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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山海经》与《禹贡》上的彭蠡泽、庐江水所指称的湖泊、河流是一致的。“庐江”来自从舟中或对江江岸望上去，长江中下游两岸的地形都象茅棚盖在江上，“九江”盖为“庐江”传播中的误听误记；“庐江水”即今皖江内青弋江以上的入江河流（含江北入江河流）和赣江等的统称；“彭蠡（泽）”是今芜湖市和江北无为县未垦殖圈圩前的圩区，《禹贡》以之作为古扬州的地标之一，至汉武帝时仍是一个巨大的湖泊；后来的汉桑钦《水经》、班固《汉书·地理志》的“彭泽（聚）”却与之不同，地望移进了荆州；而“三天子都（鄣）山”，则是跨今皖、赣等省的江南台隆，跨皖、江、浙等的下扬子（江浙）台坳和位居江北跨皖、鄂、豫三省的大别山区这三块山地，其中，皖南江滨群山在《禹贡》里又称“东陵”。 关键词语：历史地理 彭蠡泽 庐江（水；郡） 九江 江淮 三天子都（鄣）山 东陵 《山海经》：“海内东南陬以西者。居海中。闽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闽中山在海中。三天子鄣山在闽西海北。一曰在海中。”[1]又说：“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东。在闽西北入海，余暨南。庐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泽西。一曰'天子鄣’。”[2] 山集雨成水（径流），水出山，潴汇成泽。要知三天子都（鄣）山为何山，我们先找湖泽，再分辨水。 彭蠡（泽） 《禹贡》：“淮海惟扬州。彭蠡既猪（潴），阳鸟攸居。 三江既入，震泽厎定。”[3]可见这个彭蠡泽是扬州第一地标，第二个地标才是震泽——太湖。彭蠡泽的具体方位地点呢？ 《禹贡》下文中即载大禹“导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过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于海。”嶓冢,山名。又名汉王山,位于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境内，汉江源头。《水经注》中“汉中记曰，嶓冢以东水皆东流。嶓冢以西水皆西流，故以嶓冢为分水岭。”荆山，位于中国湖北省西部南漳县，武当山东南 、汉江西岸。相传楚国那献玉三次被剁了手脚的卞和就是在此山得玉。内方，亦称章山。在湖北钟祥县西南。孔（安国）传（《禹贡》）：“内方、大别二山名，在荆州， 汉（水）所经。”“竟陵，章山在东北，古文以为内方山。”[4]漾，漾水。出陇西相氐道，东至武都为汉。”[5]沧浪，古水名。有汉水、汉水之别流（均水）、 汉水之下游、夏水诸说。三澨，水名，郑玄注（《禹贡》）：“三澨，水名也，在江夏竟陵县界。”在今湖北天门市南，流经汉川入汉水。顾祖禹说三澨水在“县南三十里。出京山县西七十里之磨石山，流入县界，东注于蒿台湖。或以为即《禹贡》之三澨也，亦曰三汊口”[6]。讲的是汉水到大别山西麓才“南入于江”。这是在《禹贡》荆州内的情形，汉水的支流都有所交待，记载得比较细致。 到了大别山西南麓，就是扬州地域。今汉江在汉代桑钦所著《水经》中，称为“沔”水，而且把今皖江基本上都是记作沔水的：“沔水与江合流，又东，过彭蠡泽，《尚书·禹贡》汇泽也。”初看上去，与《禹贡》基本一致。[7]说一致，是讲长江在江、汉二水合流后，有彭蠡泽。但仔细琢磨，则《禹贡》原文是“又东，汇泽为彭蠡”，“汇泽”二字讲水流至此，又与其他径流一起潴汇发生变化，不再是江的径流，而变化成为“彭蠡泽”这个相对静止的湖泽了；而《水经》却来了个“过彭蠡泽。《尚书·禹贡》汇泽也”，似乎只是说“彭蠡泽”在《禹贡》里叫做“汇泽”。这里，就发生了信息在再传播过程中，中介体在表述上的误差。《禹贡》此段原文里隐含的水过大别山南坡和皖南群山之间时，有其他的支流汇入，最后潴汇为泽，隐含着丰富信息，都被再传播的《水经》这个中介屏蔽剪切了，好似江、汉二水汇合不久就合而成泽，所以《禹贡》称它作“汇泽”。