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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因在伊朗

2020-06-02  金钱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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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险西亚考古的“空白”

原创 私家历史  澎湃私家历史  2020-06-02

文丨邵学成


对于东西方的丝绸之路研究来说,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A.Stein,1862~1943)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名字。他出生在匈牙利,求学在德国,加入英国国籍,又长期在印度西北地区工作,因其在中国新疆和敦煌的探险考古而一举成名,晚年他考察伊朗,最后病逝埋葬在阿富汗。从中亚到敦煌沿途的佛教考古,从西亚到南亚的古代文明探源,在上世纪初丝绸之路考古探险史中,斯坦因一直活跃在田野发掘的第一线。

2020年初,笔者赴伊朗协调中伊两国之间文物展览事宜,在伊方的帮助下,重走斯坦因晚年在伊朗的四次考古调查(1931~1935)路线,对其行进路线与考察活动进行复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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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断中亚后的新转向

1930年春,刚刚从美国成功筹款归来的斯坦因兴致勃勃地游览日本后转道中国,期待开启第四次中亚考古,这离他上次中亚考古(1913~1916)已经过去十余年之久。十余年之间,形势发生了很多变化。

沿丝绸之路来看,西端的伊朗,那里的田野考古此前由法国人主导,其他外国学人几乎没有机会;东端的新疆,当时已被纳入民国政府的有效管理,中国也逐渐建立起考古学科,并且派出科学考察团,外国人也不可能单独在中国边境地区开展调查。在英属印度,英国人当仁不让地垄断着田野考古——不过是相对宽容一些,英国考古学者欢迎法国语言学家富歇(A. Foucher)等学者到英属印度各地的考古遗址参观给予指导,富歇对照佛传故事给很多浮雕内容以定名,为犍陀罗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而在伊朗和英属印度之间的阿富汗,处于东西文化的十字路口,1919年建国,在法国人的帮助下他们逐步开展起正式的考古调查,陆续也有新的考古发现,这里仍如世纪初的新疆一样,是一片考古学上仍存空白的地区,欧美各国的考古学家都想涉足。从1921年开始,斯坦因就一直给阿富汗政府写信,期望对方批准他提交的阿富汗考古发掘计划,但都被婉拒。1922年7月当富歇夫妻接到法国外交部的命令后悄悄离开白沙瓦,走海路离开巴基斯坦,经德黑兰转道喀布尔,签订了法国独占阿富汗考古三十年(1922~1952)的垄断协定。法国考古从西亚到中亚的布局悄然完成,其他国家的考古学人从此梦断伊朗、阿富汗,当然,也包括几个月前还与富歇一起在白沙瓦调查的斯坦因。

1926年,斯坦因完成对巴基斯坦西北部斯瓦特山谷的考察;伊朗更换政权后,开始向欧美逐步开放考古;富歇夫妇在阿富汗北部的考古发掘宣告失败,离开阿富汗,而其继任者依然没有给斯坦因机会。于是,斯坦因开始筹备第四次中国考察。

在美国资金的支持下,斯坦因赌上了整个人生的运气,却一直诸事不顺。进入中国后,从南京到新疆,他无时无刻不受到政府的监视和学人的谴责,这是他之前万万没有想到的。1931年1月26日的《世界日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报道——《驱除斯坦因事件经过——徐炳昶傅斯年之谈话》:“英人司代诺(斯坦因)入新采掘古物,经古物保管委员会电呈国府严行禁止,蒋中正即于十二月八日电令新疆省政府处分此事……且此时吾国考古学已甚发达,古迹应尽国人先作,尤不便任外人匆忙掘取,致损古迹,且该氏发掘之方法,在今日已无科学的价值。”斯坦因第四次中国考察宣告失败,他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去。

在这种情况下,斯坦因将目光瞄向了西亚,计划沿着亚历山大东征的西段道路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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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巴基斯坦到伊朗的陆路考察

