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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最后一班地铁Le Dernier Metro》(1980)美国版海报 1981年受到恺撒奖提名的热门影片有让-吕克·戈达尔Jean Luc Godard的《人人为己Sauve qui peut》(1980)、阿伦·雷乃Alain Resnais的《我的美国舅舅Mon Oncle d'Amerique》(1980) 、克劳德·索泰的《坏孩子》、莫里斯·皮亚拉Maurice Pialat的《情人奴奴Loulou》(1980)，而弗朗索瓦·特吕弗Francois Truffaut再一次踏上红地毯，凭借《最后一班地铁Le Dernier Metro》(1980)登上领奖台。 此时，49岁的弗朗索瓦·特吕弗，伴随着法国电影"新浪潮"的美誉，早已经成为世界电影界的天之骄子。他记不清，在自己30多年的电影生涯以及20多年的导演生涯中，自己已经多少次象这样，成为万人瞩目的焦点，但人们知道，这一次，由弗朗索瓦·特吕弗参与编剧并导演的影片《最后一班地铁》，已经创下了法国电影的空前记录——它获得了1981年法国电影恺撒奖最佳影片、最佳男(杰拉尔·德帕迪约Gérard Depardieu)、女主角(凯瑟琳·德纳芙Catherine Deneuve)、最佳导演、最佳摄影、最佳美工、最佳音乐、最佳音响、最佳编剧和最佳剪接等十项大奖，这是他生命晚期最辉煌的一刻。 也就是说：弗朗索瓦·特吕弗的《最后一班地铁》几乎囊括了当年法国电影恺撒奖的全部奖项。
作为新浪潮电影流派的重要人物之一，弗朗索瓦·特吕弗与让-吕克·戈达尔、克劳德·夏布洛尔Claude Chabrol、埃里克·侯麦 Eric Rohmer、雅克·里维特Jacques Rivette等人共同贡献了世界电影史上最亮丽的一道风景，他们栖身的电影图书馆和至今仍在影响世界的《电影手册》是世界电影的丰碑，弗朗索瓦·特吕弗的《四百击Les Quatre Cents Coups》(1959)和《朱尔与吉姆Jules et Jim》(1962)以及让-吕克·戈达尔的《精疲力尽A Bout de Souffle》(1960)是所有电影人的指南，偏偏是弗朗索瓦·特吕弗最先背离新浪潮投身于商业电影的怀抱，他计划拍一个剧院三部曲。 第一部《日以继夜La Nuit Americaine》(1973)，票房全线溃败，第二部就是通过描述20世纪40年代的戏剧界向大导演恩斯特·刘别谦Ernst Lubitsch致敬。影片所重现的占领时期的生活部分法国观众并不接受，认为极不真实，可是两大明星凯瑟琳·德纳芙和杰拉尔·德帕迪约挽救了影片。 在《最后一班地铁》这部影片里，可以发现弗朗索瓦·特吕弗的观念好像已经完全变为让·雷诺阿Jean Renoir式的人道主义了，他不提那些惨痛的战争记忆，只说人们良善的一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
电影《最后一班地铁Le Dernier Metro》(1980)法国DVD版封套 焦雄屏将这部《最后一班地铁》比作“弗朗索瓦·特吕弗的《游戏规则La Regle du Jeu》(1939)，弗朗索瓦·特吕弗的《你逃我也逃/生存还是毁灭/生或死/戏谍人生To Be or Not to Be》(1942年)”。 《你逃我也逃》是恩斯特·刘别谦和纳粹彻底划清界限的作品，它同样也是以剧场为背景和环境的电影。弗朗索瓦·特吕弗不自觉得受“恩斯特·刘别谦笔触”的影响，尽量把这出戏中戏编排得优雅而敏感。更具体的细节是，恩斯特·刘别谦电影里常幽默地出现吃饭时播放催眠曲的场面，在《最后一班地铁》里有，在其后的《隔墙花La Femme d'a cote》(1981)中也更明显地出现了。 《最后一班地铁》里没有地铁。弗朗索瓦·特吕弗用片名而不是画面，指出法国被占期间人们的生活状态——人们躲在剧院或者电影院中，逃避现实，保持热情，但必须在晚上11点前赶上最后一班地铁，战时实施宵禁，晚间在街上游荡者至少得被关上一夜。弗朗索瓦·特吕弗在这部电影里，从没有用画面，特意渲染当时的社会状况，比如空袭、黑市交易、排队购买必需品，他都是一笔代过，直接而不刻意。
