵皋归（《左传·昭公十二年》）”。晋国一出手，首先灭掉了鲜虞的一支肥国。第二年，“鲜虞人闻晋师之悉起也，而不警边，且不修备。晋荀吴自著雍以上军侵鲜虞，及中人，驱冲竞，大获而归（《左传·昭公十三年》）”鲜虞的国都可能就在中人，这一次直奔鲜虞的主体，使其遭遇重创。公元前527年，伐鼓（河北晋县）。“晋荀吴帅师伐鲜虞，……围鼓三月，……鼓人告食竭力尽，而后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鸢鞮归（《左传·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21年，“鼓叛晋”，第二年，“六月，荀吴略东阳，使师伪籴负甲以息于昔阳之门外，遂袭鼓，灭之。以鼓子鸢鞮归，使涉佗守之（《左传·昭公十二年》）”。晋国这一次打击行动，至少并没有完全灭掉鲜虞和鼓，而是使其臣附与晋。鼓国的叛变，使鼓国彻底灭亡了。《国语·晋语九》载：“与鼓子田于河阴，使夙沙厘相之”。鼓子鸢鞮还是给划了一块吃饭的地方。从此，肥、鼓淡出，不著于史。此后晋与鲜虞长达近20年，没有大的冲突。公元前507年，晋与齐、宋、卫等国在召陵会盟，图谋伐楚，鲜虞趁机举兵反晋，“秋九月，鲜虞人败晋师于平中，获晋观虎，恃其勇也（《左传·定公三年》）”。随后，遭到晋国报复。公元前506—505年 “晋士鞅、卫孔圉帅师伐鲜虞”；“晋士鞅围鲜虞，报观虎之败也（《左传·定公五、六年》）”。公元前497年，由赵氏内讧演变为晋卿内争。晋定公和智、韩、赵、魏挫败晋国的范氏、荀氏势力，晋卿中行寅、范吉射逃往朝歌（河南淇县）和邯郸氏赵稷联合对抗，并在齐景公的斡旋下，齐、鲁、卫、郑等国支持这支反晋势力。公元前 494 年，赵鞅率军围朝歌，齐、卫、鲁、鲜虞联军攻晋五鹿（河北大名东）以救范氏。随后，齐、卫、鲁、鲜虞联军攻占晋棘蒲（河北赵县境）。鲜虞介入了晋卿内争，加入到齐、鲁、卫联盟。公元前491年，赵鞅包围攻克邯郸，荀寅奔鲜虞，赵稷奔临。齐国将国夏伐晋，取邢、任、栾、鄗、逆畤、阴人、盂、壶口，会鲜虞，纳荀寅于柏人（隆尧县西）。公元前490年赵鞅攻陷柏人城，荀寅、范吉射奔逃齐国，晋八年内战结束。公元前489年，晋赵鞅率师伐鲜虞。《吕氏春秋·权勋》曰：“中山之国有仇繇者，智伯欲伐之而无道也。为铸大钟、方车二轨以遗之。仇繇之君将斩岸堙溪以迎钟。……赤章蔓枝断毂而行，至卫七日而仇繇亡”。程恩泽《国策地名考》第十八卷《 由》：“方以智曰：‘春秋仇由国，今之太原府盂县也，智伯欲伐仇由，即此。’盂县今属山西平定州，东北半里有仇犹城”。仇由可能是散布在山西中部的鲜虞的一支，但不一定与立国中山地的鲜虞国有主从关系。又《古本竹书纪年》载：“晋出公十八年（公元前457年）荀瑶伐中山，取穷鱼之邱”。《水经注》卷十二《巨马水》引《竹书纪年》称：“荀瑶伐中山，取穷鱼之丘”。穷鱼之丘，《水经注》以为涞水所经之射鱼城即穷鱼之丘，在今涞水县西。杨守敬《水经注疏》据《太平寰宇记》称易县有鱼山，较之射鱼城距离中山为近，有待考证。又《国语》卷十五《晋语九·赵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云：“赵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胜左人，中人”。赵襄子为赵鞅之子，据《史记·六国年表》，赵襄子在位时间自公元前457年至425年，《国语》将此条置于赵襄子即位之后至三家灭智之前，即公元前457年到453年之间。赵襄子伐狄应在这一时期。《水经·滱水注》记载，滱水自倒马关南流，东过唐县南，“水出中山城之西如北。城内有小山，在城西，侧而锐上，若委粟焉”，“俗以山在邑中，故亦谓之中山城，”“言城中有山，故曰中山也”。《史记正义》引《括地志》称中人城“在定州唐县东北四十一里，春秋时鲜虞国之中人邑也。”西晋张曜《中山记》说中人城“城中有山，故曰中山”。“中山”之名可能因中人城而得名。进入战国后的这三次战争，皆言中山，而不提鲜虞，以“中山代鲜虞”，这是因为鲜虞都于“中人城”的缘故。有学者认为《国语》记赵襄子伐狄言“胜左人、中人”而未言灭，可能是有道理的。但自赵控制了左人、中人后，鲜虞已经失国，由此，便衰落下去了，消然淡出，绝于史籍。通过以上所述，可以明确鲜虞既非白狄，姬姓，也非箕子后裔，子姓。鲜虞实为山西舜帝后裔，鲜虞人立鲜虞国于中山之地，而非“中山国”，也未见自称“中山”，因此，鲜虞与中山国无关。战国后史料多以“中山”代替“鲜虞”，或以“狄”这一笼统概念代替“鲜虞”，以致造成许多错乱。