1931年1月4日,斯坦因从巴基斯坦的俾路支斯坦(Balochistan)瓜达尔海港(Gwadur)上岸,从陆路向伊朗出发,开始第一次正式的伊朗考察。

对于斯坦因来说,伊朗一点儿都不陌生,他一直关注西亚考古,博士论文就涉及伊朗研究。斯坦因首次踏入伊朗是在1916年,他第三次的中国考古调查,往返都经过伊朗,萨珊艺术在新疆的影响,是他当时的研究重点。1928~1929年,他研究印度河文明时,曾从巴基斯坦南部(当时的英属印度)出发,陆续考察了伊朗、阿富汗锡斯坦(Sistan)和巴基斯坦俾路支斯坦边境地区,发现了很多新石器和青铜时代的文物。

这一次,斯坦因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抵达伊朗的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对附近的帕提亚墓葬进行发掘。据斯坦因的记载,这附近的遗址中经常能发现中国陶瓷,以10~12世纪的居多。2月22日,斯坦因抵达克尔曼省(Kerman)后,在英国驻该地区领事馆的帮助下,获得了更多的便利条件。斯坦因对巴姆普尔(Bampur)遗址进行调查发掘,在墓葬中发现了很多旧石器时代的彩陶、燧石,还在一些墓葬中发现了玻璃、滑石、雪花石膏(Alabaster)、印章、绿泥岩和小型青铜器物等青铜时代的文物。3月20日斯坦因在巴姆普尔度过了伊朗的诺鲁孜节,因为这些新收获,他感到轻松快乐。

之后,斯坦因前往伊朗东部的吉罗夫特(Jiroft)进行沿途考察,发掘得到一些史前时期的陶片、雪花石膏和伊斯兰时期的文物。斯坦因对于旅途中遇到的当地游牧民族充满兴趣。这里是古代游牧民族的冬季营地,尤其是吉罗夫特附近的绿洲城市,物产丰富,并非想象中如沙漠般荒凉。相反,这里的哈兰河如埃及的尼罗河一样,定期泛滥,而当地人已经掌握了这些水文规律,斯坦因的观察也验证了早期阿拉伯时期的地理学者和马可··波罗游记中的记载——1272年马可波罗访问此地时,这里物产丰饶、人民安居乐业。斯坦因在该地区采集到四十多枚钱币,主要是在8世纪以后的,可证当时丝路商贸之繁荣。

绿泥岩、雪花石膏和阿富汗青金石一样,在古代丝绸之路西段沿途国家都有出土,这也是丝绸之路贸易的主要交换品。奇怪的是,斯坦因注意到了雪花石膏,却忽视了吉罗夫特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绿泥岩制品。他曾在村民手里买到两个绿泥岩制品,对其上的几何图案和特征都做了记录,认为属青铜文明,但对这些石材在宗教中的特殊含义并未深究。关于绿泥岩的诸问题,不仅是斯坦因时代,在20世纪中叶以前,西亚各国出土的绿泥岩石制品的出土地和交易问题一直不明了,直到1960年代,绿泥岩的加工工坊才被考古者发现,而吉罗夫特正是绿泥岩的制作和流通中心。

斯坦因的第一次伊朗考古调查在巴姆古城结束——这里地表温度常常高达50度,炎热的天气不方便室外活动和野外考察。离开之前,斯坦因在克尔曼省英国办事处展开公关,与当地政府协调,确保其印度助手可以继续在克尔曼省收集遗址信息情报。4月23日,安排好这一切之后,斯坦因离开克尔曼省,结束了第一次短暂的考古调查。

斯坦因收拾行囊,带着六箱出土文物,乘坐汽车开始了一段愉快的公路旅程。一方面,他要将这六箱出土文物从海路运往大英博物馆,另一方面,他要在波斯波利斯与老朋友赫兹费尔德(E.Herzfeld,1879-1948)会面,听听他对于未来考察的建议,同时也为下次考察探路。

