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洪子诚老师是北大中文系教授，多年从事中国当代文学、中国新诗的教学、研究工作。本文选自《文学的阅读》，是2012年洪子诚老师在广东嘉应学院的一次演讲。 阅读是人重要的精神活动，与生命紧密相连。洪子诚老师的建议是，大家可以静下心来多读一点书，尤其在今天，社会像是一辆停不下来的“高速列车”，这更为可贵。 过去，在文学研究或其他研究领域，我们的注意力都只是集中在作者本人和他写出的文本上，对于“阅读”这个问题，关注的相对较少。一本书是哪些读者在读？怎么读的？不同身份、不同时代的读者有什么不同反应？作为物质方式的书本与阅读构成什么样的关系？……这种种问题，我们很少会想到。前些年出版的加拿大学者曼古埃尔的《阅读史》，就是讨论人类阅读行为的历史变迁：“阅读”在历史上的变化，纸张、印制、传输等条件的改变对阅读产生的影响，如在欧洲，专门供书写、阅读的书桌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印刷条件的改变会给写作跟读者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等等。阅读是人生存基本方式的一个重要精神活动。有位学者说过，如果一个人每年都读一遍《堂吉诃德》或《哈姆雷特》，然后每年都把读这本书的感想记录下来，那么这个记录也是他的生命史。说一个人的阅读史就是他的生命史，是有道理的。如果我们觉得这样定义过于夸张，或许可以这样认为：他的生命状态和变化，会在这个记录里留下痕迹。在读一本书的时候，会跟这本书建立起一种特殊的关系。 阅读牵涉到很多方面的问题。比如说，谁在读；读什么性质的书；读书的具体条件、情境、时间、地点、情感状态……不管有没有意识到，我们在读一本书的时候，就会跟这本书建立起一种特殊的关系。读一本理论书跟读文学作品，你的心态与期待，和这本书的意趣，是完全不一样的。读新书和旧书的感觉也不一样。过去，我经常去北大旧刊阅览室，那里收集1949年以前的报纸杂志。当然，现在旧刊不大容易看到了，因为年代久远，几十年前的报纸刊物翻阅很容易破碎，所以一般不外借。可能都会制成显微胶卷，或者扫描在电脑上供研究者阅读。如果你手里拿的是20世纪30年代，以至更早的时候印制的书刊，跟读现在出版社重新编印的相比，相信你的感觉会有很大的差异。你会感觉到你触摸到的东西，那些纸张、字体装帧编排方式，以至广告……致使你想象什么人在阅读时会在上面留下印迹，你所有的想象都会与具体的历史情境相交融。精装本跟平装本，横排或竖排，读的过程中的感觉也会不一样。书的厚薄程度，也会影响人的阅读感。比如说，诗集需不需要印得那么厚。现在有些诗集很厚，拿在手里头沉甸甸的，觉得很不舒服。几年前在福建三明开一个诗歌座谈会，是纪念福建的一个诗人的。他一辈子热爱诗歌，不仅自己写诗，还为培养当地诗歌爱好者、开展诗歌活动，付出大量心血。他得了癌症去世，福建省为他举行一个纪念会，出版他的诗集。他健在的时候，没有得到出版诗集的机会。所以，这次就将他全部的诗都收进去，有六七百页。这当然是好意，但是对读者来说，就有点尴尬。如果不是专门研究这位诗人的创作，一般读者拿在手里就觉得有点难办。从头读起吗？读了六七百页你还有没有感觉？选读的话，又从哪一页读起？座谈会上，我就说了一点题外话。我说有点怀念三四十年代，以至五六十年代出版的诗集，常常几十页，一百来页。我说读诗的时候，手中应该是轻的感觉；应该是让阅读的人有更多时间在上面停留。薄的诗集，拿在手里，你不会有很大的压力。我说的也许不对，这是我自己的想法。另外一个大家经常遇到的问题是，读选本还是读全集。当然如果不是专门研究者，大家不会去读《全唐诗》或者《全宋文》。莫言前些日子得了诺贝尔奖，人民文学出版社就赶印收入他全部作品的20卷“文集”：这是对这位作家的致敬。也是有经济利益在里面。那么我们是读《莫言全集》好呢，还是读他的一些选本？其他小说家和诗人也是这样。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全集漫无头绪，不知道怎么读。但是有时候又觉得选本不大放心，容易被选家牵着鼻子走；因为有的选本带有历史的、个人的偏见。所以，有时候我们会不大信任选本。另外，我们读书有时候可能会“想当然”。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宇文所安有一本书叫《他山的石头记》，在谈到古代写作和阅读的时候举了这样的例子，说在先秦或者战国时代，写作、阅读是怎么进行的，采用什么方式？当时的写作和阅读与现代社会比较，有什么不同？