这种误差反映在下文将考辨的《汉书·地理志上》中的“彭泽聚”上，则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 在《禹贡》里，彭蠡泽之下又成径流，再“东（流）”一段才是入海的“北江”。北江者何?《水经注》卷二十九讲沔（汉江）与江合流后：“又东，北出居巢县南。又东，过牛渚县南。又东，至石城县，分为二，其一东北流，其一又过毗陵县北，为北江。”毗陵县是毗陵郡治，即今镇江市，所以“北江”即今长江入海的正流。但到石城县“分为二”是什么回事呢？《汉书·地理志上》记有“石城，分江，水首受江，东至馀姚入海，过郡二，行千二百里。”[8]江苏省考古工作者在今南京市江宁区方山发现人畜力拖船过岭的水运枢纽设施遗址，接进入太湖的人工运河。班固谓之“分江，水首受江”，表述有些不精准，因为这是一个运河口，本不接长江水，水源地应该在南京江宁区附近的丘陵及其上游的今当涂山区，与彭蠡、长江源流有别，所以《禹贡》没有提南江。班固在生的时候，注入太湖的河流，纵或水头冲到嘉兴市，仍然到不了余姚，因为中间隔着钱塘江与杭州湾海岸。除非班固是根据比《禹贡》时代还要古远的时代流传下来的口头史料或我们今天无法看到的古文献记载有远古的情况：长江主流——北江的河床还未下切至相当深度，江水能通过方山那拖船岭与今南京市区东部互通，并且水头能够一直冲进太湖未形成之前的海湾。 这又误导了对南方历史地理有理念差错的《水经》的注释者郦道元。郦氏注文里的南江，则由于他不知这么一段史实：汉建安十六年（211年）孙权移治秣陵，改秣陵为建业，翌年（212年），“城石头”,石头城成为建业的军事副城[9]，时又称“建业小城”[10]，以石头城为县治的石城县由此并入建业，而“宣城郡石城县”乃孙吴黄武五年（226年）韩当伐山越夺取的越人传统占据地，孙权以之为韩当韩综父子所封、袭的石城侯奉邑，是三国时新建的县。本来也属丹阳郡，是晋太康元年（280年）分丹阳郡为丹阳、宣城二郡，才归宣城郡[11]，所以他在注文中还指出了经文的一大“谬误”：“《经》所谓石城县者，即宣城郡之石城县也。牛渚在姑熟、乌江两县界中，于石城东北减五百许里，安得径牛渚而方届石城也？盖《经》之谬误也。”然后自己坐在北朝的土地上，不知道南朝的真正地形水文，列举古籍文献资料中的典故包括《列仙传》之类载有的某些仙话传说，自己又从“贵长池”开始，硬是从石城县经临城县、安吴县、陵阳县、宛陵县、宁国县、浙江故鄣县南和安吉县北之间进太湖，再把太湖涉及的沿湖诸县句余、山阴、松江、由卷、嘉兴、海盐等等都算在南江流域，再“东至余姚县，东入于海”，虚拟凿挖了一条南江。说《水经注》中这条南江是郦氏虚拟“开凿”的，是《水经》面世至郦氏甚而至今，这一带未发生造山运动，这条南江所经的许多崇山峻岭，水流无法跨越沟通。故郦氏在“沔水”条注释文结尾中也说：“但东南地卑，万流所凑，涛湖泛决，触地成川，枝津交渠，世家分伙，故川旧渎，难以取悉，虽粗依县地，缉综所缠，亦未必一得其实也。”[12] 通过上述考辨，我们知道彭蠡泽离下游北江、南江不远，也就是离今南京不远。大家知道：“天门中断楚江开”[13]，长江出了芜湖天门山以后，两岸就是广袤的大圩区，远古时期，芜湖市这一带尚未垦殖圈圩，对江今无为县亦然，此地为大泽。这就是彭蠡泽。芜湖另有雅称“鸠兹”，楚国初入江东“尽收吴故地”“县（悬）地而治”时，设县名鸠兹县。该县名来源是此地曾有东夷人的鸠兹方国，以鸟类（鸠兹）为图腾，鸠兹又称“阳鸟”，故记述描绘远古地理的著作《禹贡》就写下“彭蠡既猪（潴），阳鸟攸居”。[14]因为紧接着就有“三江既入，震泽厎定”，“三江”者何？《禹贡》记载大禹导江时又有记载：“岷山之阳，至于衡山，过九江，至于敷浅原。”“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迆北，会于汇；东为中江，入于海。”“敷浅原”，长江下游平原也；“东陵”，皖南山区以至整个下扬子台坳，也是中国大陆上最东部的群山，其北面濒江的是九华山及其余脉，是西南——东北走向，故长江至此“东迆北”。中江说的是远古鸠兹国有中江通太湖未形成之前的海湾，加上下游今南京方山那里有运河入太湖那边的海湾，相对于北江称南江，这两江水加上上海方面来的吴松江都入后来成为太湖这一海湾上的泻湖，而不是象现在这样反过头来吴松江、太湖水都从借道黄浦江入长江再入海。