斯坦因在大英博物馆花费了四个月处理从伊朗带回的文物,然后开始继续准备考察。他于1932年10月通过伊斯坦布尔和巴格达回到伊朗德黑兰,在文博机构进行考古发掘申请。10月底,斯坦因重新回到克尔曼省的营地。他的印度助手已经在夏季和初秋对克尔曼省西北部完成了地形勘测,在地表收集了大量的陶片和文物标本。斯坦因首先快速检视完所有标本,认为这主要还是伊斯兰时期的遗址,继续在该地区进行考古的价值不大,决定开始新的探险旅程。

11月的冬天,斯坦因经过克尔曼、霍尔木兹,到达阿巴斯海港,沿着波斯湾向东行进。在马可·波罗的记载中,霍尔木兹和阿巴斯也是繁荣的海港,很多印度商旅都在此与西亚人贸易。同时,斯坦因进行简单试掘,采集到很多带有釉料刻线文字的伊斯兰陶片和钱币,同时还有很多来自中国的陶瓷碎片和钱币,斯坦因认为这是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产物。现在阿巴斯省波斯湾人类学博物馆(Persian Gulf Grand museum of Anthropology)里,还陈列着各个地区发掘和收集的文物,其中也有来自中国的一些文物,这也验证了斯坦因当年的发现。

12月16日,斯坦因抵达海港城市西拉夫(Siraf),这里有很多古代萨珊和早期伊斯兰遗址,但977年的地震造成的破坏使其废弃,之后该地区逐渐衰落。斯坦因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对山间的净水工坊和清真寺建筑遗址进行调查。1933年3月21日,斯坦因抵达布什尔海港——这也是当时最重要的港口,二战前有铁路直通德黑兰。在这里,斯坦因结束了第二次考察。而西拉夫的城市考古学调查要等到30年后,英国考古学家大卫怀特豪伍斯在1968~1973年对斯坦因记录的地点进行了详尽调查,发掘出完整的萨珊时期考古地层。

2018年7月,我曾与同伴在最热的季节,结束犍陀罗的考察后,从卡拉奇出发,考察俾路支省和信德省摩亨佐达罗遗址,当我们遥望着远方的伊朗,在极端的热浪中感受到该地区田野考察的残酷。百年间的变化没有那么大,但在斯坦因的考察记录中却很少出现这样的记载,足见其乐观。就像斯坦因乘坐英国领事馆派遣的专车接他们回克尔曼的路上,本以为乘卡车可以快速到达目的地,早点结束炎热的旅途,却在颠簸的道路上经历了无数次的修车和11次沙尘暴、在凌晨6点才赶到目的地。面对这样的遭遇,斯坦因却还能有另一番心境——这样漫长的旅程正好满足他好好看看古代伊朗的道路以及漫天繁星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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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从波斯湾再出发

1933年11月,斯坦因开始第三次伊朗调查。这一次,他精心准备,带着英国皇家地理学协会测绘的地图,模拟古代军队骑马行军路线,沿着扎格罗斯山脉从南向北挺进,探寻史前时代印度河文明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之间的关联,同时对萨珊时期的建筑遗迹进行详细的考察。斯坦因一行人于11月21日从设拉子出发,向南往菲鲁兹巴德(Firuzabad)山谷去,1933年11月26日至12月4日驻扎在古尔城附近,骑马对周边遗址进行考察。

11月28日,斯坦因调查萨珊早期建筑处女堡(Qal’eh Dokhtar),认为这座山丘上的城堡除政治功能外,还具有一定军事防御功能,守卫着古代的商路。斯坦因对这座在山顶修建的建筑进行科学测绘,画出了标准的建筑平面图。

调查了这些萨珊建筑后,关于这里出现圆穹顶建筑结构,斯坦因认为这是近东地区建筑传统的延续,与早期基督教、拜占庭建筑有关。斯坦因在书中不止一次地提到德国学者赫兹费尔德,他对萨珊遗迹有相对深入的研究。因此,斯坦因对萨珊时期的建筑和考古遗迹,没有提出什么新鲜的见解,只是对一些观点进行了补充和完善。

