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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问题始终是中国社会的核心。前四十年的核心问题是土地的分配问题，如何让土地的效益发挥到最大，以解决新增人口的生计和社会经济结构升级问题。始终是社会治理和经济政策的关键所在！
无论是让耕者有其田，还是家庭责任承包制，表面上看起来是为了社会主流人群的生计对土地这种生产资料进行分配。实质上是在对社会财富进行分配——在农业社会土地是最核心的社会财富。所有的社会财富分配都是为了创造增量，当某种分配形式不足以创造增量的时候，就应该被重新分配。
土地作为社会核心财富，在社会经济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必然产生溢价。因为人类的所有活动最后都会结算成土地和劳动。土地的价值取决于这片土地上所有社会协作产生的价值总和。不管是某一块区域，还是整个社会的土地资源，必然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结构的升级而溢价，并水涨船高。
因此，土地的所有权问题会成为这个社会接下来的核心问题。它的关键点就是如何在维持现有秩序的同时对社会核心财富进行重新分配。千百年来，土地、财政和货币三项政策只要两项出问题，必然造成天下大乱。
中国社会的底色依然是农业社会，社会的主体人群依然是农民，虽然农业所占GDP的比重越来越低。这恰恰凸显出关键性的矛盾：在新的经济结构中，农业的投入和产出比，以及农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都越来越低。这一点非常容易理解：当整个社会都只能从事农业的时候，社会资源——包括劳动力的配置在横向上是差不多的——即便存在落差也微乎其微。一旦存在巨大落差的产业崛起，人往高处走的求存本能就会自然而然的把人口从原有的主流产业中抽离出来。同时，我们在《结构学》中阐述过：结构性的升级源于密度升高——协作密度的提升遵循这样的递进规律：人数密度，机械密度，信息密度。后一种密度的提升，就会大幅度降低对前一种密度的依赖，而且整体协作密度提升。这种底层逻辑就意味着，社会的核心问题是农业在经济结构中低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它等于将社会财富进行不合理的分配。农业和农民问题之所以会成为整个社会结构中的一个关键之点，源于它大量的消耗存量！《结构学》中曾经说过：成为结构中关键支点的两种方式分别是：1. 持续的创造增量；2. 大量的消耗存量。
当下的所有政策都是为了解决农业在经济结构中消耗存量的问题。解决土地的所有权问题，解决随着社会经济结构中密度提升，而大量溢出的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然而，解决农业问题却无法靠农业，解决农民问题却无法靠农民。棋在局之外！
在《结构学》的《C7：真理的周期》中有这么一段：任何复杂的社会都由三个层级构成：最表层是锻造工具的技术元素，它所锻造的工具赋予生命体更大的力量。中间层是形成制度的抽象规则，这些抽象规则为生命体的求存行为提供指引，从而在混沌的消耗之中构建起秩序，并维系住秩序——前者叫廓清寰宇，后者叫长治久安。最底层是生命体的生存策略，对于群体而言，这种生存策略会被通俗的称之为文化。每一种文化都是一套完整且自成体系的生存策略，同时具备着独特性和自我遮蔽性特征。技术元素是最容易模仿的，规则制度则存在许多隐性的制约，至于底层的文化属性，是天地人三元的统一体，基本对其中任何一元模仿的无以复加的地步，也无济于事。就如同第一代的新移民不管如何努力的融入当地社会，越深入就越发现不可逾越的鸿沟。需要经过出生在那片土地上，能够抵制住歧视和隔阂完全融入当地主流社会。在此情况下的下一代，才能在原汁原味和土生土长的氛围中由内到外的成为对方社会中的一员。
我们的《结构学》研究的是生命体在其生存结构中的求存之道。认真读《结构学概论》就能纲举目张：复杂的事物在更底层存在一个原点。理解了原点就能看清边界，看清了边界就能洞察脉络。这些原点如同稳定的基石，搭建起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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