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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日京川 20世纪70年代早期，伴随着双性恋、恨天高坡跟鞋时尚，以及深喉事件，吸食可卡因在一些亚文化中成了小时髦，或说是某种标配，它跨越了所有代沟，来到了高贵的豪宅大院，也来到了哈莱姆区的出租屋、伯克利临时居所，同样也来到了美国中部（美国西南部和墨西哥风格的）大牧场上的复式住宅里面，递送往来同样便利。
大约是1900年吧，福尔摩斯靠它来让脑子更敏锐，而可口可乐原来的配方实际上包含了一些古柯叶提取物，自那以后，广大公众才开始如此贪婪地吸食可卡因的。10年前，LSD开始席卷公众市场，那之后非法毒品才如此大规模被使用。以前也从未有过“硬性毒品”（一个通常用于鸦片衍生品的说法），在走红的歌曲和热播的电影中，以及在市井街道上被如此广泛地买卖（正如当年LSD风靡全国一样，甚至连人们的衣着服饰、俚俗表达等方面都有它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早期，伴随着双性恋、恨天高坡跟鞋时尚，以及深喉事件，吸食可卡因在一些亚文化中成了小时髦，或说是某种标配，它跨越了所有代沟，来到了高贵的豪宅大院，也来到了哈莱姆区的出租屋、伯克利临时居所，同样也来到了美国中部（美国西南部和墨西哥风格的）大牧场上的复式住宅里面，递送往来同样便利。 有一个故事是加里·斯托姆博格（Gary Stromberg）讲的，1972年，滚石乐队北美巡演时，他是乐队推广人，现在仍然定期随乐队上路，因此也见识了大片毒品流行的市场。“你知道我看到了多少把吸食可卡因的小勺子吗？你知道谁就把那勺子挂在自己的脖子上？”他问道，“14岁的少年啊！就在克利夫兰，伙计。克利夫兰、休斯敦、明尼阿波利斯，到处都是。” 加里说一开始他吓坏了，因为正如“个中人物”所知，大多数吸食毒品的人并没有任何掩饰，街上的警察一眼就看出来了。更要紧的是，1974年的时候，一盎司可卡因就要卖1000至2000美元，买一小勺（或者1克）就得付50到80美元，这一小勺大概能让两人获得大约半小时的快感。 “那些孩子不可能在吸食可卡因中增长见识，”这位公关专员说，“他们花钱买形象，买标记，买来盛可卡因的小勺子，跟吸食大麻香烟的烟嘴儿、十字架、大卫星串在一条项链上。” 一位注册药剂师听到这个故事，会咯咯地笑。他从圣路易斯的马林科罗特化工厂采购可卡因， 或者也可能从西德的默克化学公司采购，每盎司22.4美元。这是高纯货色，可街市上非法出售的都被加料了，或者是减料（稀释）了，不知有多少次都掺入了各种各样的东西，比如维生素B12（1974年的时候很流行），甲基苯丙胺（一般都认为这东西烂透了），以及一种婴儿轻泻药，名叫敏那特（一种替代品，没什么有害的味道）。 更糟糕的是，市面上卖的大部分可卡因根本就不是可卡因，而是普鲁卡因和梅太德林的混合物——普鲁卡因是几种化合物之一，说它是兴奋剂，不如说是麻醉剂，因此也就是掺入了冰毒的混合物。就算是可卡因，因为到吸食者手里之前要过很多人的手，所以吸食时的粉末中可卡因含量就只有6%到30%。 为什么有人愿意支付高达1000倍的价钱买某种产品，而且明知这东西已经被穷凶极恶地掺了假？在光怪陆离而又支离破碎的70年代早期，可卡因提供的可不仅仅是化学快感，它还提供了一个在生活中更高的位置。简言之就是地位。在一个以毒品为导向的社会，吸食可卡因已经成为美食之旅。 泰德是一位纽约的顶级毒品贩子。他24岁，是个黑人。“考虑一下这些配件吧!”他说，“现在你可以买一个盛可卡因的黄铜小勺，就塞在一颗0.30英寸口径的子弹里面，2.95 美元，加1美元就可以得一条项链，不过如果你真的迷上了可卡因，伙计，你也会对好配件着迷的。