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0年冬天，许昌城内卧病在床的曹操忽然被东吴使者的到来所惊呆，精致的金丝楠木拜匣内居然盛着是威震华夏、有万人之敌美誉的汉寿亭侯关羽的人头。 “君侯别来无恙？”患病以来，六十五岁的曹操很久没有这样专注一件事情了。此刻他抱着关羽的人头就像对心仪已久的宝物般端详，许久都不能从过往历史的回忆中解脱。于私，他与关羽有知遇之恩和莫逆之交，于公，关羽镇守荆襄九郡，对许昌直接构成威胁。 由于荆州位置极其特殊，很明显刘备也有意让关羽做诸葛亮《隆中对》中那名上将来匡扶汉室。“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多年来，关羽也把自己看做决定华夏命运的关键人物，因此在刘备西蜀稳定之后，开始尝试对曹魏政权发起进攻。 以西蜀政权立国基础来讲，讨伐曹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道德范畴和理论框架内不存在任何问题。自汉献帝“衣带诏”事件后，当事人也仅有刘备在世，因而当仁不让地扛起了反曹大纛，对曹操执行“讨逆”征伐。而曹操在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尽管汉献帝早已没有利用价值，黜废不过是朝夕之间的事情。但现在他还得把献帝供养起来，以天下共主的名义，维持大汉丞相的地位，继续对东吴和西蜀形成“以有道伐无道”的强大的舆论谴责声势，毕竟天下归心不是一两句诗词可以解决的事情。 曹操曾几次下定决心要解决荆州问题，自赤壁之战丢失荆州之后，中原南向门户洞开，对许昌直接构成军事威胁，尽管曹操派多重重兵防范，但深谙关羽为人曹操，总是在梦中伴随着他头风之病惊醒，甚至有迁都的意愿。在刘备与曹操共事的时候，曹操就被关羽作为武将但又有的独特气质所吸引。在曹操看来，关羽不仅有着武将勇猛果敢，更有着文人士大夫傲骨忠贞。也正因如此，公元200年，官渡之战那个令人窒息的前夜，用人之际曹操才会答应关羽离开许昌，寻找政敌刘备。 这段历史，被后世小说家描绘成“千里走单骑”的英雄大义。作为政治家的曹操阻止了部将对关羽的追击，因为他认为关羽平生傲气，在东汉末年群雄逐鹿的环境中，可以帮助他扫除很多障碍和不必要的麻烦。尽管当初不会预见关羽后来会主政荆州，并对江东孙权政权完全采取了压制手段，使曹操有时间和精力完成对北方的统一，平衡与西蜀和东吴政权的关系。 尽管在意料之中，关羽突然身死，曹操也颇感意外。对曹魏政权来说，东吴与荆州包括西蜀在内存在着若即若离的合作关系，恰恰是平衡利益的最佳状态赤壁之战失败，不仅让东吴立国成为可能，更让刘备获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基础。在无力继续讨伐的情况下，曹操希望西蜀和东吴内部产生分裂，使双方合作关系更加复杂化。 因此关羽在荆州期间，曹操并没有主动和大规模地派兵征缴，对于陆战曹操还是有着必胜的把握。但有时候曹操却矛盾地希望关羽势力迅速地发展，在长江中游形成较为稳定的军事力量，以便逼迫东吴对曹魏的妥协，同时对于刘备也形成巨大的威慑力，真正实现一石二鸟。 由于小说的渲染，刘关张三人作为八拜之交的榜样，被后人所赞叹。事实上刘备与关羽、张飞之前的情谊仅仅是一种表象，更多地如小说中描绘般刘备以哭来展示弱者形象，是一种姿态性表演或者是患难时期的必须。入主“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的西川以后，身份与地位的变化，使他对关羽和张飞从情感上的疏远开始转向政治上的隔阂。 按照《隆中对》的战略原则，是“霸业可成，汉室可兴”，也就是说，无论是关羽、张飞还是刘备、诸葛亮等人，是以匡扶汉室为政治口号，而天下共主汉献帝，尽管其被曹操挟持，依然保持着汉室纪年和皇帝身份，因此关羽的奋斗理想依然保持在对汉献帝扶正的基本层面上，并且一生都为之而奋斗。 反观刘备则在赤壁之战后，经过短暂修整便迫不及待地逃离江东和曹魏的军事压制范围，选择地理位置更为偏僻的川都益州，并且以受降刘璋为霸业初成的标志，并在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晋位汉中王。 这一年，刘、关、张三人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正史中尽管没有明确三人是否义结金兰，但从关羽诸多表示中，可以看到三人关系的亲密：“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关羽在与好友张辽对话中也明确指出“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来表示与刘备“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精神寄托，不仅在当时天下共知，也成为后世民间敬重关羽大义的根本缘由。 