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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焚书坑儒”被视为秦始皇“暴政”的象征，并被后世士大夫解读为秦朝二世而亡的主要原因。但这多少有以成败论英雄之嫌。受限于具体的时代特征，同一件事物在不同的时期，可能会有天差地别的表现；若以后世的眼光揣度那个时代，可能会显得武断。 先秦时期，儒家学派的地位、作用如何？秦国/秦朝的当权者，对儒家是什么态度？面对以加强王权为己任的儒家思想，秦始皇为何弃之不用？儒家又是如何翻身的？我们带着这些问题去思考，也许会形成更加全面的认识。 秦朝之前的儒家：曲高和寡的复古主义者孔子被视为儒家学派的开山祖师，但在他之前，儒者早已存在。 周王朝建立了一套等级分明的社会秩序，并以礼制来维系这个体系的运转。在那个时代，贵族享有受教育的特权，《诗》、《书》、《礼》、《乐》是他们的专享；而他们麾下的祝、宗、史（可以理解为那些负责祭祀、占卜、记录等工作的人员）等也精通这些知识，并且特别擅长组织各类典礼活动。 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有贵族后代“跌落凡尘”，为他们服务的那些文人也随之流落民间。为了生存，他们依靠自己的技能开展业务，不仅帮人主持丧葬祭祀等事物，还会教授《诗》、《书》等高级知识。这些人，就是最早的“儒”。 儒者的共同特点是推崇周礼、以恢复周王室的秩序为最大理想，在政治方面颇有抱负；而鲁国，正是儒者最集中的诸侯国。但在“礼崩乐坏”、强者为尊的春秋时代，这些死守老规矩的儒者逐渐成了被人轻视的群体。最能体现这一点的，莫过于如下案例： 春秋时期，齐国是传统强国，鲁国则是公认的小国。但在两国会盟时，齐君行叩头行礼，鲁昭公却仅仅作揖回敬，并声称这是周礼的规矩。愤怒的齐人继续加强对鲁国的敲打；数年后，双方再次会盟，这次鲁昭公不得不被逼下跪叩头。面对这一场景，齐人唱歌大肆嘲笑：
迂腐的鲁人，死守着你们那些儒书，凭空给两国增加如此多的麻烦！ 而孔子正是鲁国人，政治理想同样是复古。他自称“敏而好古”，主张“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他以周公为偶像，四处寻找一位周武王那样的明君，以实现自己的治国理想。但在春秋末期，伴随着生产力巨大发展的冲击，原有社会结构、礼制观念早已七零八落，诸侯国之间“以智力相雄长”，孔子改变不了日趋务实的政治生态。 这也不难理解：如果周礼有用，周天子怎么会沦落到被各诸侯国无视的境地？ 但所谓柳暗花明，虽出仕不顺，孔子却以教育家的身份拉开了新的时代。他开创性的提倡“有教无类”、将教育从贵族普及到平民，并首次提出德、才并重的理念，无愧为“万世师表”；同时，虽然孔子身在民间，却有大批人才汇集在他麾下求学，其中不乏各国的政治精英、贵族才俊；在他死后，那些儒者更是纷纷奉孔子为宗师，儒家也从一个群体发展成为一个流派。 战国时期，是儒家的蓬勃发展阶段。在理论方面，孟子等大儒推动了流派思想的完善，荀子则被视为将儒家思想务实化的集大成者；在实践方面，先有魏文侯时期的西河教育学派，后有齐国的“稷下先生”，许多诸侯王，都向当时的儒家大师请教治国理政的道理，比如魏惠王、齐宣王先后多次找孟子咨询意见。 但是，儒家在当时的角色，更像是君王、贵族们闲暇时的参谋和顾问；各大列强中，并没有一个诸侯国把儒家流派当做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比如，孟子所提的意见，魏惠王、齐宣王压根都没听进去）；相反，法家则无比风光、成了列强的首选。 儒、法的恩怨纠葛：法以儒为师，却与其背道而驰法家无疑是战国政治圈的宠儿：魏国李悝变法、楚国吴起变法、齐国邹忌改革、韩国申不害变法，以及划时代的的商鞅变法，战国的七位主力，几乎都向法家寻求富国强兵之道。 与儒家一样，法家思想萌芽于春秋、在战国时才真正被视为一个流派；但戏剧的是，那些我们熟知的法家代表人物，几乎都曾师从儒家。 卜子夏（卜商）是孔门十哲之一；孔子去世后，他前往魏国西河郡教学育人。不过他并没有严守孔子之道，而是与时俱进的提出了一套与现实相结合的政治理论。 他门下最著名的弟子，除了一代雄主魏文侯，还有李悝、吴起；也就是说，这三位都是孔子的再传弟子。（吴起早期还在曾子门下学习过） 而后来一手制订秦朝制度框架的李斯、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则都是荀子的弟子。 为何会有这种怪现象？因为他们没有其他选择。 在春秋战国之交，除了儒家之外，压根没有其他系统成型的学派；首个能与其分庭抗礼的流派，是翟墨创立的墨家，但他也与儒家脱不了干系：
