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三国演义》是历史小说，历史和小说，这两个名词需要先解释一下。 一 “历史”有多崇高？ 在中国的传统里，历史学有特殊的地位。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称：“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 为什么会如此？因为传统中国人，显然并不把历史仅仅当作“过去发生的事”。按照传统眼光看来： 第一，历史中包含着“道”，也就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原则，所以写历史书，也就是在进行核心价值观建设。 孔子是中国文化传统里的核心人物。而古人相信，对孔子来说最重要的著作是《春秋》，孔子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春秋》是一部历史书， 却同时也被当作最高法典。所谓“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孔子把《春秋》修成，也就完成了对那个时代各种坏人的审判。到了汉朝，有学问的人，是真会拿着《春秋》，来论证国家的大政方针的合理性的。 从《史记》开始，一部部正史排列下来，虽然都表示自己不敢和《春秋》相提并论，但是也都宣称，自己继承着《春秋》的精神，从事着极其神圣的工作。 因为历史有这样的神圣性，所以有些今天的人看来可能无所谓的问题，对古人来说就非常严重。比如说，蜀汉和曹魏这两个政权，究竟谁是正统？今天我们只把历史当作过去发生的事，大可以笑看这个问题；古人却非争出个是非来不可。 抱着这样一种历史信念，还意味着：学习历史，就是学习治国和做人，如唐太宗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得到了历史书的正面评价，那么承受人世间的种种磨难也就在所不惜，如文天祥的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所以有人说，中国传统社会里，史学是发挥着类似宗教的职能的。 第二，正因为历史如此重要，所以史书的修撰，权力是深度介入的。 史官是国家干部，历史应该怎么写，是“天子之事”，就是天子赋予了你写历史的资格，你才可以动笔。 所以孔子对自己作《春秋》这事，说“其义则丘窃取之矣”，一个“窃”字，就是承认自己本没有这个资格。当然，后来他被钦定为圣人，资格就不成问题了，算先上车后买票。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提到，他被人质疑过，你生在天子圣明的时代，一切各得其所，你为啥要写历史？后来也常有人骂司马迁，竟然私自修撰历史。《三国演义》里出现过的王允，就是典型代表。 班固写《汉书》，曾被人检举私自修史，于是就被丢进了大牢。他的作品被送到皇帝面前。汉明帝看了很满意，于是封班固为“兰台令史”，别看这只是个六百石的小官，有了这个身份，才有了合法地写历史的资格。 到了唐代，为了终结这种先上车后买票的情况，皇帝进行了重大制度创新，就是设立史馆。把正史的修撰，作为国家级的文化工程来做，由宰相一级的大官来主持。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晋书》是房玄龄撰，《隋书》是魏征撰，《宋史》是脱脱撰，《明史》是张廷玉撰……都是名相。这些人政务繁忙，未必有多少工夫过问写史书的事，挂他们的名，就是朝廷表明一个姿态。 第三，历史还是社会上层交流的一种方式。 因为历史如此重要，所以上流社会的人交流的时候，都喜欢引用历史。具体展开讲“三国”的时候，会大量涉及这类案例，这里先简单举两例： 有人想把汉灵帝废掉，来联络曹操。那时候曹操还很年轻，他表示不能这样做，是这样论证的： 夫废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权成败、计轻重而行之者，伊尹、霍光是也。伊尹怀至忠之诚，据宰臣之势，处官司之上，故进退废置，计从事立。及至霍光受讬国之任，藉宗臣之位，内因太后秉政之重，外有群卿同欲之势，昌邑即位日浅，未有贵宠，朝乏谠臣，议出密近，故计行如转圜，事成如摧朽。 伊尹和霍光，是历史上两个曾经废掉天子的人。曹操大谈他们道德有多高，权势有多重，所以才可以这么做。然后话锋一转，表示自己不能和他们比，所以算了吧。 大家更熟悉的例子，诸葛亮高卧隆中的时候，“自比管仲、乐毅”。管仲、乐毅都为诸侯效力而非服务于天子，作为臣子，他们都总揽大权，以至于充分信任他们的君主几乎无所事事。还有一点是：管、乐都以功业见称，道德评价则并不突出，尤其是管仲，经常被当作一个实用主义的典型。 把自己比作这两个人，诸葛亮当时的人生态度，就分明体现出来了。 总之，你要是不会随口引用历史掌故，或者别人引用了你却听不懂，那简直不配混这个社交圈。 二 “小说”有多卑微 “小说”这个词，大概是庄子最早使用的。