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凯拉韦：我在办公室度过了35个充实又快乐的年头，如今我怕我的孩子们不会再有那样的机会。告别办公室令人伤感。 文 |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露西·凯拉韦 2017年7月我在英国《金融时报》的最后一天，过去20年每天早上和我问好的门卫给了我一个结实的拥抱。 保重啊露西，他说。 我在作告别演讲时都没掉泪，这却打开了我的泪匣子。我最后一次推开旋转门，站在外面的大街上抹眼泪。这种突如其来的伤感并不是因为告别了一份工作和一群同事。而是离开了一个实实在在工作过的地方、离开了一个办公室，那里有熟悉的习惯和熟识的门卫。 办公室现在似乎处在致命的危险当中，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状病毒病）使办公室变得奢侈且极度危险。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自信又错误地预言着办公室的消亡——我记得特伦斯·康兰(Terence Conran)在20世纪90年代初对我说，很快人们便不会在办公室办公——但这次好像应验了。倘若如此，各地的上班族都该站在街上为他们正在失去的东西落泪。  露西·凯拉韦 我在一间办公室工作了36年，其中后面25年又是在写职场专栏。办公室是我生活的支柱。它不仅给了我工作的地方和写作的素材，还给了我日常生活、条理、娱乐、目标、一众朋友和一个避难所。我曾在那里度过了很多时光。办公室曾是我的主心骨。 我相当了解人们对办公室的抱怨，但哪一条都说服不了我。有人说办公室效率低下、是企业虚荣心的昂贵门面（2008年失了宠）和无用功的温床。人们到办公室用着他们也能在家使用的技术。这地方人满为患，到处都是让人分心的东西，鼓励工作狂，最糟的是，懒人沙发和足球桌使上班族成了巨婴。 我曾对在办公室很容易被无聊的会议浪费一整天的说法略表认同。但现在就连这个观点我也不能接受了：试想坐在一张真正的桌子旁和真人——还有些像样的饼干——讨论偿付能力比率（或者任何事），从我现在坐着的地方看来，似乎很有吸引力。 我热爱办公室某种程度上可能是因为我是在20世纪80年代参加工作的，当时是黄金时代末期——那是前技术时代、前规则时代，健康和安全问题也没有开始被讨论。那是一个使用铸铁打字机的时代，你可以在办公桌前吸烟，在午餐时间痛快饮酒，食堂里有葡萄干布丁，有茶水小姐和蛋糕推车。 但让我记忆犹新的是一些人物，如摩根大通(JPMorgan)交易室里一个高效率的酒徒，他的一天从嘬一口小扁酒瓶开始，然后给锃亮的棕色皮鞋再打一层鞋油。还有一位《投资者纪事》(Investors Chronicle)的成功记者，他穿得就像个流浪汉，会在桌子底下过夜。人们在办公室里吵嚷、喧哗、偷袭别人屁股。有时很烦人，大多数时候却很有趣，从不无聊。 相比之下，当代的办公室通常比较无聊：静悄悄的、没了酒气也没了个性，有符合人体工学的座椅、玻璃墙会议室，一半员工在家办公。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一如既往地需要办公室。  最重要的是，办公室赋予工作意义——就这点而言，与其说办公室是雇主华而不实的门面，不如说是其最上算的东西了。在办公室干的被当作是工作的事情大多没什么意义，要骗自己相信这些事很重要，最好就是与其他也愿意这样自欺的人一起干。 即使在像新闻业这样有意思的行业工作，工作的意义也主要来自与同事们的实际接触。在卧室写作了六个星期后，一位朋友说：“我还像往常一样高产，只是现在我没机会胡扯了。” 没有办公室，没有一群人同时在一个地方忙忙碌碌，很难知道一家企业怎么蕴育出任何文化或同事之情——更别提忠诚度什么的了。 办公室帮我们保持理智。首先，办公室让大家遵守一套成规，没了这个我们大多数人都散漫得没有干劲。大多数办公室紧张的日程甚至会迫使最没条理的人形成习惯。更妙的是，它在工作与家庭间筑起了一道屏障。到了办公室，我们就摆脱了家里的混乱（或单调）；更棒的是，我们也摆脱了平常的自我。  办公室的优点之一是在这里要会装——它要求一种不同的行为方式，不同的着装，甚至不同的语言。拥有两个有着不同外表及存在方式的自我，比只有一个强：当你厌烦了那个工作时的自我时，可以回归家里那个自我。 办公室也是世上最有趣的地方。管理层愚蠢行为的另一面是员工们的乐子和吐槽。我记得有一回很搞笑，昔日的一位首席执行官给我们发了一封励志过了头的新年备忘录，上面写着：“让我兴奋的是你们每天都来工作，准备创造一些奇迹。”我们笑嘻嘻地围坐在一起把它撕成了碎片。每人每天都创造点奇迹？连耶稣基督(Jesus Christ)也做不到吧。 不能吐槽时，还能搞恶作剧。我记得有天早上，一位激动的CEO打电话给我，说我刚写了篇批评他公司的文章。我支支吾吾地搪塞着，没注意到电话不是那家公司CEO打来的，而是一位同事从我们办公室另一端打来的——可把其他人乐坏了。后来，我原谅了他。事实上，我觉得这很有趣，所以嫁给了他。 这是办公室的另一项功能：你极有可能在这找到另一半。没能在大学或通过朋友结识恋人的人大多会在工作中觅得良缘。这容易得很：你们会在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后出去喝一杯，随后一件事导致了另一件事的发生。办公室衰落继而网上约会兴起没什么好惊讶的。 除了结婚，办公室从诞生起就是产生欲望的绝佳所在。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1662年6月30日在日记中写道：“早早起床来到办公室，我发现格里芬的女孩正在打扫，但请上帝原谅我！我对她有那种心思，但没骚扰过她。”在21世纪的办公室，骚扰不仅不被提倡，还是违法的，看不见的欲望或许和以前一样强烈。它使原本乏味的一天变得有滋有味。  除了提供搭伙过日子的真老公，办公室还提供工作伴侣。在将近四十年的时间里，我就有七个，并且可以确定办公室伴侣是有史以来人类发明的最理想关系之一。他们是你午饭的默认饭搭子、大事小事的帮手、一起吐槽的好伙伴。他们不是老公胜似老公，因为你们不必为该谁洗碗了干仗。有项研究证明，有办公室伴侣的人更开心、更忠诚、工作也更卖力。任何有过这种伴侣的人对此都不以为奇。 办公室的最后一个优点是过去六周我才意识到的：办公室能很好地贯彻平等原则。没错，老板往往坐拥最佳视野，但在同一栋写字楼工作，大家都拥有一样的公共空间。相比之下，每次在Zoom上开会就暴露出了不平等：有些人在伦敦周围各郡以橡树为梁的空旷房子里工作，另一些人则在狭窄的储物间工作。 办公室有一个缺点，即便是最爱办公室的人也会承认：通勤往往令人郁闷。但如今我哪也不去了，就不记得大家为啥那么纠结了。最近我和一位在FT工作时最要好的朋友聊天，对方听起来相当沮丧。他说，我真怀念伦敦地铁北线。 过去我一听谁这么说就来气：“从来没人在临终前说过：我希望能在办公室多待会。”我现在明白为啥来气了。用最后一口气说出希望在办公室多待会完全合情合理。我在办公室度过了35个充实又快乐的年头。我怕我的孩子们不会再有那样的机会。 露西·凯拉韦是Now Teach联合创始人，曾为英国《金融时报》撰写管理专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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