即：由于在礼节繁琐度、是否厚葬等理念上存在巨大差异，孔门的学生翟墨抛弃了周礼，转而信奉夏朝时期的俭朴之风。 法家也是如此。想要学习到当时最系统的知识，现成的流派只有儒家；但结合现实却发现，儒家的“仁义、德政、礼制”等观点早已与时代不符，难以解决眼下所面临的新问题。那就从其他方面汲取知识，在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中自成一派。 那么儒、法的争议点在哪里？两派虽道路迥异，但在目的上是一致的：为君权服务。比如前者“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后者“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都是为了明确等级、强化君主至高无上的地位。不同之处主要在于方式的选择上，前者主张加强品德教化，让人们由内自外的规范自己的行为，即靠自觉；后者则信奉严刑峻法，以赏罚来逼迫人们按照君主的规则行事，即以外力强迫。（引号内文字来自《史记·太史公自序》） 事实证明，后者见效更快。作为战国时期法家的先驱，魏国人李悝结合春秋时社会管理的相关法规，编制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详细的法律条文《法经》；主持了战国时期的第一场变法，改变贵族政治、以新税法鼓励农业生产，使三家分晋后的魏国横行中原数十年。而吴起投奔楚国后，结合魏国的改革实践，“明法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要在强兵，破游说之言纵横者”，短短几年内，楚国南平百越、北却三晋、西伐秦，让各国苦不堪言。 而在魏国政坛升迁无望后，公孙鞅携带着李悝的《法经》、胸怀多年来的所学所想，投奔了急于改变积贫积弱局面的秦孝公。因此，秦国的商鞅变法，可以被视为魏国李悝变法的威力加强版。 以变法为本的秦国，对儒家敬而远之那么以商鞅变法为立国之本的秦国，是怎么看待儒家的呢？作为秦国体系的奠基者，公孙鞅曾多次毫不留情的对儒家理念予以痛斥，这里选取两点，可以一窥儒、法观念的巨大差异： “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商君书·画策第十八》）仁者能够对别人仁慈，却不能使对方变得仁慈；道义之人可以关爱他人，却不能使他人也关爱别人。即：你是个好人，并不意味着能让你接触的人也变成好人。这是秉承“人性本恶”的法家，对孔孟“人性本善”论的抨击。（巧的是，大儒荀子也认为人性为恶，所以他被视为最接近法家的儒者。） “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细过不失，则国治。国治必强。一国行之，境内独治。二国行之，兵则少寝。天下行之，至德复立。此吾以杀刑之反于德而义合于暴也。”（《商君书·开塞第七》）这段话非常经典，将法家的治国逻辑体现的淋漓尽致：以严刑峻法治国，能杜绝犯罪行为的产生，国家必将强大；一国强，则境内安居乐业；两国强，则可以避免战争；各国皆强，则天下太平、回归到最高的道德。所以，以法治国，看似冷酷无情，最终却能保护民众，反而合乎道德；儒家的仁义治国理念，只会造成社会混乱（周王朝就是例子），反而是真正的残暴。 因此，在战国时期，无论哪个国家的法家变革，都强调要杜绝“游说”之人，这些人不仅仅指纵横家，也包括了那些劝国君行仁政、以良好社会风气来实现“大治”的儒家；而除了在任用张仪来对抗合纵的特定时期，秦国对上述政策一向执行的最为彻底。 最终，在弱肉强食、礼崩乐坏的战国时期，抛弃儒家的秦国，却实现了“大治”局面；而在儒家那里，这一局面只是存在于纸面上的理想。 不过儒家并不服气。后来荀子去秦国游历，秦国丞相范雎曾问他对秦国的看法，得到这样的评价：
