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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是我国历史上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社会经济形态急剧变化。不了解这一时期的变化，无法了解以后中国的封建社会及其发展特点。 所谓奴隶制，在生产关系方面就是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和主要生产者--奴隶。奴隶是主人的财产或物件。奴隶主可以任意买卖、杀死奴隶。在生产力方面，根据现在的研究成果，一般来说，东方各国在前铁器时代已进入奴隶社会，希腊、罗马则是在铁器出现和使用后才发展为奴隶社会的。中国奴隶社会与希腊、罗马比较，有其自身特点：如在生产力方面，中国的奴隶社会基本上与铜器时代相适应，这与希腊、罗马是在铁器时代进入奴隶社会迥然不同；中国奴隶社会自然经济、产品经济占据着统治、支配地位，而希腊、罗马奴隶社会则有古代世界最发达的商品经济和商品生产；中国奴隶社会中；宗法血缘关系居于支配地位，而希腊、罗马的奴隶社会在这方面却相对较弱。在生产关系方面，中国奴隶社会的主要特点是：主要生产资料--土地和直接生产者--奴隶归奴隶主阶级的国家所有；而希腊、罗马奴隶主私人占有土地和奴隶的制度却比较发达。 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春秋中期后，铁器逐渐普遍使用。当时中国的冶铁技术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公元前7世纪中叶至公元前6世纪，中国使用了铸铁，比欧洲使用铸铁早了约19个世纪。战国中期以后，中国使用了生铁柔化技术，比欧洲早了20个世纪。战国后期还出现铸造铁器使用的铁范，比使用陶范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冶铁技术的进步，为铁器的普遍使用创造了条件。在这个基础上，农业生产发生了飞跃，这表现在犁耕出现、施肥进步、灌溉和大规模水利工程的兴修、荒地的垦辟诸方面。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社会分工、城乡分工、商品流通进一步扩大，货币经济发展，同时出现了以工商业发达而闻名的城市。沟通全国交通的网络的出现，又使各地的土特产品和统治阶级所需的奢侈品得以在全国流通。 与上述状况相适应，生产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是奴隶主阶级控制、支配全国的土地、劳力进行分封的土地国有制遭到了破坏。 这种土地国有制的主干是井田制，井田是因把田地划为井字形方块田而得名。井田制下，国有土地划分为归各级奴隶主占有的公田和归奴隶使用的私田（份地）。在公田上，奴隶主直接榨取奴隶的剩余劳动。私田（份地）的收获归劳动者。由于受村社土地公有的影响，份地要定期轮换耕种。因此，井田制被破坏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各级奴隶主在公田上直接榨取奴隶剩余劳动的制度遭到破坏；另一方面是劳动者定期轮换耕种份地的制度遭到破坏。随着井田制被破坏，出现了按亩征收实物税（租）的制度，这标志着剥削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上述变化之后，虽然国家对全国土地仍有最高所有权，但程度不同的土地私有制逐渐产生、发展，由此又出现了地主、农民。随着农民的分化又产生了佃农、雇工、奴婢。其次，工商业方面的经济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工贾食官"的格局被打破，出现了民营的广大小工商业者和大工商业者。而这些工商业者中的一部分人又投资土地，成为地主阶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上述这些变化，导致了奴隶社会经济形态的崩溃和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确立。 如果把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的中国与西欧加以比较，中国明显具有下述特点：这时期中国生产力迅速发展，水平提高；西欧生产力没有什么发展。中国商品经济、商品生产向前发展；西欧商品经济、商品生产衰落，自然经济增强。中国农村公社土地公有的习俗遭到了破坏，而欧洲农村公社土地公有的残余则长期残留在封建社会之中。 春秋战国时期的巨大变化，为秦统一后中国长期居于世界的前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这个时期的变化是不应被忽视的。 （一）冶铁技术的进步与铁器的使用 铁的使用在人类历史上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铁是在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的各种原料中最重要的一种原料，比木、石、骨、蚌、青铜都要坚硬，能够冶炼成钢，原料多且易于取得，能够大量制造铁制农具，使大规模水利工程的兴建和用畜力耕田等等成为可能。铁还为手工业工人提供了坚固和锐利的各种工具，极大地促进了手工业和建筑业的发展。 铁的使用使人类社会分工扩大，新行业、新产业出现，使人类社会发生了大变革。然而，人们用铁器代替使用石器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由于最初的铁往往比青铜还软，所以石器是逐渐地、慢慢地消失的。欧洲不仅在8世纪德意志叙事诗《希尔德布兰德之歌》中，而且在1066年法国诺曼底公爵威廉的军队侵入英国的海斯丁斯会战中都还使用石斧。 在中国历史上，从铁器出现到普遍使用，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1。春秋时铸铁的出现与铁器的使用 人类历史上最早发现和使用的铁是陨铁，陨铁是天上掉下的陨石（铁、铬、镍的混合物），经锻打而制成的。中国在殷代和西周初年，处于使用陨铁的阶段。人类使用铁的第二个阶段是用"块炼法"炼铁。就是把铁矿石放在炉中加热，温度达摄氏800-1000度时，用木炭还原得到铁，铁在出炉时呈海绵状的固体块，含大量杂质。所以，这些铁块需经反复锻打才能制作铁器。用这种方法得到的铁数量少、质量差。中国最迟在西周晚期，已使用这种方法炼铁。《诗经·秦风·驷铁》载"驷驖孔阜"一语，注家解释说马色如铁故名驖，驖与铁的繁体字"-"同。"驷驖孔阜"即四匹铁颜色的肥大的马。用铁的颜色来形容别的东西，说明铁已成为常见的物品。另外，考古工作还在河南三门峡虢国贵族墓中出土了西周晚期的铜柄铁剑。人类使用铁的第三个阶段是用"生铁冶铸法"冶炼铸铁（生铁）。这种方法是把铁矿石放在炉内熔炼，温度达摄氏1150-1300度时，铁矿石熔化成液体，可浇铸成器物。用这种方法炼出的铁数量多、杂质少，质量较好。中国春秋时期已经出现和使用了铸铁。 据文献记载，中国在春秋中、后期即公元前7至6世纪已出现和使用了铸铁。《国语·齐语》载管仲向齐桓公提出以甲兵赎罪的建议时说："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鉏、夷、斤、-，试诸壤土。" 《管子·小匡》载管仲说："美金以铸戈、剑、矛、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斤、斧、鉏、夷、锯、-，试诸木土。"郭沫若认为："美金是指青铜，恶金是指铁，也是毫无疑问的。铁在未能锻成钢之前，品质赶不上青铜，故有美恶之分。"这说明，齐桓公时期，"美金"--青铜被用于铸造剑、戟等兵器；"恶金"--铁则被用于铸造生产工具。 鉏，即锄；夷，锄类工具，用于除草平地；斤，称镢，是掘土农具；锯，是锯木工具；-，是斧类斫木工具。这些用铁铸造的器物均属农具和手工业工具。到春秋晚期，已能铸造大型刑鼎。