你可不愿意把那么贵重的东西放在一把铜勺子里面。你会把它放在一个小银瓶里随身带着——也许瓶子上面还刻着花押字母。你会从银勺子里吸食。那是我的市场，我再也不卖东西给音乐家了。这也是难得一见的稀奇事儿，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吧，不过音乐家当中确实只有为数很少的几位有那么点优雅风度，希望你明白我的意思。我的客户一定得有派头。现在我做生意就在公园大道上。” 尽管如此，不管是否把毒品算作美食，70年代早期运送毒品主要发生在低收入或无收入“嬉皮士”社区。开始可能有些令人费解。然后就慢慢明白了，很多可卡因吸食者贩毒就是为了让自己过足可卡因的瘾，这情形跟大麻市场差不多。 “瞧瞧吧，”一位小毒贩说道，“我花1500美元，可以买来1盎司相当高纯的毒品，加料之后可以加一倍的价，或者减料（稀释）后卖掉一半，把本钱捞回来，还有半盎司留给自个儿享用。” 他从他那褪色的绣着花的贴布牛仔裤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玻璃瓶，里面装着白色粉末，他把白粉倒在一面小镜子上，然后小心翼翼地拢成细细的两条，将1张20美元的新钞票紧紧捻成一根吸管，一头紧挨着一条粉末，一头塞进右鼻孔。他捏紧左鼻孔，右鼻孔用力一吸，顷刻之间一条粉末就吸得干干净净。吸！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用另一边的鼻孔重复一遍动作，吸尽了另一条粉末，又是一阵吸吸吸。 （可卡因也可以做成滴剂，抹在牙龈上，或做成肛门栓剂，虽然这些手法现在很少使用，也可以做皮下注射，这主要在贫民窟黑人和“注射瘾君子”中间受欢迎，通常认为是有头有脸的圈子不会问津的，就算把粉末撒在未包扎的伤口上也能得到快感，可卡因就是那么容易被人体吸收。） 几乎是立竿见影似的，小毒贩开始心跳加速，体温略有上升，他的瞳孔散大，脸上出现了一丝潮红，鼻子也失去了知觉。几分钟后，他会变得饶舌，焦躁不安，亢奋不已。他会觉得信心满满，身形也比实际上伟岸。 “这可是上等可卡因，”他说道，将小瓶高高举着，“想不想尝一小口？第一次我请客。” 当然，小毒贩希望他的吸食伙伴能够买上一两克。但免费让人吸两口并不一定意味着为了推销不得已这么做，让你吸食可卡因而又不要你的钱完全是出于别的原因。“有些人，”一个洛杉矶的吸毒者说，“吸食毒品甚至不是为了获得快感。”现在这成了一种社交方式。就好像在说: “我有好多钱，我可以给你一些。”
当然，可卡因可不是唯一被吸食者当作美食同时又能帮他们赢得地位的毒品。19世纪40年代，巴黎就有一群最可敬的医生、艺术家和作家 （包括泰奥菲尔·戈蒂耶和夏尔·波德莱尔），他们规规矩矩地分享了一包毒品，那是不久前刚从阿尔及尔带回来的战利品；他们也因此自称“大麻俱乐部的成员”。新近的情况是，随着大麻亚文化的全面发展，人们按照大麻原产地赋予了平凡的大麻高低序位，体现出鲜明的地位意识，因此就有了下面这些种类：巴拿马出产的红麻、北美的阿卡普尔科金麻和米却肯（墨西哥）麻。在欧洲则有从非洲进口的大麻，包括德班毒药、 斯威士兰金麻和马拉维笑草；毒贩和吸食者谁拥有这些品种就会赢得对社会精英一般的尊重。 可卡因也从没摆脱被人评头论足的命运。截至1880年——在人们首次从古柯植物中将其蒸馏出来18年后——在美国它被广泛写进处方，医治酒精中毒，而4年后， 年轻的维也纳医生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就建议人们用它来治百病，从吗啡成瘾到消化性疾病再到抑郁症。 世纪之交，可卡因的形象在变，而观众读者群体也在扩大。