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书店好书榜 / 新诗人 / 《收获》 | 陈东东:明亮的星——可能性的...

0 0

   

《收获》 | 陈东东:明亮的星——可能性的欧阳江河

2020-06-01  新华书店...

2018年第2期《收获》

明亮的星

可能性的欧阳江河(下)

文 | 陈东东

诗人欧阳江河

  1993年,欧阳江河受到美国一个诗歌会议的邀请,赶写了那篇打算在会上宣读的长文《1989年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及知识分子身份》。我将他寄来的这篇长文编入《南方诗志》的某一期,杂志印出来的时候,也收到了他的美国来信。他说去洛杉矶出席那个“亚洲诗歌研究年会”只是“象征性的”,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那年头得碰运气,过不少难关才能去一趟美国),他办了“纯系私人事情”的第二次结婚,并在美国逗留下来。他打算住几个月就回中国,后来每次来信,都说打算要尽快回国,不过真正回国定居北京,却已经是过去了将近三年多的1996年。

  他提到他眼见的实际情况——“其实国外一切关于中国文学的活动都是社交性质的,乃西方学术界的传统礼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学术界而非创作圈子的事情,作家和诗人在这种场合是请来点缀的贵宾,是客人不是主人。”他在从美国写来的第一封信里说,“西方汉学家只对与他们自身的学术研究项目相关的东西感兴趣,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真正关切中国当今诗歌写作的现况和未来。”欧美学界小圈子实际上根本不了解中国诗歌的现实状况,他们只不过就着自己的方便(譬如说从北京或边陲)找几个诗人来“定义”他们设想的中国当代诗歌,用作“标本”,打上他们的趣味戳记,让那几个诗人到世界上扮演当今中国“最好的诗人”……所以,“我个人认为,”他说,“中国现代诗走向世界是没有多少实质意义的,不光在具体的写作上,而且在深度学术研究上都只能靠我们自己。”我当然赞同他信中所说,我想欧美学界小圈子在中国诗人里选代表的做法甚至会对我们的写作制造负面影响,尤其当他们被(譬如说代表和非代表们)目作“美学上级”的时候。

  欧阳江河对身处西方世界的一些中国诗人也有粗略的打量,把他们分成“走正道的”(拿学位,任教职……)、“走反道的”(真流浪或假装流浪,申请基金会之类资助……)和“混乱的”(打工,瞎转悠……)。而他住在华盛顿,过的是另一种日子,来信中说:“我的生活方式既无混乱可言,又不朝正道、反道中的任何方向前行,我生活在完全的停滞状态中。我最重要的收获来自‘旁观’角度,我对时间、写作、批评等问题有了非常可贵的‘再度认识’,这一认识直接指向‘人性’,‘虚无’。”有几封信是用毛笔写的,蝇头小楷,一丝不苟,可见他在华盛顿住得有多么“停滞”。

  “在华盛顿我写的不多,”他说,“主要想休息一下,读些书。同时将随身带出的朋友们的诗作认真细致地阅读了一番。”他在屋子里的情形大概跟在成都区别不大,读书、听音乐、写作是常态,也一样(很可能更加——基于我抄录的他信中说到的那些理由)关注国内的诗歌情况。有时候他似乎感觉在度假,美国世界杯之前他来信说:“本月中旬起我将放下手中一切事情,看足球。美国的电视转播大部分由一家有线台负责,我只好花钱装了一个有线转播设置(仅二十美元,是降价推销的),看一个月后关闭。在美国,看足球转播得花钱(连月费共花六十美元)!”

  他在美国的那几年(再加上回北京不久又去欧洲半年)被看作(他自己也这么看)一个不同时期。如他自己所说:“那时经济问题没解决,但在国外花费并不大,所以也没什么焦虑。但离开了中国的语境,不免感到孤寂。你知道,西方诗歌实际上就是孤寂的产物。总体感觉,在这一时期写的诗歌里,我把自己的声音压得很低,那种雄辩的、对公众说话的声音明显减少了,代之以某种独白的声音、对话式的逆行对位声音。我自己感觉,那时写诗就像是一个人对着一个人写作,一个人对着虚无在写作。”《异乡人的故乡》是他到美国不久写下的一首诗,一方面像是在时差还没有倒好的恍惚和不适里确认“这是美国”,一方面竟然已经有了乡愁;三个月后所写的《另一个夏天》,诗行间回响着《椅中人的倾听和交谈》及《1991年夏天,谈话记录》的声音。它们对近在眼前的美国没什么兴趣(诗中提及的美国是曾频繁活动于国共之间的赫尔利、更早的惠特曼等等),而是扭过脸去回望。《异乡人的故乡》说:

        异乡人从剩下不多的裸体走向早晨,

  这只是返回昨夜的一个穿衣过程。

《另一个夏天》则拟好了归期:

