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章语用研究70年（三）

第十一章  篇章语用研究70年

第五节   语用学的定义

莫里斯最早是从符号学的角度来定义的。随着语用学研究的深入，对语用学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入。不同的学者对语用学有不同的理解，直到现在还没有统一的定义。

下面我们综合学者们有代表性的观点：语境说，使用说，综合说。

一、语境说

语用学是对依赖语境的意义的研究，是利用语境来推断意义的语言学分支学科。语境是语用学研究的基础，它和言语行为的相互作用构成语用学的中心内容。语境与言语活动的参与者、言语行为，尤其与正确理解会话含义有着密切联系。

二、使用说

语用学是研究语言的使用。语用学研究在特定情景中的特定话语，特别是研究在不同的语言交际环境下如何理解语言和运用语言。语用学研究的是语言选择背后的机制与动机以及这个机制和动机所具有的和企图获得的后果与影响。如果研究中明确涉及讲话者，或语言使用者，便是语用学的领域。

三、综合说

语用学研究由社会各种条件所决定的人类交际中的语言使用。具体来说，分为微观语用学和宏观语用学，微观语用学包括蕴含理论、语用原则、言语行为理论、会话分析等；宏观语用学包括元语用学、语用行为、文学语用学、跨文化语用学、社会语用学等。语用学指的是复杂的语言行为，语用学把语言现象与应用联系起来，以行为的形式对其从认知、社会、文化等方面进行的综合研究。语言的使用过程就是选择语言的过程。之所以能够在使用过程中进行选择，是因为语言具有可变性、协商性和适应性的性质。

综合以上的观点，我们可以把语用学看作是研究在一定语境中的语言的意义，典型的研究课题包括指示、预设、语境、言语行为等。

第六节   我国语用学研究状况

如果我们把1977年《语用学杂志》在荷兰的创刊时间看作语用学作为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的话，这个时间正好是我国开始改革开放的时间，语用学迅速传入国内，先是介绍，然后展开研究。

一、语用学的引进与传播

一门新的学科刚形成，第一步通常是引进和介绍，我国的学者对语用学反应迅速，在很短时间内把国际上最新的语用学研究的成果介绍给国内，下面是况新华、谢华（2002）和刘根辉（2005）对语用学引进情况的介绍。

况新华、谢华（2002）认为，最早向国内学者全面介绍语用学的是胡壮麟，他在《国外语言学》（1980年第3期）以“语用学”为题，从语用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各个语言学派对语用学的评论、语用学规则等四个方面介绍语用学。该文特点：一是最早明确语用学是一门新学科，二是涉及各流派较为周全。20世纪80年代陆续有钱兆明、倪波、黄宏煦、程雨民、刘保山、何兆熊、黄次栋、廖秋忠、花永年、金定元、陈平、刘润清、胡文仲、邓旭东、段开成、戚雨村、王宗炎等分别就语用学某一或几方面课题进行了评价，从不同侧面丰富了语用学的引进与介绍。90年代以钱冠连、杨自俭、顾曰国、张亚非、曲卫国、赵世开、徐盛桓、何自然、范文芳为代表，比较迅捷地将国外语用学的最新动态介绍给国内读者，并结合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对语用学的主要理论作了系统的评述。

最快捷的引进方式是翻译原著。何自然翻译了洛芙迪（Loveday）的论文《语用学与英语教学》，介绍前提的语用意义和间接言语行为。沈家煊翻译了埃尔伍德（Allwood）的《语用学概观》，涉及语用学的历史与定义、语用学论题和当前语用学的实际用途。随后王志翻译了沃尔泰拉（Volterra）和安迪努斯（Antinucci）合写的《儿童语言中的否定句：语用学的研究》，袁义翻译了坦嫩（Tannen）的《跨文化言语交际中的语用学》，赵斌翻译了费尔德曼（Feldman）的《“旧”语用学与“新”语用学：对一场革命的反思》，钱敏汝翻译了范·戴依克的《话语宏观结构论》，许国璋摘译了奥斯汀（Austin）的《论言有所为》，文章涉及指示、预设和会话结构等问题。