这时正值夏洛克·福尔摩斯成为通俗文学中首屈一指的可卡因吸食者……当时，古柯香烟、可卡因甘露酒、“滋补精”，还有各种专利药品，包括当时流行的黏膜炎神药，都能随便买到……当时还上映了一部电影，这部电影甚至在其广告中承诺，这种万灵药可以替代饮食，吸食之后，胆小的人会变得勇敢，沉默寡言的人会变得能言善辩…… 这一切的喧嚣都随1906年的《纯净食品和药品法案》和1914年的《哈里森麻醉品法案》而终结。这两个法案将馈赠、贩卖和拥有可卡因课以联邦重罚，与吗啡和海洛因犯罪同等论处。大多数州还错误地将可卡因视作麻醉品，各处都通过了类似的法律。到这时可卡因就转入地下了。 不过，没过多久，这种毒品就完成了首次回归。那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可卡因受到了娱乐界同行同时追捧宣传，歌手们在高度受限的节奏蓝调（或“黑人音乐”）中，在乡村乐中，在西部片市场上大力推广，而百老汇演艺圈也做着别致的应和。 例如，当时有好几首歌，取名为《可卡因蓝调》。有一首的关键词是 “我就为上乘的可卡因发狂”，不过歌词里也有一句警告：“拿可卡因喂马倒也不错/但女人或男人却千万别沾/医生说过那是索命的鬼/但他没讲何时送你去阎王殿。” 同一标题的另一首歌讲一个男人的故事，他在吸食可卡因快感期射杀了老婆，歌曲结束时劝诫更直截了当：“放下酒杯，别碰可卡因。” 到了1930年，孟菲斯水罐乐队录制了《可卡因成瘾蓝调》。歌曲头两行唱道：“可卡因成瘾可是糟透了/这是我沾染的最糟的老恶习。”对可卡因并不是所有的歌曲作者都有同感。1927年，维多利亚·斯比维（Victoria Spivey）写了一首《瘾君子蓝调》，歌中就公开颂扬可卡因赋予超人特质的神力：“再让我吸一口吧/就再一口可卡因/我会像牛仔一样逮住母牛/放倒公牛也不用套索。”
钱皮恩·杰克·杜普利（Champion Jack Dupree）是一位了不起的新奥尔良蓝调钢琴家，他录了两版《容克的蓝调》，第一版里说他的妹妹吸食可卡因，在第二版又说：“有人说我注射可卡因/有人说我嗅食可卡因/但这是最妙的老感觉/在这世上，我曾得到的别样开心。” 同时，在白色大道炫酷迷人的世界，科尔·波特（Cole Porter）——世人皆知世间万事他都尝试过至少一次——创作的百老汇舞台剧《什么都行》 （上演于1934年），标题起得倒也蛮合适，台词写道：“没有可卡因，我也没精神/我敢肯定，如果/哪怕吸上一小口/我也能飘飘欲仙/但我还得先从你那儿找点快感。” 莉莲·海尔曼（Lillian Hellman）在她1974年的畅销书《旧画新貌》（Pentimento）中讲了一个故事，讲的是她1939年与朋友塔露拉·班克海德（Tallulah Bankhead）共进午餐，她写道：“塔露拉、赫尔曼（赫尔曼·山姆林，制片人）和我在艺术家作家俱乐部老餐厅共进晚餐，这地方新闻记者也时常光顾。塔露拉从手袋里面掏出两个小瓶子，放在桌子上，然后似乎忘了它们。当我们要回去排练时，她拿起一瓶往眼睛里滴了几滴。她从桌子旁站起来，放回瓶子，领着我们走向门口，这时她突然一声尖叫，让整个餐厅的人都站了起来。” 赫尔曼冲到她面前，她一把推开他， 其他人也向她凑过来，她转身向门口走， 转念又停住， 漫无目标地小声嘟囔了一句：“我把它当滴眼液滴在了眼睛里。” 赫尔曼跑到一个电话亭，她在后面叫着他，他大声回说去找个医生，她叫他别多管闲事，突然，在喊叫和奔跑之中，她一把揪住了我的胳膊，把我拉到厕所说道：“把赫尔曼叫回来，我把可卡因滴到眼睛里了，这事我不会告诉医生或其他人的，告诉他闭嘴，否则我就再也不回剧院去了。”
