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city观察丨谷歌Sidewalk折戟多伦多与智慧城市的数据“元问题”

2017年10月，谷歌旗下公司Sidewalk Labs宣布，将和Waterfront Toronto合作，投资5000万美元，于多伦多启动全球第一个智慧街区项目：基于谷歌的前沿科技和数据，创建城市创新实验室，探索未来城市发展的可能性。Sidewalk Labs于2019年6月正式发布了长达1500页的智慧城市规划草案《多伦多的明天：实现包容性增长的新途径》(Toronto Tomorrow: A New Approach for Inclusive Growth)。 

时隔3年，即2020年5月7日，Sidewalk Labs正式宣布终止多伦多Quayside项目。Sidewalk Labs首席执行官Daniel Doctoroff在博客中表示，“前所未有的经济不确定性”使得继续在多伦多Quayside项目上进行财务上的可行性工作“太困难了”。此番言论被一些媒体和专家解读为，Sidewalk Labs母公司谷歌主要依托于互联网广告营销收入，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导致广告收入锐减，从而使其不得不调整其业务拓展策略。不过，通过梳理和分析Sidewalk Labs多伦多Quayside项目的发展进程与细节可以发现，因新冠肺炎疫情“黑天鹅事件”引发的财务投入与回报的担忧之外，来自智慧城市的建设模式、角色划分与技术赋权的边界界定，或许才是最深层次的原因。

Sidewalk遭遇的是一场“数据邻避运动”

作为未来城市的科技实验，Sidewalk Labs发起的多伦多Quayside项目其实并不孤独，前有韩国松岛智慧城市由于过度强调科技的智能化最终因无法实现预期目标而慢慢凋零，后有来自日本的丰田在打造“Woven City”（互联城市）过程中，为规避与个人隐私保护法令的冲突，与申请入住的市民签署“数据协议”。

2019年8月一个名为“Block Sidewalk”的组织建立起网站（www.blocksidewalk.ca），发布联合请愿希望阻止Sidewalk Labs的项目推进，目的在于推进项目的透明度，并希望更多的多伦多市民作为城市的主人参与项目的设计。针对此情形，在发布了总体规划的五个月后，Sidewalk Labs于2019年11月针对数据隐私保护问题发布了一份长达482页的关于数据化创新的解释文件，其中特别强调了不会采用人脸识别技术，不会将使用者的个人信息用于商业用途。但这并没有消除多伦多市民的质疑与担忧，“Block Sidewalk”组织的请愿、公众咨询依然继续。

图片来源于网络

在国家政治制度、法律法规以及公民文化之外，在智慧城市建设的框架内如何理解Sidewalk Labs与“Block Sidewalk”的纠葛？笔者认为，这不仅仅是对一家外国公司参与智慧城市的排斥，也并非单纯的个体权利伸张，其实质是一场围绕智慧城市建设的“数据邻避运动”。“邻避运动”一般指当地居民因担心建设项目对身体健康、环境质量和资产价值带来负面影响，从而引发集体的、坚决的、高度情绪化的反对与抗争行为。国内最为著名的可能是2007年厦门“PX事件”。Sidewalk Labs在多伦多遭遇的则是“数据邻避运动”——因担忧智慧城市项目建设导致个人隐私数据安全的集体抗议，抗议来自由公司主导的未来数据世界的可能霸权。回顾智慧城市的发展史，更多的是失败是因为建设、运营方面的原因，市民和用户参与的“邻避运动”成为智慧城市搁浅的原因之一，这尚是首例。

Sidewalk Labs遭遇的“数据邻避运动”涉及了一个智慧城市的“元问题”——未来城市的智慧必须依托于数据驱动，而当利用公民数据建立、改善和优化城市治理秩序与服务水平的时候，数据的采集、存放、分析、应用的主体和规则到底是什么？很显然，正因为此问题的无解，导致了Sidewalk Labs的放弃。Sidewalk Labs先前提出了由第三方运行的“数据信托计划”，表示由独立的第三方收集并存储在其位于多伦多的Quayside智慧城市测试站点中收集的所有数据。任何要求数据的政府或私人实体都必须提交公开的“责任数据影响评估”，任何收集数据的设备都必须由信托机构披露。Sidewalk Labs将“为其提供的任何数字基础设施和服务开放标准，以便任何人都可以插入或竞争。”但最终，Sidewalk Labs撤回了这个提案。