《左传》昭公29年（公元前513年）载："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能把有不少法律条文的刑书铸在铁鼎上，说明当时已能铸造有铭文的大型铁器，铸造铁器的技术已较高。考古发现了春秋晚期铸造的铁鼎。如：1976年4月湖南长沙杨家山65号墓出土了春秋晚期的铁鼎，1977年7月长沙窑岭15号墓又出土春秋战国之际的铁鼎。经金相学鉴定，上述两个铁鼎均系铸造。 上述事实已经说明，齐桓公时（公元前685-前643年）已经出现了铸铁，在公元前513年中国已能铸造铸有法律条文的大型刑鼎。欧洲是在13至14世纪才使用铸铁的，晚于中国19个世纪。 中国在春秋中、后期所以能出现铸铁，是因为冶铁鼓风设备有了进步。中国古代的冶铁炉很早就有鼓风设备。据杨宽先生研究，鼓风器是一个特制的大皮囊，大皮囊两端紧括，中间鼓起好似驼峰，旁边有个洞口接着竹管或泥管（考古已发现了这种泥管）通到炼炉旁可以通风。大皮囊上有个陶制把手，用手拿把手鼓动，即可把空气中的氧压送到炉中，以促木炭燃烧，提高炉温。鼓风的大皮囊因形似一种盛物的"橐"，所以也叫橐。橐上吹出空气的竹管因和管乐器上吹的竹管相似，故称籥。 这种鼓风器称为"橐籥"。"橐"上鼓风的把手叫"-"。《墨子·备穴篇》说"灶用四橐"，可见，当时冶铁炉用的鼓风器可多至4个，甚而更多。用的鼓风器越多，风力也越大，有助于提高冶铁炉温度，还可使冶铁炉的容量增大，熔化冶炼铸造的铁器也就增多。由于鼓风设备有了进步，中国在公元前7至6世纪发明了冶铸生铁的技术，使中国在春秋中叶后就较普遍地使用了铸铁。欧洲由于迟迟解决不了鼓风问题，铸铁的发明和使用就大大落后于中国。 鼓风设备的进步，能生产大量铸铁铸造器物，促进了铁器的普遍使用。考古已发现了春秋时期的铁农器和铁兵器。1956年考古工作者在山西侯马市北西庄春秋遗址中出土铁残犁铧13件，"说明早在春秋时期铁已被应用于生产工具方面"。1977年又在陕西凤翔秦都雍城秦贵族墓葬发现了春秋早期的铁镈。这些考古发现的实物也说明春秋时期铁器已用做生产工具。铁兵器也出现了，甘肃灵台县景家坪春秋时的墓葬中出土了一把铜柄铁剑。 春秋时期，冶铁技术上的另一大进步就是出现了钢。《越绝书》卷11《越绝外传·记宝剑》载："欧冶子、干将凿茨山，泄其溪，取铁英，作为铁剑三枚：一曰龙渊、二曰泰阿、三曰工布。奏之楚王。"《吴越春秋》卷4《阖闾内传》载："阖闾请干将铸作名剑二枚。干将者，吴人也，与欧冶子同师，俱能为剑。莫邪，干将之妻也。干将作剑，采五山之铁精，六合之金英，而金铁之精，不销沦流，于是干将不知其由。于是干将妻乃断发剪爪，投于炉中，使童男童女300人，鼓橐装炭，金铁乃濡，遂以成剑，阳曰干将，阴曰莫邪。"这两个故事记载的是春秋末年的事情，而且带有神话色彩，但所反映的冶铁技术的状况却值得重视。从使童男童女300人鼓橐装炭来看，使用的炼炉是相当高大的，并有好的鼓风设备。铸出的宝剑质量也是很好的，《战国策·赵策》载赵奢的话说："吴干之剑，肉试则断牛马，金试则截盘匜。"这种剑锋利异常，说明当时有的工匠已初步掌握了炼钢和热处理技术。1976年在长沙杨家山65号墓出土了春秋晚期的一把钢剑，经取样分析，金相组织为含0.5左右的中碳钢。这把钢剑的出土为《越绝书》、《吴越春秋》记载的铸宝剑的故事提供了证据，说明春秋晚期确实出现了钢。 2。战国时铁的普遍使用与冶铸技术 战国，尤其是战国中期以后，铁器已成为农业、手工业中的主要生产工具。战国晚期，铁兵器已成为重要作战武器，钢也日益广泛使用。 从战国开始，中国已进入了铁器时代。 战国时铁矿的开发已在广阔范围内进行。《山海经·五藏山经·中山经》载："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十。"《管子·地数篇》的记载与此完全相同。《五藏山经》中具体指出产铁的山有36处，地点分布于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等省。这几省在战国时代是秦、赵、韩、楚、魏等国的地盘。战国时已积累了一套开矿的经验。《管子·地数篇》载："上有丹沙者下有黄金；上有磁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铅、锡、赤铜；上有赭者下有铁。""赭"是一种赤铁矿性质的碎块和细粒，是和赤铁矿共生的。 铁器的使用已很普遍，有的学者据1927年至1980年171篇考古发掘的报道、简报、报告指出，发现战国时期的冶铁遗址、出土铁器的有辽宁、吉林、内蒙、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宁夏、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四川、云南、广东、广西、新疆等21个省（自治区）的100个县（市），约192个以上的地点。冶铁遗址的发现和出土铁器不仅遍及韩、赵、魏、齐、楚、燕、秦七国统治区，而且在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也有铁器出土，说明边疆兄弟民族也使用了铁器。出土铁器的种类已超出《管子》中《少匡》、《海王》、《轻重乙》等篇所述的范围和种类。出土的农具有：镰、臿、锄、铲、耙、犁等；出土的手工业工具有：斧、锛、凿、钻、锤、削、锥、针及铁范等；出土的兵器有剑、戟、矛、匕首、刀、杖、镞、弩机、鐏、胄等；其他用具有：鼎、釜、盘、权、颈锁、脚镣、车具、带钩、环、管、钉，等等。这些用具涉及到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 战国铁器已逐渐普遍使用。《管子·海王》载管仲的话说："今铁官之数曰：一女必有一钺、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若其事立。行服连轺辇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若其事立。不尔而成事者，天下无有。"《管子·轻重乙》载齐桓公的话说："衡谓寡人曰：一农之事必有一耜、一铫、一镰、一、一椎、一铚，然后成为农。一车必有一斤、一锯、一釭、一钻、一凿、一銶、一轲，然后成为车。一女必有一刀、一椎、一箴、一鉥，然后成为女。请以令断山木，鼓山铁，是以毋籍而用足。"只要把这两段记载的前后文联系起来，就不难看出，农具和手工业工具是用铁制造的。《海王》、《轻重乙》等篇均被认为是战国时期的著作，所以上述引文反映了当时农业、手工业生产工具普遍使用铁器的情况。考古中发现的大量铁农具和手工业工具也有助于说明此种情况。1950年、1951年、1952年于河南辉县固围村战国墓葬中出土的"铁器有犁4、镢4、锄36、铲10、镰1、斧12、凿1、削5、刀类9、钉1、铁带钩1、匕首1、其他铁器8。此外，还有铁铤铜镞86，共179件"。1955年石家庄市庄村赵国遗址发现的铁农具，占这个遗址出土全部铁、石、骨、蚌质工具的65％。 1964-1975年间于河南新郑县郑、韩故城东城内西南部（仓城村南）发现战国铸铁作坊，面积达四万平米。出土残炉一座、烘范窑一座和一批陶范及铁器。陶范能看出器形的有镢、锄、镰、铲、锛、凿、削、刀、剑、戟、箭杆和带钩10余种，以镢、锄范数量最多。出土铁器以镢、锄的数量最多，此外还有铲、锛、刀、削、凿、镰、锥等。1977年于河南登封县告城镇古阳城遗址发现战国时冶铁遗址，出土大量陶范，其中能看出器形的有镢、锄、镰、斧、刀、削、戈、箭杆、环等。还出土了残铁锄、残铁镢等铁器。1964年于河北易县燕下都22号遗址出土铁器65件，其中有50件是生产工具，计有刀12件、刮刀2件、凿1件、镢6件、锤1件、锥17件、斧7件、锄1件、镰2件、铲1件。1953年于河北兴隆县寿王坟战国冶铁遗址中出土铁范87件，其中锄范3、镰范2、镢范47、斧范30、凿范2、车具范2，绝大多数均为生产工具用范。1957年于抚顺市莲花堡燕国遗址中出土铁器近80件，均为生产工具，其中镢60多件、锄2件、镰2件等。1974年于广西平乐县银山岭战国墓出土的181件铁器中，170余件为生产工具，其中有锄89、斧10、锛6、凿6、刮刀59、削9。这些考古发掘出的材料，充分说明战国时铁器在农业、手工业中普遍使用，已经取代了石器、木器、蚌器，成为主要的生产工具。所以，战国已经进入了铁器时代。 由于冶铁技术的发展，铁的质量提高，春秋晚期铁已经开始被用做兵器。