是“北江”（长江入海正流）和南边的钱塘江裹挟的泥沙冲击积淀，在杭州湾北面形成一块陆地，使原来的海滨泻湖发育成长为内陆淡水太湖。但上述入海湾的三条江一段时间内还是入太湖，《禹贡》时代依然如是。逐渐三江裹挟的泥沙沉积，使得太湖湖底和周边陆地再升高，中江、吴松江倒流，南江这条运河也淤塞废弃。 说今芜湖一带是彭蠡泽，作为旁证的资料有司马迁的《史记》中有两则。一则很明白浅显，即《孝武本纪》中记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巡游过今安徽境内长江段（又称皖江）时，也透露这个彭泽在枞阳之下的皖江下游：“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东。登礼潜之天柱山，号曰南岳。浮江，自寻阳出枞阳，过彭蠡，祀其名山川。”[15]无疑彭蠡在枞阳下游；而同书《五帝本纪》记尧舜时期三苗方国，则意思不是很明白浅显，理解其意要有发散性思维，要拐个弯。司马迁指明其范围是“三苗在江淮、荆州。”[16]另《史记》本传中记吴起语：“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17]吴起是从左到右亦即从西到东；而司马迁是从右到左，先讲东边的江淮，再讲西边的荆州，其中的“淮”，指即青弋江及其上游的众支流。《汉书·地理志》中自注陵阳县的地标，是引桑钦所著汉《水经》中的话语：“淮水出东南，北入大江”[18]。《后汉书》载：东汉初的光武帝建武六年（公元30年），李忠任丹扬太守，面对的是“南方海滨江淮多拥兵据土”[19]的复杂局面，又是“江淮”，而且在江南的丹扬郡内，故肯定指称的是江南的“淮水”。 查许慎《说文解字》，“淮”字仅以今淮河为训。而有关大汉皇朝的三大史籍（《史记》《汉书》《后汉书》）都载有江南的“淮水”和“江淮”，这令人困惑吗？可以用汉字造字的“六书”原理，体味一下古人造字的所依所指及其写实状形的精妙：“淮”字的右边是声符，又是标识山鸡等鸟类动物的形符，河流水域上游的支流，正像山雉翅膀尾巴上的羽毛都汇聚在鸟身后一样，而修长的颈子与头部，则像支流聚会而成的新的大径流。它的造字方式是形声兼会意。今淮河是上游支流众多，青弋江的上游同样是支流众多，所以都是淮水。可是古籍中把江北的淮河与长江之间称作“江淮（之间）”，却是偶尔为之，更多地称之为“淮南”。而早前江南的庐江郡东部，隔着九华山，九华山脉之阳加上黄山山脉之阴，也是一处“淮水”，也与长江并列形成词组“江淮”。这一江一淮潴汇之所也就是彭蠡泽。 《史记》所记，说明彭蠡泽从远古到汉武帝时依然存在。 到班固、桑钦、郑玄这些东汉人在世的时候，彭泽则变了地理方位。《汉书·地理志》则云：“宛陵，彭泽聚在西南。清水西北至芜湖入江。”[20]这段话语里，“清水”即青弋江，“清”字也可能是传抄中的“淮”字之沎，当时在芜湖西边北入江是对的。但芜湖与彭泽却是两个地点了。宛陵（今宣城市宣州区）本在芜湖东南，《禹贡》中的彭蠡大泽应该在宛陵西北，怎么跑到西南去了呢？这又要回头读班固生前有的汉朝全国的水文总志《水经》：“沔水与江合流，又东过彭蠡泽，《尚书·禹贡》汇泽也。郑玄曰：汇，回也。汉与江斗，转东成其泽矣。”[21]原来是桑钦直以汉江与长江交汇的“晴川历历”“芳草萋萋”[22]之下及周边为彭蠡泽，或者如后来的学者认为古寻阳（今武穴市到黄梅县一带）为大泽。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我的理解是，今长江下游的“彭蠡泽”经相当一段时间自然变迁和人类活动影响，尤其是汉武帝将东瓯、闽越两个占勾践越国后裔总人口主体部分组成的王国民众都移至上述丹阳郡的“江淮之间”，使其地人口骤然大幅机械性增长，这些人口聚居方式是在山坡上开凿层台，居住的室宇是木板立柱架造的楼阁，他们又在此冶炼“陵阳之金”[23]也大量消耗林木，故造成该区域空前的水土流失量，由于此时没有“中江”宣泄，主要在彭蠡泽沉积淤集，到东汉班固的时代，芜湖这一带已经垦殖为农田，泽貌丕变，在宛陵周边已经找不到彭蠡泽了。而班固著《汉书·地理志》时，提前预演 “文革”文风，把《禹贡》引置于《地理志》篇前当作“最高指示”“导师语录”，所以提到扬州及其丹阳郡，就不能不提彭蠡泽这个古地标，而“彭蠡”已经开始作为上游今湖北省内亦即当时的荆州江段的大泽的专名了。