剥离了“鲜虞”之后，再来讨论“中山国”，就少一个纠结。二、中山国的族源及中山复国关于中山国的族源，汉王符《潜夫论·志氏姓》云：“姮（姬）姓，白狄”。《世本》：“鲜虞，姬姓，白狄也”。《左传·昭公十二年》杜注：“鲜虞，白狄别种。”虽然多有将鲜虞与白狄相混淆，但基本指向“白狄”。白狄，姬姓是没错的。《战国策·秦策五》姚贾所言：“文公用中山盜，而勝于城濮”。这里的“中山盗”指狐偃，因城濮之战晋文公问计于狐偃之故。关于狐氏，《史记》云：“狄，其（重耳）母国也。” 《国语·晋语四》云：“狐氏出身唐叔。狐姬，伯行（狐突）之子（女）也，实生重耳”。《交城县志》记载“马鞍山亦称狐突山……西峰顶 （属古交），晋大夫狐突并二子毛、偃墓在焉。”由此记载看，狐氏大致在吕梁山东侧，属于“狄”，虽不是出于唐叔虞，但姬姓是可以肯定的。姬姓之狄，自然是“白狄”了。姚贾以“中山”指代出自白狄的狐氏，应该说，中山的族属，属于白狄是无疑的。白狄也称白狼狄或北狄。六千年前，炎帝统一关中渭河以南地区时，打败众多异姓部落，其中，轩辕氏的一部分迁入渭北来发展。从渭北北山扩散到河套这一区域的轩辕氏，称北狄或白狄。处于渭北平原的称犬戎。五百年后，在渭北这支轩辕氏出了一位黄帝，返回中华台（蓝田）。一场著名的“阪泉大战”，推翻炎帝政权，建立有熊华夏国。到春秋战国时期，北狄不仅分布在陕北，也扩散到河东吕梁地区。狐氏就是北狄扩散到河东的一支。北狄、大荔戎及临潼戏（姬）水骊戎（轩辕氏老族后裔）都是黄帝嫡系后裔。从春秋战国至今，中国人认祖于黄帝，却一直将黄帝后裔北狄、大荔戎和骊戎视为异族。中山国位于河北唐县、灵寿、定州一带，中山人属于北狄，那么这支北狄从何处而来？何时而来？这又涉及到“涿鹿之战”。黄帝创建了中华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将战败的姜姓部落作为奴隶，取了个贬义称呼“蚩尤”。蚩尤就是商代的鬼方，后来的赤狄。山西东南一带的潞氏、甲氏、留吁、铎辰和东山皋落氏就是黄帝时代流亡到晋南的蚩尤，炎帝的嫡系后裔。大约5100年前，有熊华夏国戎宣王时，蓝田南部羊峪一带冶金的奴隶工人发生暴动，被截杀于风陵渡；后对逃亡到晋南的蚩尤惨遭血洗。其后对逃脱的蚩尤一直追赶到河北涿鹿一带，展开了一场持续三年的“涿鹿大战”。期间，已经崛起的山西尧帝深入关中，“丹（赤）水”一战，推翻了黄帝政权。“涿鹿大战”，可能在山西尧帝出兵援助下，打胜了这一仗，将蚩尤赶到了北方草原或流落山东一带。但参战的北狄与犬戎将士已经失国，无法返回关中，就在原地生息繁衍。易、狄相通，易水之名因北狄之狄而来。中山人就是这些北狄中的一支，黄帝的嫡系后裔。中山这一支北狄，至少在商代已形成方国。《中山侯钺》铭文：“天子建邦，中山侯惟作兹军（斧），以敬（警）厥众”。“天子”应指周武王或周成王。从《中山侯钺》看，中山国可能是西周初年所分封的一个诸侯国。中山侯钺是一件能够证明中山国身份的重要器物，相当于今天的任命文件，所以才能保存下来。尽管中山国可能为周初分封的一个诸侯国，但也只是一个处于农耕与游牧边缘的一个小国。史籍中并未出现任何记载。尽管中山国的史料信息很微弱，但从公元前555年到公元前450年这一百来年间，其身影若隐若现地游荡于中原。《左传·襄公十八年》：“十有八年春，白狄始来”。“白狄始来”这四个字的出现似乎比较突兀。那么，这“白狄”是谁？为什么去鲁国？为什么突然出现在中原？显然，一切很平静。本文以为这个“白狄”就是中山人。因为，此后中山国偶尔在中原显露一个模糊的身影。中山本与鲜虞同在今石家庄一带生活。如果这支“白狄”就是中山人，那说明中山已经失国，流亡到了中原。如果中山失国，有两个时间节点：一是公元前662—659年，鲜虞攻击邢、卫时，周围小国自然逃脱不了灭国之灾。二是公元前628年的“狄有乱”。《吕氏春秋·简选篇》：“中山亡邢，狄人灭卫”。此“中山”、“狄人”虽指鲜虞，但有区分，说明其中可能也有中山人参与。那时有可能鲜虞与中山联手发起向中原的进攻，如果这样，中山不会失国。中山失国很可能是后者。因为中原人分不清谁是中山，谁是鲜虞，统称为狄。“狄有乱”就是鲜虞与中山发生冲突，中山国在这次“乱”中被鲜虞所灭。此后，鲜虞人占据中山国的中人城，以此为都。而中山人开始流亡于中原，形成了一个流亡政府。公元前555年，首次出现在鲁国地面。鲜虞发动平中之战的次年，公元前506年，因蔡侯曾被楚国久留不放而怀恨在心，求助晋国等诸侯，出兵攻打楚国，召集了一次召陵会盟。晋国荀寅向蔡侯索贿不成，便向晋国权臣范献子谗言阻止伐楚。荀寅以“中山国”说事，终于使这个中山流亡政府露出了水面。