《高窗》（High Window） 尽管塔露拉对可卡因赞赏有加，吸食可卡因的现象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越来越少见了，虽然在某些社会阶层它仍然是一种特殊的、偶尔为之的消遣——特别是爵士乐音乐家群体，他们有时把可卡因混上海洛因，来增加“震撼感”或“冲击力”（这就是“麻黄碱强力丸”，俗称“快速球，speedball”的由来），医生想弄到可卡因最容易——到20世纪50年代，这种毒品基本上被人们遗忘了，要不就是到了大家都不待见它的地步。也是在这个时期，1942年吧，雷蒙德·钱德勒（Raymond Chandler）在他的小说《高窗》（High Window）里调侃“可卡因毒贩们”，而另一位作家说起了夏洛克·福尔摩斯：人们因为可卡因魔王锒铛入狱。你怎么能相信这种人品卑劣之徒呢？也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可卡因瘾君子”的说法，成了任何行动缓慢或反应迟钝的人的同义词， 可卡因也被安上了许多丰富多彩的绰号，通常与犯罪世界相关联：伯尼丝、大个子、跳跳粉、C、查理、C.K.、颗粒安、方糖、雪花片、姑娘（与海洛因对应，海洛因名为“小伙子”）、金粉、幸福之尘、她、树叶子、海之雪、星尘、白药以及白色玩意儿。 有一个负责任的研究和信仰机构，他们支持一个说法，那就是可卡因黑市已经枯竭，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合成毒品，也就是安非他命类毒品，他们还认为可卡因在20世纪60年代再次风靡美国，是因为当时反麻醉品机构开始打压安非他命类毒品黑市。
地下刊物《东村他者》（East Village Other） 故事还没讲完，因为正是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毒品美食”的概念，并被广大民众接受。这时候戒除迷幻药是不够的，戒除哪种迷幻药也一样重要：这种迷幻药是奥斯利公司制造的吗？是否被称为“阳光”或 “窗格”？是否从瑞士的桑多斯实验室进口？同一时期，大麻也被分级定等，因为这件事，大麻价格暴涨；1968年，南加州花125美元可以买1公斤大麻 （通常少于人们认为应该有的2.2 磅），几年后， 同样短斤少两的1公斤售价为300美元至1400美元。价格更高的东西几乎总是卖给了青年亚文化圈里那些为数不多的可以买得起的吸食者——摇滚明星。 20世纪60年代，以及现在所处的70年代，摇滚明星把控着社会节奏，他们步着正在过气的男女电影明星的后尘，成为打造大众社会风习的主力军。［也有鲜明的另类，如彼得·方达（Peter Fonda）、丹尼斯·霍珀（Dennis Hopper），关于他们一会儿再详谈。］当时的实情就是各类毒品是那些歌手、词曲作家和音乐家都迷恋的，有些只迷恋可卡因。所以他们歌唱可卡因。正是这个时候，弗雷德·尼尔、霍伊特·阿克斯顿和大卫·凡·容克这几位流行歌手共同创作了一首歌，其中有这样一句标志性的歌词：“可卡因啊……流遍了我的心脏，充溢着我的头脑。”尼尔的版本这样唱道: “我说，过来吧，妈妈/快过来/可卡因让你可怜的孩子好难受/啊，真是又苦又甜。” 几乎在同一时期，在纽约，地下刊物《东村他者》（East Village Other）编创了一个专栏，名为“可卡因羯磨”（Kokaine Karma），这个专栏改编成了一档广播节目，在新泽西州东奥兰治大学广播站演播了，然后转到纽约嬉皮士风格的、听众赞助的广播电台，通过WBAI调频播放给更大的观众群收听。不久之后，威维·格雷维（Wavy Gravy）对《现实主义者》（The Realist）杂志声称:“我愿意把它看作思考的人类的德里斯坦。”而在某一期《绅士》（Esquire）杂志的封面上，印上了一把盛放可卡因的金勺子，那是在向“灵魂”致以崇高和虔诚的敬意。 在加利福尼亚州，到 1969年时，大部分白人嬉皮士团体登上了可卡因的列车，这时候可卡因才完成了第一次在当代电影中的重大现身，在影片《逍遥骑士》（Easy Rider）中，音乐制作人菲尔·司柏托（Phil Spector）与两位演员丹尼斯·霍珀和彼得·方达达成了毒品交易。