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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荡北朝,原来才是“唐楷”之滥觞!

2020-06-02  lj0279

承载盛唐书法的“唐法”,在北朝时期,即已得露端倪。

从楷法结构角度看,北齐天保八年(557)的《赵郡王修寺颂》(图1),河清三年(564)的《沙丘城造像碑》(图2)以及《水牛山文殊般若经碑》(图3)等,受篆隶影响,整体较为平正、宽博,大异于北魏时期成熟的楷书风格。

尤其《赵郡王修寺颂》,不论是其结构还是线条,均与颜真卿书于大历六年(771)的《麻姑仙坛记》(图4)毕肖,这样的判断,是站在名家谱系的立场上来看,但从书法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则是颜真卿的《麻姑仙坛记》,毕肖于北齐的《赵郡王修寺颂》。

对于两者的相似,不能武断地判断颜真卿学过此碑,但也不能无视这两者的联系,且立足于历史层面上来看,两者的对比与联系并非孤例,如《沙丘城造像碑》与《颜勤礼碑》(图5),在单字上,更是如出一辙。

图1 北齐 《赵郡王修寺颂》局部

北齐书法多篆、隶、楷杂糅,因后世多以怪诞称之,而《赵郡王修寺颂》则是少有的较为纯粹的楷书。由于北齐楷书受篆、隶书影响,相较于北魏楷书的斜紧结构而言,更偏向于平正、宽博,而此碑即是其中的代表。而其更加可贵之处则在于,颜真卿成熟时期的楷书作品,无论是用笔还是结构,均毕肖于此碑,其意义也即在于盛唐“唐法”的滥觞、衍生与广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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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北齐 《沙丘城造像碑》

《沙丘城造像碑》是北齐楷书的典型代表,与当时的大字刻经书法,尤其是山东的《铁山摩崖》《泰山经石峪金刚经》以及河北的《响堂山刻经》《娲皇宫刻经》等如出一辙,且与盛唐颜真卿、徐浩、柳公权等遥相呼应,其中第14行的“率”字,第19 行的“重”字,第25 行的“道”字,在传世颜书中,几可找到能够“乱真”的原字,其中原委,当不仅仅是巧合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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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北齐 《水牛山文殊般若经碑》局部

《水牛山文殊般若经碑》的楷书书法,在结体方面,相较于《沙丘城造像碑》更加方正,而在用笔方面,也更加圆浑,且多篆籀笔意,因而在整体气息中与盛唐的楷书更为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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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唐 颜真卿《麻姑仙坛记》局部

《麻姑仙坛记》书于唐大历六年(771),整体气息上,最为接近天保八年(557)的《赵郡王修寺颂》,唯一不同在于,颜书将北齐那种自由、奔放,易之为严谨、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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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唐 颜真卿《颜勤礼碑》选字

颜真卿书法,早先就学于母族殷氏一门,殷氏为书法世家,精于篆隶,而颜氏则是自南朝以来,由北齐而入隋唐,一直未曾中断的世家,其中尤以文字学、书法传家。

颜真卿在其《草篆帖》中亦曾写道“自南朝来,上祖多以草隶篆籀为当代所称”,因而在这样的家学环境下,颜真卿对书法的认识,必然是基于篆隶之上的。

与颜真卿并称“颜徐”的徐浩,在书史上亦享有大名,且其书法亦出自家学,精于“草隶”,且有八分书《张庭珪墓志》传世,其楷书更是被朱长文称为“妙之又妙者也”。按唐人追求“正统”的习惯,无论书法从何处而来,必云学“二王”、自“二王”出,方显出身高贵,故而对徐浩推崇备至的朱长文更认为他“少而清劲,随肩褚、薛;晚益老重,潜精羲、献”。

但不论是颜真卿,还是徐浩,在其成熟的楷书代表作中,我们所看到的,却更多地带有北齐楷书的烙印。这一烙印,不仅仅体现在楷书的结构上,同样体现在雍容丰硕的气息及用笔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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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北齐 《囗珍墓志》局部

《囗珍墓志》的珍贵之处在于书而未刻,还有唐时很多西北地区出土的朱书、墨书墓表,在笔法的提示方面更加直接。通过这件墓志,大致可以看出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几乎是不存在的,更多的则是切笔入纸或露锋其笔,这在唐代墨迹如唐玄宗的《鹡鸰颂》、颜真卿的《自书告身帖》等墨迹中,是可以得见直接的传承的,”在这里得到了有力的体现。

关于北齐诸刻及“颜徐”的用笔,笔者初看之时认为两者毕肖,但旋而忆及米芾所谓“石刻不可学”,石刻之中,怎可看出笔法?