《左传·定公四年》记载：“春三月，刘文公合诸侯于召陵，谋伐楚也。荀寅求货于蔡侯弗得，言于范献子曰：‘国家方危，诸侯方贰，将以袭敌，不亦难乎?水潦方降，疾症方起，中山不服。弃盟取怨，无损于楚，而失中山。不如辞蔡侯。” 荀寅阻止伐楚理由是两点，一是鲜虞侵境，晋国有危，二是诸侯有贰心，这里的“诸侯”特指中山国。接着解释了中山国态度不坚决的两个原因：一是中山是北方人，深入南方，水土不服。二是中山与楚已经结盟，如果伐楚，就是弃盟，双方为敌，中山伤损不了楚国，而楚则随时可能将中山灭掉。这是唯一一次将流亡在中原的中山国显示出来。晋国六卿之乱，赵鞅率晋军围范氏、中行氏于朝歌。齐、卫、鲁、郑、鲜虞等国联手支持范氏和中行氏，齐国出粮援救朝歌，由郑军押运。公元前493年秋八月，卫废太子蒯聩与赵鞅在戚邑附近联合袭击了押运齐粮的郑军，赵鞅负伤，多亏蒯聩搭救，终于击败了郑军，“获齐粟千车”。史称“铁之战”。公元前492年，齐、卫出兵将蒯聩围于居地戚邑，蒯聩求救于中山。这便是《左传·哀公三年》所载：“三年春，齐、卫围戚，求援于中山”。这一记载，说明流亡中的中山国距戚（河南濮阳北）不会太远。《世本·居篇》称：“中山武公居顾”，春秋时期的顾，当在在今河南范县东南一带。流亡的中山国可能在范县一带。《战国策·中山策》记载了一则故事：中山君飨都士，大夫司马子期在焉。羊羹不遍，司马子期怒而走于楚说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挈戈而随其后者，中山君顾谓二人：“子奚为者也？”二人对曰：“臣有父，尝饿且死，君下壶飧饵之。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来死君也。”中山君喟然而仰叹曰：“与不期众少，其于当厄；怨不期深浅，其于伤心。吴以一杯羊羹亡国，以一壶飧得士二人。”这可能是有关流亡中的中山国的最后一次记载了。从内容看，此时的中山国，已经穷困至极了。中山没有邢、卫那样的条件，在齐桓公的支持下，有个不错的安置。这个白狄人的中山国是东方诸国瞧不起的，没有那个国家会给予主动帮助，在中原的生存之艰难可想而知。司马子期，应是楚国的司马子期。只因为一个“羊羹不遍”得罪了他，这就意味着得罪了楚国，先前的入鲁、盟楚、靠扰周王室，奉迎晋、蔡等，统统的努力前功尽弃了。不屑楚国动手，生存的艰难，复国梦的破灭，中山君彻底崩溃了。中山君带着二卒的逃亡，就连这个流亡的中山国也彻底消亡了。司马子期因楚内乱，公元前479年，被白公胜所杀。流亡中的中山国的消亡，大致在此之前的十年间。三、新中山国从公元前492年的“中山救戚”到公元前414年“中山武公初立”，其间有七、八十年的沉寂。新中山国最早见于《世本》：“中山武公居顾，桓公徙灵寿”；司马迁在《史记·赵世家》中云：“（献侯）十年（公元前414年），中山武公初立”。1978年中山王 墓在河北平山县发掘后，出土的方壶铭载有：“惟皇祖文、武，桓祖，成考”一语。这对新中山国的世系提供了直接的地下物证。新中山国究竟是什么人？东汉班固《汉书·古今人表》将中山武公列入“中中”栏，并自注“周桓公子”；南北朝徐广《史记音义》曰：“（中山武公）西周桓公之子。桓公者，孝王弟而定王子”。近人也有“周桓公子”之说，认为：中山王 方壶载的“皇祖文、武”，指周文王、周武王。“桓祖”是指周考王之弟、武公之父。如果如此，那将中山武公、中山桓公置于何处。显然，这一说法不能成立。本文倾向于与周王室无涉，为文、武、桓、成、 为新中山国君位相承关系。从《中山王 方壶》铬文：“皇祖文、武，桓祖，成考”这一排序看，这一支人明显是另起炉灶的，既没打算与周王室扯上什么瓜葛，说明他们不是中原人，当时的中原人还是或多或少希望与周王室扯上点关系，装一下门面。但他们也没想与原中山国续接族谱，以表示一脉相承，显然他们不是原中山国君的后裔贵族。唯一的是得到了“中山侯钺”，这是号召国人的权力的象征，也是在周代存在的合法性的证物。阚驷《十三州志》云“中山武公本周之同姓。”但未言同宗。可见这支人为姬姓。由此推断，他们可能是原中山国的与中山君贵族系统血缘比较远的白狄人。当流亡中的中山国的国君逃亡之后，这群白狄人便成了一盘散沙，其中有人站出来，重新组织起这支白狄人。从《中山王 方壶》可知，武公之前还有一个文公，而这个重新组建中山国的人可能就是不见于史籍的中山文公。“中山武公居顾”，自然中山文公也在顾地。从“居顾”到“初立”，其间有一个时空转换过程。从中原的顾地到中山旧地的立国，这一过程显然是由中山武公完成的。武公立国之地并非顾地。