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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丹:空间的毁坏与修补——对《项脊轩志》思路的另一种理解

 山湖微波 2020-05-29

空间的毁坏与修补

——对《项脊轩志》思路的另一种理解

詹丹

《项脊轩志》是明代散文家归有光的名篇,被选入不同版本的中学语文教材。教材编者和语文教师在引导学生解读此文时,常从其中的一句过渡句入手,来分析文章结构和作者思路,进而归纳全文蕴含的思想感情。比如沪教版附于该文后的“思考与练习”第一题:

课文第二段首句“多可喜,亦多可悲”一语,在篇章结构上起到了什么作用?文中分别写了哪些可喜和可悲之事,体现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

且不说这样的思考题对一个高中生来说已经缺乏基本的思考含量,所要求的结构练习“承上启下”等答案属于机械反应的概念套用,而内容的练习指向,又基本可以从文章字面的描写中轻易检索出来,而且,从“可喜和可悲之事”中来分析作者的思想感情,其实近乎停留在现象的同义反复,因为这些事显然和喜悲的思想感情无法剥离,并不能有助于对作品本质特征的深入理解。苏教版的高中必修教材,在该文后,也有类似的“文本研习”题:

《项脊轩志》中作者写道:“予居于此,多可喜,亦多可悲。”说说作者因为什么而觉得可喜,又因为什么而觉得可悲,他是怎样表达这些感情的。

除了把怎么表达的形式问题与内容结合起来放在同一道题目中讨论(这在沪教版中是分开的),其拈出“多可喜,亦多可悲”一句来实施教学指导设计,与沪教版并无两样。如果检索一下网上的各种教案,教学思路大多也是围绕这一句话而展开。这样做,看似没有疑义,但由此展开的教学路径,把作者的情感与所描写的事件直接对接,恰恰忽略了作者在客观对象呈现中蕴含的文化心理特质以及描写所依托的空间结构关系,以一个写作策略上过于显性的过渡句,遮蔽了隐性的作者思路的内在展开,从而没能真正把握这篇文章独到的思想艺术价值。

应该承认,“多可喜,亦多可悲”这句话在文中,确实具有承上启下的转折作用。但这种转折,绝不是像有些教学设计者认为的,是上部分写喜下部分写悲这么简单。如果感情的脉络走向确实发生了变异的话,那么先于讨论描写这种情感及相关事件变异的,应该是空间结构发生的深层变化。

《项脊轩志》所记录的,首先是一个特定的物理空间,这一点虽然也被不少教材编者和语文教师所留意,但他们往往忽视这一特定的物理空间,在作者写下“多可喜,亦多可悲”后发生了深刻的变异。尽管描写依然围绕同一空间展开,但物理性的因素条件及其改变,基本不再成为作者主要关注的对象,而是把笔触拓展到家族人伦空间。由此带来的问题是,物理空间与家族人伦空间之间,前后形成怎样的关系?

强调悲喜情感过渡作用的,会认为前后空间构成一种自然与人事的对比关系,比如有教师认为:“物与人的比照中,衬托了人生的短促不定和虚无,让人感到了‘物是人非’的悲凉,增加了无比的伤感。”虽然也有另一些教师在情与景的关系上分析得更细腻,但认为第二段写家居环境的杂乱是跟第一段整修后的项脊轩构成对比的基本意思,并没有改变。而这,恰恰是我不能认同的。因为这是把作者所说的喜与悲关系,作了简单化理解。

这里的关键在于,当作者在文章第二段写到家族人伦空间时,其中的悲情,不是一以贯之而渗透到每个部分的。不能把描写因兄弟分家而造成的家族空间乱象,与回忆去世的母亲和祖母作为同样显示家族凋零的因素来看待。把死亡视为凋零和毁灭,视为家族衰败的延续,不过是人们的思维惯性。而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恰恰是把母亲和祖母生前的言行作为家族衰败的异质化因素来与之相对抗的。或者说,当家族的分崩离析给这个人伦空间带来了让人难以直面的乱象而产生空虚、悲痛感时,人的那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情感,对家人的关心和关爱,对后辈者如“我”的殷切期望,那些一言一行,哪怕在人去世后,也会在当下空间停留不去,让人感觉如在目前,并产生温情,产生奋发生命的动力。

