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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比我预料的还要坏。 我感觉自己就像被绳子勒住了脖子，正在一寸一寸地拉离地面。 我束手无策，无能为力，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他们是巨大的风车，而我只是手拿长矛的唐吉坷德。 他们是巨大的车轮，而我是一株顽强生长的小草。 在高速旋转的风车面前，唐吉坷德连自卫的力量也没有；在时代的车轮碾压下，每一株小草都难以逃脱断裂的命运。 我想起了左琴科。 1946年，左琴科在苏联的《星》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小说《猴子奇遇记》。 这篇小说的情节很简单，卫国战争时期，动物园遭到轰炸，一只猴子逃了出来，经历种种奇遇，最后被一名小学生收养。 然而，就是这样一篇小说，给他带来了厄运。他们说他“对苏联进行恶毒诽谤。” 他先被开除出作家协会，然后所有杂志都拒绝发表他的作品。他的生活变得异常困顿，不得不依靠打短工来维持。 作家的天职就是写作，而无法写作，就等于死亡。 不能写作的左琴科变得精神失常。 1957年，就在他去世的前一年，有人找到他，故意说要出版他的作品。当时，他正在皮鞋铺里聚精会神地制作鞋子。 他抬起苍白的头颅问道：“什么作品？我有作品吗？” 1988年，在左琴科去世30年后，他才被恢复名誉，他的作品才能够出版。 和左琴科遭遇相同的，还有阿赫马托娃。 普希金被俄罗斯人民称为“俄罗斯诗歌的太阳”，阿赫马托娃被称为“俄罗斯诗歌的月亮”。 阿赫马托娃非常美丽，高大漂亮，目光深邃，见解深刻。 即使在她50多岁的时候，仍有很多年轻人为她倾倒，给她写诗，给她作画。 1910年，阿赫马托娃和丈夫古米廖夫等人成立诗社，他们一起朗读诗歌，畅谈郊游。 时间似乎静止了，岁月似乎永远静好。 1917年，风暴来临，他的诗人朋友们都先后离开了俄罗斯，而他们夫妻却坚决留了下来。 1921年，她的丈夫古米廖夫被枪决。 苏联不需要他们那种“色调阴暗”的诗歌。阿赫马托娃的诗歌，只能写在小纸片上，在极小的范围内流传，然后销毁。 在随后的岁月里，阿赫玛托付被剥夺了创作的权力，她被定为“妓女”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她的寓所被没收了，她的生活来源也被剥夺。 在计划经济时代，被剥夺生活来源，就没有了食物。 没有人知道“俄罗斯文学最后一位杰出诗人”阿赫马托娃，是如何活过来的。 1956年，阿赫马托娃唯一的儿子被关押了19年后，放了出来。 他不认自己的母亲，他认为自己的“太过清醒”的母亲因为写诗，才给自己带来19年的厄运。 1966年，阿赫马托娃因为心肌梗塞而去世。终年77岁。 左琴科只是因为写了一篇小说，而命运发生了逆转；而阿赫马托娃因为诗歌中“色调阴暗”，就遭遇坎坷。 在苏联，每一个写作的人，只能歌颂和赞美，只能说假话和吹捧。 在那个国家，真实是一种罪。 我可以作恶，但你不能说出来。你说出来，你就有罪。 在苏联，有罪的作家很多，他们的罪名是：如实描写苏联现实生活，如实描写苏联底层人和知识分子的痛苦。 除了左琴科、阿赫马托娃，还有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斯塔姆、茨维塔耶娃、布尔加科夫、巴别尔…… 巴别尔更是被枪毙。那个著有长篇小说《骑兵军》的作家。 1940年，巴别尔在被关押半年后，押赴刑场。 在刑场的路上，他说：“我没有罪，我不是间谍，我没有卖国。我只有一个请求，请让我完成我最后的作品。” 他只是一个作家，一个视写作为生命的人。 他手中没有任何权力，没有任何资源，他用什么来卖国？ 一个手中只有一支笔的人，有什么资格做卖国贼？ 我想起了老舍、傅雷的遭遇。 老舍的《骆驼祥子》我读了无数遍，傅雷翻译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我也阅读了无数遍。 我还想起了柳青、赵树理、周立波、阿英、田汉、何其芳、郑伯奇、郭小川、魏金枝、方之、丽尼、杨朔、翦伯赞、周瘦鹃、范长江、熊十力、潘天寿、丰子恺、陈半丁…… 时代的一粒灰，落在每个人的头上都是一座山。 风很大，请帮我关上窗户。 如果有一天，我从这个世界消失了，或者我精神失常了，请大家记住，我不是坏人。 我只是一个作家，一个喜欢说真话的作家。 作者：著名暗访记者、畅销书作家，出版书籍三十余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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