在语用学的引进与研究中，何自然的《语用学概论》（1988）、何兆熊的《语用学概要》（1989）成为外语界最具影响的教科书与参考书。

刘根辉（2005）认为，1979年，许国璋先生最早把国外语用学理论引进中国（许国璋，1979）。20多年来，国内语用学研究经历了从对语用学理论的引进，到结合汉语实际开展汉语语用学理论和应用的研究，不断取得新的成绩。对于已有研究成果，国内有许多文献可供参阅：钱冠连，何自然，沈家煊，文旭，何自然、吴亚欣，徐鹏、马涛，况新华、谢华等。这些综述客观、全面地反映了各阶段国内语用学的研究状况，从事研究的也多是外语界的专家学者，评介的内容涉及语用学早期研究的各主要论题，如指示语、预设、言语行为理论、会话含意与合作原则、礼貌原则等。据钱冠连统计，《外国语言研究论文索引（1949—1989）》中收录的语用学研究论文题目有95篇， 但这可能并未包括这一时期全部的研究成果。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语用学研究逐渐形成了热潮，外语界和汉语界都有大量研究成果问世。据我们估计， 这10年中在各种学术期刊和专题性研究论著中发表的语用学研究论文总数在250篇以上。这一时期的工作侧重于介绍关联理论、新格莱斯（Grice）会话含意、语言综观论和顺应论等新语用学理论， 同时也有学者对80年代语用学传统论题研究的新进展给予了足够的关注。进入21世纪虽然只有短短3—4 年的时间，但发表的语用学文章和出版的语用学论著却非常之多。值得关注的是语用学研究中的一些前沿课题，如形式语用学研究，开始引起国内学者的重视。

引进语用学理论的另一项重要工作， 是直接翻译国外语用学论著。20多年来，学者们翻译了大量国外语用学论著，发表了数量众多的专题性评介文章，为国内学者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

由于引进的西方语用学理论有的并不适合汉语实情，于是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 不断有学者对国外语用学理论进行修正和补充，并提出自己的理论观点。这方面的主要工作有：钱冠连对格莱斯合作原则所作的修正；顾曰国对言语行为理论、礼貌原则和“面子”概念所作的修正和补充；徐盛桓对古典格莱斯主义和新格莱斯会话含意理论的语用推导机制的修正和补充及对新的会话含意理论框架的构建，等等。这些研究丰富和发展了语用学理论，为建立汉语语用学理论奠定了基础。但正如沈家煊（1996）和钱冠连（2001）所指出，国内有关的理论研究基本上都是对西方语用学理论进行修正和补充，而缺少创新性研究成果。这应是日后研究努力改进的一个重要方面。

语用学理论在外语教学、对外汉语教学、翻译和修辞研究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并取得了丰富成果。在外语教学领域，首先是语用失误问题成为学者关注的热点，其后的研究涉及语用学各论题在外语教学中的具体运用问题，这对提高外语教学质量、推动外语教学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在对外汉语教学领域，语用学理论也起了一定的指导作用。屈承熹讨论了语用原则在汉语教学中的重要作用，常敬宇分析了语境构成的各种因素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要作用，毕继万、张德鑫讨论了对外汉语教学中语言与文化之间关系的问题，邓恩明（1996）通过许多实例论证了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必须充分考虑语用因素的观点。在汉外翻译研究中，翻译的语用等值问题， 以及“西译汉化” 和“汉译西化”等问题也都引起了热烈讨论，推动了翻译理论和应用研究的发展。

跨文化交际研究也是语用学理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应用领域，甚至被看成是语用学研究的一个分支。跨文化语用对比研究注重中外不同文化和语言之间的差异，王得杏（1990）、何自然（1993）都把语用研究置于文化差异研究的大背景之下，探讨了跨文化交际中的语用问题。

