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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曾用“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评价党和国家的一位领导人。毛泽东说的“诸葛”就是三国时期的蜀国军师诸葛亮。诸葛亮一生的谨慎行事在魏延贡献奇谋良计时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也许是他一生中因过于谨慎而失掉的很可能完成北伐大业的唯一良机。 魏延（？—234年），字文长，义阳（今河南信阳市西北）人，以部曲追随刘备。“部曲”是指东汉后期，一些豪强或带兵之人可以自己招收失地农民（即“流民”）或无业的壮丁编入自己所组建的军队中的这类人。部曲与主人具有人身依附关系，带有半奴隶性质，魏延即是部曲出身，出身低微却因作战勇猛“数有战功”升任牙门将军。牙门将军是主帅警卫部队的指挥官，蜀国五大名将之一的赵云先前就曾担任过此职。刘备进位汉中王时，正是击败曹军、斩首夏侯渊、取得汉中不久之际。汉中地区北进可取曹魏的富庶之地——八百里秦川，南则守住蜀地大门，其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对蜀汉来说，荆州与汉中是益州（四川）的两翼，而汉中居于益州门户之地，地位极为重要，派谁去守？当时关羽在荆州，不能离开。大家议论纷纷，皆以为镇守汉中的必定是张飞无疑。然而，出乎众将意料之外，刘备却点名魏延镇守汉中，为汉中太守。由此可见，魏延在刘备心目中的地位。当时刘备做此决定时，特意当着一干将领之面，问魏延：“今委卿以重任，你有何说法？”魏延回答说：“若曹操率天下人来进攻，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带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可谓豪气干云。蜀国建立时，魏延官拜镇北将军，继续担负镇守蜀汉北大门的重任。地位仅次于关羽、张飞、马超、赵云等大将。后来，刘备又加封他为都亭侯，以奖其御守汉中之功。诸葛亮北伐时，魏延负责督前部军马，一直担任军事重职。 刘备死后，刘禅继位，史称后主。后主建兴六年（228年）初，诸葛亮首次北伐，以完成刘备未竟的兴汉大业。不过此时的蜀国远非刘备在时的景象，刘备军中最骁勇善战的五名将领中，黄忠、马超、关羽、张飞先后亡去，硕果仅存的是上了年纪的赵云（《三国志》将这五人合为一传，民间传之为五虎将，《三国演义》将传说收入书中而广为人知）。次年赵云去世，能够驰骋沙场的大将，首推骁勇善战的魏延了。诸葛亮首次北伐即命魏延为丞相司马（相当于司令部参谋长）兼凉州刺史，督前部军马。北伐中，魏延可圈可点的事迹不少。如建兴八年（230年）诸葛亮第四次北伐，魏延奉命入羌中（今甘肃临夏自治州一带），与曹魏军大战。由于魏延平日善待士兵，军士听命，自己作战勇猛无比，身先士卒，遂大败曹魏后将军费曜、雍州刺史郭淮。蜀后主刘禅下诏拜魏延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进封南郑侯，以表其功。前军师是蜀汉三个最高军事职位之一。当时蜀汉军队设中军师、前军师、后军师，中军师为第一，前军师为第二。诸葛亮任中军师，魏延成为仅次于诸葛亮的二号军事人物。建兴九年，魏延又与高翔、吴班大破司马懿亲自率领的大军，获甲首3000级，逼退司马懿。可见魏延勇猛善战，是蜀汉五大名将之后首屈一指的骁勇之将。 魏延不仅有勇，而且有谋。其中最值一提的是诸葛亮首次北伐时魏延的奇谋。当时镇守长安关中的是曹操的女婿夏侯楙。夏侯楙实乃一庸才，既无武略又喜蓄妾，终日沉浸在酒色之中，只是因其身份特殊而成为镇守一方的大员。针对这种情况，魏延献计于诸葛亮，说夏侯楙因是曹操之婿，才为镇守，此人胆怯无谋。