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奇建筑师邬达克设计的武康大楼，是上海第一座外廊式公寓大楼，坐落于淮海中路、武康路和兴国路的交叉口，对面是余庆路和天平路。由于武康路和淮海路的夹角小于30度，使它有着一艘启航巨轮般的独特造型。 赵丹、王人美、秦怡、孙道临、郑君里、王文娟等文化名流曾是武康大楼的住户。如今的武康大楼，依然保留了近百年前留下来的完整的主楼、辅楼和汽车间，居住着百余户人家。  武康大楼 2014年起，在湖南街道与居民的支持下，为武康大楼做一部口述史的行动开始了。陈保平、陈丹燕带领的团队，以武康大楼为纽带，对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居住者、大楼管理者及风貌保护区的总规划师进行访谈。受访者从1920年代生人到1980年代生人，入住时间从1950年代至2007年，时间跨度近60年。 由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住在武康大楼》里，武康大楼内部的日常生活与公共记忆，在居住者的口述中变得清晰起来。  “住”的日常性与“在”的现场感 上观新闻：《上海的红颜遗事》一书（陈丹燕著）中写过上官云珠家庭的故事，她们与武康大楼关系密切。这是走进武康大楼的动机之一吗？ 陈丹燕（作家，《住在武康大楼》作者）：上官云珠的女儿姚姚在最后的人生中借住在武康大楼的朋友家，但这并非我想做武康大楼居民口述史的主要原因。在建筑价值上，武康大楼是全国保护建筑，更是衡复历史文化风貌区的地标建筑，对上海这座城市的意义重大。从居住者角度，居住在这栋建筑的人群分布有非常鲜明的时代性，但有一点不变的是，这里的居民始终是社会的中等收入阶层。在时代的剧变中，可以从居民构成上看到每个时代的这个阶层，他们是怎么看待他们的历史，从他们对个人史的阐述和看法里，可以感受到时代在这个阶层中的印象和情感。  307室保留完好的彩色玻璃 上观新闻：武康大楼口述史项目始于2014年，直到《住在武康大楼》出版，长达6年多的周期中，这个项目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陈丹燕：尝试为上海的经典街区保留居民的口述史，一直是我的心愿，这个理想从写《上海的风花雪月》时就开始了，但我无法以一己之力完成这种尝试。如果没有一个团队，无法做到为一个街区，甚至无法做到为一座建筑留下居民口述史，以此保留巨变中的城市人的回忆和地方历史的丰富细节。 武康大楼口述史项目刚启动时，我生病了，需要一段时间休养。为了不让项目被迫停止，陈保平来帮忙，主持完成了整个口述史项目的前期调研、开会、组建团队、设计问卷和绝大部分采访。应该说，这本书是我们两个人一次重要的合作，但最重要的作者不是我，而是陈保平。 陈保平（资深媒体人，《住在武康大楼》作者）：前期准备的确花了很长时间，包括选择访谈对象、征得进入现场的同意。有些访谈者的年纪大了，身体不好，比如王文娟老师，要等她恢复体力；有些人出国了，要等他们回来。  王文娟接受访谈 陈丹燕：我们经历了许多困难的时刻，比如筛选访谈对象，参与口述史的住户是与街道合作，删一批、加一批，保证居民的独特性、完整性和代表性。每一批口述做出来之后，要召开一次全体专家团队会议，一起商讨这部分内容是不是基本可用，许多问题需要厘清，光是把专家团队成员凑齐开一下午、一晚上的会就不容易了。 口述史的内容只是这本书的素材，出版社编辑加入后，做了整体体例化的设计。我们根据体例，再行补充，甚至重新整理了专家团队会议的内容。所有专家无私地帮助了这个项目，真是温暖的记忆。专家团队里原本有上海大学沈关宝教授，他和我们一起商定了口述史表格统一问题的部分。中途，他突然得病去世，令专家团队里少了一位重要的社会学家。他的朋友、华东理工大学的曹锦清教授来了，帮助沈老师完成他没有完成的任务。后来开会，曹老师就坐在沈老师原本的位子上。