二、语用学开始走向汉语研究

经过一定时间的引进和探索，我国的学者开始进入对汉语进行语用研究的领域。

刘根辉（2005）认为，早期的汉语语用学研究是与修辞学密切相关的，语用学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在国内得到发展，是从20世纪80年代对西方语用学理论的引进开始的。而在此前后，国内学者对语境的研究已有相当的成就，这当是得益于传统修辞学研究的成果。1992年， 国内出版了第一部语境研究论文专集《语境研究论文集》。该文集收录了20世纪70—80年代中外学者（主要是国内学者）关于语境的研究论文（或专著节选）40余篇，深入探讨了语境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语境对语言的各种制约、语境在语言教学中的作用等一系列问题，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几十年来有关语境研究的概貌。汉语语用学研究成果也集中体现在各种语用学论著中。十几年来国内出版的语用学专著、教材、论文集等数量众多， 其中影响较大的两部专著，一是何自然1988 出版的《语用学概论》，二是何兆熊1989 年出版的《语用学概要》。二者分别于2002年（何自然、冉永平编著）和2000 年（书名为《新编语用学概要》）再版，吸收了国内外语用学研究的主要新成果， 前者还被推荐为教育部研究生教学用书。而作为汉语语用学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当是钱冠连1997出版的《汉语文化语用学》一书。这是我国第一部以汉语为语料、以汉语文化为背景的语用学专著，代表了汉语文化语用学研究的最高成就，并被推荐为教育部研究生教学用书， 于2002 年出版了修订本。关联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语用学理论，它在我国的研究和应用成果集中反映在何自然、冉永平主编的文集《语用与认知——关联理论研究》中，该文集同时也对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语用学理论体系进行了探索，这对推动我国语用、出版较早学研究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下面介绍两本研究语用学的文集，一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汉语运用的语用原则”课题组编写的《语用研究论集》（1994），另一本是束定芳主编的《中国语用学研究论文精选》（2001）。这两本文集，能从一个角度反映当时语用学的研究水平。

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成立了“汉语运用的语用原则”课题组，经过5年研究，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了课题组的研究成果《语用研究论集》（简称《论集》）。《论集》认为，对于语用学研究的出发点和目的、研究的范围以及研究的中心课题等至今仍有很不同的看法。一般说，可分为三种情况：（1）广义的语用学研究，从社会的、心理的角度，以至用功能主义的观点，从语言结构以外寻找解释某些语言现象的因素。这种研究方法跟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功能修辞学、交际心理学等的界线往往是交叉的；（2）比较狭义的语用学研究。这是欧美较多学者采用的方法，注重从哲学的或逻辑的角度研究语言运用的规则或原则。以莱文生（Levinson）的《语用学》为主要代表作，侧重研究指示、言语行为、会话含义、预设、蕴涵等问题；（3）狭义的语用学研究，主要研究言外之意跟语言结构的关系。

语用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它给我们的研究工作引入了许多过去被人们忽视的事实和因素，并努力对这些事实和因素作出恰当的解释。这就为语言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广阔的领域，使我们对语言的本质、对人类的言语活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本课题组侧重研究语言学家提出的语言结构和语言单元在实际语言运用中的一些制约条件和因素。课题组特别注意研究了语言结构和语言单元中有选择性的那些语言单位，即用于表达同一语义或所指的不同的语言结构或语言单元的使用条件。此外，课题组还从篇章语言学和话语分析的角度来探讨相关的语用因素，因而不可避免地跟篇章语言学和话语分析的有些方面是交叉的、重叠的。

《论集》共选收1989年以来本课题组成员围绕总的框架撰的论文16篇，已在海内外发表过的有11篇，其中5篇用外文发表在国外相关刊物上。这16篇论文基本上可分为四个方面的内容，（1）探讨了语用学的理论问题及其跟相关学科的关系；（2）论述了汉语里人称代词、反身代词和称呼的语用条件和制约因素；（3）分析了汉语某些语词的语用和语义特点；（4）考察了某些句子结构的话用或篇章结构特证、以及性别差异对语言运用的影响等。

