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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昱程 | 国家发展研究院 2018级本科生 中国进入新常态以来，新旧动能转换的问题成为理论和政策的焦点之一。几乎普遍的共识是，中国要逐渐用新动能替代旧动能。但其实，这里有一个逻辑上的误区，就是先入为主地把新动能和旧动能对立起来，认为二者间存在着替代关系，认为前者的经济效益比后者好。这样所谓的替代关系是否存在，是需要深入思考的。放到大的背景下来说，此类先验的认识恐怕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人们对国际产业转移的观察，经验地认为随着一国的经济发展，传统制造业要逐渐向外转移，而以高附加值、资本和知识密集的制造业部门和服务业代之。然而，这样所谓的国际产业转移，也是需要不断推敲的。  图为新旧动能转换 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何谓“动能”？在这里，我们把动能理解为能够推动持续增长的动力。那么所谓“旧动能”，就是传统的推动持续增长的动力，“新动能”就是新兴的推动持续增长的动力。 持续的增长，是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经济增长的突出特征。而持续增长的背后是技术的连续进步。一项技术的进步引发另一项技术的进步，这种持续的、不断积累的技术进步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推动力。连续的、互相关联的技术进步必须寓于一个工业体系之中才能发生，有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企业、产业的存在，某一个点的技术进步才能够通过这一体系引发连锁式的技术进步。连锁式的技术进步，使得工业体系从呈现出报酬递增的机制，以此来实现增长。 再进一步，持续的经济增长归根到底需要技术进步不断地、而不是偶然地出现，或者说要使创新成为一个常态化过程，而不是依赖于偶然的需求、偶然的发现。现代经济中的创新是有目的的进行的。常态化的创新需要组织基础，这一组织基础源于诞生于英国的工厂制。工厂制不但把生产内化于管理之中，而且也在发明和创新之间搭起桥梁。这一工厂制后来演化为现代企业制度。在竞争压力下，现代企业有意识地把创新变为一个常态化过程。  图表 英国工厂制 因此，持续的经济增长需要一个工业体系，在工业体系的内部是采取一定组织模式的企业，这些企业在竞争之中把技术进步变为常态化过程。某个点的技术进步通过工业体系引发连锁的技术进步。 现代经济增长孕育于可引发连锁技术进步的工业体系体系之中，由现代企业组成的工业体系会内生地出现。创新能力依赖于一国的工业体系和企业组织模式，包括生产过程中经验和知识的积累、企业推动创新的激励和能力等等。 由此，我们就能明白，单靠“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动能”是不能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的。这些新兴技术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和高质量发展，但必须寓于工业体系之中。把“数字技术”等等应用到工业体系之中，会推动企业的组织模式的转变（例如，企业在数字化的过程中，原有的科层制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等，出现了变化），推动新的部门、产品、生产技术的出现，改变体系内各个企业的关联模式和程度等等，继而，由这一变化的工业体系实现新的生产条件的经济增长。然而，如果，抛弃工业体系，仅仅依靠新兴技术，增长是无从谈起的。  图为互联网“数字经济”等新动能 在当前的理论和政策语境下，“旧动能”常常指向中国也已建立起来的工业体系中一些极为重要的组成部门，例如钢铁、水泥等等，因此所谓的“旧动能”和所谓的“新动能”之间实际上并不存在着替代关系。“数字经济”等等新兴技术如果不依赖于工业体系就无法成为增长的动力。为了用新动能替代旧动能，而抛弃、关停许多被认为是“旧动能”的产业、企业，会对工业体系造成伤害和打击，此时，新兴技术反而恰恰不能推动增长。 当代世界本质上仍是一个工业化的世界，所谓后工业化时代仅仅是就个别国家而言。从本质上说，这实际上全球化条件下，地理上的产业分布的问题。对于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即使丧失了完整的工业体系，而代之以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它们依然可以实现长期增长。这并不能否定增长源于工业体系的观点。这些发达国家的收入是全球工业体系创造的产出的一部分，它们或者通过高技术产业参与到全球工业体系之中而获得相应的报酬，或者通过掌握的涉及全球的交易部门而分得一杯羹。因而，这些长期增长实际上是全球工业体系带来的持续增长的一部分，很大程度上一个分配问题。 然而，对于这些发达国家而言，去工业化并不是没有代价的。抛开低技能工人的失业率上升、社会不平等加剧的等问题不谈，丧失本国工业体系的同时也意味着潜在的创新能力的丧失。如前所述，一国的创新能力必须源于一国的工业体系之中。而创新能力的衰竭最终意味着一国实现持续增长的能力的衰竭，即使它仍然保有规模庞大的交易部门（如金融等）。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新动能替代旧动能的逻辑前提是，随着经济增长，产业转移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也即，一个国家必然要经历工业化到去工业化的过程。支持这一观点的深层逻辑是要素禀赋结构的改变。然而，它忽略了知识积累和组织模式两个问题，而这两个问题恰恰是现代经济得以内生化创新的关键。知识积累中的很大一部分必须在生产实践中进行，在去工业化的条件下，这一部分的知识积累是难以实现的，去工业化也意味着某种程度上的人力资本丧失。更为重要的是，要素禀赋结构仅仅意味着比较优势的存在，但是全球的产业分布最终的决定性因素是竞争优势。例如，“资源诅咒”是跨国回归中最稳健的关系，这恰恰反映了比较优势并不意味着竞争优势。一国的企业的组织模式是竞争优势的重要决定因素，只要企业由于其组织模式持续地具有竞争优势，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仅仅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着全球的产业布局。因而，产业转移、去工业化是不是一个国家的必然命运，我们需要更深的思考，着眼于一国的竞争优势来回答这一问题。 即使是“去工业化”也要分产出和就业两方面看。产出层面的去工业化是指工业产出份额下降，就业层面的去工业化是指在工业部门就业的人口比例下降。随着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劳动节约型的技术可能出现，一方面交易部门和其他服务部门的扩张，这会导致工业部门就业的下降。然而，这不等于产出层面的去工业化，更不等于对工业体系的破坏。 总之，在政策和理论讨论中，我们警惕新动能代替旧动能这样一种先入为主的观点，充分认识到一国的增长和创新源于其工业体系。讨论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讨论构建现代经济体系，我们需要从“新动能代替旧动能”的视角转换到“将新兴技术融入到工业体系之中，从而产生新动能”的视角，避免在发展新兴产业的同时，不必要地破坏业已建立的工业体系。 姚远 编辑 / 泽坤 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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