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昌通宝铸造述略和版别概论

坐天观景70 2020-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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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明代商品经济发展到万历朝，已经是高度发达。经过“直省一体铸造”和银钱搭发俸禄、军饷等各种行钱的推广，以及铸钱取息的利益驱使，基层交易市场上通货中的制钱比例较前几朝明显增加，虽然还是很缺乏。特别是南直隶、浙江、福建范围，行钱地方越来越多，当然铸钱机构越来越多，钱式变得复杂化。并逐渐打破了从大中通宝以来的工部宝源局铸币的主导权。万历末年随着辽东战事的升级，军费支出占据了国家财政的很大份额。泰昌帝昙花一现和泰昌通宝铸造恰好都处在这个时代。而天启通宝的铸造更是处在国家开支巨大的环境下。结合万历、泰昌、天启时代的经济背景。晚明制钱版式的复杂化是必然的。处在这中间的泰昌钱也不例外。考据这些版别的差异化，其实是为了更深入理解当时的铸币活动和经济背景，提高明代钱币学的认知层次。

关键词：辽东新饷泰昌泰昌通宝钱式铸钱版别

泰昌通宝铸造前的历史背景

综观有明一代之制钱，理解其铸造前后的时代背景，对于深入研究明代钱币学，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明代历朝制钱摆到我们目前的仅仅是铸币实物，是币材、钱式、文字等现象的集合。但这种实物和其他历史文物一样，被灿烂的中华文明烙上了其所处时代深深的印记。我们可以结合制钱实物、历史资料等查考这些印记，然后理解钱币实物所处时代的政治、社会、地理、经济、战争等等。进而深入理解这种条件下的货币法度、铸料来源、工艺、人员、运输等。这对于有效提高研藏铸币的认知是一种可靠的方法和路径。

本次笔者之所以选择泰昌通宝展开述略和版别概论，是因为明光宗贞皇帝—朱常洛，是明代一位命运多舛的帝王。其泰昌年号的使用和泰昌通宝的铸造在明代历史上也是一个特殊印记。在经过几十年与朝臣的“立国本”斗争后，明神宗朱翊钧最终还是遵从祖训“立嫡立长”，在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驾崩后将大位传给了朱常洛。“万历四十八年庚申，七月丙子朔，二十二日丁酉以大行皇帝宾天，告于奉先殿。”【1】一直生活在诸多方面压力下，经过了“梃击”案、“妖书”案的“长哥”在这一天以太子身份开始掌控庞大的明帝国。“癸卯钦天监择日，皇太子八月初一日午时即位。”【2】泰昌帝登基后，意气风发，豪情万丈，试图一振万历末年的政治和经济颓势，重振大明。出于治国考虑，“罢天下矿税，令旨先年开矿抽税为三殿两宫未建，帑藏空虚，权宜采用。近因辽东奴酋叛逆。户部已加派地亩钱粮。今将矿税尽行停止。其通湾等处税监张烨马堂胡滨潘相丘乘云等都著撤回。其见征在官税银解进。自万历乙未大工鼎建。武弁市猾辈以开矿奏。而诸珰从中主之。矿事遂兴。榷税亦起。遣珰四出。而首事弁猾投为爪牙其奸利之。徒夤缘差遣谓之奏带官。所至骚动驿递暴苦。平民间有内输而得不偿失。至于设店征税。算及鸡豚税以万计。官仅得其什一。当神宗晚年亦议停议减半以助经费矣。而余虐未息至是遵遗命悉蠲焉。后又有各内使将见征并拖欠等税银。俱亲押解进之。旨兵部尚书黄嘉善复请。所解进者应以本年七月前已征者为定。毋更以拖欠扰民。上从之。于是关市山泽一切无艺之征为之尽洗。”【3】民与商身上冗杂繁复、沉重如山的赋税，终于“为之尽洗”。通过这段文字，可以看到富有治国智慧的泰昌帝是如何评判万历皇帝的矿税征取政策的～朝廷权宜之策。既然是前朝的权宜，现在到他这里顺理成章的罢除，这样做并没有违背皇父意愿。虽然辽东战事军饷耗费巨大，但也要停止矿税，让户部另外拿出加派军饷办法，召回各地税监，已经征收的税银解进国库。这是何等的政治智慧。一系列政治和经济举措让天下饱受“矿税”之苦的臣民心怀皇恩，政局遂定。而因“矿税”繁衍出来掠刮民间财富的各种苛捐杂税也一概停止，民间经济开始走上复苏，使大额辽饷征集成为可能。泰昌帝谋国智略可见一斑。其时辽东战事，军饷靡费，国家财政大匮。政局稳定后，才有良臣谋国，商民收入增加，户部加派才可以最终筹集。国库有了钱，才可以平辽东，治国大策在这位新皇帝的手中逐步施行。一些有见识朝臣的钱法条议也开始上达天听，比如“工部监督节慎库主事华颜。议严定钱价以通国用。节慎库积钱既多。用法不广。又因工作不举。方为铺行银钱半给之议而值。大行皇帝宾天。市井遂以万历钱为叶物。夫唐宋古钱尚且通用。何况昭代之宝。宜下令严禁贱买贱卖者。仍行各省州县。即使铸有新钱亦应兼用万历庶库贮。数万钱本不致亏折。于是万历旧钱与新钱并行。”【4】工部主事华颜建议继续推广万历通宝，无论新铸、旧铸，一律通行使用。这是在保护和稳定基础市场交易通货中万历通宝的地位，一定程度上保护和稳定了基层商品经济。进而会保证和稳定一部分国家税收。正当泰昌帝逐步施展政治抱负，准备大展宏图的时候，“红丸”案发，一代帝王的生命戛然而止。