这是地名随时间推移地理水文情况变化而转移。还有一种可能，是远古时代，彭蠡泽本来就不是专有名词，而是大湖大泽的普通名词。“彭者，大也；蠡者，刳瓢也。”“彭”，原意是击打鼓发出的声响，乐器发出的声音中，它最洪亮厚实，传得最远，引申为大；蠡，虫蛀木头，引申为刳木瓢。“彭蠡”就是大木瓢，是形象地形容湖泊。所有大湖泊都可这么形容。上世纪50年代末的安徽巢湖人还要“端起巢湖当水瓢”呢！这两种情况无论是哪一种，班固把今湖北境内的大泽移做与宛陵相对应的地标，还是过于宏观了。同为东汉人的《水经》作者桑钦也只能按当时的地名来记载水文，而在东汉末年的郑玄也只有按照桑、班二位前辈学者来注释彭蠡泽。不过，这样一来，彭蠡泽这个本在扬州的地标和地名，就被他们不自觉地移花接木，错误地嫁接到荆州身上了。至于此后的郦道元注庐江水时把彭泽理解为彭泽县，张守节《<</span>史记>正义》谓彭泽乃南北朝时期才形成的鄱阳湖（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综合攻关的结果，江西人把这一成果都挂在介绍AAAAA级鄱阳湖风景区的网页上），既不是《禹贡》《山海经》中的彭蠡泽，也不是《史记》时代的彭蠡泽。 《汉书·地理志》里的彭泽聚比较其当作“最高指示”而抄录在篇前的《禹贡》有误差，到宋代已被起朱熹及其高足蔡沈的《书经集传》发现并“纠正”，他们首持《禹贡》中的彭蠡泽就是巢湖一说。元明学者仍旧坚持班固之误。清康熙朝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李光地进一步甄别而再次宣言：“'彭蠡’即今巢湖，'会于汇’为今鄱阳”。[24]“四库全书”总纂官、协办大学士纪昀（晓岚）赞同此说。李光地学说中的“'会于汇’为今鄱阳”是错误的。说巢湖是彭蠡总算把彭蠡的位置再度肯定在扬州境域，比桑钦、班固、郑玄等人定扬州的地标于荆州讲道理。清代巢湖史研究专家李恩绶主编《巢湖志》开卷即为此声明：“巢湖，一云'彭蠡’。”但巢湖是一个几乎周边都是丘陵的低凹盆地，其水面高程（所谓水位）现当代（1901-1998年）实测数据是最高13米，最低6米，而同期芜湖江在水位是最高12.87米，最低2.11米，哪怕是浅水期巢湖湖面都要高于芜湖这一带的长江江面。主要出江口河流是裕溪河，是始于三国时的运河。历史上长江正泓能从巢湖中经过吗？或者在汉武帝时代，巢湖与今无为、芜湖的圩区能够连成一片吗？纵或能连成一片，也无非是彭蠡泽的西北滨扩大延伸到了今庐江县、巢湖市、肥东县一带，东南滨仍在今无为县、芜湖市、当涂县丘陵区。 浙江 即今浙江省得名的钱塘江。 庐江 由于《汉书·地理志》记载庐江郡得名的原因有一句话“庐江出陵阳东南。北入江。”又在宛陵县下自注：“宛陵，彭泽聚在西南。清水西北至芜湖入江。”加上新中国出土的《鄂君启节·舟节》中有“逾江，就彭逆（蠡），就松昜，入泸（庐）江，就爰陵”都直以为“庐江水”特指今天的青弋江。而《水经注》里，郦道元则专门写了“庐江水”一个段落。[25]只把庐山当作“三天子都”山，只把庐山上所出的河流当作庐江水。二者谁是谁非？简单地判《汉书》是，郦注非吧？紧接着的问题是：《后汉书》明文记载，汉文帝在前六年在废除刘长淮南国，将其国土都收归朝廷的时候，曾经建立一个庐江郡。据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考证，这个郡包括位于今皖南的如下古县：宣城（今南陵县青弋江东岸部分）、春谷（包括今南陵县青弋江以西、繁昌、铜陵、青阳东北部、原贵池县城以东部分）[26]、泾县及其戍城陵阳（该城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年升格为县），还包括赣北的鄱阳（含今东至县西南部）、余汗、鄡阳、彭泽（包括今东至县西北部）诸古县，郡治在鄱阳。如是，好象还是郦注有道理。 笔者以为，要正确判决这一争讼，首要的是要确立前提：在彭蠡泽西边，才是庐江水，反而言之，《禹贡》《山海经》的彭（蠡）泽都应该在庐江东边。而汉武帝刘彻的江上行程及其史官的记载、以及他的史官与战国时的人物吴起的话语相对应之处也能证明彭泽在东，庐江水在西。