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高君：母亲（二）｜人物志

从我记事起，母亲没在任何苦难前流过泪。生孩子是女人的涅槃，相当于鬼门关里走一遭。我们村很多女人就死在这个上。母亲一共生育六眙，第一个夭折，后五个现在都活着。我亲见母亲生三弟与两个妹妹都是自己接生的，生三弟时我已8岁。

特别是小妹，当时身边没有剪刀，母亲自己咬断脐带包裹好后，又下床烧水做饭。父亲出集体工回来，说，“生了，男的女的”？母亲说：“女的”。“又是女的”？父亲说完，蹲阶石上抽土烟去了。

村里一位爱开玩笑的长者说：“梅胖婆（乡里人的爱称）你又生了啊，你就象母鸡下蛋一样，呱呱呱一声就生一个呢”！

当时家太穷，二舅劝她说：“你家这么穷，孩子快养不活了，不能再生了，学我去祁东把扎结了”。

二舅三个孩子，公社党委委员兼大队支书，一字不识，人耿直，能吃苦，肯干事，就是直肠子，不管是谁都敢骂，干部们怕他的多，百姓却很服他，上下叫他“老虎书记”。与他在大区时搞土地的同事，后来有当永州专员的，有当县委书记的，也有当地区组织部长的。

他倒好，由大区共青团书记走来走去，成了一个小公社党委委员兼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不过他所在大队条件好，家境不错。一次县里开会，开始号召计划生育，说男女结扎后不会生崽，干部要带头。二舅虎劲一上，二话没说，扎了。

母亲真不含糊，也不跟父亲商量，从二舅家跑到祁东也扎了！父亲因此主动找母亲吵架，但母亲总是胜利者。

母亲生过一次大病，乳房长瘤子，大得吓人，家里穷，没当回事，没看过医生吃过一粒药。后来大得象个小篮球时，她还织了一个网兜挂在脖子上，为每个劳动日1斤2两谷七分钱的收入去争工分。劳动日是当时农村生产队集体劳动计酬办法。队长派工，一天到晚劳作，女人每天七分，男人十分，十分为一个劳动日，年终分配按总工分算收入。想象一下左胸上挂个“篮球”去做农活，做家务，奶孩子，要承受多大的痛苦。

母亲承受了，二妹就是吃着那个没病的奶子长大的。那几年母亲没请一天假，每年工分达三千分以上。还能从十五里外的过水坪镇挑回100斤的化肥，从铁路塘的田里挑上男人才能挑的一担湿谷子（至少120斤以上）……后来实在痛得受不了，才从二舅那借了十元钱到祁东医院割了，回来当天又去生产队出工。母亲后来告诉我，医生说割下的瘤子足有五斤多重。五斤多吊在胸前，是怎样的滋味？

母亲的女工活在村里上百妇女中可称一流，绣花织布织毛衣，钩花缝衣做布鞋等，没有不会的。我读书时没钱买书包，母亲就把旧衣上比较完整点的布片一片一片地缝成包，漂亮得不得了。有一年，我的一位女老师硬是买了一个书包把母亲做的换走了。

我家从三弟生下来后就更穷了。生产队呢？父亲这个队长也被夺权，斗批改工作队入驻，开展割资本主义尾巴，自留地少了，不准养鸡鸭，不准开荒，不准田埂田尾种蔬菜，一句话，农民的活路没了，农村生活更艰难。当时又没有科学种田，化肥农药都没有。年成好，亩产五百来斤，年成不好，果粒不收。

我们队一个劳动日仅值一斤二两谷七分钱。父母工分加上我和二弟捡鸡屎、放牛、出工挣的工分等等，加在一起才一千来个劳动日。八口人每年不到2000斤谷子，餐餐吃稀饭都不够。锅里不见油，一根酸豆角、一块酸萝卜、一碗稀饭米汤或一个红薯就是一餐饭。

68年涨端午水，我和二弟在禾田捉到一条三四斤的鱼回来。母亲说：“这没一滴油，怎么吃啊”？但是，母亲还是将鱼煮了，她在锅里放水烧开，把鱼切成块放进去，加一把盐、几个干辣椒、几个蒜子，煮上十多分钟，一家人有滋有味地吃了个精光，那味道是我一生中吃得最美味的鱼。

后来我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吃那里的鱼，比如，青岛海鱼、西湖糖酷鱼、长沙活水煮活鱼、武汉鲫鱼汤、清蒸鳜鱼、成都泡荣鱼火锅……都不及母亲煮的那一锅清水鱼！后来我多次请母亲再煮，母亲说：“不会煮了，吃不得”。

六九年，母亲生日，我和二弟从十多里远的挂排山捡了一担柴火，挑到双桥墟上卖了四角钱，买了半斤多肉（7.7元一斤），煮好。母亲出工回来，我请她坐好，说：“今天是你生日，我和老二卖担柴，买了点肉，给您过生，祝妈妈生日快乐”！母亲望着那碗肉，从不流泪的她，哭了，全家人哭了……

我每年能穿一件新衣服，弟妹们则很少，我穿不了二弟穿，再三弟穿，依次下去，但是，不管多旧，那怕20个补钉，那一针一线都清清白白，密密麻麻，整然有序，象跳动的五线谱把破损的布块连在一起。

我们村里有点时髦的年青人，身上穿的毛衣大都是母亲织的。我读初中那年，母亲把棉纱染成淡红，也织了一件类似毛衣的棉线衣，让我足足骄傲了两年，穿不了，二弟穿，后来三弟还穿过。（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