即：秦国虽抛弃德政、以法家治国，仍达到了古时王者国度的境界。但是，若不兼容儒术、仅仅依靠王霸之道，国运并不能长久。 那么，秦朝建立之后、焚书坑儒之前，秦始皇嬴政有没有考虑兼用儒家来对政治进行完善呢？ 秦始皇与儒家：不太成功的磨合历史上的嬴政，并不像我们脑补的那样只信奉武力、无比凶残： 还未灭六国时，魏国人尉缭曾向他人这样描述嬴政：“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即：嬴政身为秦王，为了实现目的，竟愿意低声下气、屈居布衣之下，颇有儒家推崇的“礼贤下士”的感觉； 灭六国、结束了数百年的混战局面后，嬴政还正儿八经的发布了一道诏书，痛斥了各国君主的罪行，体现自己是顺应民意、讨平战乱； 而在成为第一个皇帝后，嬴政也并没有排斥儒家。战国时期，各国都设有“博士”一职，负责保管文献、编撰著述、传授学问等工作，大多由儒生担任。秦朝建立后，朝廷里的“博士”共七十人，基本上是秦始皇从孔子的故乡鲁地召来的；而他的长子扶苏，正是一位儒家的忠实追随者，并且这个儿子也是他心目中的头号接班人。 此外，嬴政还是礼教的忠实拥护者、执行者，在《会稽刻石》中，他要求“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佚，男女絜诚”等等，与儒家的观点颇为契合。 原因不难理解：法也好、儒也好，既然都是为了加强君权，自己何不都试试呢？反正现在已经一统天下，没有之前打仗时那么急迫。 但这些儒生的表现却并不合他的意。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至泰山下，琢磨着封禅泰山；而最适合操持这种光鲜活动的，自然是那些精通古礼的儒生。于是在秦始皇的指令下，这些鲁地的名儒们开始细细策划。不过他们的表现很不靠谱： 首先，思路严重脱离实际，比如：“按照古代封禅的规矩，应该做个软车，以免伤害山上的土石、草木。”那就是路也不能修了；再说了，载人的车肯定会碾压山上的草木土石，请问怎么个“软”法才能做到？ 其次，各位儒生间意见并不一致，七嘴八舌、众所纷纭，许久扯不出个所以然来。让人严重怀疑：所谓的祖训是否真的存在。 一百多年来，秦国向来是令行禁止、雷厉风行、效率奇高，嬴政哪有耐心跟他们扯这些鸡毛蒜皮？管他的草木土石，都是些死物而已！他直接让人修条路直达山顶，顺利完成封禅仪式。不过封禅本身似乎是符合周礼的：“其礼颇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太祝”正是商周时期的祭祀官。 上述不和谐的插曲，让嬴政对儒生们心生不屑，其后很多事情不再咨询他们的意见。不过暂时并没有对他们采取打压性的举动，直到对方踩了自己的红线。 “焚书坑儒”的导火线：围绕权力与政治路线的分歧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阳大设酒宴，君臣同乐，70位博士纷纷上前作辞祝寿。周青臣的马屁拍得相当好，他说：
虽说是马屁，但其所言并非毫无道理：化分封为郡县，杜绝诸侯间的战乱，以免天下再度重蹈周王朝的覆辙，秦始皇的这一功劳，即使是他的万年黑粉也不得不承认。 不过齐地的儒生淳于越却大泼冷水，主要围绕着现行的郡县制激烈开火，他说：“商周两朝之所以能持续千年，就是因为分封子弟、功臣为诸侯，作为中央的辅枝；如今陛下虽坐拥四海，却让子弟沦为平民百姓夫，今后若有逆臣作乱，陛下你可咋办？”最后他还来了一句：
即：秦朝要是不复古，国运就休想长久。这话相当不客气。 但早在几年前，嬴政本人已明确表示自己支持郡县制：
即：分封制是带来战乱的根源。不过他并没有发作，而是让众臣们对此进行商议。 法家的忠实拥趸、丞相李斯对淳于越的观点大加斥责，他认为： 时移世易，即使三皇五帝时代，做法也各不相同，哪能一味复古？只有立足现实、与时俱进，才是正确的治国之道。这些儒生不研究现实问题，却一味推崇古制、非议当下；并且私自办学、蛊惑人心，长此以往，百姓思想混乱，必定天下大乱。 因此，建议从今以后，除了博士们之外，其他人私藏的《诗》、《书》等一律上缴焚毁；私下讨论诗书者斩首示众，借古讽今的人灭族。医药、卜筮、种树之类的技术类书籍不在此列；想要学习法令的，可以拜各级官员为师。 嬴政轻轻的在奏章上批示了一个“可”字，遗臭万年的“焚书”就此开始。不过我们可以发现，儒家著作其实并没有被完全焚毁。