所以说班固《汉书·地理志》里的彭泽不是上古《禹贡》《山海经》上的彭泽，而清水（青弋江，“清”可能是文本传抄中发生的“淮”字之讹）在古彭蠡泽、当时的无湖县上游入泽，还在其西，是庐江水却没错。 第二，从文理上理解“庐江”这个词语造词方式及其本意。后来以这二字冠名的郡，实际控制的领土有一个共同地貎特征：都是沿江湿地、丘陵和岗地区，而且集雨潴汇的地表径流全部直接入江。这是汉朝继承的先秦吴、楚两国的遗产，是后二者的“产业”则是从於越国手里夺取的。这些河流的水源地和深山径流通过地区自先秦以来到整个汉朝，都是越人等山居文化族群聚居地，到汉代仍是汉人官吏无法涉足亲历目击的地方。连汉武帝刘彻元封五年（前106年）沿江顺流而下巡视这一带，尽管庐江郡一带有他最先进最大的军舰（楼船）和舰队（楼船舟师），为安全起见，仍旧靠江北而行（所谓“自寻阳出枞阳”），所防范的即是可能发生的越人水上偷袭。并且过了宛陵西北边的“彭蠡泽”，才停下船来祭祀汉语语汇中叫得出名称的山川[27]。换言之，从寻阳（今湖北省武穴市境，治所在今龙坪镇）到枞阳，再到彭蠡泽之前，江南尽管有九华山这样的大山，江上望之寓目，沿江近在咫尺，有尧渡河、黄湓河、皖南第三大入江干流秋浦河等等，却在当时没有汉语专名的山和川。《禹贡》没有记大禹“导”过这些河流，包括江对面还有的皖河（径流逾百千米，其中一条支流长河——另有今天柱山西东的潜水河、皖水河——上游的水库花亭湖竟然是安徽省内贮水量第二，仅次于太平湖）、练潭河（出今桐城市山区）也没被大禹“导”过。对皖南沿江的山，《禹贡》里倒是给了一个名称：东陵。但也是与华夏四周其他三方的北、南、西边的“陵”予以区别而已。 东汉人桑钦所著《水经》的经文记今长江、汉水合流后的长江段即所谓“沔水”部分，也未载江南江北的入江河流。“《尚书·禹贡》汇泽也。郑玄曰：汇，回也。汉与江斗，转东成其泽矣。又东北出居巢县南，古巢国也。汤伐桀，桀奔南巢，即巢泽也。《尚书》周有巢伯来朝。《春秋》文公十二年，夏，楚人围巢。巢，群舒国也。舒叛，故围之。”[28]这里，居巢国解释在巢湖。谭其襄先生却说“秦汉居巢故治据《水经·沔水篇》……，当在彭蠡泽东，大江北岸，疑即《寰宇记》中在桐城县南六十五里，传说为成汤放桀南巢所在的古巢城。”[29]这里谭先生的彭蠡泽也是湖北或江西的彭蠡泽。即依谭说，则《太平寰宇记》时，桐城与枞阳是一县，县城南六十五里即是今枞阳县内。如是，海门关（小孤山）以下，至少到枞阳以上，这一段长江，在春秋末期勾践被吴王夫差打败之前，可以说几乎是由越国所领属。周定王六年（前601年），“楚为群舒叛，故伐舒蓼，灭之。楚子疆之及滑（按：误，应为“沔”）汭，盟吴越而归”[30]，是文献提供的证据之一；楚平王在周敬王二年（前518年）沿江找吴国军队寻衅，就必须有越国公子和大夫沿途相随引水护航[31]，是又一文献证据。到越国吞吴至战国中期楚国打败越国之前，更应如是。楚人攻杀无彊、打散越国后，才从越人手中夺取这“领水”，而且在沿江设戍城驻扎水师，不许越人在江上擅自往来甚至不许越人下水。西汉上半叶，历文、景轻徭薄赋、精兵简政的“无为”之治，在汉武帝时，大汉朝廷却有《史记·东越列传》中记载的“楼船舟师”和《淮南衡山列传》中提及的“寻阳之船”，并且不是驻扎在沿海，而是驻扎在豫章郡、衡山郡和庐江郡，可以说，从楚国人开始，到这时候，华夏汉族水军的主要敌人（或假想敌）就是越人。并且这楼船舟师并非汉朝兴建，而是楚国人的传统遗产。 因此，相当长的的时间里，江南诸山对华夏汉族人来说，只能远望而不可近观，更不可深入。而那些江滨丘陵小山峦，舟中或隔江望去，一般（没色盲的）人都有视觉经验：远处的高山都是青色的，而近前的小丘陵都是黄色或黧色，好似草“庐”。在汉代的大辞典《说文解字》里，“庐”的字义为：“寄也，秋冬去，春夏居。”《汉书·食货志上》：“馀二十畮，以为庐舍。颜师古注：'庐，田中屋也。’”《诗经·小雅·信南山》：“中田有庐”。因此“庐”也就是看守和护理庄稼的劳力居住的茅棚。安徽省望江县至今还把沿江圩区称作“前方”，把丘陵地区叫作“后方”。原因在于：自古本地农民都是春夏天到沿江去耕作湖田，秋冬把所得的收成运回丘陵地区的老家居住。他们在“前方”沿江圩区住的就是这种茅庐。这大概是越人当年稻作农业的传统方式的承袭。