到了战国，战争频繁、规模扩大，铁兵器也日益普遍使用。战国晚期铁兵器已成为大量使用的重要兵器。文献记载的战国时的铁兵器有"铁剑"、"铁椎"、"铁釶（矛）"、"铁甲"、"铁杖"、"铁钩钜"、"铁殳"、"铁铦"等。宛（今河南南阳），战国先后为韩、楚占有，这里冶铁业发达，以出产铁兵器而闻名。《商君书·弱民》载："楚国之民，宛钜（钢）铁釶（矛），利若蜂虿（蝎类毒虫）。" 《荀子·议兵》载："楚人宛钜铁釶，惨如蜂虿。"楚国以产钢铁制作的矛而闻名，引起别国的恐惧不安。如秦昭王曾说："吾闻楚之铁剑利而倡优拙，夫铁剑利则士勇，倡优拙则思虑远。夫以远思虑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图秦也。"韩国也以出产铁兵器而闻名，《战国策·韩策一》说："韩卒之剑戟，皆出于冥山、棠谿、墨阳。"《史记·苏秦列传》载："韩卒之剑戟，皆出于冥山、棠谿、墨阳、合伯、邓师、宛冯、龙渊、太阿，皆陆断牛马，水截鹄雁，当敌则斩坚甲铁幕，革抉（射箭时用的皮制臂套）-芮（楯），无不毕具。"从苏秦的话中，可知战国时韩国是个重要的钢铁工业区，并有一些地区以制兵器而闻名，如棠谿、墨阳、宛、邓、龙渊、太阿。这些地区所铸造的剑戟能"陆断牛马，水截鹄雁"，能"斩坚甲铁幕"，说明已能把生铁锻造成钢，而且炼钢的技术水平已达一定高度，并能较普遍地使用。《淮南子·修务》以"墨阳、莫邪"并称。由于楚、韩两国以产钢、铁兵器闻名，所以有"强楚劲韩"之称。从考古发掘来看也是铁兵器日渐增多。如1964年至1965年于河南新郑县郑、韩故城东城内西南部（仓城村南）发现战国铸铁作坊，从发现的陶范器形看有刀、剑、戟、箭杆等兵器器形。1952-1956年于湖南长沙东南郊月亮山等战国晚朗楚墓中出土铁器有剑7、戟1。在湖南"衡阳市公行山18座墓出土铁器20件，其中有剑7件，矛4件，戟1件"。1965年在河北易县燕下都44号墓中出土的铁器79件中有胄1、剑15、矛19、戟12、鐏（戈柄下端圆锥形金属套）11、刀1、匕首4，这几样兵器共63件。此外，还出上铁廓底生铜弩机1件，铁铤铜镞19件。这些考古出土的材料都说明，战国时期铁器已较普遍地用作兵器。然而，这时铁兵器还不能代替和完全代替青铜兵器。所以，战国晚期考古出土的铜兵器数量仍然颇大，尤其是贵族墓葬出土铜兵器较多。所以，有的学者认为："战国晚期时的青铜兵器多为贵族侍卫使用，带有仪仗性质。贵族死后，多以其侍卫所用青铜兵器附葬。至于士兵作战实际使用的大量为铁兵器。"由于铁兵器日益普遍使用，统治者就把青铜兵器改铸他用。如公元前235年楚幽王熊悍就把在战争中缴获的青铜兵器改铸为鼎、盘之类的器物。秦王政26年统一六国后，又"收天下兵"，铸为金人十二。大量铜兵器被销毁，遂使铁兵器在兵器中占据了主要地位。 战国时期是我国冶铁技术大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冶铁技术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生铁柔化技术的推广、铁范的使用、钢制品及其热处理淬火工艺的广泛应用等方面。 生铁柔化技术是战国时我国冶铁技术史上的又一大突破。这种技术是把生铁铸件经过热处理或将铸件加热后反复锻打，使其内部含碳量和内部组织结构发生变化。经柔化处理的铸件，提高了韧性，减少了脆性，扩大了铸铁的使用范围，提高了铸铁的质量。考古发掘实物说明生铁柔化技术早在春秋战国之交就出现了。洛阳博物馆于洛阳市水泥制品厂古遗址中出土的铁锛，经鉴定是公元前5世纪的铸铁件，经柔化处理，铁锛表面产生了一毫米左右的珠光体层，使易脆的铸件具有一定韧性，改善了工具性能。战国中、晚期的铁器遗物中，经柔化处理的更多。1951年河南固围村出土的铁带钩、1957年湖南长沙出土的铁铲、1965年河北易县燕下都44号墓出土的铁镢等，都是经过柔化处理的展性铸铁。在欧洲，经柔化处理的展性铸铁是18世纪出现的，比中国晚20个世纪多。 战国时铸造铁器使用的范也出现了先进技术。铸造铁器最初使用陶范，陶范只能使用一次，反复制作陶范费工费时，使生产效率受到限制。1953年，在河北兴隆古洞沟战国晚期燕国遗址中发现了40副87件铁范，有钁范、锄范、镰范、斧范、凿范、车具范等。其中"有比较复杂的复合范和双型腔。范的外型的设计，保证了铸造时各部份温度均匀。同时还采用了防止铸件变形的加强结构，"等等。这种范能连续使用，铸成的器物质量好，不必再作太多加工，可提高劳动效率和降低成本。欧洲一些国家16世纪开始用金属范，比我国晚约19世纪。 战国时，炼钢技术和热处理技术也得到了较大发展和应用。这时的钢是用铁块加热反复锤打渗碳而制成的，称为"百炼钢"。考古发现的战国时的钢制品屡见不鲜。如江西新干县袁家村战国粮仓遗址出土两把铁斧，据上海冶金研究所测定，刃部有钢。西安半坡村第98号秦墓出土的一件铁凿，经检验，是用含碳量较高的钢，经多次加热锻打而制成的。河北易县燕下都44号墓出土的5种51件铁兵器中，选送6件给北京钢铁学院作金相考察，发现其中5件是钢制的。这说明战国后期的主要兵器中，已较普遍地使用钢制品。 春秋战国时期，生铁冶铸技术、生铁柔化技术、制钢技术的出现和冶铁业的兴起，使铁制生产工具逐渐普遍地使用于农业、手工业方面，促成了农业、手工业和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这种状况正反映了科技进步对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 （二）水利工程的兴修与农田灌溉的进步 1。水利工程的兴修 中国在春秋以前没有大型水利工程。春秋时期由于铁器的逐渐普遍使用，人们征服自然能力的提高，从春秋末开始出现了大型水利工程，至战国出现了兴建大型水利工程的高潮。著名的大型水利工程有： （1）芍陂的兴建 芍陂在今安徽寿县，是蓄水塘，相传是春秋楚庄王时（公元前613-前591年）孙叔敖修建的。《淮南子·人间训》载"孙叔敖决期思之水，而灌云娄之野。"这是我国文献上记载的最早的一项较大的水利工程。 （2）邗沟的开凿 邗沟是吴王夫差开凿的。《左传》哀公9年（公元前486年）载："秋，吴城邗，沟通江淮。"这一工程，"于邗（在今江苏扬州市境）筑城穿沟"，东北通江苏淮安县境的射阳湖，西北入淮河。这是一条沟通长江与淮河的运河。为称霸中原2年后（公元前484年），吴王夫差又把这一条运河向北修，接通了沂水和济水。《国语·吴语》载："吴王夫差起师北征，阙（穿）为深沟，通于商（宋）、鲁之间，北属于沂，西属之济，以会晋公午于黄池。"吴王夫差开凿这条运河的目的是为了北上争霸，运送军队与军粮，但后来却使运河两岸收到了灌溉之利。 （3）鸿沟的开通 战国时魏国在魏惠王十年（公元前361年），于魏国境内天然湖泊圃田（今河南中牟县境内）与黄河之间，开凿了一条渠道，引黄河水入圃田泽。又修"大沟（水渠），而引圃水"。魏惠王三十一年（公元前340年）又从圃田开了一条渠道，引圃田水通淮河。这样便修成鸿沟。鸿沟就是后来汉代的蒗荡渠（汴河前身）。鸿沟的凿通，在当时有灌溉之利。邗沟沟通了江淮，鸿沟又沟通了黄河与淮河，这便把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联系了起来。所以，鸿沟的修成对中国后来经济、文化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4）引漳水溉邺 魏引漳水溉邺的工程，一说是魏襄王时史起首创其事，一般则认为魏文侯时西门豹首创其事，魏文侯曾孙魏襄王时史起又继其后完成。魏文侯时，任用李悝为相，实行"尽地力之教"，西门豹为邺令，发展凿12渠，引漳河水溉邺，民得其利。《史记·河渠书》说："西门豹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魏襄王时（公元前318-前296年），史起为邺令，又重修西门豹开凿的12渠，人民深受其利，所以歌曰："邺有贤令兮为史公，决漳水兮灌邺旁，终古斥卤兮生稻粱。" （5）黄河堤防的修筑 战国时期在大河两岸修筑堤防，以防洪水泛滥，日益普遍。当时修筑堤防已积累了许多经验。魏国魏惠王时的大臣白圭，不仅是个大商人，也是位善筑堤防的专家。据说，他主持修筑堤防，能"塞其（蝼蚁）穴"。《韩非子·喻老篇》说："千丈之隄，以蝼蚁之穴溃。"战国时，最著名的堤防是齐和赵、魏在黄河两岸修建的堤防。