Sidewalk Labs在多伦多Quayside项目上的遭遇可以看出，未来城市的建设与发展面临不再只是“技术冲突”，还包含了由此带来的“文化冲突”。人作为未来城市的“数据生命体”，作为数据的生产者、使用者、携带者，如要避免可能蔓延的“数据邻避运动”，唯有通过开放平等参与的方式，以质疑、沟通、对话和博弈来实现未来城市来自数据世界的“免疫力”。

Sidewalk智慧城市建设中的角色界定与职能划分

在Sidewalk Labs宣布终止多伦多Quayside项目之后，BlockSidewalk的两位组织者朱莉·贝多斯（Julie Beddoes）与Thorben Wieditz表示，这是一场与大型科技公司在城市斗争中的重大胜利，这样的结局证明了公民为保护多伦多免遭Google公司收购而采取的原则性和勇敢态度。从他们的声明中可以看出，科技公司作为未来城市智慧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而由于对数据权益问题缺乏一个符合城市制度传统与公民权利保护需求的合理解决方案，从而使其成为了市民对个人数据隐私权利忧虑的对象。这可能是全球智慧城市发展至今不得不面临的全新语境。

智慧城市的发展的确带来了围绕“城市权”与建设主体职能的讨论。城市政府正在由传统的城市管理者向城市利益的协调者转变，不只是推进城市繁荣和维护社会秩序，而更多地参与到来自数字空间与现实空间交接处的多方利益平衡；科技公司正在由作为城市建设者的市场主体转向城市政府委托的城市秩序建立者与执行者，因此在支付、交通、旅游、医疗、安全等领域，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基于智能技术的应用和场景在重建城市工作生活秩序与习惯；城市市民也不再仅仅是城市服务的消费对象，他们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城市治理的方方面面，并担任了社会监督者的角色，随着数字素养的越来越高，他们的声音与行动能力就越来越强，这一点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当中已得到充分的反应。

厄休拉·M. 富兰克林在其所著的《技术的真相》一书中表示，规范性技术创造了一种服从文化，消除了做任何判断的权利和机会，与之伴生的是巨型的“社会抵押”。BlockSidewalk组织的抗议，表面上是对Sidewalk Labs的抗议，其实质是对于规范性技术可能带来的被迫服从的恐惧与焦虑。Sidewalk Labs曾经针对数据隐私保护推出了“数据信托”计划，寄希望于一个独立、开放与公平的“第三方”出现以降低自身商业利益与公众公共利益之间的摩擦，但因为未知原因被撤回。撤回的原因是什么？如果“数据信托”计划真正得以施行，则意味着耗费了大量精力和前期投入的多伦多Quayside项目带给Sidewalk Labs的商业回报将是一个作茧自缚的残局。并且，以“数据信托”这样的乌托邦来推进智慧城市建设或许可以满足公众的想象，但可操作性尚待验证。 

智慧城市建设与运营中的数据问题早已不是技术问题，更是伦理问题与权利问题。因此在项目终止的消息爆出之后，一位专家表示“Sidewalk Labs在多伦多Quayside项目上提出了很多工程师和规划师回答不了的问题”。那会是什么问题？回归以人的生活、情感、意志为核心的未来城市建设，或许这才是本质的问题。而非通过技术乌托邦去想当然地解决人的问题。

图：城市设计愿景 来源：网络

Sidewalk Labs曾试图通过“数据信托”计划来获得市民和反对派的好感，而市民关注的其实并非“第三方”是否存在、是否公正透明，他们关注的是：我是否是“第三方”的一员，或者说我的意见是否可以影响或左右“第三方”。因此，随着数据作为重要的市场分配要素诞生，对于智慧城市的收益模型、商业模式、运营模式也将面临新的变革，未来智慧城市建设的参与者“角色”将越来越多元化，除了政府、公司、市民之外，更多元的“X组织”亟待出现，可能是一个创新联盟，可能是一个极客组织，也可能是针对某一问题解决的公民基层自治组织。对于中国而言，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王钦敏先生曾提出的“数据经纪人”角色，或许即是智慧城市发展未来可期的新组织及解决路径。