我们知道在先秦、战国时代，写作是刻在竹简上，那么，一部书他要刻多长时间？是写作者自己刻还是雇人来刻？这样一种“写作”方式对文体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另外就是谁有权阅读？一部书要多少竹简才能容纳全部内容？这些竹简藏在什么地方？什么人才能够读到它？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方式？这些问题以前我们可能没有细想。“书籍”的物质条件，对写作跟阅读肯定都会产生很大的制约。开玩笑说，书的定价也会影响读书的选择和情绪。我前年出了一本书叫《我的阅读史》，北大出版社出版的，收入我个人类乎读后感的文字。我跟出版社编辑说，书的质量一般般，你们就别定价太高，要不读者不愿意买。可是他们不听我的，二百多页吧，定价38块钱。38块钱多还是少啊？其实我真有点内疚，会问自己，那些文字能值那么多钱吗？2011年我应广西那边的几所学校的邀请去讲课，住在南宁的一家旅馆里，晚上没事就翻看他们放在房间里的材料。其中有一份是“送餐菜单”，里面有一个鸡蛋炒饭，定价也恰好是38块。这样一对比，我就放下心来，无非就是一份鸡蛋炒饭嘛！不过，现在也有相反的：有的书定价如果太低，销路也不好。因为有的人有很多钱，喜欢买漂亮的书。读起来感到舒服，即使不读，摆在书架上，也显得漂亮气派。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过去我们对书籍有一种“饥渴”感，现在这种感觉已经失去，或者不多了。昨天我跟你们的李保民老师聊天，说80年代初他上大学的时候，常常在听完课后，利用休息的十多分钟时间，赶紧跑到书店看今天有没有来新书。现在谁还会有这样急迫的心情？过去是渴望拥有书籍的时代，现在是书籍拥有我们的时代。我们被大量的书包围，每年出版的书那么多，书店里各种读物琳琅满目，获得图书变得那么容易，已经不再有“饥渴”的感觉了。我也是这样。50年代我上中学的时候，好不容易有了零花钱，第一次买到的两本书，一本是郭沫若的《女神》，一本是鲁迅的《短篇小说选》。那种拥有自己的书籍的感觉，那种快乐，现在的人不容易体会。所以，就是刚才所说，现在是书籍拥有人的时代，而不是人渴望拥有书籍的时代。就像现在有钱的人被金钱所拥有，当权者被权力所拥有。当人被书拥有的时候，就没有那种非常渴望读书的心情。这个变化对我来说是非常深刻的。1991年我在日本东京大学任教的时候，那时CD唱片在国内还是稀罕的东西，价格也昂贵。在日本也不便宜，但是公共图书馆可以出借。我就到图书馆借回来听，或者复制在录音带上。借到一些心爱的唱片的时候，走在路上都有一种轻飘飘的感觉。那是一种非常快乐的心情。现在CD那么多，包括古典音乐的引进版，很容易得到。不久前我在“当当网”看到一些引进版的古典CD在降价，5块钱一张。而以前同样的进口CD要卖到一百多。所以，东西来得太容易，好，也不好。开头提到的曼古埃尔的《阅读史》，说到因为印刷术的出现产生了一些错觉。比如说，一部书稿可以成批，可以成千上万即出来，它们的装帧设计都一模一样，所以会在读者那里引起错觉，以为他们读的是同一本书。但事实上，曼古埃尔说，他们读的不是同一本书。假如我们同时拿起同一个版本的《杜甫诗选》，能说你读的《杜甫诗选》，跟我读的是同一本书吗？道理其实很浅显，因为“一千个人眼中有千个哈姆雷特”。萨特说过，书要是不被人阅读，它就只是涂在白纸上的黑色污迹，而一旦被阅读就一定和特定读者建立与他人不同的关系。所以，诗人西川在他的《深浅》这本书里有这样两句话：就是在《论语》里看到的东西，或者引申出来的道理，不同的时候不同的人可能差别很大，甚至南辕北辙。我们经常讲，写作是一种“克服”，其实阅读也是一种对自我的挑战，克服趣味跟阅读习惯的局限。有一些不好的或有缺陷的习惯，是当事人不太能够意识到的。前几年我跟北大中文系的一些老师去埃及旅行，在尼罗河坐游船看风景的时候，我觉得没有多大意思，就拿出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思想》来读。一个过去的学生、现在是中文系的老师看到我在看这样的书。她大声喊起来：“老师,你也太夸张了吧？！”因为别尔嘉耶夫是俄国学者、思想家，他这本书是很严肃的学术著作。我猜，这个学生认为旅游就是放松身心，我却读这样的书，而且还是在公众活动的轮船甲板上，真是故作高深、装模作样，装作无时无刻都在思考高深问题、很有学问的样子。这件事提醒我来检讨自己的一个问题，就是读书、兴趣的偏狭。以前我没有意识到这是个不好的习惯，自以为时时刻刻都要读“有用”的书、“有价值”的书。对比起谢冕老师来，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他的兴趣、读书范围比我广阔得多。