《中国语用学研究论文精选》（简称《精选》）于2001年出版。编者束定芳（2001）认为，语用学这门学科的历史不长，在中国的历史则更短，从20世纪80年代初被介绍进入，至今才20年的时间，但它在我国的发展却十分迅速。想当初只有为数不多从海外归来的学子知道“语用”这个词语，而如今已经到了涉足语言学研究的每一个人个个言必称语用的地步。在高校外语学刊上出现的大量具有较高质量的论文充分反映出20年间这领域在我国的长足进展。

我国的语用学研究从引进开始。向国内同行介绍国外的研究成果，引进介绍只是第一步，引进后便要对国外学者的理论、观点进行评析，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和修正。这一部分工作常常是在把有关的理论和观点应用于汉语和汉文化以作检测后做的。有一些思路开阔、勇于创新的学者则在借鉴和继承的基础上大胆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模式。中国语用学研究的这条轨迹从这本论文集中可以看到。中国学者在过去20年所作的努力使我国的语用学研究跟上了世界语用学研究的步伐，虽说不上领先，但至少不算落伍。这20 年我们所做的工作为今后的继续深入发展无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束定芳（2001）认为，为了反映近20 年来我国语言学界在语用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我们从发表在国内语言类核心刊物上的有关语用学论文中遴选出反映我国语用学研究发展轨迹的语用学论文53 篇，分为“综述”“会话含义”“言语行为理论”“预设”“会话结构”“关联理论”“礼貌原则与礼貌现象”和“其他”等八个部分。

三、语用学研究继续走向深入

我们这里讲的“语言学研究走向深入”指的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有相对固定的语用学研究的学术组织，二是开始用语用学的视角审视传统学科。

（1）学术组织

学术组织是开展学术活动的机构，对组织、推动学术的发展能起到推动作用。我国随着语用学研究的深入，2003年12月成立了“中国逻辑学会语用学专业委员会”，该会接受中国逻辑学会、社团登记管理机关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独立运作。该会是由全国从事语用学研究的工作者和语用研究人员自愿组织起来的群众性学术团体，秘书处设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除了“中国逻辑学会语用学专业委员会”组织的各种学术活动外，其他各种机构也经常举办语用学研讨会，2019年9月将召开首届东亚语用学研讨会。这些研讨会极大地推动了国内语用学的研究。

（2）用语用学的视角重新审视传统学科

我国语用学的研究，沿着两条道路向前推进：一是用语用学的新的理论，如言语行为理论、会话含义理论、合作原则、关联理论等来探究汉语，如研究汉语的会话、研究翻译、研究篇章，还有学者把这些理论用于语言教学。这些研究的特点是视角新、有理论框架，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这些研究占据大多数研究成果；二是用语用学的基本原理来审视传统的学科，这类研究很有特点，下面介绍几位学者用语用学的视角来探索我国的传统语法研究和句法研究。

张伯江（2011）在讨论“语用和语法之间关系”时认为，对主谓结构、定中结构、述宾结构和述补结构有关的一些实例的分析，展示了汉语这几种主要句法结构形成的语用动因。世界上各种语言的句法结构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语用功能。但是，在有形态的语言中，形态制约是第一位的，语义和语用表达都受制于形态；汉语没有形态的束缚，汉语句法结构的形成和调整，都可以直接显示语用目的。朱德熙的句法主张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到现在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即便从《语法讲义》正式出版算起，也差不多有30年了。近年来，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傲人的拓展，研究范式也是百花齐放，大多还是以朱德熙的理论框架为出发点。我们在发展传统学说方面走的步子越大，就越是能感受到朱德熙观点的深刻意义和特殊价值。

吴义诚（2018）在一项“语法性与语用性”的研究中，强调在描写和分析语言现象时，一定要弄清一些语法功能是语言成分本身的固有属性，还是通过语用环境传达的。作者考察和梳理了有关理论文献和相关语料，以英语中语法化了的有定标记词the 构成的名词结构为参照，论证了“有定性”远非汉语方言量词的内在属性，所谓“量名短语、光杆量词或光杆名词的有定解读”，实质上都是一种依赖语境等外在因素的语用现象，而非体现量词或名词本身固有属性的语法现象。