他讲了一个任公子钓鱼的故事，说此君蹲在会稽，用五十头公牛当鱼饵，钓了一年多，期间毫无收获，但最后把北海的海神钓上来了。 海神当然是条巨大的鱼，任公子把他制作成小鱼干，从浙江开始分，一直分到广西，广阔土地上的人们，都吃得饱饱的。 于是庄子问：和任公子比，拿着小鱼竿，到小沟渠去钓鱼的，倒是哪天都不空手而回，可是都能钓上些啥？ 所以，像任公子这样钓鱼，是有远大追求，这叫“大达”；每天去河沟边上钓，类似报项目写论文评职称，做出来的东西有没价值其实不在考虑之列，这就是“小说”。 庄子说： 县是高，令是美。修饰各种小说，来追求崇高美好的名声，距离大达也就很远了。说穿了，则是“其不可与经于世亦远矣”。 也就是说，“小说”这个名词诞生的时候，是骂人的话，凡是不上档次的作品，都可以叫小说。 西汉末年，皇家图书馆对藏书进行了整理编目工作，于是诞生了中国最早的目录学著作。原书虽然已经失传，但最有价值的内容，保存在《汉书·艺文志》里。 先秦诸子的著作，被分成了十大门派：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 小说家不但排名最末，而且直接被认为不入流，所以产生了一个说法，叫“九流十家”。《汉书》还加上了一段老贵族派头的按语：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小说家指的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他们不是“君子”，但小范围里却是舆论领袖，所谓“闾里小知者”。换句话说，这个小说家不像今天的小说家，倒更像今天的自媒体。 第二，小说这东西没什么价值，但也不必禁止，因为可能能够反映一些民意。而圣明的天子，总是很关注底层民意的。 第三，我们实际上不了解《汉书》里罗列的这些小说是什么样子。 小说家虽然排序在九流十家之末，但作品篇数却高达1380篇，排名第一（第二是道家，993篇；第三是儒家，836篇；其余七家，加起来的总数也不如小说多），可见创作热情是很高的。但也只有小说家亡佚得最彻底，一篇没剩下来，遗文也没几条。 班固之后，一直到纪晓岚编《四库全书》，正统学者心目中的小说，大概可以这么定义：小说是记录不重要不确凿的事实的短小作品。 也就是说，小说是不能虚构的。它们存在的意义，是有可能可以填补史书的缺漏。 比如西晋干宝的《搜神记》，以今天的标准看，这是本鬼怪故事集，当然是虚构的，但干宝自己并不这么认为： 虽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盖非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也，又安敢谓无失实者哉。……今之所集，设有承于前载者，则非余之罪也。若使采访近世之事，苟有虚错，愿与先贤前儒，分其讥谤。 干宝不承诺自己写的都是事实，但同时，他也强调自己并没有编故事：有的事迹是古书上写的，那是前人的责任；有的故事他是从贤达名儒那里听来的，如果讲错了那么大家一起承担责任。 用今天话说，这叫不能造谣，但可以传谣。 唐代的传奇，开始“作意好奇”，虚构性很明显了。但恪守小说旧传统的人，对之是很瞧不上的。明代的胡应麟，算是思想比较开通，愿意对低俗文学发表点意见的人，但他评价唐传奇的经典《柳毅传》，“鄙诞不根，文士亟当唾去”。 一直到清朝，这是古代文学的收官阶段了，纪晓岚批评《聊斋志异》，理由是： 小说既述见闻，既属叙事，不比戏场关目，随意装点……今燕昵之词，媟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闻见之？ 小说是讲述见闻的，说的都是真事，不像写剧本那样可以胡编。《聊斋》写男女私情，那是真有细节真有现场感，你蒲松龄是怎么知道的呢？当事人不会告诉你，你又没有偷窥，所以你不可能知道。因此《聊斋》是“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 把纪晓岚自己的《阅微草堂笔记》拿过来一比较，和《聊斋》的区别一目了然。其实纪晓岚很清楚自己很多故事也是胡编的，但他恪守传谣者的本分，外人不该知道的事，他是不写的。 也就是说，不可以虚构，或至少假装没虚构的“小说”，是瞧不起那些明显虚构的作品，不承认它们够格算“小说”的。 那么，《三国》《水浒》《西游记》《红楼梦》，这个今天我们誉为“四大名著”，仿佛代表中国古代文学最高成就的组合，在旧文人心目中是什么地位呢？ 当然，有个别喜欢耍个性的人，是乐意说说好话的。但总的说来，比起唐传奇、《聊斋》这些精炼的文言小说，又要更低一些。还是胡应麟的话：“今世传街谈巷语，有所谓演义者，盖尤在杂剧、传奇下。” 这样，我们就看到一条完整的鄙视链：史书＞不可以虚构的“小说”＞可以虚构的文言小说＞长篇章回小说。 历史如此崇高，长篇章回小说如此卑微。所以，历史小说这个名词，真是自带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效果。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