请丞相准许我率兵五千，带足粮草，从褒中（今陕西褒城）出兵，循秦岭而东，经子午谷（子午谷道南口曰午谷，在今洋县东约80公里之子午河口；北口曰子谷，在长安南百里处。子午谷共长约660里）向北，不过十天就可到长安，夏侯楙听到我带大军杀到，一定弃城而逃。长安守备不足为拒，这一带又有足够的粮食可供我军所食，而公率主力从斜谷（属今陕西眉县）出军，会师长安。待到魏军从东边调兵来救时，我们已控制了咸阳以西的地方，如此一举可定矣。由于诸葛亮用兵一贯谨慎，认为魏延之策乃是孤军深入的“危计”，太冒险了，不如走坦道，稳扎稳打出祁山（今甘肃西和县东北），收取陇西（约为今甘肃六盘山以西黄河以东一带）来得安全，没有采纳魏延之计。 要弄清魏延与诸葛亮各自计划的优劣，必须了解当时的地理情况。那时蜀汉与曹魏的边界，主要是在秦岭的中间这一段。秦岭以北是曹魏的关中地区，秦岭以南是蜀汉的汉中地区。秦岭呈东西走向。中间绵延数百里的这一段，从南向北穿越秦岭一共有四条路可走，由东向西分别是子午道、骆谷道、褒斜道和陈仓古道。前三条道路都非常狭窄、崎岖艰险，只有最西边的陈仓古道相对平坦。秦亡后刘邦出汉中与项羽争夺天下走的就是这条道，即所谓“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诸葛亮比刘邦更谨慎，这四条道他都没选，而是选了更西的祁山。所以，小说《三国演义》专门大幅描写了诸葛亮六出祁山（实际上是五次北伐，另一次是魏国伐蜀，北伐也只有两次出祁山）。从地图上看除子午谷这条道外，任何一条道离长安直线距离短则近800里，远则近千里。诸葛亮之所以选择如此遥远的路，重要原因就是既避开曹魏的重兵抵抗，又可控制陇西，解除北伐的旁顾之忧。 再来看魏延的建议。魏延主张从东边子午道直插长安，道路虽然艰险，有高山险谷，但路程是最短的，而兵贵神速可以出奇不意，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一举占据富甲天下的关中而下长安，又可避免旷日持久的消耗战。而旷日持久的消耗战恰恰是弱小蜀国的短板。后来司马懿拒蜀就是与诸葛亮打持久战，消耗其物资（主要是粮食），迫使诸葛亮退兵。 诸葛亮出兵祁山先占陇西，但陇西与汉中的联系远不及陇西与关中的联系便利，关中与陇西接壤，出陇西向东即到关中。按魏延的计划先攻取关中，形成与汉中一东一南夹击陇西之势，陇西成孤地，必定归附蜀汉，可不战而屈人之兵，同样解除了北伐的西顾之忧。如先取陇西，因陇西与关中地区联系便利，蜀汉要守这一地区是很难保住的。诸葛亮五次北伐，两出祁山，占据陇西，都因交通不便，粮草接济不上又不得不忍痛放弃。从战略上看蜀汉北伐，应是先夺取关中地区而非陇西。由此可见，魏延领奇兵出子午谷攻占长安的计划，是奇谋良计。可惜诸葛亮出于谨慎未用魏延之计，丧失了唯一的大好时机。说这是唯一的大好机会，是此后魏明帝迅速撤换了无能的夏侯楙，改由大将曹真镇守关陇，加强了对关陇地区的防御，曹真之后是司马懿。司马懿抗蜀其策略之一就是紧守关陇地区，加强对关陇地区的防御。从此蜀汉再也没有了夺取关中地区的良机，更不用说逼近、形成对长安的威胁了。诸葛亮五次北伐两出祁山终未能实现《隆中对》中的所定之目标，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诸葛亮首出祁山北伐不用魏延奇谋，从后来的历史进程看，实在令人惋惜。诸葛亮的战略是先取凉州，第二步夺取关中，积小胜为大胜。这是诸葛亮北伐，先用兵于祁山而后取关中的原因。诸葛亮的这一战略形成了弱蜀与强魏打消耗战的不利局面，几无胜算的可能。倘若采用魏延的奇谋良计，历史改写的可能性就大。也就难怪陈寿在《三国志》中说诸葛亮“奇谋为短”。诸葛亮习兵书用兵有谋略，也长于行政管理，但他一生小心谨慎，也就导致《三国志》作者陈寿批评他“奇谋为短”。他的对手司马懿在敬佩他是“天下奇才”时，也说诸葛亮“虑多决少”。诸葛亮过于小心谨慎，不敢大胆用奇，终至“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魏延有勇有谋，是蜀汉中期不可多得的将才、帅才。遗憾的是他最后却是屈死的，更令人叹息。 