智慧城市中的技术赋权及其影响

作者西闪在其所著的《国家的计算》一书中表示，“没有统计学，国家就无法在社会中获得力量”。而对于被数据驱动的城市而言，没有数据，就意味着城市无法获得进步的动力。无论是作为利用规范性技术设计的城市服务平台，还是对城市的大数据采集和分析服务，抑或是基于智能技术的城市移动服务场景，都是一种由技术赋权城市治理、社会服务与市场监管的手段与模式，都围绕不同的技术组合以实现城市治理、服务与监管的秩序可控，并通过迭代的方式去应对未知风险。

然而，智慧城市获益于城市科技的快速发展，并非一劳永逸。Governing就曾在其官网刊文表示，城市正在失去对科技革命的控制，集中表现为Uber、Lfyt、Airbnb等共享经济企业对城市交通、社区秩序、社区利益等领域的参与或干预。比如Uber美国就曾引发了网约车司机的抗议，以争取除了打车费用之外来自车辆行驶数据的商业利益，他们认为Uber对车辆行驶数据的商业利益挖掘应该有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劳动贡献；比如英国的Airbnb房东曾引发同社区区民的抗议，他们认为共享民宿的出现导致大量陌生人涌入社区，从而在环境、安全等方面带来了对自身利益的损害。这意味着来自数字空间的管控与许可，直接影响了城市空间与秩序的运行，如滴滴由于安全问题暂时关闭（逐步开放中）部分城市的顺风车服务通道，那么当地市民则无法享受该服务；Airbnb取消某城市的房源上架，那么这个城市的民宿房东将无法获得客源。

此外，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诞生的“健康码”也从侧面印证了人、城市与技术的关系。健康码作为一种非常时期的公共健康风险管控措施，通过数字技术对个人信息、出行轨迹、流动许可等进行规范，为疫情防控争取了机会和时间。但同时我们应看到，随着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推出国家级的“防疫健康码”，我国各省市的健康码开始从“万码奔腾”逐步走向“一码同行”，对务工人员跨省流动、城市复工复产产生了重要推动作用。由此可见，城市与城市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的数据开放共享价值将逐渐地反映在城市经济社会运行的宏观层面。因此，数据时代的城市绝非依托政策优势、内部资源等即可孤立独行，基于数字技术的城市价值主要体现在如何最大限度地服务于人的迁徙、发展与生活需求，并形成数字空间与城市空间的有效互动。

可以想象的是，只要未来城市持续向前发展，人类的需求越来越多元化，城市与人、城市与技术、人与技术之间的赋权、被赋权与博弈状态则会一直绵延下去，这将成为一种数据驱动下的城市发展常态。我们需要寻求的甚至不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而是一个解决核心问题但容许不完美存在的“失控阈值”。

WeCity观察与建议

◆  “WeCity未来城市”首要倡导的即是“市民即用户”，这里面其实包含了两层含义，不仅包含将市民当成平台用户一样进行服务，而且也意味着应将用户作为市民一样对待。因此，在关注服务设计、用户体验以及隐私安全方面，同时需要关注用户权利的平衡与沟通反馈的平等性。

◆  当数据成为与劳动力、土地等同的市场分配要素时，除去“数据众筹”、“数据信托”、“数据交易”之外，未来城市的建设与运营仍需持续寻找更新的模式与解决方案。从以局域化的系统设计、互联化的平台设计到流动化的数据规则设计，单独依靠城市政府、科技公司可能已无法完全解决问题，跨界的合作、跨领域的互动会成为未来智慧城市建设的新趋势。

◆  从目前来看，无论是韩国松岛、加拿大多伦多Quayside以及日本丰田的“Woven”，均是着眼于以公司意志、技术驱动的实验性项目，但就算如此小范围的实验最终都纷纷折戟或进展艰难。那么对于中国而言，由于城镇化进程的差异、数字鸿沟问题以及发展战略、政府管理体制的区别，都市圈、城市群的效应正在骤然兴起，智慧城市正在由一种激进的、功利的、短期的诉求，转变为一种包含改革精神、技术意志与民间智慧的渐进式过程。

◆  从目前国内多个省市发布的“新基建”政策文件来看，后疫情时代对智慧城市建设与发展正在产生着深刻影响。疫情期间诞生的事关公众安全的“强制性”需求，推动了压缩饼干式的用户普及与创新，瞬间拉升了城市数字服务的普及度与饱和度，但同时也在积累和加热来自市民的焦虑与担忧，最为突出的是对个人隐私与数据流向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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