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魏 高平陵事变后，魏国权力重心开始加速向司马氏集团一方偏转，在曹魏皇室之外，公卿百官的政治态度也渐次发生了变化，其中大多把自己的命运与司马集团联系起来，屈从和认同了现实的政治演变趋势，那些被两代执政者排除在国家政权之外的某些曹氏支属，也基本放弃了与命运的抗争。但在曹氏皇家政治势力江河日下的时期，也有一些坚守传统节义、不与时势妥协的清流忠贞之臣。像尚书令李丰等人一样，他们不属于曹氏宗族，却是曹氏皇族政治的坚定支持者。《三国志﹒魏书九》及其引注中叙述了许允、王经等人的政治活动与人生结局，展现了他们在特殊背景下的个人遭际与不同流俗的精神特征。  许允字士宗，高阳（治今河北高阳）人，出身世家大族，他的父亲许据担任过典农校尉、郡守。许允年轻时与同郡崔赞都在冀州成名，其后参加了军队，明帝曹叡执政时为尚书选曹郎，协助尚书台长官分曹治事，为四百石六品官员。当时许允属于善于讨论问题并提出见解的活跃分子，他后来出任郡守，又晋升为侍中尚书中领军，这是担任侍中、尚书，又兼中领军事务的复合职务，其时已为二千石的三品官员。  高阳 许允的妻子阮氏聪明贤惠，长得不好看，许允开始见到后很吃惊，结婚交拜礼结束后，他没有进入洞房的打算。妻子让侍女去观看，回来说：“有个姓桓的客人。”妻子说：“必定是桓范，这人将劝他进来。”不久桓范果然劝他。许允进入房间，很快就要起身离去，妻子抓住他的衣襟挽留，许允回头对阮氏说：“妇人应有四德（指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你有几个？”阮氏说：“我缺少的只有容貌。但听说士人有百种品行，你有几种？”许允回答：“我都具备。”阮氏说：“士人有百种品行，以德为首位，你却好色不好德，怎么能说全都具备？”许允面有惭色，知道阮氏不是一般人，于是对她亲近看重。 许允一度担任吏部郎官，这是负责选官用人的部门，有一次选用官员，许允大多用的是自己家乡的人，曹叡觉得他没有按照条件任用，就派虎贲武士召他来宫中，准备给他加罪。许允的妻子阮氏追出来告诫他说：“对聪明君主只能讲道理，不能求情。”许允点头离开去了宫中。曹叡发怒诘问他如何选官用人，许允回答说：“'举尔所知'。我的家乡人都是我所熟悉的。陛下详细审查一下，只看他们是否称职；如果不称职，就是我的过错。”许允在这里应用了孔子《论语﹒子路》中的一句话，虽然有曲其意，但也有似是而非的相合处。曹叡审查这些人后感到还真是官得其人。另有资料记述，针对曹叡对他选人不讲条件的怀疑，许允告诉曹叡：“某郡的太守虽然年限已够，文书也先到，但他年限资历靠后；另一郡守虽然年限靠后，但他资历在前。”曹叡把档案取来观看，果然是许允所说的那样，于是就打发他回去。临走时看见他穿的衣服寒酸，说：“这是位清廉的官员。”赐给他一些财物。两处所记的情景不同，而许允都采用了讲理而不求情的方式，他是把曹叡当作明主看待，努力去显示自己做事的充分理由；即便对方认为自己的道理错了，也要表明那绝不属于权力滥用的私情问题。  许允 许允的做事方式未必完全恰当，他是一位具有德行缺失的能臣，在百官僚属中也并非突出之人。高平陵之变后国家政治趋势发生转折，许允的坚贞心性逐渐显露了出来。许允与夏侯玄、李丰他们关系友好，这并没有因为政局的变化而改变。254年李丰他们筹划起事，想要把夏侯玄推到执政地位，许允没有直接参与这次活动，但他政治倾向上应是夏侯玄、李丰的支持者。这年初，一位身份不明的人在天未亮时骑着马来到许允家门口，给看门人交给一份文书说：“有诏”，随即驰马而去。这份诏书一尺一寸长，上面写着委任夏侯玄为大将军，许允为太尉，共同执掌朝政。