但有一个细节必须注意，就是在关羽死后，曹操的谋士刘烨对刘备与关羽的关系有较为中肯的定位，即“义为君臣，恩犹父子”。刘烨是曹魏政权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为曹操、曹丕和曹叡三朝元老，有“帷幄之臣、佐世之才”美誉，特别是刘烨精于观人、知人，更是让满朝文武臣服，最著名的例子是对魏讽和孟达反魏行为的精准预判，表现了他洞察能力和理性推断的高超之处。 刘烨认为，关羽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讲究等级和规则，不会随意去谵越社会礼制和践踏道德底线，因此在关羽的人生理想和奋斗中始终以汉献帝作为国家象征和权利中心，而并非是为刘备称帝而做出牺牲。这一点，在《三国演义》中作者也用适当的方式进行渲染，如在被曹操围困后，以“降汉不降曹”的强硬态度表示对汉献帝皇位的无尚尊崇。 关羽被俘在曹营这半年在后来所演义出如“过五关、斩六将”和“千里走单骑”等诸多传说，也成为关羽忠义思想和政治态度的集中体现期。当时刘备因“衣带诏”事件爆发而与曹操公开决裂，喊出了“汉贼不两立”的政治口号，而曹操与关羽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个人恩怨。 作为汉末最大的豪强，曹操智计绝人，风流绝代，自然对女人也有着强烈的占有欲。在三国这个男人主宰的世界中，女人的出场往往代表着血雨腥风。因为貂蝉的存在，董卓与吕布由相互依靠变为生死冤家；骠骑将军张济之妻的姿色，造成了张绣先降后反，曹操差点命丧宛城痛失爱子、爱将的悲剧；而曹操霸占了秦宜禄妻为杜夫人，让关羽失去娶妻生子的一个机会。 汉献帝建安三年，公元198年，数次败于吕布的刘备终于在曹操的帮助下收复了下邳、徐州，并斩杀了吕布。吕布诸将中，秦宜禄也死于乱军之中，于是关羽便禀明曹操乞娶秦宜禄妻杜氏。当时关羽已经三十八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出于对家族血脉延续的道德准则，关羽的要求合情合理，也符合当时国家法令，因为杜氏亡夫秦宜禄属于敌方，杜氏也不再具有民间身份，属于战利品的一部分。 连年的战争使人口锐减，为了缓解人口短缺的现象，汉末法律规定“今世妇女少，当配将士，不得因缘取以为妾”，因此关羽若娶杜氏，必须得到曹操的同意。本来曹操并不了解秦宜禄，但被关羽的请求所提醒，居然直接将杜氏据为己有。 《三国志》原文中并没有记载此时，也没有对关羽家室的记载，不过在常璩及裴松之引用的三部魏晋史籍对此事记载却非常详细： 《华阳国志》：“及至城门，复白。公疑其有色，自纳之。” 《蜀记》：“临破，又屡启於公。公疑其有异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 裴按：“此与《魏氏春秋》所说无异也。”《魏氏春秋》作者系孙盛，以秉笔直书著称。 《献帝传》：“布之被围，关羽屡请於太祖求以杜氏为妻。太祖疑其有色，及城陷，太祖见之，乃自纳之。” 夺妻之恨让关羽义愤填膺，但同殿为臣对曹操又无可奈何，这也成为后来关羽离开曹操的原因之一。在大义、道德和人伦等多重因素作用下，关羽可谓集国恨家仇于一身，因此在固守荆州之后，关羽坚决地执行了诸葛亮北伐的政策，并没有仔细考量刘备对他态度的急转直下。 获得荆州和西川之前，刘备颠沛流离，完全依靠关羽、张飞、糜竺等人的支持才勉强在东汉末年混乱的社会夹缝中生存。少年时的刘备师从著名经学家卢植，与袁绍、公孙瓒等人为同学。刘备在生活所困之下，曾投奔幽州公孙瓒，在当地做了县令一般的小官。后来依靠做县令的积蓄从事贩马生意，结实了一帮豪强，其中就有关、张二人。 离开公孙瓒的原因很简单，刘备以其人“恃其才力，不恤百姓，记过忘善，睚眦必报”或有奇祸而寻找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后来在许昌与曹操有短暂的合作，但终究是寄人篱下，特别是在卷入“衣带诏”事件后，慑于曹操势力庞大，担心东窗事发，刘备选择了逃离。  著名的故事有青梅煮酒论英雄，曹操以“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曹耳”对答。曹操所看好刘备的关键原因就在于刘备知道如何应对生存危机，具有强大的社会适应能力，善于利用各种资源寻求上位过程，这是一向孤傲曹操在自身性格局限下所难以达到的人际关系。投奔曹操的，均以投奔明主而为目的，功利性很强。而刘邦身边则是称兄道弟的股肱，就连在荆州“三顾茅庐”之后，刘备都对诸葛亮与“鱼”“水”作喻。 