由于当时齐与赵魏两国以黄河为界，齐国地势低下，黄河泛滥时齐遭灾严重，所以齐国首先在离开黄河25里的地方修了一条堤防，自此"河水东抵齐隄，则西迄赵魏"，使泛滥的河水冲向赵魏两国。于是赵魏两国也在离河25里的地方修了一条长堤防，从此河水在两岸堤防间来回流来流去。这两道堤防的建筑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黄河泛滥为灾。 （6）都江堰水利工程 都江堰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水利工程。这项工程是秦昭王（公元前306-前251年）后期蜀守李冰主持修建的。这一工程位于四川成都平原。原来，四川成都平原经常发生旱、涝灾害，主要原因是岷江上游从地势陡峻的岷山丛岭中穿过，水流湍急，进入成都平原流速突减，江水夹带的泥沙石子沉积淤塞了河道。这样，雨季洪水泛滥造成水灾，雨季过后又造成旱灾。都江堰就是为了解决成都平原的水旱灾害修建的。 都江堰工程主要分作三部分： ①分水堰。 分水堰是在岷江中的天然滩脊上，修建一个形似鱼嘴的卵石沉积建筑物作堰。分水堰前端尖，从远处看像个大鱼嘴，所以又叫"分水鱼嘴"或"都江鱼嘴"。分水堰的作用是把岷江水一分为二：东边的水称内江（也称郫江）；西边的水称外江（也称检江），外江沿岷江故道流入长江。 ②宝瓶口。 内江流一段，为原有玉垒山的一块大岩石堵住水的去路，李冰在大岩石上开凿了一个人工道口，叫宝瓶口。内江水通过宝瓶口后分为走马河、柏条河、蒲阳河等支流灌溉着农田。被凿开岩石孤立于内、外江之间的称"离堆"。 ③飞沙堰。 从分水鱼嘴到"离堆"之间又用竹笼装石筑堤修成溢洪道，叫飞沙堰。飞沙堰比较低，当洪水太大时内江的水就可溢出飞沙堰流到外江。 这个办法既保证了内江灌溉区有水，又不会因水大泛滥成灾。司马迁在《史记·河渠书》中说"蜀守冰凿离碓（堆），穿二江"，就是这项工程。这项工程建成后把水患变成了水利。《水经注》卷33引《风俗通》说李冰"开成都两江，溉田万顷"。《华阳国志》卷3说李冰在四川兴修水利，除了能"以行舟船外"，又"灌溉三郡，开稻田，于是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古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天下谓之"天府"。都江堰的修筑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而且技术水平高。都江堰不仅是中国古代，也是世界古代一项著名的水利工程。 （7）郑国渠 约在秦王政元年（公元前246年），秦修建了郑国渠。这项工程原是韩国倡议的，目的是想借此消耗秦国国力，使秦无力伐韩。结果，工程成功，大大增强了秦国的国力。关于此事，《史记·河渠书》载："韩闻秦之好兴事，欲罢之，乃使水工郑国间说秦，令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觉，秦欲杀郑国。郑国曰：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从上述记载可知，郑国渠是一条从泾水至洛水的灌溉工程。修成后可溉田4万顷，皆亩收一钟（6石4斗）。因此，关中成为沃野，秦国赖以富强，最后终于灭东方6国。 除上述著名的水利工程外，某些边地也有运河的开凿。周显王八年（公元前361年）魏国瑕阳（今河南省陕县）人"自秦导岷山青衣水来归"，东与沫水（今大渡河）合流，至今四川夹江县注入岷江。 兴修运河和灌溉用的大型水利工程时，所运用的3项技术值得注意： ①利用原有湖泊作水库。 如春秋末吴国开凿邗沟，利用射阳湖作水库。魏国开凿鸿沟，利用圃田湖作水库。秦国开凿郑国渠，利用焦获泽作水库。这种利用自然湖泊作水库的方法可以省工、省力，又能调节水量，在当时是一种先进的方法。 ②兴建调节水量的"水门"。 《华阳国志》说都江堰工程修建了水门调节水量，所以说"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后汉书·王景传》说-渠决口后，"其水门故处皆在河中"，说明魏国在开凿鸿沟时是建有水门的。水门的设置，对调节水量有重大作用，也是当时兴建水利工程的一大创造。 ③中流作"堰"。 李冰建都江堰时，采取了中流作堰的方法，一种是横堰，在今四川灌县市西的岷江中筑大堰，堰上开左右两口，使水向左右分流入内外江，调节了水量。另一种是纵堰，都江堰工程所建飞沙堰就是顺着岷江水流方向建的纵堰。水大则内江水溢出飞沙堰流到外江，其目的也是调节水量。 2。农田灌溉的进步 根据文献记载，西周时人们已知利用泉水、池水灌溉。《诗经·大雅·公刘》载西周建国前公刘选耕耕地时要"相其阴阳，观其流泉"。 前者指要选择向阳的耕地，后者是要看有无泉水可资灌溉。《诗经·小雅·白华》也说"滮池北流，浸彼稻田"，说明人们已知利用池水灌溉稻田。 春秋以后农田灌溉进步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1）灌溉渠道网络的出现春秋战国随着水利工程的兴修，农田灌区已有由支、斗、毛渠构成的灌溉设置。《论语·泰伯》载孔子的话说禹"尽力乎沟洫（灌溉用的田间水道）"，可见在孔子生活的时代田间用的灌溉渠道已为习见事物。《周礼·冬官·考工记》载，每个农夫百亩耕田之间有约合今尺宽1尺4寸、深1尺4寸的渠道叫遂；每井耕地之间有约合今尺宽2尺8、深2尺8寸的渠道叫沟；方10里的耕地之间有约合今尺宽5尺6寸、深5尺6寸的渠道叫洫；方百里的耕地之间有约合今尺宽1.28丈、深0.98丈的渠道叫浍。《周礼·地官·遂人》载：凡治野，夫间有遂，十夫有沟，百夫有洫，千夫有浍。这都说明在农业灌区有称之为遂、沟、洫、浍的大大小小的渠道构成的灌溉网络浇灌着农田。与遂、沟、洫、浍相应，渠上则有叫径、畛、涂、道的交通道路。一般认为《周礼》一书成书于战国时期，反映了春秋末与战国时期的情况。《周礼》上述记载反映了春秋至战国时，农田灌区已出现了由大小渠道构成的系统灌溉工程。由于水利灌溉系统出现并对农业生产有重大作用，所以设立了专门负责水利工程的官员管理其事。《荀子·王制》说："修堤梁，通沟浍，行水潦，安水臧（不使水漏溢），以时决塞，岁虽凶败水旱，使民有所耘艾，司空之事也。" 春秋末到战国时，农田灌区出现了由大、小渠道构成的灌溉系统工程，是中国农田水利事业的巨大进步，大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2）桔槔灌田 春秋时用桔槔灌田已日益普遍。桔槔灌田是利用杠杆原理灌田的一种方法。桔槔称桥，把一根直木固定在河边或井边，另一根直木横系在这根直木上，横木一端系结着大石头，一端用绳系挂着水桶。汲水时把绳一拉，则水桶入河或井中打水，把绳一放则水桶上升倒水。《庄子·天运篇》说桔槔"引之则俯，舍之则仰"。《庄子·天地篇》载孔子的弟子子贡"南游于楚"，在返回晋国的道路上，见一老丈"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其名为槔。"这是中国用桔槔灌溉的最早记载。西汉人刘向在《说苑·反质篇》也记载了一个类似的故事，说卫国有5个农夫一同"负缶（瓦罐）入井灌"，一天只能灌一区，郑国大夫邓析叫他们用桔槔灌田，"一日灌韭百区不倦"。这两个故事说明了以下3个问题： 一是桔槔灌田已逐渐代替了"抱甕"、"负缶"灌田； 二是这两个故事提到的子贡、邓析均为春秋晚期人，说明春秋时用桔槔灌田已逐渐普及； 三是用桔槔灌田大大提高了效率。 用"抱甕"、"负缶"的办法灌田，仅能日灌一畦或一区，而用桔槔灌田能日灌"百畦"或"百区"。桔槔灌田主要用在园圃业方面，大田作物的灌溉自然还须渠道。 （三）生产工具和耕作方式、制度的变化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农业生产工具和耕作方式、耕作制度发生大变化的时期。这一次变革为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的农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是很值得注意的。 1。