《三国演义》说魏延脑后有反骨，那是小说家言，当不得真。魏延被杀可说是三国时期的一大冤案。诸葛亮一死，魏延就是蜀汉的擎天柱，可惜遭冤杀。魏延有勇有谋，但他生性矜高，随着战功的积累、地位的提升，特别是关羽、张飞、黄忠、马超、赵云诸将都不在了，他目空一切，大有舍我其谁的气概。诸葛亮北伐首出祁山，他献计于前，不为诸葛亮所接受，当时就很不以为然，愤懑不平，“以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认为自己无用武之地，这种情绪是非常可怕令人担忧的，一旦遇到适度的“气候”极易出乱子。后来的历史果然如此。这个“气候”就是诸葛亮的去世。 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仍以魏延督前部军马，八月诸葛亮病死五丈原（今陕西眉县西南斜谷口西侧）前线，随即魏延就被杀。诸葛亮在世时已看出一文一武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这“文”是丞相长史杨仪，武就是魏延。由于魏延在蜀汉五位名将殁后，其性格中高傲一面愈加为甚。绝大多数同僚了解他也容让他，唯有长史杨仪不买他账，两人不时发生冲突，有一次魏延竟然持刀威胁杨仪，的确过火。杨仪又气又怕以致“泣涕横集”，二人之间形同水火。杨仪有萧何之才，长于行政管理，善于筹集粮饷。刘备与他谈论治国之道，非常欣赏。诸葛亮北伐，杨仪在后方调度军队井井有条，筹集粮饷从不耽误，很让诸葛亮省心。杨仪有才干，做事敏捷，却是一个气量狭小、情商不高的人，不善于与人相处。从后来的情形看，其个人品质也是有问题的。他受刘备信任，提拔做了尚书，没多久就与尚书令刘巴发生冲突，无法共事，受到降职处分，贬到远地做弘农代理太守。诸葛亮北伐，起用他为相府长史，予以信任，用其所长，负责北伐后勤事宜，他也的确不负诸葛亮对他的信任重用，尽心尽力。对魏延与杨仪的矛盾，那时连远据长江下游的孙权都知道，所以诸葛亮很是头痛，常恨二人之间不协调。幸亏费祎时时从中调停，即使如此，杨、魏二人也是发展到了你死我活的矛盾极端。诸葛亮临死之前，最担心这两个人会起冲突而影响撤军安全，所以在病危时，特地做了安排。他将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人召至帐内商定自己死后退军计划，“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诸葛亮死后，杨仪等秘不发丧，并让费祎去探听魏延的意思。魏延说，丞相虽然死了，我现在还在。府中的亲属、官员可以带丧回去安葬，我自会率领各军进攻寇贼。怎能因一人死而废弃国家的大事呢？魏延还对费祎说道：“我魏延是什么样人，应当被杨仪指挥，作为断后将领吗？”魏延既不满诸葛亮一死北伐就中断，更不满让其断后，听杨仪指挥。费祎此时此刻无论如何也不能批评魏延不听丞相遗令，以免激怒他，便虚与委蛇才得以脱身，回到大营将情况通告。杨仪于是按照既定计划引军次第向成都退去。 魏延得到消息后，恼怒失去理智，立即率军向南急驰，并烧毁沿途阁道。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诸葛亮北伐，率大军出北谷口，魏延为前锋，在离开诸葛亮大营十余里后，魏延梦见自己头上长角，便召懂占梦的赵直来解梦。赵直欺骗魏延说，麒麟有角而不用，这是不战而敌人自败的迹象。魏延是否信了则不得而知，史无记载。可赵直却告诉他人，说角这个字是“刀下用”；头上长角就是头上用刀，那是非常危险的。陈寿在《魏延传》中专记了此事，可见不是空穴来风。杨仪知道魏延南撤，就立即派人飞檄成都说魏延谋反，而魏延也上表指控杨仪叛逆，并率军到了南谷口（今陕西留坝县内），返身截住杨仪。杨仪命王平前御魏延。王平谴责魏延在丞相尸骨未寒，就敢如此！魏延所率是北伐先遣部队，人数不多，经王平一呵斥，众士兵都认为是魏延理屈，四处溃散，魏延仅和儿子等少数几个人逃离，杨仪下令马岱领军追击，魏延寡不敌众被马岱斩于马下。