        现在缺少的只是一顿凉风习习的晚餐

  和一个飞机场,上帝将神秘地降落,

  而我依然不能看见

  我自己。我已订好了秋天的回程机票。

  是的,怎么都行。四十七岁的夏天

  挥手招来雪花,像二十七岁那么美,

  那么茫然,超出了我的有生之年。

        人在异乡不免多出些命运之感,它又跟乡愁和欧阳江河一直念念不忘期待中的“晚餐”缠绕在了一起。“晚餐”堪称欧阳江河诗歌里一个指向多意的多功能关键词,频繁出现在他九十年代以来的诗作里,在不同的上下文之间有着从玄学到政治学、社会学和个人精神起源、情感记忆等各种意味——这首诗里的“晚餐”跟“一个飞机场”并举,那么飞回去也就是“现在缺少的……晚餐”。不过“晚餐”之于欧阳江河始终有一种终极写作的“神学”指向(“上帝将神秘地降落”……),这比较集中地体现于他在华盛顿住到第三年时所写的《我们的睡眠,我们的饥饿》一诗。其第五节有句:

        你在某处待着,起身离去的

  是千里之外敲门的豹子,

  它的饥饿是一座监狱的饥饿,

  自由的门朝向武器敞开。

        其第八节第一行:

        多年来,你在等一顿天上的晚餐。九

  在海外期间也是欧阳江河重要的诗学建构时期,2001年出版的《站在虚构这边》这本文章结集里一些有关当代诗歌的篇什:《另一种阅读》(1994)、《当代诗的升华及其限度》(1995)、《共识语境与词的用法》(1996)、《北岛诗的三种读法》(1996)、《倾听保尔·霍夫曼》(1996),以及其诗集《谁去谁留》的自序(1996),都写于这个时期。处身于一个急转向消费的时代——逗留在美国当然更会加深其何谓消费时代的感受——在“这已经不是他的时代”,他将其写作要旨设定为“要表达一种反消费的美学的诉求,也就是在消费时代里,还要保留一种不被消费的写作。我所希望的是,我写的这个东西从任何意义上讲都不被消费。所以,我越来越借助于综合性、复杂性的手法,也更多带着一种超出诗歌的批判的、综合的眼光。我甚至把理性与非理性都调动起来,把它们综合造成一种诗意。”欧阳江河意欲建立起来的个人诗学,服从于他的写作要旨。

  在《谁去谁留》的自序里他说自己以往的许多诗作是“为杂志写作”的产物(“——这里所说的杂志,包括正式出版的杂志和非正式出版的民间杂志、社团杂志。”),写作时“肯定会感受到一种停不下来的速度在从中催促……”并会“助长那种与身边现实同步并行的幻觉的产生……”他在美国“一个人对着一个人写作,一个人对着虚无在写作”,则正好从“为杂志写作”的“一种定时炸弹般的、倒计数的时间”里摆脱出来,“所以在另一个方向上思考过缺席写作的可能性”。他进而希望“诗歌更多是对‘关于痕迹的知识’说话,并且,只在这些话上建立它的耳朵、视野和思想领域,建立它的秩序,它的现实,以及它的空白”。而这样的诗歌“并不阻碍它对现实世界和世俗生活的倾听”。

  他对自己的诗歌已经成竹在胸,很有把握。长诗《雪》一开始即写道:“雪落下因为到达了某个平面:不仅在纸上。/一些消除了见解的神秘读音萦绕不散,/词与事物的接触立即融化了。”(第一节)他那首我在二十多年里读过好几回,每次都没耐心读完的长诗《纸币,硬币》(1994),写于住在华盛顿的第二年,想来也正是贯彻其深思熟虑的写作主张的一件作品。比较起来,《感恩节》(1995)和《时装街》(1997)更具可读性,多出了由技法魔术、修辞杂技,将检讨、纠正世界与戏仿、同构世界混为一谈带来的快感和冲撞。欧阳江河注重场合、场景的写作方案在这两首诗里继续,变本加厉其从“语言中的场景”展开对地方性与国际化/全球化、个人语境与公共语境关系的讨论。“火星人”在《感恩节》开头又一次出现,诗中所见正是“从火星人的窗口”望出去的,叙述较之思量的旁观者更事不关己,更全方位,更眼花缭乱、交错混杂和不可思议。《时装街》同样具备这些叙述特点,而且从叙述对象那里获得了叙述模型,甚至其整体不分段落,一贯到底,只是以首字缩进设置意义单元的诗歌样式,也跟时装街相仿——欧阳江河诗歌从题材和主题本身生成诗的写法、形态和语言特色的形式要求,在这里又有了一次极端表现。