生产工具的演变 春秋战国时期农业生产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生产工具发生了重大变革，一方面以耒耜为代表的西周时传统生产工具还在广泛使用，另一方面以铁犁为代表的铁制生产工具已经出现并日益普遍使用。 耒耜最初人们耕种田地时在尖头木棒的下部加上脚踏横木而作成的直尖耒，形状应为"十"，后来为应用方便又出现斜尖耒，形状为"-"。甲骨文中力字作"-"或"-"，即古耒的形状。这说明商代已用耒耕田。耒的斜尖下部斜尖接插上木制锹头，即成为耜，其形状为"-"。 《诗经》没有提耒，但有多处讲到耜，说明周代人们多使用耜，耒渐渐被淘汰了。耜，说文作"-"，说明早期的耜是木制的，后来用石耜头和金属刃。所以，耜是由耒发展演变而来的比较先进的耕田工具。《诗经·周颂》中的《载芟》、《良耜》和《小雅》中的《大田》都讲用耜在"南亩"上耕作。 《诗经·周颂·臣工》云："命我众人，庤乃钱镈，奄观铚艾。"这里的钱、镈、铚都是周代的农具，用"金"旁，当为金属工具，用青铜制造的已被发现，是否用铁制造，不得而知。其中，铚是收割用的短镰刀。《说文》曰："铚，获禾之短镰也。"艾，收获用的镰刀，同刈。钱，与"剗"相通。唐玄应《一切经音义》云："剗，古文铲"。 故知钱即铲子，有人认为即青铜铲子。1952年洛阳下瑶村商遗址中出土了一把铜铲，1953年安阳大司空村商遗址中又出土了一把铜铲，这说明钱是商代就已使用的一种农具。 镈，一作鑮。后汉刘熙所撰《释名》曰："鑮，亦锄类也；鑮，迫也，迫地去草也。"《周颂·良耜》："其镈斯赵，以薅荼蓼。""赵"指刺土，薅即除草，荼、蓼即杂草。所以，镈为锄类工具，应无疑。 斧，斧子平时是生产工具，战时为武器。在开荒、砍伐林木时，斧子是重要生产工具。 春秋战国时除使用西周时就使用的上述生产工具之外，也出现和使用了一批铁制新式农具。根据考古发掘和《管子·轻重工》等文献记载，这些铁制新式农具有：犁铧1956年于山西侯马市北西庄东周遗址中出土春秋时期铁残犁铧13件。1950年后河南辉县固围村战国魏国墓葬发现的铁农具中，有犁4件。犁的斜边长17.9厘米，中央尖部宽6厘米，两侧宽4厘米，犁刃顶端上下两面均有起脊线。这种犁铧形制小，一牛即可拉动，适于一家一户个体农民使用。可用于开沟下种，不能用于深耕。犁在战国时期使用已很普遍，考古发现的犁遍及河北、山东、陕西等地。1958年于河北易县燕下都城址高陌村遗址中发现了犁。1956年河北省邢台市西南申家庄村北遗址中也出土犁铧1件。1957年于山东滕县古薛城战国冶铁遗址中发现了犁、铲等铁器20余件。1958年于山东临淄故城遗址中发现的铁器中有犁1件。此外，在陕西西安南郊赵家堡等地和蓝田鹿塬发现的铁器中均有犁。 铫大锄，除草工具。 鎒同耨，除草工具，小锄。 此外，尚有至今仍习用的铁制工具铲、锄、镰、镢（掘土的工具）、耙（有铁齿，碎土和平整土地的工具）、锸（即锹），等等。 春秋战国农具的制作也较前进步。如耒耜由官府手工业者制造，对尺寸等都有规定。《周礼·考工记》载："车人为耒，庇长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勾者（上端人手执之处）二尺有二寸。自其庇缘其外，以至于首，以弦其内，六尺有六寸，与步相中也。（缘外六尺有六寸，内弦六尺，应一步之尺数，耕者以田器为度宜；耜异材，不在数中。）坚地欲直庇，柔地欲勾庇，直庇则利推，勾庇则利发。"这段话有几点内容值得注意：一是耒长6尺，与步长度相同，所以去掉耜头，可用以丈量土地。二是庇同刺，耒下前端与耜相接部分，耒有直庇与勾庇（斜曲形）两种。三是"直庇则利推（刺土），勾庇则利发（起土）"，对硬土用直庇方便，对疏松土壤则用勾庇方便。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铁器代替了木石工具，所以农具的柄和器的结合工艺上也完善了起来。石锛是用绳缠缚在木柄上的，斤、镈已改为接插，也就是把木柄安插在器首的銎部。后来，銎部又逐渐演变为直内、横内、斜内三种形式。直銎农具如铲、锹，用法是向外发土；斜銎如锄，用法是向内掘土；横銎则如镰等。这些技术上的进步，是逐渐出现和普及的。殷周时在制造青铜兵器矛、钺、斧、戟等时，这类技术有的已经出现，只是那时兵器的制造为官工垄断，未能普及到民间。春秋战国时铁器的逐渐普遍使用，加上民营手工业兴起，这些技术才逐渐完善和普及了起来。这些技术的出现普及，为当时也为以后中国封建社会铁农具的制造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2。耕作方式的演变 春秋战国时期是耕作方式发生大变化的时期。一方面旧的耕作方式还广泛存在，另一方面新的耕作方式出现并日益普及。所以，这时的耕作方式是旧、新并存，忽视某一方面，就会失之偏颇，脱离实际。 （1）耦耕与犁耕 从用人力进行耦耕的耕作方式，到出现和普遍使用畜力进行犁耕，是春秋战国耕作方式上的重大变化之一。二人协力用耜耕作称耦耕。耦耕在西周初就存在，春秋战国时期仍然广泛存在。如："长沮、桀溺耦而耕。"（《论语·微子》） "昔吾先王体德明圣，达于上帝，譬如农夫作耦，以刈四方之蓬蒿。"（《国语·吴语》） "以岁时合耦于锄，以治稼穑，趋其耕耨，行其秩叙，以待有司之政令。"（《周礼·地官·司徒下》） "命司农计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吕氏春秋·十二月纪》） 上述记载都说明春秋战国"耦耕"仍是习见的耕作方式。 至于耦耕怎样进行耕作？后世学者则有不同意见，大体上有以下4种： ①耦耕是两人并肩，各执一耜，同时插入土中，同时用力把土掀起。 ②有人认为古代耒耜就是犁，耦耕是一人扶犁，一人在前拉犁。 ③有人认为耦耕是在耜的柄上系绳，2人面对面，一人把耜插入土中，另一人用力拉绳以发土。 ④耦耕是一个人用耜耕地，另一人用耰碎土的协力合作的耕作方法。 4种意见中，最后一种意见较有说服力。首先应肯定耜是一个人使用的工具。《淮南子·主术》云："一人蹠耒而耕，不过十亩。"耦耕是一人耕，一人耰的根据是《论语·微子》。《论语·微子》云："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使子路问渡口在哪里，子路问了长沮，再问桀溺，桀溺"耰而不辍（止）"。这表明耰是耦耕一部分。耰是碎土和平整土地的农具，此处所说的"耰"是碎土和平整土地的劳作。长沮、桀溺两个人，一人耕地，一人耰，二人合作就是耦耕。《国语·齐语》说"深耕而疾耰之"，也是耕与耰相连。 犁耕产生于何时，历史上有不同记载。《山海经·海内经》载："后稷是播百谷，稷之孙曰叔均，是始作牛耕。"这里把始用牛耕归之于周人的始祖叔均。周人的始祖后稷在传说中是与大禹同时的人，后稷之孙叔均当为夏初人。那时用什么犁，如何牛耕？所以，《山海经》中的上述传说自然无法令人确信。从事实考察，犁耕应始于春秋。《论语·雍也》载"犁牛之子，骍（赤色牛）且角。"此处"犁牛"二字连用，说明牛已用于拖曳犁耕地了。《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司马耕字子牛"，晋国有力士名牛子耕。牛与耕相连，说明牛耕已是习见的事物。春秋时期已出现了铁犁，上述考古发掘在山西侯马东周遗址中出土了春秋时期的铁犁铧就是明证。另外，从山西省浑源县出土的牛尊看，春秋后期晋国的牛已穿有鼻环，说明牛已被牵引从事劳动。所以，犁耕农业开始于春秋应无疑问。犁耕到战国时期已相当普遍。这时马耕也出现了。《盐铁论·散不足篇》载："古者，庶人之乘者，马足以代其劳而已。故行则服轭，止则就犁。"这里讲古代用马拉车、拉犁，所说的"古"当在春秋战国时期。从用人力耕田到用牛耕、马耕，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 《淮南子·主术训》说"一人蹠-耒而耕不过十亩"，用牛耕、马耕则可提高工作效率2至3倍。春秋战国时期，犁耕出现并逐渐普及，这在农业发展史上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 春秋战国时期，一方面人力用耜进行耦耕的耕作方式还不同程度上广泛存在，另一方面犁耕出现并日益普及。随着铁器的广泛使用，耜作为农耕工具逐渐为犁所取代，而作为起土、发土的工具又逐渐为铲、锸（锹）、镢等起土、发土、掘土的工具所取代，所以耜渐被淘汰。随着耜的被淘汰，"耦耕"作为一种耕作方式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2）火耕与水耨 春秋战国存在着火耕，《周礼》就有"火耕"的记载。