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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号作为中国古代王朝正统性的标志，变更具有一套完整的礼法规范。1620年一年内的两次皇位更替，导致明熹宗即位后中岁改元还是踰年改元成为廷臣争议的焦点。明熹宗最终选择调整传统礼法，中岁改元泰昌，踰年改元天启。而熹宗改元问题的解决则是由东林学派发展而来在朝的东林党“经世致用”理念践行的结果。改元之后，东林党与内宫宦官群体的争斗成为贯穿天启一朝的主要政治斗争。 年号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纪年方式之一，一般认为年号最早由汉武帝创设。裁撤旧年号，更换新年号称为改元，改元分为皇帝在位期间改元与新帝登基改元两种情况。皇帝在位期间，或为显示皇权神圣、或因国家大事、或遇“祥瑞之兆”均可改元，设立新的年号。新帝登基改元，又分为易姓登基和同姓登基两种情况。易姓登基，即新朝建立之际改元，可在同年内进行，如明崇祯末年与清顺治元年即为一年（1644年）。同姓登基，兄终弟及的情况较少，多为父死子继。为了彰显对先皇的孝道与继承，进而表明政权传递的正统性，会选择在第二年改元，即踰年改元。正如《资治通鉴》中所载：“古者人君即位，逾年而后改元，不忍遽改父之道也。”一代帝王所用的年号数量并没有规定，但年号发展到明清时期，除明英宗因土木堡之变被掳至蒙古、被放回后通过“夺门之变”重登帝位而先后有正统、天顺两个年号外，其他皇帝均只有一个年号。 年号制度对中华文化圈下的周边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日本、韩国、越南三国在历史上均使用年号纪年，直至近代，韩、越两国才废除这一制度。目前仅日本仍使用年号进行纪年，2019年4月30日，平成天皇退位，5月1日正式进入“令和”时代。 作为一种纪年方式，年号具有丰富的政治意味。一方面，年号是帝王的宣政书，其中蕴含着执政者的执政理念。如顺治帝时，清廷入关不久，巩固统治是第一要务，所以年号为“顺治”，含有顺从而大治的含义；到了康熙帝时，百姓安居乐业，所以取“康熙”的“康乐熙怡人”之义。帝王将其政治思想运用于年号中起到扩大统治影响的作用。另一方面，年号象征着国家政权的更新，是国家记国史、发诏令、铸钱币时统一纪年的名号。奉行王朝的年号和历法称为“奉正朔”，表示对帝王的归顺与臣服。所以年号是帝王正统性的标志，一旦称帝，必定要设年号。“正朔”代表新一年的第一天，所以年号一般会从新一年的第一天开始算起。 到了明代，改元的礼法已经非常完备，踰年改元的传统一直得到了很好的执行。但在明代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秋季，一个月内明神宗、明光宗接连驾崩，传统的改元礼法已经无法适用于现实情况，于是中岁改元还是踰年改元成为了继位的明熹宗朝臣争议的焦点。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明神宗驾崩，其子朱常洛（明光宗）于八月初一继位，在接受完文武百官五拜三叩礼后，发布诏令：“兹履阼之初，宜焕维新之号，其以明年为泰昌元年，大赦天下，与民更始。”但是，一个月的时间不到，朱常洛也驾崩了。九月，如何改元成为了新皇帝——朱常洛的儿子、十六岁的朱由校（明熹宗）登基之际面临的首要难题。 明熹宗即位前一天的九月初五，在杨涟上奏将皇帝养母李选侍移居仁寿宫、以正帝位（即“移宫案”）后，礼科左给事中李若珪的奏疏拉开了改元的序幕。他上奏说，按照传统，新帝即位次年需要改元，熹宗应该在第二年，也就是1621年进行改元。但是，由于明光宗登基时已经宣布于次年改元泰昌，问题由此产生。如果仍将1621年的年号定为泰昌，那新皇帝的天启年号将无法按时推行；如果将1621年的年号改为明熹宗的天启年号，那明光宗的年号就无处放置，也就否定了明光宗的存在。现在离新帝（明熹宗）登基还有不到半日的时间，但是礼部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泰昌年号与天启年号在时间上的矛盾，所以上奏请皇帝定夺。 1621年的年号到底是泰昌还是天启、泰昌年号该如何处置、天启年号又该什么时候启动等问题成为新皇帝与大臣政论的中心。