从其后的“魏残中山”与“桓公徙灵寿”来看，武公初立之地当距灵寿不会太远。公元前414年，武公立国于中山旧地，一个新的中山国又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那么，新的中山国是如何实现“时空转换”的呢？即从中原的顾地回到中山旧地？《战国策·中山策》载：“魏文侯欲残中山，常庄谈谓赵襄子曰：‘魏并中山，必无赵矣。公何不请公子顷以为正妻，因封之中山，是中山复立也’。”这段话隐约可以看到一点来由。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后，魏文侯实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的改革，其中尤以李悝推行的变法取得的成效最大，魏国军事、政治实力因而大增，成为当时的中原最强霸主。鲜虞为赵国所败之后，中山旧地实为赵国所控制，这引起韩、魏的不满。随着魏国势力的强盛，于公元前432年，魏文侯正式向赵提出“残中山”的要求，为了避免赵、魏征战，赵襄子接受臣子常庄谈的建议：一方面扶立起中山后裔“自立”，以遮人耳目；另一方面，将魏文侯之女公子顷封为中山君的正妻，做为封邑，不使魏文侯失望。自从流亡的中山国国国君逃亡到公元前432年，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了。文公之名只见于中山铜器铭文，史籍无载，可能此时中山文公早已去世，已是中山武公当政。“中山武公居顾”，说明武公还在中原的顾地。在赵国的这一策划下，终于是白狄人得到了一个复国的机会。因此，在魏国强势运作下，中山人顺利完成了“时空转换”，回到了中山旧地，做了魏国的傀儡。对于赵国，避免了与强魏的冲突，至少中山地盘没有被魏吞并。据段连勤《北狄族与中山》一文考订，新中山国的君位世系为：文公 — 武公 — 桓公 — 成王 — 王 — — 尚（胜）对中山国君的世系与年代的对应关系，据段连勤《北狄族与中山国》第111－123页的研究：第一世文公，约终于公元前414年；第二世武公，初立于赵献侯十年（公元前414年），其灭年为公元前407年，是亡于魏国的中山之君；第三世桓公，为“中山复国”之君，其在位年代约为公元前406年至前353年；第四世成王，其在位年代约为公元前353年至前328年；王 在位年代约在公元前328年至公元前308年； 在位年代约在公元前307年至前296年；尚（胜）是亡国之君，被赵国灭于公元前296年，大概只有几个月。史学界仍有争论，本文不再引叙。至少其中文公终于公元前414年还待商榷。公元前432年魏控“中山国”建立后，到公元前414年，“中山武公初立”，这十八年间，中山武公积极联齐，为中山的独立作准备。公元前425年，赵襄子死后，赵国发生内斗。公元前419年起，魏、秦展开了激烈的河西争夺战。中山武公趁魏、赵国无暇东顾情况下，于公元前414年趁机宣布独立。至公元前296年被赵所灭，这近一百二十年间，虽历尽坎坷，也曾成就为一个千乘之国。此后发生的主要事件有以下几宗。1．魏灭中山魏国经过十多年与秦的激战，取得河西之地。魏秦之战暂告一个段落。对于中山企图脱离魏的掌控的独立行为，自然不能容忍。公元前409年，魏国回师对付中山，得到赵国的支持，假道赵境直指中山。《韩非子·外储说左》称“吴起为魏将而攻中山。军人有病疽者，吴起跪而自吮其脓”。以名将吴起为统帅，挥师北上，进攻中山。可能对中山的情况了解不够，进展并不是顺利。后魏得到狄族出身、熟悉内情的翟黄、翟角，在其精心谋划下，采纳了他们提出的以乐羊攻伐中山、以李悝治中山的建议。公元前408年，以乐羊为统帅进攻中山。于公元前406年，“乐羊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战国策·秦策》）”，尽管白狄人守土卫国，拚死抵抗，最终落入魏国掌中。2．魏属中山魏灭中山以后，据《说苑·奉使》，魏文侯先封太子击为中山君，以赵仓唐为傅。三年中不让太子击返魏。后来赵仓唐向魏文侯进谏，魏文侯才改封少子挚为中山君，建立了一个魏氏中山国。听取翟璜的推荐，派李克（即李悝）治理中山。翟璜称：“（魏文侯）得中山，忧欲治之，臣荐李克而中山治（《韩非子·外储说左下》）”。封将军乐羊于中山故邑灵寿，负责军事镇守。《史记·乐毅列传》载：“魏文侯封乐羊以灵寿。乐羊死，葬于灵寿，其后子孙因家焉”。可见乐羊后半生的主要任务就是镇守灵寿。魏文侯在政治、军事措施上确立了魏氏对中山的统治，并维持了约30年的统治。《韩非子·难二》称：“李兑治中山，苦陉令上计而入多。