回想这一切，真觉得不易，同时也很值得。  多次召开的专家会议 江岱（同济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住在武康大楼》责编）：收到武康大楼居民口述的书稿后，经过编辑团队的讨论，很快就确定了《住在武康大楼》的书名。作为关键词，武康大楼肯定要出镜；“住”和“在”突出口述者与武康大楼的关系，也突出“住”的日常性与“在”的现场感。 整本书从访谈入手，将受访者分为大楼居民与相关人员两部分，给读者内、外两种视觉体验。体例上，有意让读者先了解每位口述者的基本信息，包括出生时间、职业、居住地与入住武康大楼的时间等，摘出访谈中的精彩话语。这样一来，读者在阅读访谈内容前，脑海中已经可以形成口述者的人物画像，展开阅读时就会有一种现场感。采访后记的作用犹如旁白，补充访谈者了解的有关信息，也是对访谈工作的总结。书末呈现了武康大楼居民口述工作记录，从最初的工作方案到会议记录，希望为同道者提供借鉴。  《住在武康大楼》内页 这本书的设计师莫束钧是位老上海，为了让全书呈现“很上海”的氛围，他特意跑去反复观察自己再熟悉不过的武康大楼。封面上，武康大楼的形象做了底片式处理，以UV印刷呈现一个个人名，都是曾经住在武康大楼或为武康大楼工作过的人们，他们的名字如浮雕、如流星，在大楼的影子上穿过。 陈保平：从体例、设计到增补每篇采访后记，编辑团队提出了很好的意见。这本书从完稿到出版将近三年，确实是慢功，但我们不敢说一定是细活。 上观新闻：《住在武康大楼》里呈现了13个武康大楼住户的口述记录，分别于1950年代、1960年代和2000年后迁入。这些对象是如何选择的？这是否反映了武康大楼的一种历史脉络？在上世纪50、60年代，它曾经历人口迁入的过程，此后是一段相对稳定而停滞的岁月，新世纪后，人员重新流动起来。 陈保平：正如我在序文“他们集体的记忆”中叙述的那样，这些居民的代表性就是他们的入住与时代变迁、与产权变动的关系。可惜，1949年之前的入住家庭一个也没有了。我们后来去湖南路派出所查了当年的户籍，在图书馆资料中发现了当年居住者的一份名录，这些资料也收录在书中作为补充。  704室进门的过道 诚实与诚恳，这是口述史的真 上观新闻：开展口述史访谈需要做哪些准备？ 陈保平：我们也是初次尝试居民口述史，摸着石头过河。有几点体会：首先，目标要明确。为什么要做这个口述史？其次，要做些案头准备工作，对这个地区的历史和现状有所了解。第三，依靠街道和居委会的作用。他们是采访者得以进入现场的组织、协调者。 陈丹燕：在我的经历看来，做真正得体，有筛选、有分析、有详细访谈的居民口述史，在地政府和参加口述史讲述的居民都要在思想上达成共识，愿意为自己的城市，为自己住的这幢房子留下宝贵的历史记忆。 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时任湖南街道主任李侃、副主任卢芸的热心支持、协助，没有他们对这个街区的历史强烈的兴趣和责任感，以及参与这个项目的讲述者们的历史责任感，我们是无法完成这样的口述史的。  武康大楼局部 吕正（《萌芽》杂志编辑，武康大楼口述史项目成员）：对普通人的访问有些像挤牙膏，大部分人面对镜头不会长时间侃侃而谈，访问者要有足够的耐心。有些口述者事先准备了提纲，还逐一和家人核对了相关时间、地点、人物名字等，但这样的口述者比较少。如果能找到一个共情的突破口，回忆和讲述都会变得容易。 上观新闻：和为写作收集素材相比，做口述历史项目是不是更为复杂？ 陈丹燕：这两者都是非常有意思的工作，做口述史更多的像是做非虚构写作以前的调查，跟具体的人和回忆打交道。在听个人故事时，心里始终要有一杆大历史的秤。 打个比方，这很像学数学时的x轴和y轴，个人史要放在x轴和y轴上来标一个点，从而显示出时代丰富的曲线。在我的想象和实践里，个人史充满个人情绪，是有个人视角的历史片段，它充满了个体对时代的体验和历史在个体心中的涟漪，这些涟漪不会被标进x轴和y轴，但它在x轴和y轴上的这个点，使历史变得可触摸。 