万历四十八年，在明代历史上是特殊的一年。这一年万历帝崩，新帝即位仅一月也撒手万里江山，还没有来得及改元的泰昌年号怎么办。这种情况在大明开国以来首次遇见，于是“礼部等官会议年号。定以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以后为泰昌元年。明年为天启元年。从礼科给事中李若圭暴谦贞等之请也。”【5】礼官们的奏疏让新接管大明王朝的太子～朱由校同意将万历四十八年让出来几个月给泰昌年号，成为泰昌元年。从八月初一即位到九月初一凌晨崩殂，泰昌皇帝实际在位仅一个月。当然铸钱也没有来得及。其子熹宗皇帝朱由校即位后，“工部覆南京监督铸钱主事荆之琦疏。言帝王御极纪元。必有一代制钱通行海内。先帝虽在位未久。而泰昌年号既以播告天下。宜从此伊始至天启元年。两京各处鼓铸。俱造泰昌通宝一年。次年方以天启通宝接铸。情理实为允惬。惟是南北各异。价料悬殊。故在南应从南议。以百文为一钱。在北应从北议。以六十三文为一钱。而又严私铸之禁。极制造之工。务令一王之规制。真足新天下之耳目。上是之。”【6】

这里有个问题需要搞清楚，荆之琦条议背采纳后，何时开始铸造泰昌通宝，又是何时结束。我们继续往下探究当时的政治经济背景。天启帝登基后，辽东战事愈演愈烈，军饷耗费愈来愈多。于是“户部尚书李汝华请立新饷司。专理辽饷五百余万。而以本部原任主事鹿善继董其事。上从之。”【7】随着战事频发，军饷开支愈来愈多。朝廷设置专门机构新饷司、专人督辽饷。“己酉户部奏。辽东新饷自万历四十六年闰四月起。至泰昌元年九月止。共发过一千五十一万五千七百二十三两有奇。”【8】这是万历四十六年闰四月起至泰昌元年九月末的辽东新饷花费。我们来看一下万历四十八年始到泰昌元年末，户部会计后的国家收支情况:“是岁天下户口田赋之数……租税钞八万一千一百三十七锭二贯三百二十三文。金价银五千五百六十九两。银三百二万三千七百一十八两九分六厘六毫一丝七忽七微。户口盐钞银二十五万九千七百三两三钱七分三厘六毫八丝。牧地子粒银二万八千六百四两七分七厘五毫五丝。屯折银二万四千八百二十二两八钱八分七厘六毫。……额徵解京盐课并赃罚等银共一百四十五万五千四百三十五两七钱九分。各运司径解宣大山陕等镇银共二十五万九千九十二两五钱二分九厘二毫。……太仓银库共收过浙江等处布政司。并南北直隶等府州解纳税银……附余辽饷漕折等项。五百八十三万二百四十六两九分四厘九毫八丝三忽。铜钱三千九百三十五万七千九百四文。共放过京边辽饷等银六百八万六千六百九十二两八豕六分一厘一毫六丝九忽。铜钱三千六百六十万六千六百一十六文。”【9】全年户部收入折银大约是10628094两，而京边重镇和辽饷就占了大约6086692两，占比57%多。可以看出在晚明朝廷支出中，军饷占了户部收入的很大份额。其中发放给宣府、大同、山西、陕西各镇还不足30万。可见辽东战事耗费巨大。在这种情况下，天启朝廷势必要考虑开源节流。因为同期还有断断续续的“两宫三殿”重建大工、万历帝和泰昌帝的陵寝大工在花钱。在这种情况下，“户科左给事中韦蕃条奏足饷六事。一加派。一商税。一裁冗员。一广铸钱。一查税契。一严出纳。并议通海运。开胶河。章下所司。”【10】没有钱怎么办，最快的就是铸钱取息，所以朝臣“足饷六事”中明确建议“广铸钱”。就在这个“广铸钱”的条议上达朝廷后不久，“壬戌颁泰昌钱式。”【11】泰昌钱式颁布，下发两京工部铸钱局依式铸造。另外《钦定续文献通考》载“熹宗天启元年二月颁天启钱式”【12】《明熹宗实录》没有记载天启钱式的颁发，《钦定续文献通考》虽然记载了，却没有明确天启元年二月干支计日，按理说应该不是误誊，毕竟“泰昌”、“天启”字体上差异巨大。我们可以先考虑天启钱式是和泰昌钱式同时下发的，按照天启帝批复荆之琦条议，应该是先铸完泰昌，接铸天启钱，所以还是考虑朝廷只是先颁发了天启钱式，待天启元年铸完泰昌钱后接铸天启钱。这样考虑是合理的，如果等泰昌通宝铸造完毕再颁发天启钱式，势必费时费工，延误铸钱取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