《外语与外语教学》2018年有一个专栏，叫“语法—语用界面研究”，张绍杰担任栏目主持人。本专栏共发表五篇文章。薛兵、张绍杰的文章《默认语义学模式下的句法限制问题:诠释与批判》批驳了默认语义学的句法限制“压制观”，提出话语命题意义的识解不但受到句法限制，而且体现了句法作为建构意义的资源与语用的互动关系。向明友、杨国萍《语法化动因的语用规律阐释》从语法化进程的路径，依据语法化进程中涉及的主观化和礼貌两大诱因，分析和阐释了与其密切相联的言语配置的自主性规律和经济规律对语法化的支配作用，揭示了语用规律是促进语用法语法化的动因。张克定《语法与语用的互动关系——以指令性if条件构式为例》详细分析和阐述了指令性if条件构式体现的语法—语用互动关系，不但说明从语法—语用界面视角分析不同语法构式的可能性，而且提供了将认知语言学与语用学相结合的视角分析语法构式的案例。周永和吴义诚《“都”的程度加强功能:语法与语用的互动视角》对汉语里的“都”字句在句法、语义、语用三个层面进行了解析，以小见大，用事实说话，解释了句法、语义、语用三者的互动关系。张延飞《默认意义新解:语法—语用互动视角》从语法—语用互动视角阐述了默认意义的生成机制，提出默认意义的识解既遵循语法规约也依赖语用规约，从理论上探讨了语法与语用的分工及其在话语识解中的作用。

第七节 语用学对邻近学科的影响

语用学引进我国后，语用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和方法对邻近学科有启发作用，20世纪80年代我国对三个平面语言观的讨论，就把语用学中的一些概念和分析法面纳入到我国传统的语法研究之中。

一、三个平面语言观的源起

汉语语法学中三个平面的语言观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语法的三个平面指语法的句法平面、语义平面和语用平面。持“三个平面”语言观的学者认为，这一语言观拓宽了语法研究的视野，深化了人们对语法问题的认识，使得语法研究更具解释力。

在汉语的语法分析中，明确区分句法、语义、语用，最早见于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1981: 337）：具有选择关系的两个实词，依照一定的次序排列在一起，常常能表达某种句法关系。在这里，必须区别三种不同的语序：语义的、语用的、语法的。“你看我”和“我看你”的含义不同，是由于在“Ａ看Ｂ”的格式中代入了不同的词，句法关系并没有改变。这里的语序改变是语义上的。“你哥哥来了吗？”和“来了吗，你哥哥？”两个句子有不同的色彩，后者是因为说话的人的情绪比较紧张，行为的本身最先浮现在意识里，所以先说出来。这种语序的差别是语用上的，是为了在交际过程中适应具体环境的需要而产生的。“客来了”和“来客了”、“雨下了”和“下雨了”的差别，才属于语法上的。这里由“名动”（主谓关系）变成“动名”（动宾关系）。这一论述可以看作三个平面语法观的萌芽。从这个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语法、语义、语用的区分既是一个方法问题，同时又是语言本体的问题。最初这种语法、语义、语用的区分还欠精确，并且是仅就语序而言的。

1982年，胡裕树和张斌在《中国语文》第3期上发表《句子分析漫谈》。这篇论文标志着三个平面语法观的初步形成。不仅再次指出语序“有的属于语义，有的属于句法，有的属于语用”，而且将分析扩展到虚词，指出虚词在句法、语义、语用上的分别。

二、三个平面的具体内容

语法研究中的句法平面，是指对句子进行句法分析。句中词语与词语（即符号与符号）之间有一定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属于句法的。词语与词语按照一定的方式组合起来，构成一定的句法结构，对句法结构进行分析，就是句法分析。对句子进行句法分析，主要从两方面进行。一方面，对句法结构内部的词语与词语之间的关系进行成分分析，也就是着眼于句子成分的确定和结构方式的判别。传统语法学进行语法分析时，总要把句子分为若干成分，如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等等，这些都是句法分析的术语。传统语法学分析一个句子，就是要分析句子里各类实词（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代词、副词等）充当什么句子成分。比如“张三批评了李四”，就得分析成主谓句，其中“张三”是主语，“批评了李四”是谓语，“批评”是谓语动词，“李四”是宾语。假如说成“李四被张三批评了”，也得分析成主谓句，但这句里“李四”是主语，“被张三批评了”是谓语，“被张三”是介词短语作状语，“张三”是介词“被”的宾语，“批评”是谓语动词。这样的成分分析，讲什么词充当什么句子成分，都是着眼于句子结构分析出来的。