果然，刘备在聘请诸葛亮为军师后，借助对诸葛亮的名声，大力寻找荆州人士的政治支持，如对荆州牧刘表公子刘琦情感投资使其名正言顺的占据荆州，并在此期间获取了入主益州的政治班底，如庞统、蒋琬、董允、杨仪、费祎、刘敏、向朗、伊籍、马良等人，即诸葛亮《隆中对》中对刘备所言的需要占据荆襄九郡人和的战略思维。 与此同时，刘备开始逐渐从情感上疏远了关羽、张飞等人，特别是攻打益州时，将关、张等人留在荆州的做法，就表现出情感上的决裂。在后来张松叛离刘璋，益州计划受阻后，命张飞、赵云、诸葛亮入川驰援，并派遣嫡系糜竺回荆州辅政，事实上行使监视关羽之责。晋位汉中王后，将关羽、张飞降格至一般群臣和属僚关系，即所谓的五虎上将序列：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进一步地对关羽和张飞对刘邦“情同手足”般的情感给以舆论的否定，即由兄弟而君臣，在封建礼制上将关、张二人与他争夺王位、乃至帝位的通道完全封死，并利用君臣之义把关羽推至兵尖刀锋之上。 对于关、张二人的性格，刘备是了如指掌的，特别是和下属不睦的现实情形，与刘备生平习性完全相反的做法，刘备采取了听之任之、放任自流的做法。如刘备对张飞经常鞭挞下属和士卒的情况非常熟悉，甚至在书信中表示出忧虑，但是并没有派员阻止，很明显有一种放纵的态度。事实证明，刘备百年之后，刘禅能够摆脱关张二人的束缚。 对诸葛亮来说，刘备更是放心不下，临终前白帝城托孤，在一干文武大臣面前，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看似情真意切，实则将诸葛亮陷于社会道德的焦点中心，逼迫诸葛亮立誓而言：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 忠义为本，志性单一的关羽根本不会在意刘备帝王心计，甚至将此做出理所当然的担当，因为他一直把刘备作为力挽汉室危机第一人，并且将刘备作为偶像和目标追随。所谓英雄之人，必是大开大合，笑看风月，与天地为伍，有凌云之志，气势磅礡，敢于横刀立马，又善于肩扛公理，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竹可焚而不可毁其节，天生傲骨有死而已。 这样就不难理解关羽对江东的蔑视以及对群僚的不屑，尽管这对他是致命的打击，在他引兵北伐威震华夏亟需多方助力的关键时刻，刘备派来辅政的一帮宵小之徒疏于防范甚至落井下石，最终导致以孤军之势同时应对东吴和曹魏两面夹击的死地。而此刻，不仅是荆襄九郡无端地坐视，就连西蜀的刘备和诸葛亮都以旁观者的身份，没有做出任何军事配合的动作。 关羽之死是一个多方满意的结局，东吴顺利获得对荆襄九郡的控制权，曹操免除迁都之虞，刘备也不会再为“桃园结义”福寿同享的诺言负责，唯一遗憾的是失去了荆州的战略要地，但这种遗憾并不是以联合东吴、北伐曹魏作为战略目的，而是失去为蜀国提供人才储备基地功能，大量人才或许将被东吴和曹魏掠夺的现实窘态。 在三方博弈中，人才的位置极端重要，若不是凭借赤壁之战前后刘备在荆襄之地吸纳大量人才，是很难取得西川战役的胜利，获得益州之地。同样，荆州的失去，也使在西蜀的荆州人士有了急切的思乡之痛，收复荆州对于安定巴蜀官员的情绪至关重要。 在经历两年的充足准备后，刘备以为关羽报仇为名，开始了对东吴的征讨。这是一个奇怪的军事行动，刘备率蜀国的精锐之师而屏蔽诸葛亮的智慧，以丞相位身份将诸葛亮死死困在成都，目的再明显不过，极大限制诸葛亮势力在西蜀国内的发展，避免因重回荆襄九郡诱发伯乐之争，从而使西蜀朝廷派别林立。 “陆逊营烧八百里”。襄陵之战的失利使西蜀彻底失去了荆州这个重要的战略要地，也使西蜀逐步走向封闭同时又执行以征代守以求自保的双向怪圈。然而这个代价太多惨痛，不仅失去了关羽、张飞，也使蜀国此后在诸葛亮巨大的光环下，诸多具有远见卓识的大臣失去了动力和信心。 回忆了这段往事，曹操已然很疲惫。东吴使臣表示孙权自愿称臣，让曹操取代汉室。“哈哈，孙权小儿，你是要把我往火上烤啊。” 厚葬完关羽，曹操忽然想到了曹丕。病榻之上的曹操，忙命人将曹丕的好友司马懿唤来，临死前他也得把后世安排妥当。此后曹操一蹶不振，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曹操还军洛阳而崩，谥曰武王。曹操并不知道，四十年后，即蜀汉景耀三年，公元260年九月，蜀汉后主刘禅在追谥几位重要大臣时，居然追谥关羽为“壮缪侯”，一个富有贬义和否定的称谓。 （注：本文为《故纸堆里话权谋中》的一篇，因为字数所限，所以标题忽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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