面对这些问题，主要有三种解决方案：一种是，直接舍弃泰昌年号，1620年为万历四十八年，1621年为天启元年；一种是，以1620年八月为界，之前为万历四十八年，之后为泰昌元年，1621年为天启元年，即中岁改元；最后一种是，1620年仍旧为万历四十八年，1621年为泰昌元年，天启元年推延到1622年，即踰年改元。 分析这三种解决方法可以发现，众臣争论的焦点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舍弃还是保留泰昌年号。关于泰昌年号的去留问题，众臣很快达成了共识，即要保留明光宗的泰昌年号。总结起来，各位大臣的依据主要有三点：一是，光宗虽然在位仅一个月，但是不能否认他曾经当过皇帝。不管明光宗实际政绩如何，众人都认为，明光宗在位一月之内的善政不可忽视，所以必须承认明光宗，保存泰昌年号。二是，身为明光宗的儿子，明熹宗如果不承认其父的年号，那么就是不孝。古来孝最为之重，所以，需要保留明光宗泰昌年号。三是，如果削去泰昌年号，意味着不承认明光宗，那么在“父死子继”的皇位继承法则下，皇位的继承就出现了断裂。明熹宗就不是从他父亲那里继承到皇位，而是从祖父明神宗那里继承皇位。这样，明熹宗继承皇位就无法做到名正言顺了。所以，必须要保留泰昌年号。 在解决了第一个争论焦点之后，第二个争论焦点凸显出来，即在保留泰昌年号的前提下，如何协调泰昌与天启年号的使用时间。是选择中岁改元还是选择踰岁改元？ 给事中魏应嘉反对踰年改元，认为新君即位一年多仍用旧年号不吉利，主张中岁改元。李若珪赞同魏应嘉的观点，支持中岁改元。他认为中岁改元最为稳妥，既没有亏损明神宗万历年号的实际数目，又不妨碍新帝在1621年改元天启，还使得泰昌年号有地方安置。 御史左光斗也支持李若珪中岁改元的观点，并援用唐宪宗改元的例子进行说明。唐德宗于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驾崩，其子顺宗即位，并钦定将在806年改元永贞。但是，同年八月顺宗因疾让位给太子。宪宗即位后，将806年改元为元和，永贞元年借贞元二十一年而称，两个年号共用一年——即805年。左光斗认为熹宗改元的困境与唐宪宗相似，且唐代德宗与宪宗均为中兴之主，当时的大臣如杜黄裳、韩愈等均是查遍典籍有所考据才支持唐宪宗如此改元的。综合考虑下，左光斗主张借鉴唐宪宗的做法，支持中岁改元。 在众多支持中岁改元的声音中，御史张泼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他指出，改元之事本应该在光宗即位之际就发布诏令，次年（1621年）改元泰昌已定，现在再回过头来讨论泰昌年号要如何放置，为时已晚。如果选择中岁改元泰昌，那也只是在不得已情况下的权宜之计。自古没有同姓登基而当年改元的先例，也没有踰年而不改元的先例，更没有踰岁丧两君的先例。面对这样突发的状况，张泼认为如今在朝堂上的争议也仅是众臣迫于皇帝要求而提出的应对之策，无法代表他们的真正想法，所以他主张重新讨论礼法，从礼法角度来决定到底是中岁改元还是踰年改元。 御史黄士彦便从礼法角度来反对中岁改元，他上奏道，历朝历代的皇帝都以礼法为先，在登基后的第二年改元，所以光宗登基时诏告天下，第二年（1621年）改元为泰昌元年。实际上光宗尚未改元，如今众臣子在光宗驾崩后强行改变礼法，中岁改元泰昌，是违背光宗的意愿，强行改变礼法。强行改变礼法中岁改元并不会带来好处，乾元意味着天道之始，而纪元则意味着统治者统治的开始。从时间上来看，纪年必须开始于春而具备四时。所以根据自古礼法，改元一定要踰年。如果强行中岁改元，使先君不得“毕其数”，继位之君不得“正其初”，先君与继位之君都无法做到名正言顺。此外，现在光宗驾崩也超过一个月了，如果八月可以改为泰昌年号的话，那九月也应可以改为天启，这就造成了年号的混乱。有时碰到不寻常的事情，需要权宜改变礼法，但是在不适宜改变礼法的情况下强行改变礼法，就是过错了。改元一事，正应按照常规礼法，而不应违反常规。违反常规改元，不合乎道法，于理不通。两个月内年号发生三次变化，根据现实而去改动自古不变的礼法，这是闻所未闻的。现在，中岁改元泰昌并没有什么好处，不中岁改元泰昌也没有什么坏处，正应该按照常礼进行改元，所以黄士彦主张古有礼法不能变，反对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八月初一改泰昌元年，支持踰年改元。 