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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觅画记】阎立本:朝廷号为丹青神化(上)

2020-06-03  真友书屋
阎立本与其兄阎立德均为唐初著名画家,而阎家乃是世代望族,如果根据阎立德的父亲、祖父、曾祖父、高祖父这条线索,一直往上追溯,可以知道,自后汉的阎章为汉明帝间担任尚书开始,中间经历三国、两晋、南北朝,一直到隋代的阎毗,五百多年间一共传了十五代,几乎每一代不是将军,便是太守。而阎章不仅是当朝大员,还是皇亲国戚,其二妹是汉明帝刘庄的贵人,其孙女阎姬是汉安帝刘祐的皇后。到了阎立德与阎立本的父亲阎毗这一代,阎毗的妻子又是北周武帝宇文邕的女儿清都公主。因此,阎立本是妥妥的贵族出身。

阎毗有三个儿子:立德、立行、立本,其中老大和老三在后世名气更为响亮,兄弟二人不但在绘画上有才能,在建筑方面同样成就显赫。唐武德九年,高祖李渊驾崩,李渊的皇陵就是由阎立德负责营建,而后因为营建山陵有功,阎立德升为将作大匠。唐贞观十年,唐太宗的文德皇后长孙氏去世,营建陵墓之人仍然是阎立德。而阎立本在建筑上的成就则是建造了极具名气的大明宫。

《步辇图卷》局部一 故宫博物院藏

公元618年李渊称帝建立唐朝定都长安,从634年开始营建皇宫,此宫最初定名为永安宫,后更名为大明宫。大明宫的建筑开工一年后李渊去世,工程一度停止,由阎立德负责李渊安葬事,为此进爵为大安县公,去世后陪葬昭陵。

当年唐高宗与武则天住在太极宫时,因为宫殿地势低洼,致使高宗患上风湿,而大明宫选址处为西安北郊龙首塬,此处地势较高,于是高宗下令继续修建大明宫,授命宰相阎立本主持这项庞大的工程。阎立本经过精心策划,耗时三年时间完成了大明宫的建筑工程。而工程还未完工之时,唐高宗和武皇后就从太极殿迁到了大明宫。自此之后,大明宫成为了唐朝皇权中心。这也足见阎立本在建筑方面的成就不输于其兄阎立德。但可惜的是,到了唐末,也就是唐昭宗二年,李茂率叛军攻入长安,唐昭宗逃亡,大明宫被一把火烧成了废墟。

《步辇图卷》局部二 故宫博物院藏

两兄弟相比较,以阎立本的官位更高,因为他最终成为了宰相,但阎立本的成就主要集中在建筑和绘画两方面,其他政绩未见记载。正因为如此,在其当世就有人讽刺他的升迁,后世也对这件事争论不休。因为争论得较为激烈,故当代学者将此命名为“阎立本事件”,而事件的起因正是因为阎立本的一次写实绘画。

这件事在正史以及各种绘画史中均有记载,《旧唐书》中称:

太宗尝与侍臣学士泛舟于春苑,池中有异鸟,随波容与。太宗击赏数四,诏座者为咏,召立本令写焉。时阁外传呼云:‘画师阎立本’。时已为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俯伏池侧,手挥丹粉,瞻望座宾,不胜愧赧。退诫其子曰:‘吾少好读书,幸免面墙,缘情染翰,颇及侪流。唯以丹青见知,躬厮役之务,辱莫大焉,汝宜深诫。勿习此末伎。

《步辇图卷》局部三 故宫博物院藏

《新唐书》中的记载与此大同小异,谓:“归戒其子曰:‘吾少读书,文辞不减侪辈,今独以画见名,与厮役等,若曹慎毋习!’”此外,《大唐新语》和《历代名画记》中的记载基本与《旧唐书》一致,《宣和画谱》中的所载与《新唐书》一致,只有朱景玄《唐朝名画录》中的所载与《新唐书》《旧唐书》略有不同:“又太宗幸玄武池,见鸂鶒戏,召立本图之,左右误呼云:‘宣画师’。立本大耻之,遂绝笔,诫诸子弟,不令学画。”

从故事情节来看,这件事其实并不复杂,某天唐太宗跟一些文士在池边游玩,池中有奇异之鸟在戏水,这种状况令唐太宗龙颜大悦,于是命一些文人写诗来歌咏此事,同时又命人诏阎立本前来作画。那时的阎立本还没有当上宰相,但已经是主爵郎中,然而传唤者却直接喊出了“宣画师”这种话。阎立本赶到后现场作画,其他的众臣则在那里陪着皇帝说笑,这种场面令阎立本大感受辱,回来后跟儿子说:我从小刻苦读书,写诗作赋的本领不输于陪在皇帝身边的众臣,但别人却只把我当画师看,所以你们今后绝不要从事绘画这个行业。