当时，许多观众都认为菲尔吸食的毒品是海洛因；到底是什么毒品电影里没明说。但对吸食毒品的行为既没人质疑；也没有人做什么道德评判。随后的十二月，司柏托把电影中的一幅画面做成了圣诞贺卡，似乎是在表态。画面中，菲尔按着一边的鼻孔，用另一边的鼻孔从一把小勺子里吸着白色粉末。画面传达的意思就是：“圣诞佳节，来点白粉绝对无伤大雅！” 实际上，在《逍遥骑士》上映近一年前就上映了《三狼喋血记》（The Night of the Following Day），这是一部有关绑架的惊悚片，主演马龙·白兰度、理查德·布恩（Richard Boone）和丽塔·莫雷诺（Rita Moreno），影片中丽塔·莫雷诺似乎大部分时间都在用一张一百美元的大钞卷成的吸管吸食可卡因，影片票房不佳，对于提升“可卡因意识”也可以说是毫无助益。
《三狼喋血记》（The Night of the Following Day）海报 到1969年晚些时候，出现了摇滚热， 据说有几十位顶级歌星定时吸食可卡因。在旧金山，这些歌星中的好多个也都在新歌中提到可卡因。例如，保罗·坎特纳（Paul Kantner）是杰弗逊飞机乐队（Jefferson Airplane）的主唱，他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其中有一首歌叫作《劫机》（“Hijack”），开头就用了一个明喻：“夏日干燥，宛如你的鼻腔，一季零一天你已经远离可卡因。”一年之后保罗携格雷斯·斯力克（Grace Slick）在另一张专辑《太阳斗士》（Sunfighter）中回归，同时发行的还有一本小册子，上面写着：“所有严肃对待这整件事情的人，都像凯迪拉克一样展现出风采，需要用鼻子吸食一些有劲的医疗级别的药粉。”而感恩至死乐队（Grateful Dead） （于1970年夏天）发布了一张专辑，其中包括一首他们在大多数演唱会上都要演唱的歌曲，歌名叫作《凯西·琼斯》（“Casey Jones”），歌中唱道:“驾着火车狂奔/吸食了足量的可卡因/凯西·琼斯，满满的亢奋，最好将车速把稳。”第二年 （1971年） 感恩至死乐队回归，带来了一首最畅销单曲《大路上》（“Truckin”），这也是一首演唱会新宠，歌词唱的是 “以红色大麻、维生素C 和可卡因为生”。 同时，在洛杉矶，另一个摇滚乐队“荒原狼”（Steppenwolf）在那年夏天 （1971年）借着霍伊特·阿克斯顿写的一首歌也小火了一把，歌名叫作《患了雪盲症的伙伴》（“Snowblind Friend”），歌中唱道:“他说他想要天堂/但是祈祷太慢了/所以他买了一张单程票/搭乘白色的航班。”约翰·列侬唱过一首《撑住了，约翰》（“Hold on John”）的歌，在这首歌的第三和第四句之间突然冒出“可卡因!”这个词，颇引人注意。随后又出过一首蓝调歌曲，塔什·玛哈（Taj Mahal）作曲，科尔·波特风格：“香槟不会令我狂乱/可卡因也不会让我懒散/我的所作所为与别人有什么相干？” 1972年夏末又出现了一场大促进活动。这时，洛杉矶一支叫“老鹰”（the Eagles）的乐队以一首歌名叫《巫蛊妇人》（“Witchy Woman”）的歌曲打入了单曲排行榜，部分歌词来自可卡因触发的灵感——“隔壁房间传来疯狂的笑声/她用一把银勺让自己癫狂”——这首歌连续13周都位列排行榜第9。 也是这个时段，上映了一部片名为《超级苍蝇》（Superfly）的电影，伴随着柯蒂斯·梅菲尔德（Curtis Mayfield）创作的美妙的电影配乐和两首流行单曲，大众市场的一大部分趋于饱和。可卡因意识此时也算是登峰造极了。