李兑曰：‘语言辨，听之说。不度于义，谓之窕言；无山林泽谷之利，而入多者，谓之窕货。君子不听窕言，不受窕货’”。李兑即李悝。表明李悝在中山采取了减轻民众税收负担的财政政策和“不听窕言，不受窕货”的用人政策。同时将新兴的魏国政治、经济改革的措施带到了中山，这些都有利于缓解魏国同中山人之间的矛盾和促进中山经济的恢复和发展。3．中山再次复国《史记·乐毅列传》曰：“乐毅者，其先祖曰乐羊。……魏文侯封乐羊以灵寿。乐羊死，葬于灵寿，其后子孙因家焉。中山复国，至赵武灵王时复灭中山，而乐氏后有乐毅”。《史记索隐》道：“中山，魏虽灭之，尚不绝祀”。魏治中山不足30年，又出现了一次“中山复国”。经过魏治中山二十多年后，以魏为首的三晋联盟出现了裂痕。公元前387年，赵武公死，赵敬侯继位。公元前386年，自中牟（河南汤阴）迁都邯郸（河北邯郸）。“武公子朝作乱，不克，出奔魏（《史记·赵世家》）。”公子朝曾在魏国的支持下，引魏军袭击邯郸。三年后，公元前383年赵伐卫，卫向魏国求救，魏败赵师于兔台（河南清丰西南）并进攻赵旧都中牟。赵与楚南北联合伐魏，取魏棘蒲（原中山地）及魏黄城（河南内黄西）。这场战争至公元前381年结束。这三年时间赵、魏频繁交战，双方关系恶化，必然是造成魏氏中山孤悬一隅，失去魏国本土的支援。是中山人复国的一个有利之机，公元前380年，“齐起兵袭燕国（《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公元前380—378年，与齐国的矛盾上升，使魏、赵又迅速联合起来，“伐齐存燕”。魏、赵联军攻齐，一直打到齐地桑丘、灵丘。此三年，如果中山复国，必遭魏国干涉，风险性大，成功率低。因此，中山复国其时间应在公元前381年之前。据《史记·赵世家》云：“（公元前377年）与中山战于房子”。次年，“伐中山，又战于中人”。可知这已是赵与复国后的中山国间的战争。公元前343年，“中山君相魏（《史记·魏世家》）”，这里的中山君当是魏文侯少子挚或其后人，已经回魏任职了。赵国在中山复国之后，趁其立足未稳之际，连续发起了“房子”、“中人”两战。看来复国后的中山抗住了打击，未必扼杀掉。《水经注·滱水》：“其后（中山武公），桓公不恤国政，……后二年果灭。” 《世本》又说：“桓公徙灵寿”。看来桓公可能是从失国到复国的中山国君。中山王 鼎铭：“昔者吾先祖桓王，邵考成王，身勤社稷，行四方，以忧劳邦家”。这是王 颂扬祖、父两代 “身勤社稷”、“忧劳邦家”的业绩，还追称其为王。大致是桓公之世经历失国到复国，实现国家的光复，为中山走向强大奠定了基础。“桓公徙灵寿”的灵寿，根据考古资料证实，约在今平山县城北三汲乡东南，今灵寿县城西北约10公里处。城址南北4.5公里，东西4公里，地势北高南低，高差达40米。城址中部偏西处，有一道纵贯南北的城墙，把城区分隔为东西两城。魏国自李悝去世，吴起之楚，历魏武侯、魏惠王两代。国势一路走低。另外，魏国的拓展方向是向东发展，与齐作邻。中山复国之后，魏与中山就很少有瓜葛。东境一直与齐通好，而北部燕国尚弱。而最大的威胁来自西边日趋强大的赵国。中山国桓、成、 三代清醒地认识到“邻邦难亲，仇人在旁”。对于赵国的威胁，中山国防御与攻击并举，这就是“修筑长城”和“引水围鄗”。公元前369年，“中山筑长城（《史记·赵世家》）”。中山长城究竟在何方位，史书无载。据段连勤《北狄族与中山》分析认为：中山长城可能建在南与赵接境的古槐水北岸，即同赵国相邻的房子（河北柏乡）、扶柳（河北冀县）一线。赵攻中山主要有两个地点：南房子，北中人。房子位于中山南疆，中人位于中山北疆，分别是中山南北军事重镇。赵从赵都邯郸一带北攻中山，房子一带是首当其冲；赵从西北代地一带出兵，则是中人。西侧则仅靠太行山，中山只要控制鸿上塞与井陉关，赵军就无从进入。唯有房子一线处于平坦平原，又是洛阳、赵都邯郸北上通燕的南北通衢大道的要冲之地，其政治、军事、经济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对稳定南疆和防御赵国入侵，无疑具有积极作用。不过中山长城究竟处，尚待考古发现。鄗邑位于古槐水北岸，地当南北要冲，是又一处战略要地。鄗邑原为狄地，公元前491年，齐乘晋国内乱占领鄗邑，次年，齐撤兵为中山所有。魏灭中山处归魏，魏属中山崩溃时，赵趁机归为己有。中山复国后，为赵国和中山国所共争。中山“引水围鄗”就是在这种前因后果下中山所采取的军事行动，给赵国是很大威胁。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时曾说：“先时中山负齐之强兵，侵暴吾地，系累吾民，引水围鄗。