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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野史就是不靠谱的代名词吗？其实还真不是这样。 乾隆皇帝，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1711年—1799年） 对于我们来说，野史往往等于一些历史人物的趣闻轶事。实际上，史家眼中的野史则是一些具有一定史料价值的笔记小说。所谓“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自从孔子修“春秋”以来，野史就是古代正史的重要来源，史失求诸野。如果一旦正史记载出现不足，自然需要“野史”来补足，所以，野史不是和正史对立的，正好相反，野史是正史的重要来源。 比如清代修四库全书的馆臣曾经评价：“《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为南渡以来野史之最详者，言宋事者当必于是有征焉”，《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虽然是一部名义上的野史，却是那个时代可信度最高的史书，所以，野史的概念最关键并不在于其可信度，而在于其是否出自“官方”亦或是“大儒”的手笔。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是南宋李心传撰典制文献 而且，野史往往存在一些正史不能说的内容，比较典型的是明末清初等特殊时期的历史记录。由于清代对南明历史讳莫如深，所以修撰南明历史的史家往往不得不以“野史”的形式来展现，比如《罪惟录》，也就是《明书》的蓝本，干脆就直接砌进墙里面，直到民国才被翻出来。 其实，对于野史的野，往往也体现出古代学者们的某种偏见，但是正史的正，却也不是那么正的。 《续资治通鉴》二百二十卷，清毕沅撰 对于正史来说，其界定最主要是两条。 第一条是要“官修”，也就是有官方的修史许可。 比如《资治通鉴》，虽然未能入选二十四史，但是司马光是在官方力量下完成的修史，所以也是正史系列，而比较特殊的是《汉书》，其修撰虽然是出自私人，按照当时的法律是不允许的，但是由于班固的强大影响力，这本书仍旧进入了《正史》系列，算是强行转正。 第二条就是要“正本清源”。 史书想要被列入正史，其体例一定要有史书的体例，不是纪传体标准就是编年体标准。总而言之，要有官方史书的样子，同时，一般正史都是团队写作，不会出自一人之手，这样就保证了权威性，且追求所谓的“微言大义”“春秋笔法”往往以几个字来论褒贬。 明刻历代百美图 杨贵妃 但是实际上，正史的内容往往并不完全客观，甚至很多地方经常出现颠倒黑白的部分。比如说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在记述杨玉环和安禄山的时候，就来了一首所谓“杨玉环洗儿”： “禄山生日，上及贵妃购衣服……召禄山入禁中，贵妃以锦绣为大襁褓，裹禄山……上自往观之喜，赐贵妃洗儿金银钱，复厚赐禄山……自是，禄山出入宫掖不禁，或与贵妃对食，或通宵不出，颇有丑声闻于外” 对于这个说法，清代《历代御批通鉴辑鉴》里曾明确地指出：通鉴（事）考此皆出《禄山事迹》及《天宝遗事》诸稗史，恐非实录，今不取。 《资治通鉴》作为正史，为了体现对杨玉环的批判和偏见，错误的采纳野史中的不可信记载，强行认为杨玉环和安禄山有染，连清代人都看不下去了，可见所谓的“正史”也有不正的一面。 《宋史》是二十四史之一，收录于《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 正史的修撰往往都是要采纳三个主要来源。 第一就是官方记录。比如《宋史》《元史》等都是以《宋实录》《元实录》为蓝本修撰的。但是，这些史书修成之后，实录就不见踪影。比较极端的《旧唐书》，干脆直接照抄《唐实录》，导致里面偶尔还会出现当时史官的名字。这种做法虽然有利于保存当时的记录，毕竟实录都是当时朝代修撰的本朝记录，内容非常详尽，但是缺乏客观的史料来源，所以往往实录里面的错误也一并采纳。 第二个来源就是野史和其它“正史”。比如当年修撰《新唐书》之时，宋廷广泛征求了各地唐朝史料，其中不乏《唐国史补》等野史，所以实际上《新唐书》之所以有各种各样的诡异记载，往往都是来自野史，其集大成者就是所谓的“武则天毒杀李弘”。 《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第三个来源就是参与修撰者自己收集的内容以及见解。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史记》，司马迁父子作为修撰者收集了大量的史料作为自己的论据，也成为《史记》最重要的部分，所以《史记》中有所谓的《刺客列传》，这些史料大部分都是司马迁自己收集的。三皇五帝的部分也是司马迁从传说中剪辑筛选的。 《元史》是系统记载元朝兴亡过程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成书于明朝初年 参考资料： 【1】 司马光 《资治通鉴》 【2】 司马迁 《史记》 【3】 欧阳修 《新唐书》 【4】 薛居正等 《旧唐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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