一直到上个世纪初沿江兴起圈圩热潮，沿江湖田被江北枞阳、庐江县的劳力取得永佃权而定居，随新中国土地改革他们又取得土地所有权才结束这种耕、居分离的生活方式。这种茅棚上世纪后半叶，在农村生活的人们都很熟悉。如是乎人们把这些沿江丘陵都称为“庐”。这些丘陵分开单独看来是茅棚——“庐”，而这一带的地形总体看来则是茅棚盖在江上，古汉语表达这种情形只需用两个字：“庐江”。其中“庐”字则是名词动词化,造词方式与“庐墓”同出一辄。甚至于“飞峙大江边”的庐山当时亦以“庐”冠名。最早关于庐山名称的文字记载出现在司马迁的《史记》：“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此外，庐山还有南鄣山、天子鄣等别名，则是低估了南方山居文化族群的宏观视野和智慧，狭隘地臆测“三天子鄣山”，非要把这个名称落实到某座山或某群山的结果。关于“庐山”之名，后来研究者又在不少的典籍当中找到了“蛛丝马迹”，如《国语·楚语》即载庐山所在位置在战国时称“庐邑”。而“庐江水”，则因江南的入江干流一般也是在两山之间出山入江，正像两座茅屋的雨水披流下来潴汇成径流一般，所以这庐江郡的诸多入江干流都称之为“庐江水”，既不特指青弋江，也不特指庐山上下来的入江径流。《汉书·地理志》不过只能说明青弋江也是庐江水中的一条，正像说某某村前植有银杏树，并非说只有这棵树才是银杏树，其他村村前村后的银杏树都不是银杏树。郦道元把庐山水当作庐江水虽然没有多少错误，但不能以为庐江水是庐山水的专名，而他把彭泽解释为彭泽县则是错误的，《山海经》和《禹贡》面世的时候，哪来的彭泽县？ 说“庐江”不是一条河的专名而是这一江段入江河流的总称，又有《楚辞·招魂》的乱辞为佐证：“献岁春发兮汩吾南征，菉苹齐叶兮白芷生。路贯庐江兮左长薄……湛湛江水兮上有枫，极目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兮哀江南”。“南征”，即位于今池州市青阳县南部的陵阳戍城（边防哨卡）的屈原往湘沅流域的楚国发祥之地去，看来屈原是沿江南走旱路去的，因为江上和江北当时都是秦军往来之所；这“路贯庐江”的“贯”，不是我们今天在一条河流上从头到尾的纵贯，如果是纵贯则古人将用“沿”（下水）或“溯”(上水）之类的字。《说文解字》“钱贝之贯。从毌、贝。”又“毌”释文是：“穿物持之也。从一横贯，象宝货之形。凡毌之属皆从毌。读若'冠’。”穿铜钱的那根绳子即为“贯”，“毌”则是比“贯”更古老的本字。大家知道，这根“贯”穿铜钱时一般并不是只穿一枚，换言之屈原从今青阳县陵阳镇出发回楚国的发祥地沅、湘一带所经之“路”也贯串的不是一条入江的庐江水，加之庐江之左是“长薄”，据朱熹《楚辞集注》，和“庐江”一样，都是地名。“薄”又是一个形声兼会意字，形旁为“艹（艸）”，声旁为“溥”，“溥”也表意，表示散布。本意为草木丛生。只要我们细读南北朝时的史册，从赣江入江口湖口（古称“湓口”）到青弋江，在池水以上这一段，有一个大雷长浦（或称“雷、池长浦”），庾亮致温峤书中所谓“不可越雷、池半步”。而这一带的江右（东南边，当地人习称“江南”；而在史书上或称“江东”，到今天门山之下，才概称“江东”），今彭泽县与东至县境上有香口河，到东流镇有尧渡河，往下还有黄湓河入江，连同再往下的秋浦河（池水）、白洋河（清溪）、九华河（梅根河）、青通河（大通河）等等，都是“庐江水”。[32] 九江 如上所述，无论是《禹贡》还是《水经》，记载今长江安徽段（又称“皖江”）都特别简略。汉朝廷的全国水文总纂著作为什么留下这么一个缺陷呢？是值得研治《水经注》的“水学”界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笔者研究认定：在汉代《水经》总纂之时，不但江南山区是“山越”占据；江北的，虽然山居族群的上层人物及其部曲在春秋时代就下山融合进华夏族中，但仍有在山里留守的部落，以及在山外融合进的华夏族群又被边缘化，再归隐山里的越、濮遗民，到南北朝时仍称“沿江蛮”。因而汉朝各级专司水利的官吏都无法将这些河流的源头和深山径流勘探个究竟。这段长江的南北入江河流都称“庐江水”。后来的秦九江郡、张楚九江王国，也是跨江而置，也是越国人占有这一段长江领水而形成的历史遗产。