微社稷之神灵，则鄗几于不守也。先王（指赵肃侯）丑之，而怨未能报也（《史记·赵世家》）”。 “引水围鄗”之战，据《北狄族与中山国》推测约在公元前332年齐魏伐赵之时。4．“五国相王”公元前334年，齐、魏已经“徐州相王”。魏在惠施“合齐楚以按兵”政策失败之后 ，采取公孙衍新的合纵政策，组建以魏为首的五国联盟，以对抗齐、秦、楚等大国的侵略。于是，公元前323年魏惠王与谋臣公孙衍（犀首）共同策划了赵、韩、燕、魏、中山“五国相王”活动。从此，中山国君改“公”称“王”，以一个中等“千乘之国”并列于“赵、韩、魏”等“万乘之国”之列，说明中山已是一个不可小觑的强国了。参与“五国相王”的中山国君是谁？一种意见认为是成王，一种意见认为是王 。从“魏灭中山”到“五国相王”，间隔八十多年。差不多也该是三代人了，本文倾向于王 。“五国相王”遭到秦、楚、齐等大国的强烈反对。除了秦楚外，五国联盟，对于觊觎中原霸主地位的齐国来说，自然不能容忍，所以，齐国极力破坏“五国相王”。据《战国策·中山策·犀首立五王》所记载，齐国为了破坏“五国相王”，便拿中山国来说事。齐王以“羞与中山为王”来要挟，中山派出使臣张登游说齐、赵、魏，燕等国，加之公孙衍发起的“五国相王”的目的在于对抗秦、齐、楚，而燕、赵更意在离间中山和齐国的关系，“燕、赵果俱辅中山而使其王，事遂定。”中山称“王”终于为各国所承认，但中山与齐长期联盟便也到头了，此后，两国关系渐行渐远，失去了唯一可以作为后盾的盟国齐国。5．中山伐燕燕王哙崇信儒家的禅让学说，别出心裁将君位“禅让”给相国子之，从而引发燕中内乱。公元前314年，齐宣王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干预。中山国相邦司马賙意识到这是中山扩张的极好机会，于是请求出兵，“愿从士大夫，以靖燕疆”（方壶铭文）。王 派遣相邦司马賙打着“王师”旗号，以“正君位”为名，“率三军之众，以征不义之邦”，借机获得了燕国大片疆土。据中山铁足铜鼎铭文所记，中山“辟启封疆，方数百里，列城数十，克敌大邦”。回师后司马賙得到了周天子的奖赏，“诸侯皆贺。”其后由于大国的干预，齐军撤出，燕王室复国，中山夺取的领土大部又被收回，不过也有不少领土被中山占据了。中山铜器圆壶铭文中说：“敬命新地，溥祠先王，世世毋犯，以追庸先王之功烈”。所言立誓要保有“新地”，可能就是从燕国获得的新地，此时中山国进入极盛时期。但与燕交恶已是必然，即使齐国也种下了后来几乎亡国的仇恨。关于中山的疆域，《战国策·秦策》说：“昔者中山之地方五百里”。段连勤《北狄族与中山》考证：“中山国的疆域，南北从至鸱之塞约四百里，东西从井陉至薄洛水约三百里”。栗永《回望滹沱河·中山五问》说：“这一时期，中山的国土疆域扩大到“方五百里”— 北抵鸱之塞（唐县西北倒马关），中山国的北界约在今保定市、满城向西一线；扶柳（冀县之西部)、鄗（柏乡县北10公里的固城店）、房子（高邑县西南7.5公里的仓房村）为中山南部边邑，故中山国的南界约在今冀县、高邑一线；西界西至太行深处井陉境内的长城；东界约在今保定市至冀县一线。中山国占据了现冀中地区，包括现在石家庄市的大部和保定市的一部”。由此看来，中山国的疆域大致在此范围。6．赵亡中山中山复国，历经桓王、成王、王 三世的治理，达到了极盛时期。初期的中山国采行中立外交。马陵之战后，由原来齐、赵抗魏转化为齐、魏结盟对抗赵国。公元前332年，中山会同齐魏伐赵，决槐水围鄗邑。中山与齐、魏为盟。后因“五国相王”与齐国这一传统盟国的关系留下了裂痕，从此，齐国“闭关不通中山之使（《战国策·中山策》）”，断绝外交关系。燕国子之之乱，齐军入侵，中山背盟北略，恃齐伐燕，占取燕大片土地，从此与燕交恶，使中山处于一种外交失助的境地。当赵国兴兵讨伐中山时，齐、魏、燕等国都没有出兵干预。中山国楔入赵国的中央地带，全境只有东北角一小块与燕国接壤，其余皆为赵国所包围，是赵国的心腹大患，严重威胁着赵国都城邯郸的安全。代郡、邯郸、上党郡与旧都晋阳（山西太原西南）是赵国的四个重镇，由于中山插邯郸与代郡之间，几乎将赵国一分为二，从中阻隔使其交通极为困难。齐、燕又把中山作为牵制赵国的最佳搭档，从中阻挠，赵国一直也没有解除这个心腹大患。所以，赵武灵王继位后，感觉到“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而无强兵之救（《史记·赵世家》）”，改变了赵肃侯逐鹿中原的南向战略，以解决西秦、北胡的压迫，特别是将解决中山之患逐渐上升为主要目标。