语法研究中的语义平面，是指对句子进行语义分析。句中词语与客规事物（符号与内容）之间也有一定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属于语义的。人们分析一个句子，通过句法分析，可以找出句子中词语在句法结构中分别充当什么句子成分，可以了解句子的层次构造，也可以得出句子的句型等等。但析句并不到此为止。如果不根据句法分析的结果，进一步了解句子中的语义关系，即通过句法平面深入到语义平面对句子进行语义分析，那末，还不能算完成了析句的任务。比如仍以“张三批评了李四”和“李四被张三批评了”为例，这两句意思差不多，为什么一句主语是“张三”，另一句主语是“李四”呢？这是因为一个句子不仅在表层有着句法关系，而且在深层有着语义关系。上边两个句子里名词“张三”和“李四”，跟谓语动词“批评”之间有一定的语义联系“张三”是施事（动作行为发出者），“李四”是受事（动作行为接受者）。正因为这两句名词与动词之间的施受关系没变，尽管它们在句法上有了若干变化，但两句的基本意思也就不会变。相反，如果说成“张三批评了李四”和“李四批评了张三”，虽然一句也是“张三”作主语，另一句也是“李四”作主语，但意思却完全不同，这是因为这两句语义结构不同：前句“张三”是施事，“李四”是受事；后句“李四”是施事，“张三”是受事。可见，句子的意思是由句中词语间的语义关系决定的。要了解一个句子的意思，单靠句法分析还不够，还要弄清句子内部各词语间的语义关系，即要进行语义分析。

语法研究中的语用平面，是指对句子进行语用分析。句中词语与使用者（符号与人）之间也有一定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属于语用的。研究语用，也就是研究人怎样运用词语组成句子相互间进行交际。语法分析中讲词类、讲句子成分、讲句型、讲施事受事工具等等，都还只是停留在对语法进行静态的分析或描写。而语用偏重于讲表达的，所以是一种动态的分析。比如有这样两个句子：（１）我读过《红楼梦》，（２）《红楼梦》我读过了。对于例（１），按照句法分析，可分析为主谓句中的动宾谓语句，即“我”是主语，“读过《红楼梦》”是谓语，“《红楼梦》”是宾语；按照语义分析，“我”是“读”的施事，“《红楼梦》”是“读”的受事。对于例（２），按照句法分析，现行的一般语法书分析为主谓句中的主谓谓语句，即认为“《红楼梦》”是大主语，“我读过”是谓语，“读”是谓语动词；按照语义分析，却与例（１）相同，即“我”是施事，“《红楼梦》”是受事。那末为什么同样的语义结构却用不同的句法结构呢？或者说同样的意思要用不同的形式表达呢？如果不研究语用，就无法说明这个问题。从语用上分析，一个句子通常有主题（或“话题”）和评论两部分。例（１）中“我”是主题，“读过《红楼梦》”是评论；例（２）中“《红楼梦》”是主题，“我读过”是评论。作为主题，它是表示和强调旧信息的。例（１）的主题，目的是强调旧信息“我”；例（２）的主题，目的是强调旧信息“《红楼梦》”。虽然两句都是主谓句，用的是同一些词语，语义结构也相同；但是，从表达上看，是不等价的。由此可见，语法分析如果单讲句法分析和语义分析，也还是不完善的，也还没有完成析句的任务；只有在句法分析、语义分析的同时，同步地进行语用分析，才算最后地达到了语法分析的目的。

三、三个平面语言观的意义

三个平面的学说是汉语语法研究的发展，是国外语言学理论影响和国内汉语语法研究自身发展综合作用的一个必然结果。

三个平面的学说不是单一的语法形式分析，也不是单一语义关系分析，也不是单一的语用意义分析，而是同时将三者结合起来，注重句法形式、语义关系、语用意义的区别与联系，因而汉语语法研究的视野拓宽了。