1935年2月25日,斯坦因到达萨珊时期的另一处萨维斯坦宫殿遗址,短暂停留后,继续向东部山区进发,3月10日抵达马德万(Madavan)地区,对几座土丘进行了发掘,发现了一些青铜文明时期的遗址,出土的陶器造型上既有在苏萨和巴姆普尔发现的单把陶罐类型的元素,同时在装饰上还有大角羊的动物装饰图案出现,这些都吸引了斯坦因的注意。

3月26日斯坦因抵达帝王谷(Naqsh-I Rustam),对这里的阿契美尼德时期墓葬和萨珊时期的磨崖雕刻进行了风格学的评述,推断周边应该有保护这片区域的石墙遗址。28日,斯坦因离开,经过达拉卜(Darab),围绕内里兹湖(Niriz Lake)环绕一圈。5月2日抵达帕萨尔加德(Pasargadae),尽管赫兹费尔德的博士论文专著已经对这座城进行了考古研究,但斯坦因还是对这座居鲁士建立的波斯首都进行了三天的调查,并将帐篷营地设在居鲁士墓旁,绘制了自认为当时最详细实用的遗址地图。接下来斯坦因沿着古代道路在附近山区进行小范围发掘,在残破的遗迹里找到了青铜文明晚期的墓葬,发掘出一些小型的铜环、铁片、珠子和人骨等。

1934年 5月11日,抵达波斯波利斯,结束第三次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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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发现”之旅

斯坦因结束第一次伊朗考察时,就是在波斯波利斯遗址与赫兹费尔德会面的。故地重游,想起老友却是另一番心境。

因为赫兹菲尔德的不断努力,伊朗法尔斯省当局首先打破法国独占该地区考古的局面,赫兹费尔德和斯坦因才有可能在此地进行持续的考古调查;更在此前,赫兹费尔德还曾对法国独占阿富汗的考古提出抗议,二人一直惺惺相惜。而不过两三年间,战争阴云已经弥漫在欧亚大陆上空,犹太人在各方面的研究都受到严厉限制,赫兹菲尔德也因为其犹太身份失去了德国大学教职,在伊朗的活动也受到了限制,被迫于1934年底年离开伊朗,辗转在美国工作,此后再未回伊朗。

1930年6月,民国政府颁布《古物保存法》,规定外国人的考古调查活动必须要和中国学术机构合作,这是斯坦因无法接受的一部分条件,也间接导致其在中国第四次考察的失败。伊朗政府在1930年也已经出台了关于文物发掘和外国人考察的规定,当政的巴列维王朝鼓励科学的考古发掘,欧美各国正规考古队得以进入伊朗。斯坦因的伊朗考古之旅即在这段“发现”浪潮中,也是因为有在中国失败的前车之鉴,斯坦因的伊朗之旅谨慎地按照程序,提交考古调查和发掘的申请。

斯坦因的考古之旅以未进行调查的区域为重点,以求发现新的遗迹,历史地理和考古学方法相结合,每一次考察结束的终点即下一次调查的起点,连续不断地进行考察,其考察具有一定的探险性质。同一时期,美国芝加哥大学在1934年对伊朗进行的考察,则是围绕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灌溉水网分布的聚落遗址、陶片类型和密度进行研究,用现代考古学的方法,为大规模的科学考古发掘做准备。从这一点来说,在各地区地理信息即将完备时,基本不会再存在认知的空白地域,斯坦因的伊朗考古调查可以说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最后一次探险考察。