汉代江南一些地区还存在着火耕。《史记·货殖列传》云："楚越之地，地广人稀，或火耕而水耨。"《盐铁论·通有篇》也说："荆、扬伐木而树谷，燔莱而播粟，火耕而水耨。"所谓火耕，就是用火烧掉田间的杂草、灌木，草木灰可作肥料，火耕还可消灭一部分田间害虫。所谓水耨，就是用水除草，耨作耘讲即除草。火耕后放水浸泡土地，由于田中放满水，水中的小草见不到阳光和空气而死去。而所谓"燔莱而播粟"就是用火烧草后再播种谷物。汉代江南一些地区还存在火耕。春秋战国时各国均不免要开荒"闢草莱"。所以，一些地区尤其是落后地区存在火耕当是事实。 3。耕作制度的演变 （1）休耕制 农业耕作制的一般发展规律是：原始生荒耕作--熟荒耕作--休闲耕作（如二圃制、三圃制）--年年耕作--一年两熟。所谓原始生荒耕作，指开荒后种一次后即放弃。所谓熟荒耕作，也称撩荒，是已耕之田过了二三年，因地力已尽而废弃。西周时期被放弃的田地，地势低一点的叫"汙"，地势高一点的叫莱。而莱代表一般名称，因此就把熟荒耕作制称为田莱制。休耕制分几种：一种是把耕地分为三块轮耕，每年耕种一块，三年轮耕一遍；一种是把耕地分为两块，每年耕种一块，两年轮耕一次，这叫二圃制；一种是把耕地分为三块，每年两块耕种，一块休耕，每块耕地都是连续耕种两年休耕一年，这叫三圃制。再进一步就发展为连续的年年耕作和一年两熟，等等。 西周时周族和先进农业区除少数上等地可年年耕作外，一般实行休耕制，有的是二年轮耕一次的二圃制，有的三年轮耕一次。边远地区和落后地区有的还处于熟荒耕作阶段（田莱制）。 春秋时期根据文献记载，休耕制仍然是主要的耕作制度。《公羊传》宣公十五年（前594年）何休注云："司空谨别田之善恶，分为三品，上田一岁一垦，中田二岁一垦，下田三岁一垦，肥饶不能独乐，-埆不得独苦财均力平。"这里记载的休耕制有两种，一种是土地分为两块，每年一块耕种，一块休耕；另一种是土地分作三块，每年一块耕种，两块休耕。最好的"上田"是年年耕种，但这部分土地在耕地总数中是少数。所以，春秋时期仍然以休耕制为主要耕作制度。而且，这种休耕制下，好坏土地要在各户之间搭配轮流耕种，目的为使各户"财均力平"。春秋时期，一些国家实行"爰田制"。所谓"爰田制"就是废止了好坏耕地在各户之间轮流搭配耕种，而是把耕地固定到户，然后各户在自己分到的耕地上实行休耕。关于这一点，《汉书·食货志》载："民受田：上田，夫百亩；中田，夫二百亩；下田，夫三百亩。岁耕种者为不易上田，休一岁者为一易中田，休二岁者为再易下田。三岁更耕之，自爰其处。"所谓"自爰（易）其处"，是说自己在自己固定使用的土地上轮换着耕种土地。所谓"三岁更耕之"，是指所有的耕地三年轮流耕种一次。春秋时期是土地占有形式急剧变化的时期，然而无论耕地在各户之间轮换耕种还是把耕地固定到户，都以休耕制为主要耕作制度。这正说明，休耕制是与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一种耕作制度。由于当时施肥、灌溉、劳动效率等诸多因素的限制，由休耕制普遍地向多年耕种、年年耕种转变的条件尚不具备。 （2）多年耕作制与一年两熟制 战国时是我国耕作制度由休耕制向多年耕作、年年耕作转变的一个重要时期。从上引材料中可以看出，西周和春秋时期最好的耕地"上田"为"不易之田"即可多年耕作、年年耕作的田地。但这种田地为数不多，可能主要集中在邻近居民点的施肥、灌溉等条件好的地区。战国时，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施肥、灌溉条件的改善等，多年耕作、年年耕作制向大面积的农田上扩展。占据着中原一部分肥沃耕地的魏国就出现了这种状况。《汉书·食货志》载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时说："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居邑叁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十分明显，这一段记载，在计算方百里的耕地，收获粮食的增减是按年年耕作计算的；计算一个男劳力耕田百亩每年收获量时也按年年耕作计算的。这正说明魏国在大面积的耕地上，推行了多年耕作、年年耕作的制度。《吕氏春秋·乐成篇》说："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这就说明魏国在大面积耕田上一般是每户农民耕田百亩，年年耕作；只有在贫瘠"田恶"的地区如邺，每户农民给二百亩农田，以便实行轮作休耕。在大面积耕田上，从实行休耕制转变为多年耕作、年年耕作的制度，是耕作制度上的一大变革，可以大大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如果把两年耕种一次、三年耕种一次的休耕地，改为多年或年年耕作，产量将会成倍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战国时期出现了一年两熟的耕作制。所谓一年两熟的耕作制，是指在一块土地上一年可以收获两次，这样就可以大大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如果一年在这块土地夏收，在那块土地上秋收，虽然一年收获两次，但对每块土地来说仍是一年收获一次，这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上没有什么意义。如《左传》鲁隐公三年（公元前720年）夏，郑国掠取了周王室温（河南温县西南）地的麦，同年秋天又掠取了成周（洛阳东郊白马寺以东）的禾。这一材料虽然能说明春秋初年周王室所辖区一年可以收获两次，但并不能说明同一块耕地一年可以收获两次。然而，战国时期同一块耕地上一年两熟的耕作制度确实已经出现。关于这一点，《荀子·富国篇》云："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量名），一岁而再获之。"这里说的一年"再获"的地区是种五谷的地区，并不一定专指种水稻的地区。当时小麦是种植很广的粮食作物，小麦越冬夏初而收，接着还可种植大秋收获的作物。一年两收的耕作制又可进一步提高产量，是耕作制度演变过程中值得注意的大事情。 从春秋时以休耕制为主的耕作制发展为战国时的年年耕作、一年两熟，这在当时的世界上是居于前列的。如果与西欧相比，则大大领先。 西欧法兰克王国在8-9世纪时"土地的主要耕作制度是三圃制"，编造于9世纪初的伊尔米农修道院长册据"证明三圃制的盛行"。西欧8-9世纪的这种三圃制的休耕制与春秋时的休耕制约略相似。如与战国的多年、年年耕作制相比，则大为落后。这并不奇怪，因为公元四、五世纪进入罗马帝国的日耳曼民族并不比公元前11世纪灭殷时的周族进步多少。 这里说战国时先进农业区的大面积农田已转向年年耕作甚而一年两熟，绝不是说战国时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已实行这种耕作制度。各个地区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落后地区和土壤贫瘠地方实行休耕制和比休耕制更为落后的耕作制度，也是不可避免的。 （四）农耕技术的进步与农业生产的成就 1。农耕技术的进步 春秋战国时期施肥等一系列的耕作技术都比以前更突飞猛进。商后期和西周时人们已知施肥，甲骨文中有"-田"一词，即粪田之意。《诗经·周颂·良耜》有"荼蓼朽止，黍稷茂止"一语，说明西周时人们已知利用腐草作绿肥。《论语·公冶长》载孔子说："粪土之墙不可杇（抹平、粉刷）也。"这里用"粪土"来形容别的事物，正说明用"粪土"施肥已成为习惯。战国时代关于施肥的记载大量出现，如《孟子·滕文公上》载："凶年粪其田而不足。"意思是灾荒歉收的年景民众没有施肥的费用，正反映了当时农民种地一般都是要施肥的。《荀子·富国篇》说"多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也说明农民种地普遍要施肥。对施肥的重要性的认识也日益深刻。《孟子·万章下》说："耕者之所获，一夫百亩，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其他的食六人、五人。