公元前309年，赵武灵王出巡九门，“为野台，以望齐、中山之境（《史记·赵世家》）”。修筑野台，观察齐国与中山国的边境情况，并派遣李疵观察中山国国情。在听取了李疵 “中山可伐也，君不亟伐，将后于燕（《韩非子·外储说左》）”的汇报后，于公元前307年，“春正月，大朝信宫。召肥义与议天下，五日而毕。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於房子（《史记·赵世家》）”。经朝议谋划，正式启动了对中山的战争。首战房子（河北柏乡至高邑一带）并不是顺利，“中山悉起而迎燕、赵，南战于长子（王先谦《鲜虞中山国事表疆域图说》认为系房子之讹）败赵氏，北战于中山克燕军，杀其将（《战国策·齐策》）”，击败赵、燕南北夹攻。房子之战失利后，赵武灵王“遂之代，北至无穷，西至河，登黄华之上（《史记·赵世家》）”。开始实施“胡服骑射”，组建骑兵兵团。公元前306年，“王略中山地，至宁葭（河北石家庄西北）；西略胡地，至榆中（内蒙古东胜一带）”，在北部运用新组建的骑兵武装小试了一下“牛刀”。回邯郸后，“使楼缓之秦，仇液之韩，王贲之楚，富丁之魏，赵爵之齐（《史记·赵世家》）”，展开了一系列外交活动，为大规模攻伐中山作准备。公元前318年，魏、韩、楚、燕、赵五国攻秦失败后，韩、魏投向秦国，自公元前314年起，秦、魏、韩一方与齐、楚一方连年征战，一直持续到公元前310年。而赵国既未参与任何一方，也未卷入征战之中。公元前315年，赵趁燕国内乱，派乐池入韩迎立燕国质于韩的公子职。燕公子职即燕昭王，其母是秦惠王的女儿。公元前312年，秦惠王派出大军，兵分两路攻齐救燕，齐败退出，公子职即位。此后，燕、赵、秦结为盟友。公元前307年，秦武王在周举鼎意外“绝膑而死”，诸弟争位。时庶母宣太后长子稷质于燕国，于是赵武灵王乘机使代相赵固迎公子稷於燕，送归。公元前306年即位，即秦昭襄王。秦希望在攻韩、魏时赵国中立，赵也希望在攻中山得到秦国理解，于是达成联盟。秦宣太后为楚女，楚、秦联姻结盟。这一年，楚灭越，对齐、魏、韩造成极大压力，无暇北顾。魏、韩两国因秦国的攻势与齐国联合，公元前301年至公元前298年，向楚、秦发动合纵战争。公元前298年以后，又形成了秦、赵、宋与齐、韩、魏的对峙局势。这一时期，秦、楚、齐、韩、魏、越等国处于连续混战的状态，对赵对中山发动战争十分有利。尽管如此，赵武灵王还与宋结盟，以牵制齐、魏、韩，以免被其搅局。公元前305年，赵武灵王“以二十万之众攻中山（《战国策·赵策三》）”，以“赵袑为右军，许钧为左军，公子章为中军，王并将之。牛翦将车骑，赵希并将胡、代。赵与之陉，合军曲阳，攻取丹丘、华阳、鸱之塞。王军取鄗、石邑、封龙、东垣（《史记·赵世家》）”。这次大举进攻中山，赵国兵分两路，南路由赵武灵王统领，以赵袑、许钧、赵章分别统领右、左、中军，北向中山腹地出击。北路由牛翦统领骑兵兵团和由赵希统领的胡、代兵马，会合于曲阳（河北曲阳）。先后攻取了丹丘（河北曲阳西北）、华阳（河北曲阳、涞源西南）与鸱之塞（唐县西北倒马关）。赵武灵王总领的南路大军队，先后攻下了鄗、石邑（河北元氏北）、封龙（河北元氏西北）、东垣（河北正定南）四邑。此役中山遭到重创，被迫割让四邑求和，失去了三分之一以上的国土，赵得四邑后罢兵。中山虽割地求和，但与赵的和平状态并未持续多久。据《史记·赵世家》记载，公元前303起，不断进攻中山。《战国策·赵策》云：“赵攻中山，取扶柳，五年以擅滹沱。”“赵以二十万之众攻中山，五年仍归”。《战国策·魏策》云：“中山数割数伐而随以亡。”《吕氏春秋·先识》也言中山“五割而与赵”。赵国蚕食了大片领土。《史记·秦本纪》云：“（昭襄王）八年，赵破中山，其君亡，竟死齐”。经过五年持续打击，于公元前299年攻破中山国都灵寿，中山王 逃往齐国，赵立胜（尚）为傀儡中山君。公元前296年，可能 死于齐，赵遂黜中山君胜。公元前295年，被迁于肤施（陕西榆林南），中山国亡。《吕氏春秋·贵卒》云：“赵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丘鸠，衣铁甲，操铁杖以战，而所击无不碎，所冲无不陷，以车投车，以人投人，几至将所而后死。”尽管中山人殊死抵抗，但仍逃脱不了亡国的厄运。这与其外交上的孤立不无关系，仅凭一己之力，无法抵抗强赵的攻击。如有齐、燕、魏任何一国的联盟，赵灭中山是很困难的。事实上，在赵攻中山时，燕国趁火打劫，“燕襄王（即燕昭王）以河为境，以蓟为国，残齐，平中山（《韩非子·有度》）”，顺势收复失地。过去的盟国齐也袖手旁观，“佐赵灭中山（《史记·六国年表》）”。