斯坦因的前三次伊朗考察并没有进行长期的考古作业,而是以地表采集、建筑测绘和简单试掘为主,一般工期都以五天为限。斯坦因将一路上的所见所得进行了规范的行文记录,今天重走这些遗址,斯坦因当年留下的大部分文字描述仍能与现实贴合,特别是对于已经定居或者改变了生活习俗的游牧民族来说,这些记录更显珍贵。阅读这些记录,对于今天的旅行者来说,不仅精彩,更是一个不一样的精神世界,那里对未知充满渴望,毫无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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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次探险,与“监察员”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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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斯坦因的美国之行,使其获得了更多赞助人和媒体的关注,支持他继续在西亚地区展开探险;泰晤士报的记者更称其为“大英之子”,斯坦因成了全世界丝绸之路探险考古的旗帜人物。而自1932年开展的对伊朗的持续性考察,更让七十多岁的斯坦因陆续获得了很多欧美协会颁发的奖章和奖金。当然,对斯坦因来说,他更在意自己的考察行程,他还要继续在历山大东征的路线上继续走。

伊朗政府在1928年委任法国学者高达尔管理田野考古工作,1930年颁布了古物保存管理法案,外国人在伊朗的考古调查都要经过审批备案,斯坦因的四次考察在伊朗政府当局都留有记录。他在伊朗的考察有一个固定的团队,其中有从印度带来的助手和两位仆人,而从第四次考察开始,同行者还有伊朗考古局派遣的一位年轻监察员——卡里米(B.kari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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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旅程和新的伙伴

1935~1936年,卡里米全程跟随斯坦因在伊朗西部进行考古学调查,两人的书信集最近也被学者研究公开。卡里米硕士毕业于德黑兰大学历史地理学专业,英法语都很好,在考察中负责照会、协调与沿途各个省政府的对接工作,也随时向德黑兰当局报告斯坦因的考察情况。因为有高达尔的介绍信,斯坦因最初亲切称卡里米为“机警勤奋的波斯青年”(a very alert and obliging young man),但斯坦因也明白这是伊朗政府派来监视其考古调查的人员。

正是有这位伊朗向导,斯坦因的第四次伊朗调查留下了大量资料。这位年轻人在报告中记述了斯坦因的工作状态:

“斯坦因就像是一位和蔼的、不知疲倦八十岁老人,从来不生气不发脾气。在发掘文物时,就像母亲照顾孩子一样。”“斯坦因每天早晨6点起床,工作到深夜才睡。每天如此。”“除了考古发掘外,斯坦因每天写大量的信件给朋友们,一年几乎写了一百五十多封。”“斯坦因有很高的语言天赋,会说普什图语、乌尔都语和克什米尔地区方言,他和仆人讲话都说方言。”斯坦因在考察中还经常向卡里米学习波斯语,而且卡里米认为斯坦因说这些方言都不会带有口音。

在卡里米的描述中,斯坦因在考察中固执地选择一些偏僻的羊肠小路,认为这样才会有更大机率获得新发现。在考察中曾有两次陷入了在山地中迷路两天、没有食物和水补给的困境。长时间在大雪山中宿营,斯坦因的身体终于扛不住了,患病后他折回胡齐斯坦省,被迫结束了第四次考察。斯坦因和卡里米相处愉快,但是斯坦因发现,相较于条件恶劣的田野帐篷生活,这位年轻人更喜欢优雅舒适的生活。

关于卡里米后来的情况,我们咨询了德黑兰大学研究近代史的Goodarz Rashtiani教授,伊朗学者能够确认的信息也不多。根据已有的研究推测,卡里米有可能是铠加王朝时的贵族王子,后来获得政府奖学金,在法国索邦大学拿到博士学位。但是关于他的资料很少,从文字资料可知的是,卡里米在伊朗考古局工作了八年左右,1942年被派往波斯波利斯协助美国芝加哥大学考古队进行过3个月田野发掘监察工作。消失在历史中的卡里米,后来并没有成为一位考古学家。现有的信息显示,卡里米经营过一所中学并担任校长,以后就再没留下什么记录。

