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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盛唐书法的“唐法”，在北朝时期，即已得露端倪。 从楷法结构角度看，北齐天保八年（557）的《赵郡王修寺颂》（图1），河清三年（564）的《沙丘城造像碑》（图2）以及《水牛山文殊般若经碑》（图3）等，受篆隶影响，整体较为平正、宽博，大异于北魏时期成熟的楷书风格。 尤其《赵郡王修寺颂》，不论是其结构还是线条，均与颜真卿书于大历六年（771）的《麻姑仙坛记》（图4）毕肖，这样的判断，是站在名家谱系的立场上来看，但从书法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则是颜真卿的《麻姑仙坛记》，毕肖于北齐的《赵郡王修寺颂》。 对于两者的相似，不能武断地判断颜真卿学过此碑，但也不能无视这两者的联系，且立足于历史层面上来看，两者的对比与联系并非孤例，如《沙丘城造像碑》与《颜勤礼碑》（图5），在单字上，更是如出一辙。 图1 北齐 《赵郡王修寺颂》局部 北齐书法多篆、隶、楷杂糅，因后世多以怪诞称之，而《赵郡王修寺颂》则是少有的较为纯粹的楷书。由于北齐楷书受篆、隶书影响，相较于北魏楷书的斜紧结构而言，更偏向于平正、宽博，而此碑即是其中的代表。而其更加可贵之处则在于，颜真卿成熟时期的楷书作品，无论是用笔还是结构，均毕肖于此碑，其意义也即在于盛唐“唐法”的滥觞、衍生与广布。 图2 北齐 《沙丘城造像碑》 《沙丘城造像碑》是北齐楷书的典型代表，与当时的大字刻经书法，尤其是山东的《铁山摩崖》《泰山经石峪金刚经》以及河北的《响堂山刻经》《娲皇宫刻经》等如出一辙，且与盛唐颜真卿、徐浩、柳公权等遥相呼应，其中第14行的“率”字，第19 行的“重”字，第25 行的“道”字，在传世颜书中，几可找到能够“乱真”的原字，其中原委，当不仅仅是巧合那么简单。 图3 北齐 《水牛山文殊般若经碑》局部 《水牛山文殊般若经碑》的楷书书法，在结体方面，相较于《沙丘城造像碑》更加方正，而在用笔方面，也更加圆浑，且多篆籀笔意，因而在整体气息中与盛唐的楷书更为接近。 图4 唐 颜真卿《麻姑仙坛记》局部 《麻姑仙坛记》书于唐大历六年（771），整体气息上，最为接近天保八年（557）的《赵郡王修寺颂》，唯一不同在于，颜书将北齐那种自由、奔放，易之为严谨、规矩。 图5 唐 颜真卿《颜勤礼碑》选字 颜真卿书法，早先就学于母族殷氏一门，殷氏为书法世家，精于篆隶，而颜氏则是自南朝以来，由北齐而入隋唐，一直未曾中断的世家，其中尤以文字学、书法传家。 颜真卿在其《草篆帖》中亦曾写道“自南朝来，上祖多以草隶篆籀为当代所称”，因而在这样的家学环境下，颜真卿对书法的认识，必然是基于篆隶之上的。 与颜真卿并称“颜徐”的徐浩，在书史上亦享有大名，且其书法亦出自家学，精于“草隶”，且有八分书《张庭珪墓志》传世，其楷书更是被朱长文称为“妙之又妙者也”。按唐人追求“正统”的习惯，无论书法从何处而来，必云学“二王”、自“二王”出，方显出身高贵，故而对徐浩推崇备至的朱长文更认为他“少而清劲，随肩褚、薛；晚益老重，潜精羲、献”。 但不论是颜真卿，还是徐浩，在其成熟的楷书代表作中，我们所看到的，却更多地带有北齐楷书的烙印。这一烙印，不仅仅体现在楷书的结构上，同样体现在雍容丰硕的气息及用笔方面。 图6 北齐 《囗珍墓志》局部 《囗珍墓志》的珍贵之处在于书而未刻，还有唐时很多西北地区出土的朱书、墨书墓表，在笔法的提示方面更加直接。通过这件墓志，大致可以看出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几乎是不存在的，更多的则是切笔入纸或露锋其笔，这在唐代墨迹如唐玄宗的《鹡鸰颂》、颜真卿的《自书告身帖》等墨迹中，是可以得见直接的传承的，”在这里得到了有力的体现。 关于北齐诸刻及“颜徐”的用笔，笔者初看之时认为两者毕肖，但旋而忆及米芾所谓“石刻不可学”，石刻之中，怎可看出笔法？ 