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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俄国人与中国人》一文中说：“……这种贸易，采取一种年会的方式进行，由十二家商馆进行经营，其中六家是俄国人的，另六家是中国人的。他们在恰克图进行会商，决定双方商品的交换比例——贸易完全是物物交换，中国的主要商品是茶叶，俄国则是棉毛织品。” 马克思为我们展示的是张库大道支撑下的一座边境城市的贸易场景，这座边境城市就是张库大道北部的贸易终端恰克图。18世纪至19世纪上半叶的恰克图互市贸易，在中俄关系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恰克图互市在促进中俄两国，特别是两国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为中俄两国人民的接触提供了场所和条件，增加了中俄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文化交流。两国人民在恰克图市场上的友好交往，在中俄关系史上留下了值得回顾的一页。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两国签订了第一个边界条约《尼布楚条约》。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中俄两国通过贸易谈判，清朝“准许俄国商队每隔三年来北京一次，每次不得超过二百人，免税贸易八十天。俄国政府的商队，由此得以向中国倾销西伯利亚的皮毛，并采购茶叶、缎布等运回本国”。但俄国利用中俄中段边界“未定”的机会，不断向南扩张，蚕食中国蒙古地区领土。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4月，清政府被迫宣布中断两国贸易。两国贸易中断，俄罗斯非常着急，多次哀求清政府开市。雍正五年七月十五（1727年8月31日），中俄在布尔河畔签订了《布连斯奇界约》，划定了中俄在喀尔喀地区的疆界。同年九月初七又签订了《恰克图条约》。恰克图又名必齐科图，位于清代中俄边境色楞格河右岸（东岸）。西临色楞格河，东倚贝勒苏图山，北近贝加尔湖与俄属都尔班卡伦接界。最初，恰克图是这个区域的统称，统属蒙古喀尔喀境，是中国清代中俄边境重镇，为大圐圙所辖制。恰克图南距大圐圙800里，一路水草丰美；北有400里驿道通上乌丁斯克(今俄罗斯乌兰乌德），“俄罗斯驿路皆坦途，且有大小航舟，络绎其间，虽距莫斯科数千里，但交通方便畅达”。恰克图距西伯利亚各城市、城镇很近，从俄国内陆到恰克图，也有水路相接。恰克图的选址很合理，在这里进行边境贸易，是中、俄政府和商人共同确认的。张库大道的兴盛造就了恰克图的繁荣，俄罗斯和西欧一百年前的文献中称恰克图为“西伯利亚汉堡”和“沙漠威尼斯”，称买卖城为“纳卖城”，并说西伯利亚南界有“甲他城，即恰克图之互市圈也”。《恰克图条约》规定：两国以恰克图河为界，河北恰克图划归俄国。新边界的划分，把恰克图分为了两部分，旧市街划归了俄国，旧市街南边另建的恰克图新市街仍归大清。开始，中方新建的市街仍称恰克图，后称为阿勒坦布拉格，汉族商人称之为买卖城。其实，阿勒坦布拉格在蒙古语中是“南恰克图”之意。因此，清代文献中，也往往把恰克图与买卖城两座商业市镇合称为恰克图。也正因为如此，历史上一些在阿勒坦布拉格发生的事件，也被记录成了在恰克图发生。对于恰克图市场的建立，沙俄政府是十分积极的，雍正六年（1728年）六月三十日，俄政府派员直接参与恰克图市场的建设。恰克图和买卖城，两座城镇于雍正八年（1730年）左右完工。随着恰克图互市圈的开辟，恰克图自然就成为了中俄经济往来的咽喉。瓦西里·帕尔申的《外贝加尔之行》描述了沙俄宫廷对恰克图市场建设的指示：“恰克图市场，应该是个正方形的市场，每边各长二百米，市场四个角各筑一个城楼。”沙俄宫廷不但对恰克图市场的建设有明确指示，甚至连市场内的货摊货位都由宫廷做了规定。不但如此，沙俄还派出大批国家军队和技术工人突击抢建恰克图市城。在建设恰克图和买卖城市场的问题上，清政府的态度不是很积极，只是出于俄国政府的压力才于雍正八年（1730年）勉强批准在恰克图中方边境建买卖城。中国朝廷历来都认为经商做贾是属于民间的事情，清朝廷不积极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过中国的商人们对这一点早已经习惯了，他们在恰克图正南约一百五十米的地方，自己动手营造店铺和库房，建起了一座与恰克图同样大小的贸易城。下面的记述中，我们沿用汉族商人的习惯称恰克图为买卖城。《恰克图条约》签订以后，中俄两国商人蜂拥而至，争相“在恰克图（此处的恰克图是指南北两个市镇）建盖房屋，围墉垣栅”。