当然，他也读学术书、史料、诗集、评论，但也读历史掌故、各地风物志。他会拿着圆明园的平面图去遗址实地勘察，也收集各大菜系的菜谱，既品尝精美食物，也对路边摊的羊杂碎汤津津有味。这就是健康的、“正常人”的生活和兴致，而这是我所欠缺的境界一一不同的环境有不同的阅读。所以，在大部分机场的书，你们不会有看到深奥学术书，也不会有小说。大部分是帝王系列、康熙王朝什么的，或者是如何炒股、做生意发大财、怎样经营管理等，而不会出现《俄罗斯思想》或马克思的《资本论》。对不同的观点保持一种平和的态度；专业和非专业的书籍，有时不用分得那么清楚。 我这一辈子都是在学校教书、做“学问”，从1961年大学毕业后这几十年都做着这件事，经历非常单调、贫乏。高中、大学阶段，读书的选择还比较随意，后来大部分都是从“功利”出发，从教学、研究课题出发来选择书籍，目的性非常强。要研究哪个作家，就读他的作品，有关他的资料；研究一个时期的文学思潮，也尽可能收集相关资料，灰尘扑鼻地翻阅旧书刊杂志。当代的有些作品，读起来真是没有味道，五六十年代许多文章、资料，相当枯燥，绕来绕去的文风。可是不管你是否喜欢，为了教学，不读不行，硬着头皮也要读。其实写那些文章的学者、批评家，不是才情不够，他们是没有办法。即如，现在我们读它们也是没有办法，做学问就意味着有许多时候要硬着头皮。这是一种“职业式”的读书，你从事这个职业，吃这碗饭，就必须这样做。北大中文系的李零老师在他的《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前言中说，“学者的命就是替人读书，因而常常无法享受阅读的愉快。如果他受毕生之苦，甘之若饴，非要别人和他一起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而不是替人分劳省力，那是不仁之至也”。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属于这种“不仁之至”系列，这个问题想起来太苦，不想了。不过，退休之后确实有一种“解放”的感觉，能够选择自己比较喜欢的书和文章来读。一个是会在不同的书里看到不同的观点，会有很大不同，甚至相反对的主张。如果他的观点不是那么令人气愤，比如说反人类，为法西斯什么的张目，那么，在通常情况下对不同的观点可以保持一种比较平和的态度。我们不一定总要在书里寻找成功者和失败者；更值得寻找的可能是成功者和失败者之间的一种状态，也就是不要把事情想得太极端。即使有些观点看起来不是很能站得住脚，也可以想想这样的观点是在怎样的情境下出现的，可能给我们什么参照，在观察问题的方式上是否能提供某种启示。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是最近中国文学界的大喜事，几十年来，这个奖对中国文学界是个“心病”。好了，现在终于有中国作家得奖了，按理这个“心病”应该治愈了。可实际不是样,还是有许多人不高兴，或者说他不够格，或者说至少有十位中国作家可以得这个奖。对于中国社会政治、世态人心，莫言有许多表达，多是存在于他的作品之中，我们还是要把重点放在他的作品上。莫言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说时讲了许多故事。最后一个故事是许多年前他爷爷讲给他的。说是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有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他就出去接受惩罚。”于是大家就抛草帽，其中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意，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莫言说，故事的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塌。这让我想起日本学者近藤直子、加藤三由纪她们的一些活。她们谈到韩少功《爸爸爸》的丙崽，说“人类是组织群体而生存，这种生存方式里潜在着残酷性”；像丙崽、阿Q这些人物，都是“集体”中的异类，当“一个集体面临危机，就把异类奉献给外面世界或排除到集体之外”。那个被扔出庙外的泥瓦匠，不就是因为面临危机所“造出”并加以“歧视”，被排除到集体之外的“异类”吗？这个解读，相信和同学们在课堂上听到的很不相同。这个当然不能取代传统上对《阿Q正传》的诠释，但至少可以成为一种参照。