三个平面既是语法的本体观，也是语法分析的方法论。句法、语义、语用是语法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语法分析必须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角度进行分析，才有可能更充分地观察、描写和解释语言事实。

四、讨论

1991年，施关淦在《中国语文》中刊出“关于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一文，提出了三个问题：（１）三个平面中的“句法”跟“语义”的关系。“句法”中有没有语义？如有，这个语义跟三个平面之一的“语义”之间是个什么关系呢？如没有，又有没有没有语义的句法呢？（２）跟句法有关的语义和语用的因素究竟有哪些？这还有待进一步调查研究。（３）句法成分、语义成分、语用成分，这三种成分之间，看来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究竟应该是怎么样的，好像还有待进一步说明。

1992年，范晓、胡裕树在《中国语文》以“有关语法研究三个平面的几个问题”作答。论文对第一个问题的答复还可进一步讨论；就第二个问题做了明确答复；第三个问题，尤其是如何区分主语和话题等，迄今意见尚不统一。

第八节 小结

从上面对语用学几个方面的介绍，我们看出我国语用学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１）我国的语用学研究几乎跟国际语用学研究同步。国际语用 学开始兴起的时候，正逢我国开始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快 速发展和宽松的学术环境，给语用学研究提供了极好的研究条件： 我国学者有更多的机会跟国外一流语用学研究学者进行交流；能买 到更多的原版语用学学术书籍，翻译的经典专著不断出现；语用学 学术会议不断召开。这些都推动了语言学研究的发展。 

（２）由于汉语没有丰富的形态，在某些方面涉及理解时，语用 学能得到更好的解释。语用学之所以在国内能很快得到大家的接受 并投入很大的精力进行研究，跟语用学对汉语有很强的解释力有关。 

（３）语用学的研究目前正走继续向前推进，一是继续用语用学 的言语行为理论、会话含义理论、合作原则、关联理论等来探究汉 语的方方面面。二是从语用的视角对传统的学科如语法和句法中的 某些问题进行讨论，提出新的解释。 

（４）语用学对相关学科有较大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的三个平 面语言观的讨论，试图将语用学的某些经典思想纳入到我国传统的 语法研究之中，使得我的语法研究更具解释力。

主要参考文献

陈平：《话语的结构与意义及话语分析的应用》，《当代修辞学》2017年第2期。

陈平：《汉语的形式、意义与功能》，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

陈平：《现代语言学研究：理论方法与事实》，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

陈平：《引进结合创新——现代语言学理论与中国语言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

陈平：《语言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

陈青松：《马氏文通》的语篇思想，《古汉语研究》2002年第1期。

陈望道：《作文法讲义》，《陈望道学术著作五种》，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范晓：《三个平面的语法观》，北京语言文化大学1998年版。

姜望琪：《篇章结构刍议》，《当代修辞学》年2012第4期。

况新华，谢华：《国内语用学研究概况》，《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年第6期。

廖秋忠：《廖秋忠文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刘根辉：《从语用学发展历程看中国语用学研究的发展方向》，《外语学刊》2005年第1期。

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吕叔湘全集（第2卷）》，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吕叔湘全集（第1卷）》，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束定芳：《中国语用学研究论文精选》，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王晓军：《〈文心雕龙〉的篇章语用思想》，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外国语大学，2012年。

王志平：《〈马氏文通〉与汉语文章学》，《〈马氏文通〉与中国》，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版。

吴义诚：《语法性与语用性：汉语名词短语作有定解读的实质》，《当代语言学》2018年第4期。

张伯江：《汉语的句法结构和语用结构》，《汉语学习》2011年第2期。

张志公：《汉语辞章学与汉语语法》， 《汉语辞章学论集》，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张志公：《谈“辞章学”》，《汉语辞章学论集》，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曾祥芹（主编）：《文章学与语文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汉语运用的语用原则”课题组编：《语用研究论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 

（作者徐赳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