而一些更有实力更有远见的中俄商人则在离恰克图不远的色楞格斯克、伊尔库茨克和大圐圙等城市建造永久性商店，准备长期从事贸易活动。《蒙古志》卷二记载，恰克图和买卖城初为荒野，自雍正五年（1727年）作为中俄互市之地，“商业茂盛，道路平坦，人口三千，南走库伦八百里，贸易品以茶为大宗”，成为中俄贸易中的一颗明珠。雍正六年九月初五（1728年8月1日），恰克图市场开市。恰克图和买卖城，两座城镇是雍正八年（1730年）左右才完工。所以，第一次开市时，两国商人的交易应该是在荒野中完成的。据《外贝加尔的哥萨克》一书记载的中俄交易资料记载：“1728年8月1日，恰克图贸易开始了……从8月1日到9月2日，仅有十名俄国商人经色楞格斯克关卡前来……。中国方面，从8月1日至25日，一共只来了四个蒙古包。”“当时，由大圐圙护军扎尔固齐带领张家口驻大圐圙的旅蒙商去参加了第一次的贸易。”注意，恰克图的第一次中俄贸易活动是大圐圙护军扎尔固齐带领驻大圐圙的张家口旅蒙商们去参加的。从此，绵延两个世纪之久的中俄恰克图贸易开始了。俄国在买卖城设有机构非常庞大的海关。他们为了倾销俄国商品,凡运往恰克图的货物,出口时海关均予退税;而出外蒙运往俄境的货物,入口时都要纳税。例如:当时中国红茶每俄斤约值三角,纳税要八角四分;白块糖在前营子每俄斤卖一角六分,到恰克图只卖九分;其他一切货物都可以此类推。俄国在前营子设有郭米沙尔衙门,相当于中国的边区镇守使,与清朝的加古庆联系。华人往俄国经商或经上乌金斯克回国所用的护照,由加古庆衙门填发后再由郭米沙尔衙门签署,即能通行无阻。清朝政府理藩院派遣熟悉俄国事务的郎中淖尔多，前往恰克图（买卖城）监督并掌管边境贸易事务。后清朝理藩院又在恰克图派有加古庆(相当于民政员)一员。同时，北京还派出一名护军统领到买卖城监管商人。恰克图的社会治安和市场秩序由清政府负责。在很长一个时期,恰克图（买卖城）地方治安不好。为此清廷还专门从宣化府抽调一支由30人组成的精干部队进驻恰克图，被称为“宣化营”。宣化营虽然仅仅30个人，但兵丁精壮，仪态威严，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仪仗队。实际上，这也是清廷向沙俄展示国威的一种做法。理论上恰克图和买卖城两个市是分开的，实际上恰克图贸易在操作中已是一个统一的市场。恰克图、广州是道光十九年（1840年）之前，清政府对外开放的仅有的两个窗口，并列为水陆两码头。一南一北，遥遥相对，南北辉映。张穆《蒙古游牧记》卷七中记载：“俄方市圈称恰克图，中方市圈称买卖城……万货屯集，居然都会也”。在恰克图经商的中国商人，绝大多数是从张家口过去的晋商。当时有名的店铺主要有：横街的福源德、天和兴，中巷子的大升玉、恒隆光、锦泰亨、久成兴等，东巷子的独慎玉、承玉亨、天庆隆、祥发永，西巷子的公和盛、壁光发、天合兴、永光发，大泉玉等。据《理藩部档》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二月初三日之方观承奏折中载：“查处恰克图、库伦贸易商民，多在张家口设有铺房，其资本较厚者六十余家，依附之散商的八十余家。”18世纪末，恰克图（买卖城）商铺有百余家，其中较大的商家有37家。民国初期，京帮也进入恰克图（买卖城）经营，但为数不多。中俄商人在恰克图和买卖城市场的贸易方式是以物易物的交换，甚至当时金、银都作为商品在市场进行交换，而不把它看作是货币。在交易过程中，买卖双方直接见面，不用中介，不用翻译。结算方法简便，基本上是现货的易货贸易，偶有差价，银子找齐。而且交易是常年进行的免税贸易，这在某种程度上更增加了商品利润值。尽管清政府三令五申不许在恰克图（买卖城）经营的中国商人携带家眷，但一些生活在恰克图（买卖城）的中国商号掌柜还是在这里建立了家室。《外蒙古见闻纪略》一书的陆履仁先生从小就随父母在恰克图（买卖城）长大，并且又在留学回国后仍然回到恰克图（买卖城）工作。
恰克图和买卖城的贸易健康发展，大家做生意时是对手，平时是朋友，关系十分融洽。何秋涛《朔方备乘》中记载：“盖外国人（俄国人）初同内陆民人市集交易，一切唯恐见笑，故其辞色似少逊顺，经恰克图（买卖城）司员喻以中外一家之道，俄罗斯欢喜感激，信睦尤著。”中国商人大多来自张家口，咸丰时恰克图“办茶大字号约有四十家，均系张家口上埠者……”。清人松筠的《绥服纪略》中也记载：“所有恰克图贸易商民皆晋省人。由张家口贩运烟、茶、缎、布、杂货，前往易换各色皮张毡片等物。”可见口商、晋商在对蒙古、俄罗斯的贸易中占主导地位，而且都以张家口为大本营。热文荐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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