  一种称之为“悖论和矛盾修辞”的方式,被欧阳江河越来越经常地强调使用,几乎成了他的标志性方式。诸如——

                一个挣钱比别人多的人总是缺钱花,

    当他开始欠钱,就会变得阔绰起来。

  (《电梯中》)

    如果你把已经花掉的钱

    再花一遍,就会变得比存进银行更多,

 (《关于市场经济的虚构笔记》)

      ……整体不过是

  用少数人的零去乘任何多数,包括

  鬼魂的多数。手铐将会铐上两次,

  一次作为零,一次作为无穷多。

  但双手总是能挣脱出来:你给了死者

  一个舞台,却让台下的椅子空着。

             (《感恩节》)

  那快嘴叫了辆三轮去逛时装街,

  哦一气呵成的人称变化,满世界的新女性

  新就新在男性化。穿得发白的黑夜

  在样样事情上留有绣花针。……

   ……

      ……关于江南之恋

      有回文般的伏笔在蓟北等你:分明是桃花

  却里外藏有梅花针法。……

      ……

      ……夜晚你吃惊地看到

  蜡烛的被吹灭的衣裳穿在月光女士身上

  像飞蛾一样看不见。穿,比不穿还要少。

            (《时装街》)

这些显得机趣的句子有些竟然颇有些童趣,它们形成的张力,或许可以是《关于市场经济的虚构笔记》第七节写到的这么一幅画面:

        一只脚紧紧踩住加速器,另一只脚

  踩在刹车上面。

“悖论和矛盾修辞”的方法显然出自欧阳江河“个人化的”、“不可公度的反词立场”,它们往往会扩展为欧阳江河诗歌的逻辑结构;而这种逻辑结构,又跟这个时代的种种现实有着对称、错位、反转等等复杂的关系……我想起以九十岁高龄于最近去世的美国诗人约翰·阿什伯利,他写过一首诗,题目就叫《悖论和矛盾修辞》(王敖译),其中有云:

            ……就是它和其他东西

      让它们的体系进行游戏。游戏?

      哦,实际上,是的,但我认为游戏

           是一种更深的,别处的东西,一个梦中的

     角色模式……

欧阳江河拿了美国绿卡,1996年回来不久又去了欧洲半年,尔后选在北京定居。他来过一次上海,逛街时对那些卖CD的商店最有兴趣,流连不舍,拿起想要的古典音乐碟片在手里掂量,把三位数的人民币价格换算成美元或欧元,立即就觉得便宜,太便宜了……于是就买下来。他的性情和四川口味也一点都没变——因为连吃了几顿海鲜,有一天中午发现又走进海鲜餐厅,他就生起气来,转过身背朝餐桌坐着,非要上一盘回锅肉才行!这引起了同坐一桌也急着想吃重庆火锅的翟永明的同情,在一边理解地发笑。

  他的脾气往往会在打牌时发作。过了两年我去北京,有一天跟朱朱一起到欧阳江河家闲聊,外面突然起了沙尘暴,当晚就只能住他那儿了。围坐在灯下打“双抠”,我跟朱朱对家,一级级奏凯,欧阳江河则一级级恼怒,斥责其对家怎么又出错了牌!让我跟朱朱惊奇复惊叹的是,第二天一早起来,欧阳江河一边穿着衣服一边赶紧跟我们说:“我夜里细想了一下,昨天最后一局我只要出牌顺序稍换一下,我们就赢了!”然后一丝不差地复述了那一局打出的每一张牌。其记忆力之好,简直有点儿恐怖。

  就是在那次打牌之前,聊着聊着,欧阳江河突然拿起桌上他那本近三百页的诗集《谁去谁留》说:“没想到我竟然已经写了这么多诗了……看来我可以不写了!”不久我读到他一篇短文,结尾时把“看来我可以不写了”的原委说了出来:

实际上,我已整整两年没写一行诗。我对我自己、对整个我们这代人的诗歌写作和诗学写作产生了一种根本的怀疑。问题不在写什么,怎么写,不在用口语写还是用书面语写,也不在为网络写,还是为杂志、为书本、为诗歌史写。问题在于,写作本身变了,是面目全非、没爹没娘的那样一种变色龙之变。一个人人都是诗人的时代,一个把写诗当闲扯、当登记注册、当随地大小便的时代,不是正在到来吗?总不至于让我为建造诗歌的公共厕所而振臂一呼吧。

症结还是消费时代甚至连诗歌都在被消费。

【选读完,全文刊载于2018年第2期《收获》专栏“明亮的星”】

诗人陈东东

转载自《收获》官方微信

    本站是提供个人知识管理的网络存储空间,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不代表本站观点。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点击这里 或 拨打24小时举报电话:4000070609 与我们联系。

    0条评论

    发表

    请遵守用户 评论公约

    类似文章 更多
    喜欢该文的人也喜欢 更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