蜀汉中期最重要的骁勇大将就此身首异处。杨仪除掉魏延，恶狠狠地踩着魏延首级骂道：“庸奴！复能作恶不？”随后杨仪夷魏延三族。而反叛的罪名也随之加诸魏延头上。杀了魏延，从此以后，“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刘备死后，诸葛亮没有很好发挥魏延的作用，使他感到无用武之地，不能不说这也是诸葛亮识人用人存在的不足，虽说瑕不掩瑜。魏延的悲剧不能说与此毫无关联。魏延需要检讨的是做人恃勇傲物，为人行事高调且不尊重同僚，虽然不能求全责备，但他后期这种目空一切的狂妄自大终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 蜀国成名于魏延前的五大名将，除赵云和黄忠外，关羽、张飞、马超均有性格上的缺陷，其结局无不令人扼腕。“（关）羽刚而自矜”，兵败父子被杀；（张）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被两名部下刺死；“马超阻戎负勇”，马氏全族被灭。 历史往往是胜利者写的。杨仪在这场内讧中是胜利者，魏延落了个叛汉降魏的罪名，在民间传布。罗贯中创作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没有采用《三国志》的史料，而是采用了民间传说，从此以后，魏延叛汉降魏的帽子就戴在了头上而广泛流传，为后人所知。陈寿在《三国志·蜀书·魏延传》中对此说得很清楚，魏延此举是要除掉杨仪而非叛汉降魏：“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杨仪。”还需要指出的是，魏延要杀杨仪，并非出于私欲，而是想自己代替诸葛亮来完成兴汉大业。所以，这也正是他只击杨仪而不降魏的根本原因。如若对照一下地图就更能明白以上分析，符合当时的事实。魏延与杨仪相逢是在南谷口，南谷口离汉中郡（今陕西汉中市）不过几十里，却离五丈原几百里。倘若魏延降魏应当向北去才对，可是魏延不但北向，反而南行几百里地了才想起应当降魏？这是说不通的。对智勇双全的魏延来说这岂不是儿戏！ 当然魏延有错在先，不该违抗诸葛亮遗令，但他并不反蜀，也不反诸葛亮，更不是要降魏，只是要除杨仪，所以罪不至死，至少在那样的情况下——蜀汉将星凋零、人才不济之时，更不应遭到诛灭三族的暴刑。魏延死得冤枉，完全是因性格而遭殃，对蜀国来说也是一大损失。人皆有个性，当个性中的某些方面不能与自己的事业权力地位匹配时，更不能由着性子来，否则，既害了自己也累及家人。魏延率性所为是一个深刻教训。 杨仪虽然除掉了魏延解了心头之恨，但并没有受到重用。诸葛亮用杨仪，是用其所长，并不代表杨仪的个人品德为诸葛亮所重。对杨仪的心胸狭隘，不能容人，诸葛亮是很清楚的，明白杨仪绝不是担当辅政大臣的料。对杨仪，诸葛亮倒是很有后世唐太宗所说的“用人如用器”，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子上，发挥其长。所以，当后主刘禅派尚书仆射李福到五丈原探问病情，并向诸葛亮问了诸多军国大事，李福返回走到半路又回来，诸葛亮对他说，我知道你返回的意思，蒋琬可接替我。李福又问，蒋琬之后？诸葛亮答曰：费祎可以继之。再问，诸葛亮闭目不答。 对蒋琬继诸葛亮之后辅政，杨仪十分不满，他觉得自己出仕比蒋琬早，早先地位比蒋琬高，现居蒋琬之下，心甚不平，他对费祎说：“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杨仪后悔诸葛亮死时自己没有投降魏国，所以今天才落得地位在蒋琬之下。这叫不打自招，诬魏延叛汉降魏，原来却是自己反有此意。 牢骚太盛的杨仪先是被废为平民，流放汉嘉郡（今四川名山县北），但不自省，上书诽谤朝廷而下狱，自杀身亡。 文章来源：《文史天地》第268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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