笔者认为可以,我们现今所对照的两者,均以碑刻为主,以现代人之眼光看两者,推今及唐,想必唐时看北齐碑刻,也必有类似“透过刀锋看笔锋”的联想,这正如王羲之所谓“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者也。当然,这样的推演,必须是建立在书写主体具备一定的书写实践经验及认识水平之上的。

况且从近年出土的北齐天保九年(558)朱书《囗珍墓志》(图6)原迹来看,其用笔厚实、笔锋劲健,直与唐玄宗之《鹡鸰颂》相颉颃。又北齐之岗山刻经、隋开皇十三年(593)所立之《曹植碑》(图7),在楷书的捺脚中,呈倒鹅头状之缺角,在颜真卿及其后柳公权等大家中,则成了标志性的用笔(图8)。而这种类似用笔的动作,米芾称其为“挑剔”,并以此认定颜、柳为“后世丑怪恶札之祖”,如此看来,米芾实是冤枉颜、柳及盛唐的一大批书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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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隋 《曹植碑》选字

对于捺脚的书写方式,基本可以作为几个不同时代的判断标准。唐以前的楷书捺脚,多取法晋人笔意,用中侧锋变换的方式捺出,捺脚一般饱满、平整。盛唐及以后的大楷,在捺脚的处理中,几乎多呈现“倒鹅头”的方式,也就是说捺脚处有一个缺口,这个缺口是通过调整中锋回顶的方式形成的。虽说唐以前的处理方式多以前者为准,但北齐的相当一部分捺脚的处理方式,却与盛唐时的处理方式相同,这很明确地提示我们,唐人并非独造,而是继承。如《曹植碑》中的“改”“文”“以”“交”“太”与《颜勤礼碑》中的“吏”“道”“通”“父”“延”“太”“陵”“史”的捺脚对比中,可以更加直观地感受到这种笔法的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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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唐 颜真卿《颜勤礼碑》选字

颜体、柳体以及盛唐其他书家如遇较大尺寸的字体,捺脚一般会处理成“倒鹅头”的方式,这种方式可以很直观地看出受到北齐楷书的影响,但在唐代法度的笼罩下,这种用笔方式更加雅化了。

初唐以前及初唐的大部分楷书,多为瘦劲的中、小楷,以当时毛笔大小及用笔习惯,在书写捺脚时,多为中侧锋交替运动状态下平脚捺出,而在书写尺寸较大而笔画又较为肥硕的楷书时,同样尺寸的毛笔,再这样写就行不通了,唯一的办法是写到捺脚时,进行一次或者数次的调锋、蓄力,最终才能将捺脚收尖。颜真卿、柳公权等盛中唐之后的书法家在处理此一笔画时所采取的方式,大率如此,而北齐时期的大字刻经及多数碑刻,则早已如此,只是不成规模而已。

又回到前文所说,盛唐的书法家,并不一定直接师承、学习过北齐的书法,但立足书法史发展的角度,某一书法风格、书写方法的出现,并非在当时即形成潮流,可能会引领当时风气,可能会很快消亡,同样也可能会在某一时代再度兴起,这好比基因学中的“隔代遗传”。笔者相信盛唐书法中的某些用笔习惯及风格气息,确乎笼罩于北齐影响之下。

颜真卿“崇重浮屠之说,本出自家教”,且颜真卿佞佛,多“探访胜迹,撰文纪颂,写经书赞,刊石传布”,笔者臆测,颜真卿佞佛,在当时或许可以得见北齐的诸多刻经等传世碑刻,且其早年外任为官时,多居北齐故地,所存北齐遗刻亦多。从这方面来看,其当时所处环境或可有助其楷书风格的形成,换句话说,或可有助北齐的“齐法”在书法史上传承、延续而不致湮灭。

书法史发展至唐代,诸种书体及书体中最主要的几种风格,均已成熟,且大致形成一种固定的模式,如早已成熟的秦小篆、汉隶等书体,进入唐代,也经历了一场唐人的改造而最终走向模式化,这似乎可以说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唐法”。因而查诸唐以后的书法史,我们似乎可以理解为,书法是在之前固定下来的几种书体基础之上的风格变种,此后再无新的、成体系的书体出现,有的只是在风格上的出新。而承载着盛唐书法的“唐法”的依据以及由来,也正如初唐楷书承隋而来一样,其根基仍不在唐,而在北朝,盛唐只是给了“唐法”一个土壤,自己的根还是由前代延续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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