《超级苍蝇》（Superfly） 电影一开场就设定独特风格和哲学意蕴，主角普利斯特是曼哈顿可卡因大毒贩， 经历了千难万险在街头大战中胜出，进而逃入了老鼠成灾的哈莱姆公寓房， 在这里，他穿过垃圾成堆的门廊，打开公寓房门。唰!这里看起来就像威尔特·张伯伦（Wilt Chamberlain）设计的花花公子公寓。因此主人公就在观众心目中迅速确立了英雄地位，他敢于以身犯险，勇气可嘉，依照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树立的了不起的美式传统，克服环境给他带来的巨大压迫，成为一个令人羡慕的成功人士。至于说他是一名罪犯——又是黑人嘛!——那是不要紧的， 因为普利斯特早就想金盆洗手了，就算他还想最后大捞一把（100万美元对半分账），故事的底线可没变，那就是“毒贩从善”，就这一点就让他拥有了英雄形象，使他能够顺利走进对别人封闭的基督教社区。他是享乐主义者也好，穿着奇装异服也罢，还开着各种豪车，并有一黑一白两个女人相伴，这一切都满足了对美国传统的另类想象（和幻想）。影片里最后与他见面的竟然是警署的一位副警监，从这位副警监手里，他要买30公斤价值30万美元的毒品，这个情节也使他成为一个反文化英雄。出于某种原因，普利斯特（由罗恩·奥尼尔扮演）依然被看作黑人英雄，并没被主体为白人的观众群同化（比如说像吉米·亨德里克斯当年那样），这样也就满足了黑人的梦想（那种生活方式、挺直的齐肩长发，还有白人特有的那种高挺的鼻子），另外也演绎出了黑人的男子汉气概，成为滚石乐队乐评人所谓的“超级黑鬼”。《超级苍蝇》这部电影吸引了几乎所有的人。 （当然，故事还有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料定有人要出卖他，普利斯特跟他的女友交换了公文包——就是那位黑人女友——然后驾车离去，奔向自由，从此金盆洗手，过上隐休生活……这样也就符合了电影结尾主人公驾车走进夕阳美景的传统。） 黑人男子汉气概成为后来两年风行全美的题材，因为《超级苍蝇》成了一种新型电影的鼻祖和原型，这就是黑人猎奇电影。到了1974年，这类电影似乎就注定要超越10年前热映的美国国际题材的天海盛宴和摩托车手猎奇电影。当时这类电影名目繁多，影评家沃尔特·布瑞尔（Walter Burrell）受雇于黑人主办的《洛杉矶明星报》，有人问他的观影感受，他回答说能想起片名来的不超过两部，而确实记得的就是“几乎每一部我看过的所谓黑人电影里面都有吸食可卡因的场面”。另一位影评家，任职于《综艺日报》的亚瑟·墨菲（Arthur Murphy）也有同感，他说：“吸食可卡因的场面就跟毫无掩饰的性爱场面一样是规定了必须要有的，那些日子见得太多了，看着都犯困了。” 跟所有歌曲的唱词一样，大多数黑人毒品题材的电影都承载着反对毒品的主旨大意。环球影业拍的《威利·迪纳米特》（Willie Dynamite）里，有吸食可卡因的场面，吸食者表现得丑态百出。20世纪福克斯公司拍摄的《戈登的战争》（Gordon‘s War）一片中，一位越战老兵的“老伴儿”吸毒过量，他和一些朋友开始清缴所有小区街坊家里的可卡因和海洛因。即便是《超级苍蝇》这部电影，也在明确叙说主人公普利斯特作为毒贩和罪犯，生活过得如何空虚无聊；毕竟，这是一种他想要了结的生活方式。影片揭露了使可卡因非法却又任其大量存在于贫民窟的过程。没什么关系的。观众接受的是娱乐媒介，而不是思想——他们也许认为如此为法律所不容的行为 （在有些州，持有毒品就要判20年徒刑），又如此昂贵，不可能都是坏的。 《超级苍蝇》电影的成功与其音乐的成功是相辅相成的。正如每周票房总计把这部电影推上了夏末和秋季的热映票房大榜单，唱片销售额也正好说明购买唱片的听众数量惊人。8月中旬，主题曲《弗雷迪已死》（“Freddie’s Dead”）首次出现在当月最佳单曲榜上，连续16周都榜上有名，最高曾排到了第4位。