从写作的角度说，做完口述史之后，非虚构的写作才刚开始。非虚构写作前有漫长的调查和分析过程，文学写作需要锤炼的过程。在锤炼中，文学会赋予个案更广阔的接受性和更深邃的历史感。  607室窗台 陈保平：口述记录的难处是你必须尊重口述者，不能修改。但人的记忆的准确性、真实性其实是存疑的。所以我们的设问会考虑他们共同的记忆，彼此互补，互相证实。当时电视台播放过个别访谈者的实录，后来也有居住者提出疑问，我们又做了补充采访。口述史不能代替历史研究，但它为历史研究者提供了更丰富的史料。 上观新闻：的确，口述史力求“真”，但记忆可能随着岁月流逝产生偏差，不同人所处的不同角度也会产生叙述的差异。 陈保平：口述史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一直是学界有争议的问题。毕竟，人的记忆不完全可靠，人性也有趋利避害的弱点。好在我们这个口述大多是讲述个人与这幢楼的关系，属于个人生命史的一部分，人们记住的都是这幢楼给自己留下最深印象的事情，许多细节很难编造。如三年自然灾害时，他们在阳台养鸡生蛋，鸡飞到对面宋庆龄故居被员工送回；因饥饿天天放学回家盯着爷爷写字桌底下的饼干箱等。而且我们感觉到，大多数居民都实事求是，很少溢美和回避。口述史是对大历史的补充，也是大历史的血肉。  武康大楼内侧结构 吕正：我们给予参与口述者时间，梳理各自的记忆，告诉他们访谈的目的和涉及的内容，让他们有所准备。同一历史时期、同一事件，会有多位口述者从不同角度讲述，就像一个剧本，不同角色固然经历不同，但组成的是同一个故事。在访问中，我们能感受到口述者对自己生活的大楼的热爱，即使分享的是一则听闻而非亲历，同样也是一种真实。 我记得第一次调研是在居委会的座谈会，确实有点懵，那是一种传统的座谈会形式，大家轮流发言，气氛很热烈，但更适合收集线索。到了口述采集的环节，我们营造了一种访谈的氛围，既轻松又不失仪式感，兼顾口述者的私密感，基本所有访问都在口述者自己的生活空间内完成。 607室客厅 陈丹燕：我以为个人口述史所谓的真并不是史实的真，而是感情和经历在个人生活当中具体而微的体现。诚实与诚恳，这是口述史的真。 因为我一向知道个人对历史的看法就是看法，并不需要承担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判断。每个人都是时代的经历者，每个人对时代和历史的印象充满了个性。对一个作家来说，这种差异和个性的不同带来描绘的不同，正是最有意思的一部分，特别是个人记忆与正统历史的叙述相矛盾的部分。对于个人口述史中出现的反差，我们的专家团队曾经讨论过，大家一致认为要保留这种反差，尊重这种差异甚至冲突，这才是历史的毛茸茸的感觉。特别是个人口述史，这种差异和矛盾之处，明确表明了个体在时间冲刷中记忆发生和改变的原生状态，在我看来，这是居民口述史最可贵的部分。 307室窗台 留住城市历史，留住文化的根 上观新闻：访谈过程中，对哪位对象、哪个场景或细节印象最深？ 吕正：武康大楼的外形就像《海上钢琴师》里那种邮轮，有一等舱、二等舱，也有大通铺。住在附楼的居民对大楼秘闻轶事的讲述非常有趣。有位口述者的童年是在武康大楼度过的，他的视角异于别人，让我想到《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姜文。他对大楼的探索和观察贯穿一生，当我们遇见他时，他已经是一位老人了。 陈保平：凡有共同记忆的叙述，印象都比较深。比如对这幢楼几度拆、修、建和保护意识增强的述说，大厅里一块旧地砖坏了，已经找不到和原来一样的，学美术的居民秦忠民就按原图案画上。对改革开放以来产权变化、生活改善的获得感也印象很深，有些居民最初买下房的房价已经涨了几十倍。当然，还有对“文革”的记忆，虽然各有各的故事，但混乱、灾难是基本现实。 居民秦忠民家的书房 陈丹燕：当我们进入居民的家庭，看到建筑平面图上统一的户型，由于居住者不同而改变成千姿百态的样子，混合着时代久远的痕迹和后来装修的痕迹，这可能是做一幢著名建筑的居民口述史能留下的最出色的部分之一。