1950年,卡里米在德黑兰国家考古博物馆馆长的帮助下,用波斯语出版著作,讲起他与斯坦因的这次考察。书中图版来源于斯坦因的书籍,一些考古发掘的细节也来自斯坦因,但也有一些自己的见解,还增加了很多关于萨珊和早期伊斯兰时代的波斯语和阿拉伯文献注释,以及早期欧洲探险家对于苏萨的调查成果,这些是斯坦因著作中没有的。书中还有卡里米在波斯波利斯的工作记录,这应该算是他在伊朗考古局全部田野工作的总和。总体来说,在当时的波斯语考古调查书籍中,算是比较综合全面的一本书,而考虑到斯坦因于1943年去世,其第四次考古调查的英文报告已在1940年出版,卡里米这本书涉及的图文是否获得斯坦因的授权就无从得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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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伊朗探险考古

1935年11月7日,斯坦因在德黑兰办理完考古调查审批手续,开始正式第四次考察。他于11月17日到达波斯湾,再次从海港西拉夫出发,翻越扎格罗斯山脉,向着北部山区开进。斯坦因从上次调查的终点波斯波利斯出发,向着苏萨进发——这是阿契美尼德时期的两个都城,也是亚历山大东征的道路。

当时,芝加哥大学主导的波斯波利斯遗址考古队(1935~1939)正在团长施密特(E.Schmidt,1897~1964)的带领下,使用飞机对伊朗北部山区和其他主要古迹进行拍摄,寻找潜在的考古遗址。而斯坦因正在各种偏僻的、荒废的道路中穿行,以步行或是畜力进行“探险”。两支考古队,一支在天上、一支在地上,以不同的方式,一起寻找着尚未被发现的遗址。

途中,斯坦因对萨珊的石桥和拜火教神殿等遗址再次进行调查。在胡齐斯坦省的伊泽(Izeh)地区,斯坦因调查埃兰时期的岩刻——其实已经有很多学者对此进行过研究,但斯坦因还是被此处数以百计的石雕所吸引。

1936年1月18日,斯坦因抵达沙迷(Shami)地区。根据当地行政官员介绍,在六个月前,当地政府为安置半游牧民族进行基建时,意外发现了青铜巨像文物残骸,最大的一座青铜像残高194厘米,此外还发现了一些青铜小像,挖出后进行转移。斯坦因在州长家看到了已经发现的青铜巨像,获知出土地点的具体位置和相关信息后,立刻对发现青铜像的遗址进行发掘,在为期六天的考古发掘中,他终于发现一座帕蒂亚时期的神庙遗址,并基本探明这座神庙遗址的建筑布局。

根据报告记载,斯坦因在发现雕塑的地方布置一条探沟,发现了一个长方形围墙(约12.5 x 23.5米)的遗迹,中央有一个用烧砖建造的建筑。斯坦因认为可能是一座神殿,神殿四周有类似回廊的大厅,神殿中央区域为露天。斯坦因将考古过程和发掘出土物详细记录,同时根据雕塑风格推测其年代,他认为这些宗教神殿从希腊一直延续到帕提亚时代,并具有近东地区普遍存在的融合主义风格,将希腊对神灵的崇拜与对神职人员的崇拜结合在一起。但是关于该地区的纪年,从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到帕提亚时期是谁统治这里,答案还不清楚,而这个问题依然困扰着今天的学者。

斯坦因在这里的发掘收获很大,他发现了一批青铜雕像和大理石像。根据早期挖掘雕塑碎片推断,该遗址至少有七个大型青铜雕塑、六个较小的青铜和大理石雕像。新发现青铜人头像残片、特别是女性大理石雕刻明显有着希腊风格,有可能是美神阿弗洛狄忒,这些文物可能是希腊化时期在该地区的遗存。同行的卡里米在20日就写信向德黑兰报告了这一重要发现,而斯坦因则在24日结束了对这一遗址的发掘。