在皖西南和赣北老百姓同操的赣方言中，“九江”“庐江”，两者之间只差头一个字的声母，如是乎是外来统治者与当地百姓俗称之间、说者与听者相传播过程中，“庐江”很可能讹听错书为“九江”。到汉文帝前后，官员和百姓之间好沟通了，才恢复用“庐江”这个于地形有根据，于文字言之成理的名称。这也是江南的庐江郡撤销以后，以江北衡山郡东部与九江郡南部成立的新郡仍称“庐江”的原因，因为江北沿江的地形，从江南或舟中望上去，也是“庐江”。 把庐江水看成青弋江或庐山水的学术误会，其原因之一，是后人往往把先秦至两汉时代一些统称某类事物的普通名词，误认为指称某特定事物的专有名词。譬如“淮水”与“江淮之间”，“陵”与“陵阳”以及为凿实陵阳子明这一仙话发生在池州山区而附会臆造的“陵阳山”等，也是曾经是普名，或与普通名词有关联，经人类语言约定俗成的发展进程，后来成为某地某山的专名的例子。如果把当时的普名用今天的专名来解释，往往会误以为古人留下的古籍里存在严重错误。其二是，古地名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有转移嫁接，如上文中彭蠡泽在《禹贡》《山海经》《史记》中指称今芜湖一带，转移到《汉书》《水经》却指称江夏（今武汉）一带或寻阳（今湖北武穴至黄梅）一带，到隋唐后再转移为鄱阳湖的雅称的例子，并且这种嫁接的基础还是上述普名向专名转化。其三才是后人注释典籍时错误地以今训古：如东汉桑钦、班固、郑玄的“彭泽（聚）”；又如北朝郦道元注庐江水时，把彭蠡泽解释为江州彭泽县，殊不知《山海经》《禹贡》时代哪里有彭泽县？唐代张守节注《史记·五帝本纪》中，把彭蠡泽直当作南北朝后才有的鄱阳湖。这三点告诉历史研究者的是：在地名问题上，从空间和时间统一的维度上，我们要分清普名与专名和这两者之间的相互转化。 三天子都（鄣）山 就是本文该结束的部分了。作为浙江和庐江（今皖江江段内入江河流）源头的山，如果只看江南部分，只能分别是天目山、黄山、九华山等组成下扬子台坳和赣江流域江南台隆等大山脉；如果要考虑江北的庐江水，则应考虑进大别山，这正好是三块大的山地，故在《山海经》这部先秦典籍里的“三天子都（鄣）山”，实际上就是今天的江南台隆、江浙台坳（或曰下扬子台坳）等江南群山和江北大别山，并非只有庐山或黄山旁的某座山。“都”，古语中有“都鄙”，出于《周礼·大司徒》，注云:“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其界曰都；鄙，所居也。”又《周礼·大宰》有注:“四郊去国百里,邦甸二百里,家削三百里,邦县四百里;邦都五百里。”“鄣”有一义项：“与障同。《礼·祭法》'鲧鄣洪水而殛死。’前《汉（书）·张汤传》'居一鄣间。’《注》谓塞上要险处，筑城以为障蔽。”[33]这三块山地，在华夏文化未教化“南蛮”为臣民之前，不正是天子所有的天下界标吗？山下是天子管辖的地方，上山就是出国。教化南蛮为臣民后，这些山就是“鄣”，是保卫天子天下的屏障和堡垒。 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这三块山地，是不是 “在闽西海北”？至于“一说在海中”，下扬子台坳是在古扬子海中崛起的，长江下游平原是它的余脉丘陵剥蚀平原和冲击平原，但平原未形成之前，不在海中在哪呢？浙江是不是“在其东”？所有的庐江水“入江”是不是在“彭泽西”？由此可知，《山海经》开始产生的年代之古远，我们也切不可低估史前山居文化族群的地学水文科技智慧和宏观视野。 如是乎，三天子都（鄣）山、彭蠡泽、九江、庐江（水）、庐邑等等，都在汉语里可以得到理解，也找到了语源。 当代《山海经》研究学者认定：这部典籍是古代南方巴人、僰人、越人、楚（荆）人等族群的作品。本人则从楚国人占领今池州地域以后，史载他们在池州境内所置的两座戍城分别叫“陵阳”“南陵”，把九华山脉统称为山的普名“陵”（亦可能与《禹贡》的“东陵”有关，或者定戍城之名时， 简省“东陵”的“东”字，以顺从古汉语地名最多两个字的习惯，但“东陵”中的“陵”字，仍是普通名词，加个“东”字，是标识与中、西、南、北部的山地的区位之别，因而这个“东陵”，在古籍文献中并未被传扬很广），因而认为《山海经》跟楚人的统治主体无关。楚人的统治阶级仍然是华夏族（或曰“华夏化”族群），他们开拓南楚领土，主要是为青铜产品而来，他们不了解并且不稀罕企求山区土地，不知道这江南诸山统称“三天子鄣山”。