另一首单曲曲名就叫《超级苍蝇》，在随后的 11月进入同一榜单，在榜上保留了15周，最高也升到第8位，而与此同时，电影的原声专辑成为最佳唱片，长达一年，名列第一：“我是你的母亲/我是你的父亲/我是那个巷子里的黑鬼/我是医生，待你来问诊/想要点可卡因吗？想要些大麻吗/你们都认得我/我是你的朋友/你最重要的人/你不同意/我是你的买卖人。” 到1973年，市场饱和度高得吓人。犹如朝圣的信徒上下求索不断寻觅新的生活方式一般，饥饿的媒体有一小段时间关注了黑人皮条客，突然之间出现了几十篇杂志文章，还有大量的书籍和电视报道——其中大多数都是以可卡因为主题的，旗帜鲜明地讨论可卡因的吸食和买卖。在所有主要城市和大多数小城里，在各处的总店、书店和精品店里，突然出现了大量的可卡因海报招贴。其中有一幅把“可卡因”一词涂成亮色，穿过可口可乐几个字母形成的大红圈。（这种逆向炒作也出现在了T恤衫上。）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有人复制了一款装软饮料的老式托盘，画面是那位可口可乐女郎举起勺子，正向鼻孔里喂着什么东西。（可口可乐公司一直辛勤地捍卫着自己的注册商标，以及那点脆弱的敏感性——起诉到法院要求终止海报的发行，并且赢了官司。）吸食可卡因的配套装备——药勺、药瓶、分装器、吸食器——开始在店铺里云集，密密麻麻摆在了更传统的大麻烟嘴儿和印度大麻烟斗周围。 随着毒品泛滥，毒品种类也在增加，而随着品种增多，毒品也越来越受到青睐和追捧。 到了眼下，又出现了一个迅速展开的可卡因“神话”，故事不断流传，结果是某些毒贩、携毒者、违法事件，以及吸毒的仪式都成了“他们那个时代的传奇”。例如，有一位来自明尼苏达州的毒贩，他（从秘鲁过来）在洛杉矶海关顺利入境，随身携带了两公斤可卡因，用胶带缠在腿上和躯干上，他的护照里面夹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我是联邦麻醉品稽查官，旅行时没带证件。我正跟踪前面那位挎着大手包的黑发人，请让我和她快速通关过境。可能会发生打斗。”另一个故事是常在摇滚圈子里流传的，说是某排名第一的新奇舞曲主唱投资4万美元买卖可卡因，这钱是他从热销的唱片里赚的，随后的4年他就靠买卖那批毒品的利润生活。
谁人乐队（the Who） 在英国谁人乐队（the Who）最近的一次巡演中，那位人称“秘鲁先生”的毒贩出现在亚特兰大和蒙特利尔演唱会的后台，后来在达拉斯、底特律、波士顿和费城被一位“玻利维亚先生”取代了。在纽约有各式各样的小物件儿，有一个看上去就像一颗粗大的银子弹，连着一根棒子模样的手柄——握紧棒子，转动子弹，就可以从子弹头那儿倒出正好够吸食一次的分量，这一份就是 250 美元。还有一种众所周知的仪式，吸食者把可卡因抹在阴茎上，直至阴茎失去感觉变得麻木，这样他就可以无限延长性交时间——或者，直至可卡因失效吧。 1974年以前，各个摇滚乐队在离开东西海岸他们的老窝去巡演之前都必须储备可卡因，可是那时，可卡因随处都买得到。也许纽约的情况要差那么一点，那里新出台的法律使得毒品交易充满危险，不过据音乐推广人加里·斯托姆博格说，“这并不意味着买不到可卡因——而只意味着它有点难以找到而且相当昂贵”。设在新奥尔良、亚特兰大、迈阿密，以及各大入境口岸负责查禁非法可卡因的美国麻醉品和危险药品管理局（the U.S. Bureau of Narcotics and Dangerous Drugs）迅速膨胀的工作人员队伍进一步证明毒品交易量增加了。几年前，几十个城市的警方报告了很少几起因藏毒贩毒被捕的案件，到1974年，逮捕和起诉的罪案数量大增。显然，在毒品犯罪的110年历史中，可卡因交易的黑市是空前扩大了。 但是如果人气上升，毒品滥用似乎就会减少。几年前就有毒品滥用——被一位洛杉矶医生记录在案 （1971年），这位医生不想让人知道他是谁，生怕染上恶名，说他势利，只医治好莱坞的可卡因瘾君子。他说，当时他的病人好大一部分都来自摇滚乐界。 他说：“可卡因是一种很容易滥用的药物，因为它在体内代谢非常快，能够迅速排出体外，所以如果吸食者负担得起，就会加点量，而毒效消失以后又会吸食一些。你知道，他前脚走进诊所，后脚就开始抱怨鼻塞，说鼻炎气雾剂没有疗效。对了，气雾剂和滴鼻液销售量已经飙升起来了，我将这种销售量增加直接归因于可卡因的广泛使用。”