除了帕蒂亚时期的青铜像,斯坦因此次发掘出的两片面部的青铜残片特别值得关注。后来,这两块残片被带回大英博物馆,经过拼合确认是属于同一人像的面部,卷曲的头发、高鼻深目,可能是某位希腊化时期的皇帝。这位皇帝是帕提亚帝国在公元前141年占领该地区之前的某一位统治者,但是大英博物馆的修复研究人员也无法断定具体身份,后来,斯坦因又将残片还回了德黑兰博物馆。

尽管这些考古发现意义非凡,但沙迷遗址还是很快就被考古学家们遗忘了,没有人再去继续调查。2012年,伊朗-意大利联合考古队重新到胡兹斯坦省进行考古调查,他们根据斯坦因于1936年拍摄照片,确定了斯坦因发掘的大致位置,但现在该遗址已被覆盖耕种。斯坦因发掘的探沟位于一个土丘的外围,该土丘的总面积超过6000平方米,进行整体发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现在周边地区还有很多大型的石料散落在地表,在一些现代房屋的建筑墙壁中还可以辨识出一些古代石料,遗址风貌已经被破坏了。2015年德国考古局对遗址出土的希腊化面部残片和其他青铜残块进行了3D建模还原,得到一个大概的人像模型,几乎是和真人同一大小的青铜立像,这也是该遗址的最新研究。

我们一行人专门去观摩这些文物,看到了最新的研究成果,现在的沙迷是一座小城镇,当年的遗迹已经完全回填。据同行的王樾老师介绍,沙迷地区可能是帕提亚帝国的一处重要根据地,该遗址地处山间平原,现在该地方传统服饰也和斯坦因发掘的帕提亚青铜人像的服饰类似。

在沙迷的发掘之后,斯坦因继续前往沙迷的西北地区,短暂停留后,又经马斯吉德伊苏莱曼,在2月17日到达苏萨。

苏萨遗址经过法国考古学者的几代发掘,已经探明从新石器时代之后的地层,并且修建了供考古学者使用的苏萨城堡(Chateau de Susa)。斯坦因在这里见到了法国考古代表团团长M. de Macqunhem,在其陪同下参观最新的考古工地。在这里,斯坦因动情地回忆起他在1887年前往印度工作的旅途中,途经卢浮宫第一次见到苏萨遗址的薛西斯宫殿出土文物时内心的震撼。

斯坦因在这里歇息了两天,借助苏萨营地的图书馆阅读了法国出版的报告。20日,他坐车继续北上,去古代希腊历史学家记载中的“波斯之门”。

21日,斯坦因到达卢利斯坦地区(Luristan),这里群山环绕,气候湿润。卢利斯坦山地文化有着典型地域特征,这里还保留很多传统山地部落的渔猎民俗,出土的青铜器和陶器一直很有特点, 当时黑市上也在流通“卢利斯坦青铜器”,在世界很多博物馆都有收藏,这也是上世纪30年代的考古学热点。

斯坦因到来之前,戈达尔、赫兹菲尔德等考古学家都对此做过发掘研究,当地文物盗掘严重。芝加哥大学的斯密特在斯坦因到达前的两个月曾带领考古队在这一地区进行大范围考察试掘,但少有收获。斯坦因认真踏查过以往考古队的工地,对法国早期考古队的粗放发掘提出批评,认为是不负责任的发掘。在当地长老帮助下,斯坦因又在附近的几处山谷地区发掘几处没有被惊扰的墓葬,得到一批完整的墓葬材料,包括约在公元前1000年铁器时代的陶器、模范残片、首饰和青铜器。如今,这些出土文物陈列在伊朗国家博物馆。

斯坦因的这次考察从海岸线出发,经过高原地带进入平原地区,这几个地区间温差很大,还是游牧民族季节性迁移的路线。斯坦因一路上目击了很多游牧民族转场,也记录了所见所闻,是一份珍贵的人类学记录。

之后斯坦因继续沿着扎克罗斯山脉向北进发,进入现在的克尔曼沙阿省。再经过萨凯兹,到达了塔卡卜洞窟,这里希腊化时期的铭文也是斯坦因关注的对象,随后他到达了乌鲁米纳湖。