看个人生活如何在这里展开，是怎样的生活需要和时代变化造成建筑内部的改变，使那些外表看上去统一的大门背后，充满了个人习以为常但实际上非常独特的生活痕迹。 保存至今的武康大楼设计图纸 上观新闻：除了文字，团队还留下大量影像资料，这些内容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呈现？ 陈保平：这些影像资料播出过一部分，我们制作过一部15分钟的短片，在上海城市规划馆和武康大楼大厅都曾播放过。 陈丹燕：我们在采访之初就想好，以已有的条件，努力争取不光录音而且录像，还要留下每一个受访者以及他们家庭的肖像。为此，我们组建了一个有摄影师、视频和录音团队的工作小组，由我的朋友丁小文带领，她是一位很好的新闻摄影师，正好也有工作室。这样，我们用有限的经费留下了20多个小时的影像资料、10多个小时的录音资料，还有一套完整的受访者和他们家庭的照片。我们一直想为武康大楼留一套口述史的纪录片，把武康大楼的样子和大楼里的居民融合在一起。在我的想象里，它好像是一个内外兼容的上海地标建筑的叙述，所谓“如果墙能说话”。当然，这个计划牵涉到后续一大笔经费和大量精力，我们还在继续努力，找到资金、找到好的剪辑团队。这应该是一部影像史，不光有文字，还有影像，建筑的灵魂因而变得可视。 二楼平台居民种的花 上观新闻：对上海人来说，武康大楼是既熟悉又陌生的存在。做完这个口述史项目后，对武康大楼的认知是否发生变化？再度经过武康大楼时，会勾起怎样的情感涟漪？ 陈丹燕：和一座建筑这样长时期的接触，会对这幢建筑产生非常奇特的情感，真的就好像是一个老朋友一样。在我漫长的上海非虚构故事的写作过程中，有两幢建筑给我这种老朋友的感觉，一是武康大楼，一是和平饭店。在我看来，这两幢大楼里充满上海的精神和历史的气息，非常迷人。 现在，我走进武康大楼，甚至远远看它一眼，在心里出现的都是一种非常亲切的感情。那些采访过的居民，他们说话的声音，他们留下来的对这幢建筑的认识和感情，甚至他们家里的样子，一一浮现。我相信，知道与否建筑里的故事，是非常不同的感情。因此，我也认为，一个普通读者，甚至是没有可能进入这幢大楼居民家中的读者，在读完这本书之后，也会对武康大楼产生一些不同于其他建筑的亲密感，这是一种因了解而共情的感情。同济大学的伍江教授和阮仪三教授都和我反复讲过建筑类故事对建筑保护的重要性，对一座城市留住自己的历史、留住文化的根的重要性。在这次居民口述史的工作中，我对此深以为然。 在居民家中访谈 陈保平：现在看到这幢楼，更多想到的不是这幢楼，而是里面住的人。他们本分、敬业，有想法、不张扬，承担自己力所能及的责任，体现了1949年后老一代上海市民的素养。其实，上海这样的楼和居住点很多，比如河滨大楼、枕流公寓、曹杨新村、东安二村……那里的历史和人一定也有许多有意思的地方。 上观新闻：时代在变，城市在变，建筑和建筑里的人都在变，近些年，城市更新是一个很热门的概念和话题。 陈保平：说到城市更新，现在比较注重物理空间的改变，这对适应经济、社会的变化当然是重要的。但如何保护历史长河中活的生态，让年轻一代知道自己的城市是如何演变过来的，有过哪些经验教训，哪些是代表这座城市走向现代文明的轨迹，哪些事情影响改变了过去的习惯、引导形成了新的生活方式，这些都是城市更新过程中需要关注的。 作为城市的文脉，历史风貌保护区需要丰满的血肉和涌动的灵魂。在这些街区深入挖掘作为历史见证人的居民记忆和陈述，为城市历史和城市发展留下最鲜活的资料，就变得不可或缺。 陈丹燕：就像刚开始这个项目时我曾说过的那样，我们想把剧烈变化的街道的灵魂留下来，除了对老房子物质上的保护，还要有精神和文脉上的保护。 《住在武康大楼》 陈保平 陈丹燕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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