这位医生伸手拿过一本《治疗学的药理学基础》（The Pharmacological Basics of Therapeutics），这是公认的药理学权威著作，他翻到关于可卡因的章节。 “听听这段，”他说，“没有人会跟古德曼和吉尔曼（本书的两位作者）争辩，这本书是1970年出版的，但听听这段就知道这些东西过时有多快了。这里有一句说:‘可卡因滥用在西方国家并不常见。’你知道我作何评论吗？一派胡言。” 他将这本大部头书丢在桌子上。“一个音乐家进来治鼻塞，我要问的第一句就是他吸食了多少可卡因。现在太泛滥了！我每天都看到人们的项链上挂着盛放可卡因的勺子和吸食大麻的烟嘴儿、小勺子，还有滴鼻液这些东西。” 医生说他为这些寻诊的明星也帮不了多少忙，但他确实给他们提出了一些忠告。“这些人习惯性地吸食毒品就是在经历‘慢性中毒’。他们的朋友可能已经察觉到他们精神萎靡，体重变轻，性情大变。我告诫他们长时间的吸食可能导致慢性鼻塞以及——这是最终的结果——鼻腔隔膜也就是鼻壁穿孔。可卡因使血管收缩，没有足量的血液到达该部位会造成鼻中隔萎缩。我还告诉他们，因为药物刺激鼻黏膜，也会引起细菌感染，虽然它不具有生理成瘾性，却有造成心理成瘾的高风险。我建议他们把钱花在别处。” 3年过去了，到了1974年，这位医生的大多数老病人很久以前就不再找他看病了，他也没给多少新病人看病。事实上，许多早先的可卡因美食家已经脱离了毒品。他们看到朋友们耗干了身家，吸毒吸成了急性妄想症，这往往还伴随着丧失批判性思维能力。有一位旧金山的音乐家一直从西德的默尔克进口可卡因。他说，一天早上醒来，他无法呼吸，所以就戒掉了。其他人的做法也差不多。或者在减量。 “价格是另一个因素，”一位30多岁的唱片公司高管说，“滥用毒品，谁负担得起那么多的费用？如果你不是毒贩，也不是很有钱，甚至还要接济别人，那你就不大可能维持得了吸食可卡因这样昂贵的嗜好。” 这一切都取决于你拥有什么样的开支账户。 因此，1974年，可卡因变得高不可攀。想象这样一则杂志广告，标题是:“什么样的人消费可卡因？有存款的人……” 或者活得像是有存款的那些人。 本文由出版社授权转载，节选自《梦幻之巅》一书的<可卡因意识：美食之旅>一章 《梦幻之巅》 （英）理查德·罗吉利 / 著 彭贵菊、熊荣斌 /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9年9月
药物的历史总是爱恨交织；任何对这些物质一味咒骂或一味赞扬的记述都不算完整。这本集萃便是一个微缩宇宙，旨在展现在药物与其使用者的相互影响下所诞生的大千世界。所选作品亦是包罗万象。除了出自小说与短篇故事的作品，还囊括了祈祷词、檄文、谜语中的选段。既有西方的作品，也有古代、东 方以及部族文献，力求全方位呈现各色人物与毒物的“邂逅”。从拉伯雷、薄伽丘、马可·波罗、英王詹姆士一世到福尔摩斯、让·科克托、威廉·巴勒斯、阿道司·赫胥黎，牛津大学社会和文化人类学学者理查德·罗吉利打破了致幻文化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迷思，以独特的视角串起了一部跨越两千年的药物文化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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