1936年9月6日斯坦因抵达此行最北端库尔德斯坦的哈桑卢丘地(Hsanlu Tepe),这是一个约有150户人家的小村子,当地村民经常去附近的山丘盗掘一些墓葬,获取陶器和青铜器等售卖。斯坦因获取这些现地信息后,在这里选择几处高台遗址进行发掘。除去地表上伊利汗国时期遗存外,这一地区出土青铜器和陶器是大概属于公元前1500千年铁器时代的墓葬,出土的陶器几何纹样和希尔亚克B类型的陶器类似,应该是从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过渡的遗址。斯坦因对这里的发掘很满意,还想如果有时间会再来发掘,当时正值秋收季节,当地劳动力已经忙着秋收,发掘人员不足,斯坦因只好停止这里的发掘。

斯坦因在这里的发掘对他后来的研究有重要的启示,之后从1956年到1977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对这个发掘点及其附近遗址组织了14个季度的考古发掘,扩大调查面积,不仅发现了早期农业文明的遗址,也发现了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人类在该地区活动的遗址,这里为伊朗北部铁器时代建立了标准的地层,这些遗址直到现在还在进一步的整理。有一处被斯坦因认为是自然山丘而放弃发掘的遗址,后来被考古学家证明是一座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大墓。

斯坦因在伊朗仍然没有忘记新疆,1936年9月27日,他途经克尔曼沙阿省,发现这里的灌溉系统和新疆的坎儿井类似,这种地下水渠解决了这一地区蒸发量大的问题。随着秋天的到来,伊朗北部越来越冷,斯坦因在前往克尔曼沙阿省访问贝希斯顿铭文的路上感冒生病,到哈马丹时,病情进一步加重,不得已停止考察住在英国的办事机构里养病。

之后斯坦因返回胡齐斯坦省,在这里和卡里米告别后从霍拉姆沙赫尔港口坐船返回英国。斯坦因将这次发掘中一半的出土品留给了伊朗国家博物馆——伊朗国家博物馆由高达尔主持设计,1935年筹划,1937年正式开馆,斯坦因发掘的这批文物一直都在博物馆展厅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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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田野后的回忆时光

斯坦因的第四次考察参照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军队绘制的地图和早期法国调查的遗址分布图,主要是沿着扎格罗斯山脉的线状路线为基础,将沿途所有的遗迹都进行调查,平均每天都要考察新的遗址,团队工作量是巨大的。特别是我们沿着这条路线考察,置身于山区复杂地形中,更能体会到要在崇山峻岭中辨识出古代土丘遗址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这些无疑给考察增加了难度。

这次考察结束后,卡里米在1937年去法国出差,斯坦因邀请他到伦敦,与自己在家中共度一周,一起整理资料,回忆伊朗的考察细节,尤其是他们从设拉子前往乌鲁米湖的这段行程——这是古代埃兰文化的故地和波斯腹地连接的大动脉,也曾是亚历山大东征和古代商贸的主要路线,在古代研究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很多地区都没有文献记载。

再次分别时,斯坦因将伊朗考察的照片集送给了卡里米,这也是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1939年11月末,斯坦因在克什米尔的帐篷中完成了第四次的伊朗考古报告,并于1940年出版,其中提到卡里米的帮助,之后,斯坦因再也没有去过伊朗。

卡里米在其书中回忆起与斯坦因最后的离别:斯坦因伤感地告诉卡里米,“我的生命已经结束,也许我永远都不会再见到你,但是我向上帝祈求你的成功。”

(伊朗考察受伊朗文化遗产旅游手工业部和伊朗国家博物馆邀请,得到德黑兰大学Prof.M. Esmaeili Prof.H.Fazeli、赵苑琪博士、陈彬彬博士和凤凰卫视李睿老师帮助照顾、考察旅程受到上海稻草人旅行社鼎力协助深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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