但于此同时，一些小典故却不放过：抵抗运动者用留声机制作炸弹、当时流行的马铃薯虫害、用两根钓鱼杆暗喻戴高乐，等等。这样一来，整个历史背景被嵌入得非常得体、自然。这必然得益于弗朗索瓦·特吕弗对历史情况做了非常细致研究，同时也得益于他在十分厉害的文学修养，并将其电影化。 “新浪潮”电影的特色是朴素、真实、自然、流畅。这也是弗朗索瓦·特吕弗的风格。《最后一班地铁》对这点也是继承并发扬的。片中有许多情节的描写都有历史的依据。作者把当时戏剧界发生的许多事件编织进影片的情节中。 最著名的是演员让·马莱Jean Marais为捍卫诗人导演让·谷克多Jean Cocteau，大揍剧评人阿兰·拉姆贝克斯的事件。在影片中，这一事件成为表现贝尔纳这个角色勇敢和鲁莽的重要段落，他为了捍卫玛丽安，而殴打了德国人的御用评论家达克夏。另外，躲在地下的斯坦纳、代替他的幕前导演都有相对应的原型。另外，导演弗朗索瓦·特吕弗的舅舅也是被法西斯抓到集中营去的。他在被捕时，为了避免别的同志又遭此不幸，默默地向同志们示意不认识他。这些情景都揉到影片中去了。
电影《最后一班地铁Le Dernier Metro》(1980)西班牙版海报 片中还有一些细节的描写，或者为了交代情节，或为了烘托时代气氛。玛丽安买七公斤重的黑市火腿，她一个人哪里消受得了?但和一个藏在地窖里的男人一起享用，则是合理的需要；几个女演员在一起聊天，展露她们腿上的丝袜，原来这不是真的丝袜，而是涂在腿上的某种涂料；犹太小姑娘胸襟上的黄色星星，这些都是那个时代特有的情景。 当年的“新浪潮”影片，被人指责为“制作粗糙”。20多年后，我们看到当年初出茅庐的导演，如今却已成长为技巧娴熟的大师。弗朗索瓦·特吕弗在《最后一班地铁》中的艺术处理就达到很高的造诣。为了渲染时代气氛，影片的彩色不是绚丽华美，而是一种近似黑白片的暗色调。给人一种陈年往事的感觉，使人想起过去那个黑夜与浓雾的时代，灯光黯淡、黑影幢幢的情景。影片的布景富于质感，使观众仿佛置身于剧院的后台，能触摸到一面布景，能呼吸到后台的尘埃，能感受到那潮湿、阴冷的气氛。 为了增强影片的真实感，弗朗索瓦·特吕弗采用了纪实与虚构相结合的手法。1942年冬天以后，从贝尔纳离开剧院到1945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其间发生了一系列历史事件，影片人物的命运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弗朗索瓦·特吕弗处理这一过程时，融合了纪录片手法，夹用了不少纪录资料镜头，配上旁白叙述，作为历史变迁的见证。这种处理在“新浪潮”时期也没有使用过，是一种新的发展。这种虚构与纪实相结合的手法产生了一种扑朔迷离、真伪难辨的效果。 如在临近解放时，巴黎发生了巷战。吕卡斯、贝尔纳都参加了战斗，在战斗场面结束以后，我们看到玛丽安走进一家医院的病房，去探望受伤卧床的贝尔纳，倾诉了一番深藏在心中的爱情。观众以为这是他们俩人之间的故事在继续，谁知突然出现了舞台的大幕，迅速从左向右拉去、合拢，占据了整个银幕。观众恍然大悟，原来这是戏中戏。他们又在继续演戏了。生活舞台和戏剧舞台融合为一。 玛丽安、贝尔纳和吕卡斯一起向观众谢幕时，舞台的脚灯和银幕的灯光也融为一体了。观众仿佛置身于剧场中，使电影观众既有看电影，又有看戏剧演出的感觉。这是导演手法的巧妙之处。 导演弗朗索瓦·特吕弗是一位充满童心的电影作家。尽管他自己的童年很不幸，但这并未使他童心泯灭，愤世嫉俗。相反，却使他感到这个世间需要“爱”。
电影《最后一班地铁Le Dernier Metro》(1980)美国CC版DVD封套 他的作品中始终表现出一颗爱心，这是十分可贵的。他的某些作品中的孩童情趣往往使人忍俊不禁。如像《零用钱》中那个男孩子对一位同学的母亲一样的“爱”。《最后一班地铁》之所以具有儿童般的视域，也是由于他所表现的正好是他童年的回忆。有些评论批评他把“占领时期”表现得太美好了。 确实，影片的调子不是严峻的，没有残酷的场面，而是一种悲喜剧的格调，喜剧寓于悲剧的背景中，达到巧妙的平衡。欢乐与痛苦、挑战与叛卖，还有爱情的苦恼一并交织在一起，使人含泪，却又莞尔。 弗朗索瓦·特吕弗曾对《最后一班地铁》的剧本并不满意，认为没有一个角色贯穿始终。但是这部电影还是被凯瑟琳·德纳芙“控制了”，她赋予影片一种神秘、威严、华丽的气质。实际上拍电影前，弗朗索瓦·特吕弗自己称这部影片要完成他的三个梦想：一将摄影机带到剧场后台；二营造出沦陷区的气氛；三就是让凯瑟琳·德纳芙扮演一个“负责任的女人”。可见，凯瑟琳·德纳芙对这部影片有着“天生的”影响力。