针对黄士彦的观点，左光斗再次上奏，同样从礼法角度来反驳黄士彦。左光斗认为，天下之事不外乎情理二字。于理而言，如果要从古有礼法中寻找解决办法，不管是采用朱熹还是司马光的主张，都仅需要根据书中记载来执行就可以了，根本不需要争议。但是却不得不考虑“情”，即光宗与熹宗的父子之情，光宗与众臣的君臣之情。不能陷熹宗于不孝的境地，也不能陷众臣于不忠的境地。虽然从传统礼法上来讲，踰年不改元的危害要甚于中岁改元，但是从现实情况上来看，如今明光宗虽成先帝，但是又不能将其年号弃之不用，而明熹宗的新年号又不能踰年不改。要解决明熹宗改元问题，就要将理与情，即传统礼法与现实情况综合起来考虑，调整古有礼法来适应现实情况。所以左光斗支持中岁改元。 九月十六日，礼部官员结合众人意见，上奏乞求皇帝下旨，自1620年八月以后为泰昌元年，第二年为天启元年。随即，明熹宗下《泰昌元年大统历敕谕》，钦定“以万历十八年八月初一日至十二月终为泰昌元年，并载《大统历》庚申纪年行内，礼部通行天下，一切章奏、文移，遵奉施行”，这标志着明熹宗改元争议的正式结束。 明末儒士沈国元在对熹宗改元过程进行评价时，曾言黄士彦的主张为“据礼之经”，是以古有礼法为依据的，但是“诸议于时势难处之中”，难以再维持古有礼法，只得退而求其次，调整古有礼法以求安人心。沈国元这一评价点明了此次改元争议的实质，即在传统礼法无法适用于当时时势的情况下，面对新的突发状况，是遵循古有礼法不变还是调整礼法以适应现实。熹宗最终采纳左光斗等人的建议，调整礼法。中岁改元实际上表明了此时的务实思潮占据了上风，而这主要得益于明朝中期以来东林学派的发展及其在朝团体——“经世致用”的东林党对朝堂话语权的掌控。 传统社会发展到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繁荣以及市民阶层的壮大等等原因促成了思想的活跃，“经世致用”的思想开始兴盛，其开端可追溯到王阳明。虽然王阳明重点强调个人的内心世界，但是他的“知行合一”理念在客观上促进了经世致用思想的发展。在王学之后，以王艮为代表的泰州学派兴起，更是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经世实学思潮。虽然在其之后的王学末流对其“心性论”大肆发挥，用以逃避社会现实。但是到了万历朝兴起的重要学术团体——东林学派，却是反对空谈心性，主张从现实出发。 东林学派是在万历朝的争国本与派遣矿税监等问题的争论过程中形成的，主要由顾宪成、高攀龙等为代表人物的江南士大夫所构成。顾宪成因要求万历皇帝遵循明朝立皇长子为太子的原则，早立朱常洛为太子，而为皇帝所不喜。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时任吏部侍郎的顾宪成因提名内阁大学士名单全是皇帝所厌恶的人而被削去官籍，革职回乡。回到无锡的顾宪成以东林书院旧址为阵地，进行讲学活动，宣传政治主张，凭着其极高的声望，吸引了江南文人士大夫纷纷前来。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十月，顾宪成修复了东林书院，发起东林大会，制定了《东林会约》，规定每年举行大会一两次，每月小会一次，东林学派由此形成。 东林学派在崇尚实学方面有着鲜明的特色，不管会约仪式还是其教学指导思想，都非常注重从实际情况出发。比如根据实际需要选择不同的人主持会讲，虽是选择经典进行会讲，但是却根据社会现状进行解读等等。东林学院强调学习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独善其身，而是要经世致用。他们通过讲学、辩论、讨论、撰文、出书等形式，抨击王学末流，进一步发展实用思想。顾宪成反对空谈，主张“讲”与“习”兼顾，所讲之学要与实际情况相结合，为现实服务，强调要以实心做实事。高攀龙认为儒学分为两个脉络，传承到薛瑄与王阳明时分歧已经非常明显。薛瑄重实际，王阳明重心性。百年来，读书人多以王阳明为宗，重虚病实，却不知道王阳明最大的问题在于虚，毕竟实病容易解决，虚病却难以补救。所以，高攀龙号召“吾辈稽弊而反之于实”。在东林学派的号召与影响下，务实思潮逐渐走向兴盛。 在野的——作为学术团体的东林学派将经世致用的务实思想在民间推向了兴盛，而在朝的——作为政治团体的东林党的掌权则为这一思想的落实提供了政治助力。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的癸巳京察使东林党开始成为一个“朝廷公党”。