这说明施肥对于增产效果十分显著。《荀子·富国篇》说："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民贫则田瘠以秽，田瘠以秽则出实不半。上虽好取侵夺，犹将寡获也。"从荀子的话中看出施了肥的田地产量可以成倍增加，反之收获就会减少，上面的官员虽然喜好侵夺农民的劳动果实，但是由于农民收获得少，官员也得不到多少。韩非对施肥的重要性也有阐述。 "上不事马于战斗逐北，而民不以马远淫通物，所积力唯田畴；积力于田畴必且粪灌，故曰：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也。"由于施肥有关农业的产量，一般说来，肥多、粮多则国富、国强，反之则国穷、国弱。所以韩非主张：有道明君，对外很少用兵，对内禁止淫奢，从国君到民众均"积力唯田畴；积力于田畴必且粪"。因此，天下有道，就用马去从事粪田了。这说明施肥已引起了社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战国时施肥的方法，文献上记载的有以下两项值得注意：一种是烧草取灰或沤草使腐以作肥料。关于此点，《吕氏春秋·季夏纪》中说："是月也烧薙（除草）行水，利以杀草，如以热汤，可以粪田畴，可以美土疆。"这种施肥的方法，是利用除掉的草作绿肥肥田，近现代仍在使用。另一种比较精细的施肥方法，是《周礼·草人》所载的，把土壤分为9类，用8种动物骨等物煮汁拌谷物种子，分别种在9种不同的土壤上，称之为"粪种"。直到近现代，我国还有一些地区仍存在着煮动物骨为汁作肥料的习惯。战国时期人工施肥的普遍实行，是我国古代农耕技术的一个巨大进步。由于这一进步，轮耕休闲的耕作制度才让位于多年或年年耕作制，使每年休耕的大片土地转为年年耕种，这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了产量。 春秋战国时，人们对深耕和除草是很注重的，《国语·齐语》说："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时雨。"《管子·度地篇》云："大暑至以疾耨杀草。"耨，就是除草，在大暑快快把草除掉，好让太阳把草晒死。《孟子·梁惠王上》云："深耕而易耨。"《庄子·则阳篇》云："深其耕而熟耰之。"《吕氏春秋·任地篇》对耕的深度和好处有个具体说明，内云："其深殖之度，阴土必得，大草不生，又无螟蜮。今兹美禾，耒兹美麦。" 《吕氏春秋·辩土篇》还谈到农作物的种植要疏、密得当，要有行，庄稼才能顺利成长。还讲到修苗，要留好苗。 《吕氏春秋·审时篇》还讲述了禾、黍、麻、稻、菽、麦等6种农作物，如"适时"种植就会收获好。"先时"（早种）和"后时"（迟种）种植就会生长不良，产量少，质量次。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总结古代农业耕作经验的农书出现了。《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古代农书有《神农》、《野老》。此外，还有《后稷农书》。这些农书均已失传。《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四篇，是留传下来的先秦时期我国农业生产经验的总结。 2。亩产量 春秋时期亩产量缺乏记载，战国时期的亩产量在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中均有记载。 《汉书·食货志》载李悝的话说："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上熟其收自四，中熟自三，下熟自倍小饥则收百石，中饥七十石，大饥三十石。"据李悝的估计，战国初年魏国的农民在一般年成下，每亩可收粟一石半，最好的年成收获为此数的四倍即亩收六石，次好的年成收获为一石半的三倍即亩收四石半，再次为亩收三石。小的饥荒年亩收一石，中等的饥荒年亩收七斗，大的饥荒年亩收三斗。 考古发现的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田法》说："岁收：中田小亩亩廿斗，上田亩廿七斗，下田亩十三斗。"这是按上、中、下三等田地计算亩产量的。《田法》反映的是战国时齐国地区的情况。从《田法》上述记载可知，齐地，中等田地亩收二十斗即亩收二石。上田亩收二十七斗，即亩收二石七斗。下田亩收十三斗。 3。园圃业的出现 春秋、战国时期，园圃业已出现。《论语·子路》载樊迟"请学为圃"，孔子说："吾不如老圃。"《史记·田单列传》载战国时齐湣王被杀，其太子法章逃匿太史嬓家，为人灌园，可见园圃业已从一般的谷物种植业中分离了出来。 战国时，一般个体农民，家中有"五亩之宅"或"七亩之宅"、"九亩之宅"。这块宅基地上除住宅外，还有一个小园子，园子中种菜、种桑养蚕、养鸡猪和种水果，等等。地主家的园圃面积更大一些。 园圃业生产的产品主要是蔬菜、水果等，园圃地的水利、施肥条件较好，耕作方法也要精细得多。园圃比一般耕地的经济效益好得多。园圃业的出现是我国农业发展史上值得注意的事情。 （五）土壤与农作物的分布 1。全国土壤的分布状况一般学者都认为《尚书·禹贡》是战国的著作。《禹贡》把全国九州的土壤分为九个等级。 浙江、江西、福建、江苏、安徽南部塗泥下下可以看出：雍州，土质为黄壤，田地为上上等。徐州，土质为赤埴-，即红黄色的粘土和膏肥的土，田地为上中等。青州，土质为白-即膏肥的土，田地为上下等。豫州，土质为白壤（柔土）、-（膏肥的土）、垆（黑色坚硬的土）三种，田地为中上等。冀州，土质为壤（柔土），田地为中中等。兖州，土质为黑壤（柔土），田地为中下等。梁州，土质为青黎（黑色粗疏的土），田地为下上等。荆州，土质为塗泥（湿润的土），田地为下中等。扬州，土质为塗泥（湿润的土），田地为下下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今黄土高原的雍州（今黄河以西地区，包括陕西中部和北部和甘肃、宁夏两省及内蒙南部），田为上上等，是当时全国田地最肥沃的地区。这在现代人看来似乎难以理解，在春秋战国时代恐怕属于常识。这是由于：这一地区是周、秦两代的发祥地，周族原来就以从事农业著称，所以这一地区有从事农耕的传统，相对全国其他地区来说，农业较发达。另外，这一地区在春秋战国时雨量较为充沛，河流中水量也大。如《左传》僖公十三年（公元前647年）晋国饥荒，晋惠公求助于秦穆公，秦国的运粮船自秦都雍至晋都绛，络绎不绝，史称"泛舟之役"。按这一水上运粮通道，运粮船当从渭河至黄河，再由黄河溯汾河向东北才能至绛。这说明黄河及其支流渭、汾等河流的水量充足。 河流水量大也是当时这一地区雨量较大的一个证据。由于以上两个条件，所以这一地区的田地在当时列为上上等，是全国最肥沃的地区。春秋战国时期，秦国能逐步发展起来，不断扩大，最后统一六国，和所处上述条件当然不无关系。 齐国地处青州，土质白-（膏肥的土），田为上下等，自然条件优越，是春秋战国齐国富强的因素之一。 长江流域的梁州、荆州、扬州的田地都被列入下等，这与当时长江流域地广人稀，田地没有很好开垦，水利也没很好治理有关。 魏国地跨冀、豫二州，田分别处于中中和中上等，自然条件并不算优越，但由于改革图强，战国初年一度成为七大强国中最强的国家。这充分说明，在一定条件下，政治改革的走向，对国家的兴衰有重大作用。徐州田属于上中等，这一地区战国时一部分属楚国，大部分属宋国。 宋国在中小国家中是较强的国家，经济上比较繁荣，所处自然条件比较优越应是一个重要因素。 2。粮食作物的种类及分布 西周时，主要的粮食作物已见于记载。《诗经·小雅·甫田》云："黍稷稻粱，农夫之庆。"《诗经·豳风·七月》："九月叔（拾）苴（麻子），食我农夫"，"禾麻菽麦"。《诗经·周颂·丰年》："丰年多黍多稌"。上述三处记载涉及的粮食作物有黍、稷、稻、粱、苴、禾、菽、麦、稌等。这些粮食作物的名称主要指后世以下几种： （1）禾、稷、粱：禾有广义、狭义两种解释，广义泛指粮食作物，狭义则指谷子。诗《七月》说"禾麻菽麦"表明禾是与麻菽麦并列的一种作物，应是指谷子。稷的解释不同，一种解释认为稷也是谷子。谷子，古代也称粟，脱皮为小米，是长期以来我国北方人民食用的主要粮食作物。在我国古代记载中麦黍稷等相连称是主要的粮食作物，因此把稷解释为谷子是有道理的。