《步辇图卷》局部四  故宫博物院藏

为什么这件并不大的事情要被記载入正史之中呢?刘庆涛在《“阎立本事件”的溯源与史传分野》一文中说道:“与国史最为切近的是《旧唐书》,在《旧唐书》中,‘阎立本事件’占据了‘阎立本传’将近一半的文字,描述非常详尽,从中可见对这件事的重视。虽然国史中并没有明确的文字对‘阎立本事件’做出评论,但它对阎立本后来仅以绘画上的才能而位居右相表达了不满的看法,认为‘立本唯善于图画,非宰辅之器。’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国史认为阎立本在事件中受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刘庆涛在文中首先分析了正史中对于阎立本事件的记载出处:“‘阎立本事件’出现在《旧唐书》的阎立本传中,在《旧唐书》的列传部分,其史料来源一般讲有四个:一是列朝实录中附有的重要人物的小传;二是国史中旧有的列传;三是征集到的私家传状、谱牒;四是由州县收集呈送史馆的文武显贵以外的列传。”虽然列出了四条,但刘庆涛认为:“综上所述,可知《旧唐书》《历代名画记》《大唐新语》中的‘阎立本事件’的史料都是来源于国史中的阎立本旧传。”

寺院前偌大的广场

由此可知,阎立本事件并非是野史传说,而是历史上确有其事。那么为什么正史中要用这么大的篇幅来记载一件小事呢?有些学者认为这说明了阎立本以绘画才能升为宰相之职令很多人不满,正如杜佑《通典·职官四》中的所言:

总章中,诏诸司令史考满合选者,限试一经,时人嗟异,著于谣颂。时阎立本为右相,姜恪为左相。立本无他才识,时以善画称之。恪尝累为将军,立功塞外。是岁京师饥旱,弘文、崇贤、司成三馆学生并放归本贯。当时为之语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三馆学生放散,五台令史明经。”

颇显简陋的寺院建筑


当时的左丞相姜恪乃是三国时期智勇双全的名将姜维之后,是由战功升任为左丞相,而阎立本却是因绘画任右丞相,由此而在社会上引起了非议。这样的非议被后世解读为画家的地位问题,也就是说,有艺术才能的人是否适合做宰相。朱景玄在《唐朝名画录》中称,唐太宗的手下宣阎立本前来绘画时,乃是误呼。朱景玄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刘庆涛的解释是:“‘阎立本事件’在朱景玄的笔下,不仅描述文字大大减少,而且他把事件的起因归罪于侍从在传诏时的用语失误,其言下之意便是,如果左右侍从在传诏时是‘宣主爵郎中阎立本’,而非‘宣画师’,可能在阎立本的心中,就不会有受辱的感受。文字上的小小变动,可以看出朱景玄对阎立本的回护。”

而到了张彦远,他在《历代名画记》中则是直接否认这件事情的存在:“彦远论曰:前史称魏明帝起凌云阁,敕韦诞题榜。工人误先钉榜,以笼盛诞,钓上去地二十五丈,及下,须发尽白,才余气息,遂戒子孙,绝此楷法。谢安尝论其事,子敬正色答曰:‘仲将,魏之大臣,岂有此事。若如所说,知魏德之不长。’彦远尝以子敬为有识之言。阎令虽艺兼绘事,时已位列星郎,况太宗皇帝,洽近侍有拔貂之恩,接下臣亡撞郎之急,岂得直呼画师、不道官籍?至于驰名丹青,才非辅佐,以阎之才识,亦谓厚诬。浅薄之俗,轻艺嫉能,一至于此,良可于悒也。”

由此前行,尽头就是阎立本墓

张彦远举出了历史上的例子,而后说当时的阎立本职位已不低,而唐太宗颇为呵护近臣,所以他的手下绝不敢呼阎立本为画师。既然如此,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记载呢?按照张彦远的说法,就是因为阎立本的才气太大了,有人嫉妒他所以才编造出这样的故事。

《历代名画记》中的记载更能看出张彦远对阎立本的回护,然宋代的《宣和画谱》中对这件事却有如下评论:“且立本以阁外传呼画师,至戒其子弟毋习,而张彦远正以魏明帝起凌云台,敕韦诞题榜,窃比其事,是岂知言也哉。且戴安道碎琴,不为王门之伶人,而阮千里终日应客不倦,议者以安道不如千里之达也。然渔阳掺挝,果可以辱祢衡耶?”