在文中,作者有意几次提到门户是耐人寻味的。作者写道,在叔伯父们分家而让一个大家族几乎颠覆,礼仪空间的和谐性被各自的门户分割得惨不忍睹,一派鸡飞狗跳时(“内外多置小门,墙往往而是。东犬西吠,客逾庖而宴,鸡栖于厅”),母亲以手指叩门的询问,祖母以手阖门的呵护,以及自己默默闭门苦读,成了对这败坏了的人伦空间的强有力的修复和重振。于是,作为第一段和第二段过渡句的,就不是仅仅从“多可喜,亦多可悲”字面上理解的,是喜情向悲情的转化,而是悲喜渗透交织空间的同构性的层次转移,也就是以物理空间的败坏与修复的完成向着家族人伦空间败坏与修复同构过程的努力转变。文章第一段,写作者对百年老屋通过修葺而让其焕然一新时,也同样呈现出在宗法礼仪败坏的基础上,家族人伦的空间,借助人的情感重温和意志的努力来修复的可能。正是从这一意义上,作者写到老妪对自己已经去世的母亲的回忆,写自己回忆祖母生前的话语,虽然也落泪,甚至号哭,但不是那种令人绝望、虚无的悲痛,而是带着温暖而非凄凉的伤感。其对生命的感召力,是向上的、奋发的。正因为有这样的基调贯穿,作者才能以巨大的意志力,把自己禁闭在斗室中,为将来出人头地、振兴家族而努力读书。并且相信,项脊轩作为保存着情感、意志力记忆的小屋并不是仅仅让人产生痛苦和绝望,而是得到上苍保佑的(“轩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护者”)。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作者才对自己的未来有相当的信心,并在最初成稿的总结中,如此议论:

项脊生曰: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后秦皇帝筑女怀清台。刘玄德与曹操争天下,诸葛孔明起陇中。方二人之昧昧于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余区区处败屋中,方扬眉瞬目,谓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谓与坎井之蛙何异?

可惜的是,这一段文字在选入语文教材时却被删除了,使得悲伤而又不失昂扬的基调弱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语文教师过于简单地只用纯粹悲情来解读文章的后半部分了。

需要强调的是,在文章中间部分,关于母亲和祖母言语的描写,其显示的意义可以用古代“情志”这样的概念来概括(这里的“志”,不同于“项脊轩志”中“志”作“记”的意思,《项脊轩志》也有版本作《项脊轩记》)。“情志”本身具有两种指向,即“情单指人的情感心理体验,志则在情感体验之外,还具有规范引导的性能”。这也或多或少对应着这两人的语言描写,即关于母亲的侧重于“情”而关于祖母则侧重于“志”。当然,就像“情志”本身的混合性,这两种指向,特别是“志”和“情”有相当的重合性,所以写到祖母的话语时,是情感关爱与志向引导兼而有之的。不过从作者原文的落脚点来看,是卒章显“志”,着眼的是祖母对自己励志的呼应,这是否意味着,他觉得从这一点来修补家族人伦的毁坏更有效果呢?或者这样的立意才易于得到世人认同呢?如果这样的判断大致成立的话,那么,其后补写的一段,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来的思路走向。

这是妻子去世多年后,归有光回忆与妻子生前在项脊轩的日常生活片断。不过关于这种相处的情景却没有任何细节描写,只是概括说她“从余问古事,或凭几学书”。接下来的文字,转述其归宁后小妹的询问:“闻姊家有阁子,且何谓阁子也?”才让人联想到,项脊轩在其妻心里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因为这似乎成为归宁后与姐妹议论的一个话题。当她把姐妹的询问转述给作者时,那种隐含的情感与珍惜之意,才让人不胜叹息。文章结尾的一句景物描写,寄托着对去世妻子的深情,却写得相当内敛含蓄,一直为世人所道:

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

有人认为,“在功业意识占据绝对主流位置的文化背景下,归有光对亡妻的思念,无法用直抒胸臆的方式呈现,便只能借助铭刻在灵魂深处的某些细节、某些物品,委婉表达内心的无尽伤痛。”这样的观点,也许有一定道理,但与前文对照来看,感人的力量同样不在写自己的哭泣中而是体现在客观的细节描写中。所以,妻子的一个相关物的描写,虽然是完成了“项脊轩志”全篇后多年的补记,但风格还是一气贯注的。不过,主旨的变化也是明显的,就是原文对自己的励“志”的取向,摇摆到了抒“情”的一面,也因此让读者看到了作者本人的心理空间在人生的经历中显示的一种内在张力。这种摇摆,在正统文人眼里却变成了一种缺憾。桐城派大家方苞在评此文时说,“去其半,脉络乃通,滓秽尽洗。”这是从文章整体效果来看的,没有意识到其补记本身的相对独立性。

当然,我们还应该注意,以文体为评价标准看到的前后两部分相对独立,在文字书写的自然意义上是连为一体的。于是,当早年完成的《项脊轩志》在作者议论结束后,显示传统文章学的作为一个完整的有机体文完意足后,因为作者自己的人生经历的发展,这种结构的封闭性被打破了。补记的加入,是对人生记录并不完整的一次修复,也是对作者心理空间的一次修复。由于修复本身的片段性、非圆满自足性,所以文章的结尾是以一个回到自然物态的方式,向人生世界开放,并让人生的情感记忆充溢其间。这样,作者个人的记忆、老妪和祖母的记忆等,把情感的力量凸显出来,其价值显然超越了作者个人奋斗后的出人头地,超越了其小群体范围的家族重振,进而显示出一种不绝如缕的文化传统的延续性和发展性,显示出在一个礼崩乐坏的世界里,情感的记忆和书写对人间世界有着多么重要的维系力和对个体生命的感召力。这样,作者个体化的写作思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轨迹中得到了更有效的解释和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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