笔者认为可以，我们现今所对照的两者，均以碑刻为主，以现代人之眼光看两者，推今及唐，想必唐时看北齐碑刻，也必有类似“透过刀锋看笔锋”的联想，这正如王羲之所谓“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者也。当然，这样的推演，必须是建立在书写主体具备一定的书写实践经验及认识水平之上的。 况且从近年出土的北齐天保九年（558）朱书《囗珍墓志》（图6）原迹来看，其用笔厚实、笔锋劲健，直与唐玄宗之《鹡鸰颂》相颉颃。又北齐之岗山刻经、隋开皇十三年（593）所立之《曹植碑》（图7），在楷书的捺脚中，呈倒鹅头状之缺角，在颜真卿及其后柳公权等大家中，则成了标志性的用笔（图8）。而这种类似用笔的动作，米芾称其为“挑剔”，并以此认定颜、柳为“后世丑怪恶札之祖”，如此看来，米芾实是冤枉颜、柳及盛唐的一大批书家了。 图7 隋 《曹植碑》选字 对于捺脚的书写方式，基本可以作为几个不同时代的判断标准。唐以前的楷书捺脚，多取法晋人笔意，用中侧锋变换的方式捺出，捺脚一般饱满、平整。盛唐及以后的大楷，在捺脚的处理中，几乎多呈现“倒鹅头”的方式，也就是说捺脚处有一个缺口，这个缺口是通过调整中锋回顶的方式形成的。虽说唐以前的处理方式多以前者为准，但北齐的相当一部分捺脚的处理方式，却与盛唐时的处理方式相同，这很明确地提示我们，唐人并非独造，而是继承。如《曹植碑》中的“改”“文”“以”“交”“太”与《颜勤礼碑》中的“吏”“道”“通”“父”“延”“太”“陵”“史”的捺脚对比中，可以更加直观地感受到这种笔法的继承。 图8 唐 颜真卿《颜勤礼碑》选字 颜体、柳体以及盛唐其他书家如遇较大尺寸的字体，捺脚一般会处理成“倒鹅头”的方式，这种方式可以很直观地看出受到北齐楷书的影响，但在唐代法度的笼罩下，这种用笔方式更加雅化了。 初唐以前及初唐的大部分楷书，多为瘦劲的中、小楷，以当时毛笔大小及用笔习惯，在书写捺脚时，多为中侧锋交替运动状态下平脚捺出，而在书写尺寸较大而笔画又较为肥硕的楷书时，同样尺寸的毛笔，再这样写就行不通了，唯一的办法是写到捺脚时，进行一次或者数次的调锋、蓄力，最终才能将捺脚收尖。颜真卿、柳公权等盛中唐之后的书法家在处理此一笔画时所采取的方式，大率如此，而北齐时期的大字刻经及多数碑刻，则早已如此，只是不成规模而已。 又回到前文所说，盛唐的书法家，并不一定直接师承、学习过北齐的书法，但立足书法史发展的角度，某一书法风格、书写方法的出现，并非在当时即形成潮流，可能会引领当时风气，可能会很快消亡，同样也可能会在某一时代再度兴起，这好比基因学中的“隔代遗传”。笔者相信盛唐书法中的某些用笔习惯及风格气息，确乎笼罩于北齐影响之下。 颜真卿“崇重浮屠之说，本出自家教”，且颜真卿佞佛，多“探访胜迹，撰文纪颂，写经书赞，刊石传布”，笔者臆测，颜真卿佞佛，在当时或许可以得见北齐的诸多刻经等传世碑刻，且其早年外任为官时，多居北齐故地，所存北齐遗刻亦多。从这方面来看，其当时所处环境或可有助其楷书风格的形成，换句话说，或可有助北齐的“齐法”在书法史上传承、延续而不致湮灭。 书法史发展至唐代，诸种书体及书体中最主要的几种风格，均已成熟，且大致形成一种固定的模式，如早已成熟的秦小篆、汉隶等书体，进入唐代，也经历了一场唐人的改造而最终走向模式化，这似乎可以说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唐法”。因而查诸唐以后的书法史，我们似乎可以理解为，书法是在之前固定下来的几种书体基础之上的风格变种，此后再无新的、成体系的书体出现，有的只是在风格上的出新。而承载着盛唐书法的“唐法”的依据以及由来，也正如初唐楷书承隋而来一样，其根基仍不在唐，而在北朝，盛唐只是给了“唐法”一个土壤，自己的根还是由前代延续而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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