许允料到是伪造的诏书，立即将其烧毁，没有打开呈报给朝廷，这大概是司马氏对许允的考验吧。 不久魏国执政司马师成功粉碎了李丰、张缉等人组织的密谋政变，肃清了曹魏政治势力的一次夺权反扑，并妄加罪名而处死了对方想要推举执政的清流名士夏侯玄，这几人遭到诛杀并被灭族。许允听说李丰等人被捉，想前去面见司马师，出门时恐慌不定，司马师见到他后询问说：“我捉拿李丰等人，你为什么要这样匆忙呢？”司马师是把许允在政治上划归曹氏一方，始终对他保持着戒备，只是没有拿到他参与叛乱的证据而已。 后来，朝廷派许允担任镇北将军，负责都督黄河以北的整个军事。皇帝曹芳聚宴招待了许允与群臣，在临行上任前有关部门却上奏了许允擅自发放官用物品的罪名，将他拘捕审查，最后判处迁徙边疆，妻子儿女不得同行。许允当年秋天被流放乐浪郡（治今朝鲜平壤南），冬天死在半路上。因为政治站队的问题，许允终被司马氏迫害致死。他虽然没有参加政变夺权活动，但仍然没有摆脱悲惨的结局。 许允与妻子阮氏生有许奇、许猛两个儿子，他们年少时就有好的名声。许允死后，其门生跑来告诉阮氏，想把两个儿子藏起来。阮氏正在织布，听到消息后说：“不关孩子们的事。”后来全家迁到许允的墓地里住，司马师派大将军府的幕僚钟会去看他们，并交代说：”如果儿子的才能德行比得上他父亲，就逮捕他们。”两个儿子去和母亲商量，母亲说：“你们虽然才质不错，可并不突出，按自己的所想和钟会谈，这没有什么担心的。谈话中不必过度哀伤，可以适当地问及朝廷的事。”儿子按照吩咐去做。钟会回去后把情况报告司马师，两个儿子最后免于祸灾。 出身平民的王经也是一位与许允同获声誉的冀州名士，他受同乡崔林的赏识，被提拔任用，在陇西参加过抵御蜀军姜维侵扰的多次战斗。他一度担任江夏太守，当时掌政人曹爽给他送来二十匹绢，让到吴国市场做生意，王经没有拆信，他弃官还乡。回家后母亲问他返回的原因，王经据实相告，母亲认为王经统领着兵马却擅自离去，遂将他送到官方让杖责五十。曹爽听说了这事后，也不再对他加罪。母亲经常对王经说：“你是一位农家儿子，现在成了二千石的官员，事情过头了不吉祥，可以辞职回家了。”王经不能听从，作过二州的刺史，大约在曹髦执政后期，他被调任到朝廷任尚书、司隶校尉。  260年四月，皇帝曹髦与掌政人司马昭的矛盾进一步加剧，他不愿忍受任人摆布的屈辱地位，决定要与司马昭公开摊牌拼争，王经劝阻未果。在曹髦去见郭太后的间隙，知道情况的王沈、王业去向司马昭报告，司马昭做了准备并安排贾充领将士前往应对，曹髦在率众出击时被贾充手下的成济兄弟所刺杀。事后王沈、王业立了功，王经因为知情不报，司马昭为其捏造罪名准备将其收捕处死。王经入狱前去向母亲辞别，母亲笑着回答：“人谁不死？只恐怕死的不得其所。为此事我们一同去死，还有什么遗恨！“王经本是一位有过错的寻常官员，但在历史转折关头同样显示出了独立特行的心性，他不随流俗的节义和政治上的坚贞感动了当时的人们，也反映了一个时代特有的精神。 政治斗争的推进常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这个过程伴随着政治势力的分化和人们思想理念的转变，一种坚定的心志立场和坚贞的精神信仰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可能不合流俗与时宜，但却是人们内心敬佩的珍稀品格。可以说，许允、王经他们是曹魏末期的忠贞之臣，同时也是人类某种坚定精神节义的守护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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