面临危机而不断制造“异类”，抛出“异类”，是我们这一辈子经常面对的事实。产生的后果之一，就是如赵园老师所说的“戾气”。赵园老师80年代研究现当代文学，后来转到明清思想史，考察那个时期的社会状况和文人心态。她说，明清易代之际，社会氛围和士人心态普遍弥漫着一种“戾气”一极端、苛刻、暴力、怨恨，一种病态的激情。有兴趣可以读读她的《明清之际土大夫研究》这本书。另一个建议是，专业跟非专业书籍，有时候不要分得那么清楚。现在经常说的跨界视野和跨界研究，就是要打破在“专业”上的狭隘设限。去年我在台北的时候，很偶然的机会，有人送我一本台湾大学出版中心刚出版的书，蔡振家教授的《另类阅听:表演艺术中的大脑疾病与音声异常》。从他的学木肯景，就大略可以知道他的“跨界”。他本科毕业于台大物理系，接着在台北艺术大学研究所读硕士获得硕土学位，之后在柏林海德堡大学音乐博土班毕业，回到台湾以后，又成为了台大工学院应用力学研究所和台大医学院耳鼻喉科的博士后，研究领域涉及戏曲、音乐、生物音乐学、心理声学、音乐声学，一个人可以涉足看来完全不同的领域，着实让人惊奇。给他这本书写序言的，主要也是台湾医学界的名流。在论述艺木创作，特别是表演跟大脑疾病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他分析了这样两个“案例”。一个是舞台上孙悟空的表演，他说孙悟空的那些动作，是种疾病的表现。孙悟空的表演，表现了医学里的“妥瑞症”病征。“妥瑞”是法国19世纪的一个医学家发现这个病而用他的名字命名。患上这种症状的人就会有不由自主的动作，包括脸部的抽搐，不断地眨眼睛、噘嘴巴、装鬼脸，脸部扭曲而且耸肩膀、摇头晃脑还有怪叫。他说孙悟空的表演完全就是“妥瑞症”的症状。然后他又分析了《牡丹亭》里的杜丽娘跟柳梦梅的爱情故事。我上大学的时候,通常会说《牡丹亭》表现了“个性解放”，感情上对理学禁锢的挑战。蔡振家从医学、疾病的角度，认为杜丽娘是患上一种叫“躁郁症”的病。“躁郁症”应该是心理、精神病症，由心理的障碍跟情感的障碍引起，忧郁和躁狂两种特征反复地出现，狂躁的时候就幸福到极点，看见开花，就有非常快乐的感觉，而且容易有一种性的幻想，活力十足、口若悬河、思路敏捷。对现代人来说，狂躁症发作的另一个征象是盲目购物，但是杜丽娘的时代购物消费还不达、忧郁的时候，觉得自己就要死掉，觉得生命没有什么意义。蔡振家说，“《牡丹亭》里杜丽娘的表现就很符合这个症状。作品里不是写她‘游园赏花，触动心情，继而寻梦不得，因而死亡’吗？这就是躁郁症的典型的病史。躁，起来促水朝妆，由她自言自语……”蔡振家还引用台湾一个躁郁症患者在她痊愈以后的自述来加以证明。我读了这部书，感觉有点丧气，原来我们书里的那些美好人物，是精神不正常、大脑疾病患者。不过回过头想想，他的研究对我们也有许多启发。我们常把“艺术源于生活”挂在嘴边，这些例子不就是“源于生活”吗？有什么好抱怨呢？但是“艺术”又的确不是“生活”。我们需要文学艺术的理由就是因为它具有一种超越性，苦难也好，实际的生活状况也好。读了《另类阅听》，虽然感觉文学艺术的创造性被贬低了，但是认识到文艺创造的重要性。人们需要的，是它们的那种超越具体生活情境的意义。我们都知道有很多人研究性病跟音乐家创作的关系。这个说起来有点不好，因为这些音乐家，包括贝多芬，海顿，舒伯特、帕格尼尼等等，都是我，也可能是你们喜爱的。音乐，特别是器乐作品，与我们具体生活情境的关联很间接，更具有种精神上的“纯粹性”。可是听到这些作曲家是性病患者，他们头上的“光环”就黯淡下来。不过，蔡振家还有其他研究者认为，从医学研究的角度，性病在它发作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幻觉，对艺术创作会有某种作用、意义。这个问题其实没有必要回避，当然也没有必要夸大。杰出艺术家当然是才情过人，但是艺术创造也是很复杂的事情，不需要过分浪漫化。我们从这里也能认识到，不是像俄国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说的，任何艺术都比不上生活的美；相反，生活有所不足，才需要艺术。阅读就是帮助我们了解自己，帮助我们了解他人。我的建议是，大家能够多读一点书。我们的社会是个浮躁的社会，就像有人说的，中国的“高速列车”已经开动，而且好像停不下来了。在这样夸张的情境下，最可贵的是要获得一种比较平静的心情，静下来去读一本书。从里头去体会他人表达的道理，温习自己的体验，提升自己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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