赵国自公元前307年、306年、305年、303年、300年先后五次大规模攻伐而灭中山，实现了“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史记·赵世家》）”，终于消除了这个心腹之患。四、中山的文化经济通过以上叙述，可以对鲜虞国与中山国有一个大致的概念。鲜虞，夏虞朝遗民，山西舜帝后裔。殷商时，大致在正定一带建有鲜虞城，形成方国。周初因封殷商遗老箕子于鲜虞城而失国。公元前662年突然对邢国发起进攻，而进入人们视野。后因立国于原中山的中人城，被史家误以为“中山”。约在公元前457年到453年之间，“赵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胜左人，中人（《国语·晋语九》）”。之后，鲜虞失国，消失于史籍。中山，白狄，黄帝后裔。为“涿鹿之战”后留居于太行以东的北狄的一支。中山国为周初所封的姬姓诸侯国。鲜虞立国后，被迫流亡中原，历经多次失国、复国，延续到公元前295年为赵所灭。中山这支白狄，到战国时期，在河北中部已生活了近三千年了，早已是当地的土著人。虽然居于农耕与游牧的结合部，但还是以农耕为主的定居族群。与中原各诸侯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没有多大差别，可能比中原多了一些游牧文化特色。在文化上，如出土的平山三器中，铜方壶铭文“穆济尹敬，不敢怠荒”句，与《尚书·虞书·大禹谟》中的“无怠无荒，四夷来王”文意相通；铁足铜鼎铭文中“子子孙孙永定保之”句式，与《尚书·周书·梓材》中的“子子孙孙永保民”句式类同等等，显示了中山国上层贵族对儒家经典非常熟悉。又如铭文称“古之圣王，务在得贤，其次得民，故辞礼敬则贤人至，宠爱深则贤人亲，籍敛中则庶民附”，充满了儒家的礼贤思想。在政治制度上，中山推行“贵儒学、贱壮士”的政策，《战国策·中山策》称“中山之君所倾盖与车，而朝穷闾隘巷之士者七十家”。在礼仪制度上，平山中山王墓墓葬“中”字型形制及墓道、积石、积炭，多层棺椁，用鼎制度，厚葬珍宝，外葬车马等等，与中原各国情况相同。中山国君的称谓也无异于中原各国，也称公、称王。从“兆域图”铜版铭文看，有“王堂”和“王后堂”、“夫人堂”等，说明中山王的配偶也称“王后”和“夫人”。属官也设有相邦、大夫、啬夫等。在经济上，战国时期中山经济主体是农业经济。《说苑·辨物》中即有赵简子和霍封荼谈到当时中山国大风飘谷、牛马杂牧的情况，这说明那时的中山国是农、牧兼营，可能以农为主的；出土文物中有铁制农具镢、锛、铲、锄、镰等，这都是中山国农业经济的反映。中山王墓出土有牧区特有的帐具及帐篷内的炊具和取暖用具。帐篷构件有折叠式棚形帐架、屋形帐架和圆形帐架，反映了畜牧业在中山国经济中仍占有一定比重。战国时期的中山，也经营了为数很多的手工业，从平山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中看到，在古城址里面有制陶器、制骨器、制铜铁器的作坊遗址，其他作坊当还有纺织、酿酒、木工、皮革、制兵器等。中山同其他诸侯国一样，由官府直接掌握大规模的手工业。在中山王陵1号和6号墓出土的铜器刻有工官、匠人的姓名。６号墓出土的一件漆器，器盖上针刻有“廿一年左库”。中山国的这种“物勒工名”的制度同中原一样，来自于中山国的官营作坊，是在官啬夫的监督下生产的。中山国位于《史记。货殖列传》所载赵都邯郸“北通燕诼”之路的北段，是洛阳、邯郸通燕的南北交通干线；又是出井陉关连结太行山东西两侧的交通纽带的东端；也是中原通代之要道。交通的发达促进了商业的发达，《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中原两个繁荣的城邑温（河南温县西南）、轵（河南济源南）都曾“北贾赵、中山”。平山墓群出土大量燕、赵货币，有战争掠夺，但多为贸易所得；出土三角文犀器座，说明中山与楚越（这种犀当时栖于这一带）有直接或间接的贸易往来；尤其出土的玉器，制作的材料来源极广，据鉴定有新疆子玉、辽宁岫岩玉、河南独山玉、及张家口北部新河地区玛瑙等，表明中山国对外贸易范围甚为广远。《史记·货殖列传》称中山人“仰机利而食”。说中山人以商业投机为生可能有些夸大，但投机活动的普遍似无疑问，而投机活动的普遍必然是与商业的发达紧密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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