当然，在他们所开拓的疆土中被奴役的山居族群人口，则或有可能与这部典籍有某种关系。 [1]《山海经·海内南经卷十》 [2]同书《海内东经卷十三》 [3]《尚书·夏书·禹贡》 [4]《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志上》 [5]《说文解字》 [7]至于下文有“郑玄曰……舒叛，故围之”，因郑玄为桑钦身后之汉末人，故可知皆为郦道元注文。 [8]《汉书·第二十八卷上、地理志上·丹阳郡》 [9]《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书二》 [10]见《三国志卷·吴书·三后主传》 [11]见方志出版社2016年初版《池州市志·第一篇、政区建制·第一章、郡前史考·第二节、郡前古县·石城县》 [12]见《水经注·卷二十九、沔水下》 [13]李白：《七绝 天门山》 [14]至于《春秋左传》: “襄公三年（前570年）春，楚子重伐吴，为简之师，克鸠兹，至于衡山。”云此鸠兹在湖北省大别山区罗田县九资河镇，为当时附吴的偃姓小国。本文不予否定。但应考虑《竹书纪年》记载的江南於越国曾经大别山挺进中原的史实，尧舜至夏、商在江南的鸠兹是否其时趁势迁江北的呢？ [15]《史记·.卷十二·孝武本纪第十二》 [17]《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第五》 [18]《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志上·丹阳郡》。笔者另有文论辨东瓯、闽越越人移民目的地“江淮之间”。 [19]《后汉书》卷二十一，本传。 [20]《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志第八上》 [21]《水经注》卷二十九 [22]崔颢：《七律 黄鹤楼》 [23]桓宽《盐铁论》。笔者另有《池州山区乃传统越地和东越移民目的地》述其详，待沽。 [24]《尚书解义》 [25]《水经注》卷三十九：“庐江水出三天子都，北过彭泽县西，北入于江。” [26]按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春谷县城在今繁昌县地；按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该城则在今池州市贵池区马牙街道办事处属域内。新编《池州市志》（方志出版社2016年版）从李说。 [27]见《史记·孝武帝本纪》。[28]《水经注·卷二十九·沔水》[29]谭其骧《鄂君启节铭文释地》(《中华文史论丛》第二辑) [31]《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32] 正确理解这段乱辞，也可解决另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就是这篇作品到底是宋玉为屈原招魂还是屈原为楚怀王招魂。由于屈原是周赧王三十六年（公元前279年）白起攻楚顷襄王，楚国节节败退时离开陵阳而去湖南长沙一带的（所谓“汨余南征”），溯江而上肯定要经过大雷长浦。朱熹集注谓“'庐江’、'长薄’皆地名”，由于屈原生活在秦代“书同文”之前，秦代书同文大彖改为小彖，到汉代小彖又改为隶书，到“大雷长浦”频频出现在史书的时候，已经书为楷书了。文字的改革和定型，“长薄”演化为”长浦”，是很自然的。而与“庐江”水有联系、且在诸条庐江之“左”（西边）的“长浦”，也只能是大雷长浦。而《招魂》诗中，那魂灵儿东、西、南、北都不能归，能归的地方，当时楚国将亡的情势下，也只有在楚国的发祥之地江南洞庭湖到长沙这一带了，而且这一归宿也是十分可“哀”的。因此，《招魂》应是屈原离开陵阳戍城往云梦泽到长沙途中的作品，是呼唤自己年轻时忠诚追随、并曾对自己有恩遇的楚怀王魂灵儿跟他一起回到楚国的发祥之地。 [33]《康熙字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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