此外，粱也是谷子的一种。 （2）黍：黍性粘味美，是一种重要的食品，也是祭祀神与祖先时用的一种祭品。黍还是古代酿酒的重要原料。黍有不同的品种，《诗经·生民》一诗说"诞降嘉种，维-维秠，维糜维芑"。《毛传》解释说："-，音巨，黑黍也；秠，亦黑黍也。糜，赤粱粟也；芑，白粱粟也。" （3）菽：《毛传》和《尔雅》称为"荏菽"或"戎菽"，就是大豆。 （4）稻、稌：稻也是一种主要的粮食作物，尤其是南方人民的主要粮食。稻有不同品种，稻脱皮为大米。稌是稻的一种品种，注家解释说稌是"粘稻"，也就是现在的糯米。 （5）麦：麦有大麦、小麦之分，西周时大麦、小麦都是普遍种植的作物，这从《诗经》的有关诗句中可以看出。小麦是越冬作物，至夏初而熟，不影响大秋作物的种植。收麦之后再种大秋作物可以一年两收，能大大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而且，小麦又是细粮，所以是深受欢迎的粮食作物。 大麦可以制饴（甜食），周族建国前，太王迁岐，发现那里"堇荼如饴"，可知周人在迁岐前已知用大麦制饴了。此外还有麻，麻子称苴，可食用。总之，西周时期被人们称为"五谷"的粮食作物大体上都已出现了。 春秋战国时，主要的粮食作物有所谓"五谷"、"六谷"、"九谷"的说法。《礼记·月令篇》说："春食麦，夏食菽，季夏食稷，秋食麻，冬食黍"，可知战国时所说五谷为麦、菽、稷、麻、黍。《吕氏春秋·审时篇》讲种农作物要适时，提到要种植"得时之禾"、"得时之黍"、"得时之稻"、"得时之麻"、"得时之菽"、"得时之麦"，可知是把粮食作物分为禾、黍、稻、麻、菽、麦6种。此外《吕氏春秋·任地篇》说"孟夏之昔，杀三叶而获大麦"。《孟子·告子篇》称大麦为"-"，夏至时大麦就熟了。在文献记载上把大麦从麦中分出来，可能始于战国。另外，《吕氏春秋·审时篇》又把菽分为大菽、小菽。大菽就是大豆，小菽当为小豆。 由于全国各地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的不同，所以上述粮食作物在全国各地的种植和分布也不同。 田地等级则据《尚书·禹贡》。两书中的九州名称不同。《周礼·职方氏》所说的九州没有徐州、梁州，却增加了幽州、并州。九州中有六个州宜种黍、稷，有四个州宜种麦，有七个州宜种稻，有二个州宜种菽。 九个州中七个州宜种稻，说明稻不仅在南方而且在北方的种植也很普遍。北方有水的地方即可种稻，战国时魏国"引漳水灌邺"后，邺地即种植了"稻、粱"。《战国策·东周策》说："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北方当时种稻较普遍的一个原因，是春秋、战国时，北方雨量、水量较充足。后来由于自然生态被破坏，雨量、水量减少，北方水稻的种植反而不如古代普遍了。 九个州中有六个州宜种黍、稷，说明黍稷种植比较普遍，主要集中在北方。七个州中有四个州宜种麦，说明北方麦的种植也很普遍。 长江流域的两个州荆州、扬州宜种稻，其他还宜种什么则不谈了。 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长江流域开发不够，另一方面可能是《周礼》的作者是北方人，对长江流域缺乏了解。 3。经济作物的种植与分布 春秋战国不仅粮食作物在全国得到了大发展，经济作物也得到了大发展。经济作物种类很多，主要的是蚕桑、漆林、果园。 蚕桑在我国有古老的传统，从《诗经》看，在春秋中期以前分布已经很广，下列地区都已有蚕桑的种植：陕西省中部有蚕桑的种植。如《诗经·秦风·车鄰》载："阪有桑"。 《诗经·秦风·黄鸟》载："交交黄鸟，止于桑。"《黄鸟》一诗反映的是秦穆公死后令三良殉葬，引起国人哀伤怨愤。这首诗说的正是春秋中期的情况。《诗经·豳风·七月》载"爰术柔桑"，"蚕月条桑"，"猗彼女桑"。《诗经·豳风·东山》载"丞在桑野"。《七月》与《东山》是西周时的诗，说明西周时这一带就有种桑的传统。 山西西南部也有蚕桑，《诗经·唐风·鸨羽》载"集于苞桑"。唐，本是帝尧首都，西周初年，周成王封其弟叔虞为唐侯，后改国号为晋。 从这首诗所述的王事征役繁重"不能蓻稷黍"的情况来看，很可能是春秋早期的诗。《诗经·魏风·汾沮》载"言采其桑"。《诗经·唐风·十亩之间》载："桑者闲闲兮"，"桑者泄泄兮"。魏是国名，春秋初期为晋献公所灭。这两首诗，应为春秋中期以前原魏国统治地区的民风。 河南省的卫、邶、鄘、郑等地均有桑的种植。邶、鄘原为国名，后二地皆入于卫。卫、邶、鄘三地皆在河南北部，郑则在河南中部。《诗经·邶风·绿云》载："绿兮丝兮，女所治兮。"《诗经·鄘风·桑中》载："期我乎桑中，要我手上宫。"《诗经·鄘风·于旄》载："素丝祝之"。这首诗为春秋中期卫文公时诗。《诗经·卫风·氓》载："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无食桑葚"。《诗经·郑风·将仲子》载："将仲子兮，无踰我墙，无折我树桑。"这些诗说明春秋中期以前河南的北部、中部蚕桑都是比较发达的。 今山东西南部的曹、鲁都有蚕桑的种植。《诗经·曹风·鸤鸠》载："鸤鸠在桑"，"其带伊丝"。 《尚书·禹贡》反映了战国时的情况，内载兖州"桑土既蚕"，豫州、徐州贡品中有丝织品，青州贡品中有-丝（柞蚕丝）。《孟子·梁惠王上》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讲的是地处豫州的魏国的情况。 《史记·货殖列传》中说"燕代田富而束蚕"。另外，齐、鲁两国也是著名的丝织品的产地。这说明当时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蚕桑业是发达的。 江淮流域的蚕桑业在春秋战国时也发展了起来。公元前518年在楚国边邑（今安徽省天长县西北），以吴、楚两国女子争桑为导火线引发战争，吴占了楚的钟离（安徽凤阳县东北），说明淮河以南蚕桑业已较发达。《尚书·禹贡》载荆州的贡品中有丝织品，说明长江流域蚕桑也发展了起来。 春秋战国时漆的生产也渐普及。《诗经·鄘风·定之方中》载"椅、桐、梓、漆"，注家认为这首诗反映了卫文公在齐桓公等的支持下迁卫于楚丘时的状况，说明春秋中期卫国有漆林。《诗经·秦风·车邻》载"陂有漆"。《诗经·唐风》载："山有漆"。这说明春秋中期以前已有了漆的种植。战国时漆的种植进一步发展。《尚书·禹贡》说兖州"贡漆丝"，豫州"贡漆枲絺纻"。《周礼·地官·载师》说，一般"园廛"只征收"二十而一"的税，"唯有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对漆要征收1／4的税，说明漆林税重。《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庄周"尝为蒙漆园吏。"蒙（河南商丘市东北）的漆园当为宋国政府经营，庄周曾任管理漆园的官吏。战国中期的大商人白圭就采用"岁熟取谷，予之丝、漆"的办法来经商致富，说明那时漆已成为一种重要商品。战国时期，楚国墓葬中出土了大量漆器，质量相当高，说明长江流域那时已栽种了大量漆树。 战国时果园也成了一种重要的生产事业。《诗经》中已有北方种栗、桃、枣的记载。如《秦风·车邻》载："隰有栗"。《鄘风·定之方中》载："树之榛栗"。《唐风·山有枢》载："隰有栗"。《魏风·园有桃》载："园有桃"。《周南·桃夭》载："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枣在西周初年的诗中就有反映，如《豳风·七月》载："八月剥枣"。 战国时，北方枣、栗更为发展和重要。《史记·苏秦列传》载苏秦与燕君对话说："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由田作，枣、栗之实足食于民矣。"这说明燕国枣、栗的生产量多，十分重要。南方则种植橘、柚。《尚书·禹贡》载扬州"厥包橘、柚"。《史记·苏秦列传》载："楚必致橘、柚之园"。《周礼·考工记》载："橘逾淮而北为枳"，说明当时淮水以南产橘，淮水以北产枳。《吕氏春秋·本味篇》则说："江浦之橘，云梦之柚"。南方产的这些水果味美，受到各地的喜爱，所以得到发展，成为南方的名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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