此后在与其他党派的斗争中，东林党不断发展起来。从东林党出现到泰昌元年这一阶段，是东林党的形成和发展期。而从朝廷势力上来讲，自张居正之后，朝廷形成了三党（齐、楚、浙）与东林党两大派。在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以后是三党共政的时期，之后东林党势力不断壮大，通过“移宫案”保障了新帝安全，并在“熹宗改元”事件的处理中掌握了朝堂的话语权，但这也使得东林党人得罪了内宫的阉党集团，双方你死我活的争斗贯穿了天启一朝。 杨涟、左光斗是这一时期东林党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与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被时人誉为“东林六君子”，杨涟与左光斗则并称为“杨左”。天启五年（1625年），魏忠贤的党羽左副都御史王绍徽仿照《水浒传》的方式，编东林党一百零八人而成《东林点将录》，杨涟、左光斗排名居前，被列为“五虎将”的“天勇星大刀手”和“天雄星豹子头”。 杨涟在“移宫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力保时为太子的朱由校登基，并请旨将李选侍移出乾清宫。当时有人提出李选侍是光宗旧人，不可逼之太急，有失体统。杨涟立即予以斥责，表示诸位大臣受光宗托孤之命，理应先顾其子，怎能偏袒李选侍，并表示“能杀我则已，否则，今日不移，死不去。”在杨涟的坚持下，李选侍最终迁往慈庆宫。天启一朝，杨涟率先挺身而出，力战阉党，上疏列举魏忠贤二十四条罪，要求严惩。魏忠贤因此对杨涟恨之入骨，指责其“大不敬”“无人臣礼”，随即将杨涟革职为民。之后，魏忠贤又借“汪文言之狱”谋害杨涟等人。杨涟在狱中虽受尽折磨，但宁死不屈，临刑前写下血书一封，奔赴刑场，死状惨烈。直至崇祯时，杨涟冤案才得以平反，谥号“忠烈”。 左光斗在万历朝担任御史期间就曾连上八道奏疏，请求明神宗临朝办理政事，惩治贪官污吏。此外，左光斗在北方兴修水利，提倡种植水稻，兴办武学等等。在与魏忠贤等阉党的斗争中，左光斗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杨涟上疏魏忠贤二十四罪之后，左光斗紧随其后上三十二斩疏，列举了魏忠贤阉党集团三十二条罪状，弹劾阉党。因消息泄露，为阉党所阻后斩疏未能提交，引起魏忠贤等对左光斗的忌恨。左光斗被革职，即使请求剃度出家仍未能免于阉党的报复，最终下狱。他在狱中更是被严刑拷打，受尽酷刑折磨，继杨涟死后次日而逝。 李若珪在任期间，积极向帝王谏言。万历朝时，李若珪针砭时弊，向神宗呈交“十道奏本”，提倡官员做实事，不做实事只拿俸禄的官员是无耻的。天启年间的“移宫案”、改元、熹宗大婚、桂阳军饷等事件中均有其身影。天启七年（1627年），李若珪迁升刑部侍郎，与专权的魏忠贤进行斗争，平反冤假错案，惹怒了魏忠贤集团。阉党欲谋害李若珪，却无隙可乘，李若珪得以全身而退，辞官归家颐养天年。 面对一年内皇位两次更替引发的改元争议，明熹宗采纳左光斗等人的建议，调整传统礼法以适应现实，中岁改元泰昌。中岁改元的背后有着东林学派力量的强大支撑。以东林学院为主要阵地开展活动的东林学派，极大地发展了务实思潮，为中岁改元提供了理论支持。更为关键的是，天启初年重新掌权的东林党为“熹宗改元”提供了强大的政治助力。但是反过来讲，东林党在“熹宗改元”的成功操作，继“移宫案”后进一步激化了东林党与内宫阉党的矛盾，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成为天启一朝最为残酷的政治斗争。在“移宫案”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杨涟，与在“熹宗改元”一事中支持中岁改元的主要大臣左光斗、李若珪等都是东林党派官员，与阉党的斗争成为他们政治生涯中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 文章来源：《文史天地》第268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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