进入墓园的石台阶

《宣和画谱》的撰写者认为张彦远的回护没道理,此文转述了议者的所言,认为阎立本这等大才之人怎么可能因为画画事件而觉得受辱,既然有这样的说法,为什么《宣和画谱》的撰写者不直接点出是何人所言呢?刘庆涛在文中分析道:“文中的议者乃是苏轼,因其当时为‘元佑罪臣’,《宣和画谱》的撰述者往往阴奉苏轼的观点,又为避嫌故把苏轼的名字以‘议者’代替。”

看来那时的苏轼名列元祐党籍碑,还未平反,故《宣和画谱》的撰写者只好以含糊之词来代称。而苏轼所说的原话,则是出自他为朱象先画作所写的一段题记:“昔阎立本始以文学进身,卒蒙画师之耻。或者以是为君病,余以谓不然。谢安石欲使王子敬书太极殿榜,以韦仲将事讽之。子敬曰:‘仲将,魏之大臣,理必不尔。若然者,有以知魏德之不长也。’使立本如子敬之高,其谁敢以画师使之。阮千里善弹琴,无贵贱长幼皆为弹,神气冲和,不知向人所在。内兄潘岳使弹,终日达夜无忤色,识者知其不可荣辱也。使立本如千里之达,其谁以画师辱之?”而刘庆涛在文中又引用了吴曾在《能改斋漫录》中记录的李公麟所言:“以至丹青之誉,非辅相之才。丹青固不足以辅相,而所以为辅相,乃不在丹青。浅薄之俗,举一废百。而轻艺嫉能,一至于此,良可于邑。由址言之,穷神之艺,自不妨阎令之贤。斯人果贤,适增画重。”

入口处有一口古井


由以上的这些引文可以看出,且不论后世如何替阎立本辩解,但在阎立本那里,他还是认为画家远不如文士有地位,后世的记录也大多本持这样的观点,而刘庆涛在其硕士论文《唐代画家的社会身份与绘画职业的地位——“阎立本事件”的解读》中对此事作了更为详尽的分析。他确认《大唐新语》中的“阎立本事件”的史料也是来源于国史,而该书作者刘肃效仿刘义庆《世说新语》的体例,将一些篇章命名为“匡赞”、“规谏”、“刚正”、“清廉”、“忠烈”、“惩戒”等。而刘肃把阎立本的这件事分在了“惩戒”中,这足以说明《大唐新语》一书作者的态度。

阎立本是否除了绘画就没有文学才能呢?何乐之在《阎立德与阎立本》一文中否认了这一点:“阎氏兄弟不但以工艺、绘画见长,据《全唐文》及《全唐诗》的记录,阎立本还有诗、文各一篇保存下来。文的题目是‘僧道拜君亲议’,是用骈俪体写的,这是当时的风气如此;诗则是用乐府体裁来作,题目是‘巫山高’。诗中有‘君不见,巫山高高半天起,绝壁千寻画相似。君不见,巫山磕匝翠屏开,湘江碧水绕山来。绿树春娇明月峡,红花朝覆白云台,台上朝云无定所,此中窈窕神仙女’等句子,很是清新绮丽。同时,这亦为宋王傥在《唐语林》一书上的说他‘有文学,善写真’做了见证。”

井圈上刻着“乾隆四十年”字样

阎立本所作的《僧道拜君亲议》并不长,全文如下:

窃以寂灭垂范,犹宏孝敬之义,无为阐化,终叶虔恭之礼。虽道超可道,尚系于三尊;法空诸法,犹包于四大,况皇猷远畅,衍地义以宣风;圣泽遐霑,浃天经而洒润。至德所被,理不隔于幽明;大道旁通,故无分于真俗,而违方之士,空迷相物之心;沦俗之徒,尚婴自我之累。莫识九重之贵,不知得一之尊。绝忠孝于君亲,弃亲爱于母后,求诸至理,窃谓不通。俱拜君亲,未乖旧典。谨议。

刘庆涛在其硕士论文中回应了何乐之的所说:“阎立本身为中书省长官,对佛、道教徒有损于国家礼仪之事,提出自己的建议,正是其职责所在。但若把这则议状作为论证阎立本的文学才能的证据,实则欠妥。何乐之先生在其书中没有俱载这篇议状,可能正是觉得此‘文’远非文学之‘文’所能属,不足以证明阎立本的文学才能,故缺而不录。”之后刘庆涛又在文中引用了阎立本的诗篇《巫山高》,而后称这类作品并无特别之处。

井后的刻石已经完全看不清

既然如此,那何乐之为什么有此一说呢?而这样的说法应当是本自宋王谠在《唐语林》中的所言:“阎立本,总章元年,以司平大常伯拜右相。有文学,善写真。”
但刘庆涛分析称,《唐语林》的记载可能来自于元代夏文彦《图绘宝鉴》:“阎立本,总章元年以司平太常伯拜右相,有文学,尤善应务,与兄立德,以善画齐名。尝写《秦府十八学士》《凌烟阁功臣》等,悉皆辉映前古,时人咸称其妙。”

这样一路推论下去,刘庆涛认为称阎立本“有文学”的始作俑者是元代的夏文彦。那么夏为什么要作出这样的改变呢?刘庆涛的结论是:“元代的夏文彦何以不顾事实而强加给阎立本以文学桂冠呢?这样做的目的不过是想通过力证阎立本的文学才能,来拔高前代参与绘画者的身份和绘画职业的地位,从而造成一个古已有之的文人画传统,使得后来文人在参与绘画时不再有身份的压力,更能名正言顺的进入画坛,目的止此而已,伎俩也止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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