而“坑儒”则是另一件事。在战国时期，有学者声称掌握了“仙道、形解销化之术”，可以理解为休仙、使人长命百岁，很多人对此信以为真，大量儒生也投入了这一行当，史称“燕、齐迂怪之士皆争传习之”，并得到了历任齐王、燕王的青睐，赚得盆满钵满。 秦始皇自然也不能免俗，统一天下后，他安排燕人卢生等人替他寻求长生不死之术。对这些人，他可谓言听计从，在报酬上也是毫不吝啬。但这些人却没有“收人钱财、替人消灾”的职业道德，反而背地里大肆嘲讽：“始皇刚愎自用，只信任官吏，70个博士只是被供起来却毫无实权；事无大小全部由他自己一个人说了算，以至于日夜忙碌。这种贪恋权势的人，不值得帮他求药。”其后他们携款潜逃。 秦始皇心里那个憋屈啊：朕辛辛苦苦的工作，反而被你们视为贪权；说白了就想让朕分权给你们罢了！但那些人有几个靠谱的？卢生一干人收朕不少好处，非但不领情，反而大肆诽谤，无非就是想把我名声整臭而已！ 于是他下令抓捕咸阳城内与卢生等人有往来的儒生、方士，严加审问；这些读书人互相供认，一共牵涉了460多人，“皆阬之咸阳”，然后昭告天下，以杀鸡儆猴；替这些人说情的扶苏也被嬴政派去了北方前线。
这一年是公元前212年。也就是说，自公元前221年统一天下后，秦始皇与儒家磨合了十年，最终却分道扬镳。 但这只是出于“残暴”吗？结合上文可以发现，我们并不能这么武断。以当时的视角来看，法家体系已沿用了上百年，并帮助秦国统一天下，解决了数百年的混战；儒家在过去从未证明过自己，享受着法家带来的成果，却华而不实、繁多不堪，并无视现实、一味借古非今。如果任由朝野思维如此混乱，刚刚成立的大一统王朝一定会再度陷入内乱。 因此，焚书坑儒，实际上是儒法两派道路之争，秦始皇结合过去的经验以及现实表现，选择了已被证明有效的法家。而儒家本来有机会攫取一席之地，不过当时其自身的理论还不成熟、远远脱离了时代需求，最终被弃之不用。这一点，在汉代得到了证实。
后记：付出了惨痛代价后，儒、法终于共存秦二世的胡作非为，加速了秦王朝的崩溃；而旧势力的代表项羽复辟了分封制，结果也一如秦始皇断言的那样，天下再度陷入了混战。而笑到最后的刘邦，其领导班子几乎来自秦朝的基层官吏，他们结合过去的教训，一方面沿用了秦朝的严刑峻法，另一方面做出让步，采用郡县、分封并存的制度；在思想上，则选用了道家的无为之术，以求修补数十年战乱造成的伤害。 但在那时，儒家的处境并没有得到本性化的改观，《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这样评价儒家思想：
大意就是：儒家的理论过于繁杂，没几个人研究得透，所以说它“学说广博却毫无要领，费尽力气却收效甚微”。 也就是说，直到汉代，儒家思想仍广为人诟病。 直到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在他的《举贤良对策》中，结合现实需要，吸收了其他学派的理论，使儒家思想在兼容性、可操作性等方面获得了极大进步，由此得到了汉武帝的赞赏。其后，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下，儒家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正统思想，极大维护了封建统治秩序，强化专制王权，影响长达二千多年。
但所有人都明白，光凭自觉来维持秩序是靠不住的。实际上，法家才是汉王朝统治思路的内核。公元前53年，面对太子推崇儒家的言论，汉宣帝勃然大怒：
在这位把西汉王朝事业推上顶峰的明君眼中，当时的儒家仍旧有复古、非今的老毛病；自己沿用的，其实是以法家的王、霸之道而已（我们在史书中可以发现，西汉的“酷吏”特别多）。最后他还叹息道：“乱我家者，太子也！” 事实也如此，汉元帝即位后，儒家几乎占据了全部权力，西汉随之盛极而衰；儒生王莽篡权后，悉数复辟周礼，整个社会却跌入了更加沉重的深渊。 因此，结合汉代的情况往回看，无论“焚书坑儒”，还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只是封建统治者摸索统治手段历程中的两次拍板而已。第一次，受限于现实以及各自理论的特点，求稳的统治者选择了法家；第二次，随着理论的进步，以及现实发展的需要，同样为了求稳的统治者，不得不适当分享权力，儒、法终于实现了共存。
参考资料：《淮南子》《史记》《资治通鉴》《商君书》《中国史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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