影评们讲弗朗索瓦·特吕弗的银幕从来都是被女性形象统治着。让娜·莫罗Jeanne Moreau出现在《朱尔与吉姆》中时，弗朗索瓦·特吕弗用数个特写(眼睛、鼻子、下巴、前额)和定格镜头将她的面孔刻划在胶片上。 在《最后一班地铁》之后，弗朗索瓦·特吕弗新的爱人芬妮·亚当Fanny Ardant演出了他最后两部电影《隔墙花》和《情杀案中案Vivement dimanche!》(1983)。他的摄影机近乎“忠实地”跟随着她的一举一动。弗朗索瓦·特吕弗自己说，他和女人在一起时感到很自在，就像是她们的一员? 勿庸置疑，凯瑟琳·德纳芙是《最后一班地铁》的核心，联系着爱情和艺术，联系着情人和丈夫，周旋于沦陷期间、演艺圈中的人际关系里。弗朗索瓦·特吕弗用最细致的笔触去描绘她，用最华美的镜头去表现她。杰拉尔·德帕迪约回忆拍这部电影时第一次见弗朗索瓦·特吕弗就不客气的说：你的电影太布尔乔亚，《四百击》真造作；弗朗索瓦·特吕弗则回答：行，我知道了。杰拉尔·德帕迪约转而又不得不承认：他懂得如何去爱。
电影《最后一班地铁Le Dernier Metro》(1980)意大利版海报 当然，弗朗索瓦·特吕弗也懂得如何表现爱，就算我们接受让-吕克·戈达尔对他晚期作品的种种指责和批判，但是对于“他懂得如何去爱”这一点，我们无法否认。 他懂得，如何去撩凯瑟琳·德纳芙神秘的黑色面纱，然后展现一场暗涌的倾城之恋。 在弗朗索瓦·特吕弗那里艺术永远是至上的。在《日以继夜》中，他自己扮演的导演在电影里告诉扮演演员的让－皮埃尔·李奥Jean-Pierre Léaud说：“电影的行进就像火车一样。电影比生命还要和谐。但其中并无任何的支撑点。个人问题无关紧要，电影已经控制一切。 ”这是弗朗索瓦·特吕弗的宣言。 在《最后一班地铁》中，同样个人的生命被置之脑后，只要戏剧可以演下去，人们几乎可以做出任何牺牲。当吕卡斯第一次出现在电影中时，玛丽安告诉他有一个坏消息，他首先的反应是“戏是不是被禁演了”，而不是自己能不能逃出去。 弗朗索瓦·特吕弗将《最后一班地铁》做得辉煌华丽，叙事手段和剧本结构都模仿了好莱坞，比如开头的故事旁白和结尾的戏中戏，这一切都是新浪潮极力排斥的东西，弗朗索瓦·特吕弗却全盘接受了。影片没有几个地铁镜头，地铁只是一个影像符号。由于拍摄了《最后一班地铁》，让-吕克·戈达尔至今不肯原谅弗朗索瓦·特吕弗。
让-吕克·戈达尔在大学讲演中，用自己同样表现电影真实性的《轻蔑Le Mepris》(1963)，来驳斥《日以继夜》的虚假。他认为“这部影片让人认为在揭露电影的真实面貌，其实在隐藏。”让-吕克·戈达尔觉得弗朗索瓦·特吕弗“完全听任电影的摆布，最后变成了自己原本最讨厌的德性。” 有一种观点是，《最后一班地铁》是弗朗索瓦·特吕弗对让-吕克·戈达尔不断咒骂的回应，指出“真正的政治效果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艺术家拒绝自己的专业，忙着讨论政局、批判社会，指挥制造坏的政治和坏的艺术。” 当年让-吕克·戈达尔拍《精疲力尽》才30岁，弗朗索瓦·特吕弗拍《四百击》也只27岁，到1984年弗朗索瓦·特吕弗患癌症病逝时年仅52岁。《电影手册》曾经试图做一个纪念弗朗索瓦·特吕弗的专辑，但遭到让-吕克·戈达尔的拒绝，他认为新浪潮年仅五岁就夭折弗朗索瓦·特吕弗要承担主要责任。 路易斯·布努埃尔Luis Bunuel说“除了让-吕克·戈达尔，我丝毫看不出新浪潮有什么新东西。”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更是将弗朗索瓦·特吕弗排斥在新浪潮之外，他说：“全世界的新电影中至少有一半是让-吕克·戈达尔式的电影，也就是说他们遵循效法着让-吕克·戈达尔提出的法则和标准。”
电影《最后一班地铁Le Dernier Metro》(1980)日本版海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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