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赤峰，一座古老的内蒙古东南部城市，这里山川秀美，地广物博，人杰地灵。按照《赤峰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2——2030年)》，到2030年，赤峰市将建成内蒙古东部地区的区域性中心城市；东北至华北结合部重要的交通枢纽；我国北方地区重要的旅游服务中心，具有独特历史文化内涵的宜居城市。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这座已经有了260多年历史的古城正焕发着勃勃生机。 赤峰的名字来源于城区北部的一座红色山峰——红山。对于红山的说法众说纷纭，有的说这红色的九峰是孙悟空在大闹天宫时，一脚蹬翻了老君炉，炉中熊熊燃烧的碎块一部分掉到了新疆，成为了火焰山，而还有一些掉到了塞外赤峰，变成了红山；还有的人说红山原名“九女山”，远古时期，有九个仙女犯了天规，西王母大怒。九仙女惊慌失措，不小心打翻了胭脂盒，胭脂洒落在英金河畔，因而出现了九个红色的山峰。各种说法都具有传奇色彩，但其实红山的形成要远早于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时间。 01 城区早期人居 考古材料表明，今赤峰城区开始有人居住最迟在距今约5500年至6000年以前，即人们所熟知的红山文化时期。当时的人群居住点以今天的红山后、红山前、蜘蛛山（今市区旧北大桥原水文站）最为集中，南山一带人居相对较少。那时英金河、召苏河及下游段阴河，河床比现在低5—8 米左右，河面也较窄。在旧北大桥土坡距地表10米左右，有堆积很厚的文化层，发现过红山文化人类居住过的遗迹和被烧过的糜子桔杆、谷粒以及人们佩带的石环等。当时的人类主要依靠着清澈的英金河水、茂密的草地丛林、河流两岸台地面积有限的耕地，从事着渔业、狩猎和原始的农耕，他们所作出的突出贡献是开创了北方农业文明的先河：从刀耕火种转向耜耕；从粗放转向耜、耕、锄、铲、割、加工一整套细作技术；农事活动从笨拙转向精巧，石耜和半月形石刀是他们的发明，演变到后来的犁和金属掐谷刀，在北方农业生产中沿用了数千年；种植的最早的五谷之外，还盛产一种青禾祭，即后来游牧民族喜用的糜子。 红山文化遗址 红山文化时期，今天的赤峰中心城区乃是一片丛林，是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在这以前可能有过砂碛迹象，据早年参加防空洞挖筑工程的人描述，曾注意到今火车站以北、昭乌达路、市政府附近，地下五米左右的沙积层， 那是河床的遗迹。 根据城区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数量、规模、分布，那时居住人群的范围并不大，其人丁不过数百至千人左右，这是目前所知，赤峰城区最早的人群，当为土著民族，他们既是龙乡的传人，又是赤峰城区首批开拓者。 02 青铜时代人居 早期青铜时代（距今4500年），城区及周边地带人口增长较快，人群居住密集，除红山前、红山后外，在英金河两岸、红庙子、夏家店、南山以及西南郊山地间，都有面积较大的人群聚落。北山台地河流沿岸也有人居住。这时期的人类仍然依赖城区附近河流的优越自然生态条件，农耕的范围有所扩大。“文革”期间，在南山植树中，有人发现过青铜时代早期人类的居住遗迹，并出土磨光石器生产工具。由此可以认定他们是依托南山而居，从事着农业生产活动。  青铜时代晚期的人群，他们仍然依赖红山、英金河流域的丛林、水资源，过着以游牧、狩猎、渔业为主的经济生活。青铜时代的先商、古燕、东胡（或山戎），是进入赤峰城区的第二批人丁较多、活动时间较长的人群。 03 战国——秦汉时期城区人居与建置 战国时期，由于战争的频繁，东胡的北撤，除红山以外，城区及其附近人居相对减少。这是根据出现过的战国墓葬以及当时设立的行政机构总结得出。  灰陶豆七十年代曾在今市区四门市（钟楼前）发现过战国墓葬，其后在园林路、附属医院附近的古墓葬中，出土战国时期成组的陶制礼器——灰陶豆。1985年在中心城区长青公园树林子胡同，又发现了一座战国墓，随葬器物极为别致、精巧。有陶鼎2件，覆钵式盖上雕塑三个正方形兽头盖钮，钵形鼎身有轮制的弦纹，腹侧加塑双耳，兽形鼎足。另外还有灰陶豆4件，其中2件外观为罐形高足，有兽形盖，刻有水波纹，流畅大方，腹部装饰鱼、鸟图案，衬以水波纹饰，工艺颇精。还有陶壶、陶匜、陶洗，是一组造型精美、纹饰别致、意蕴新颖的随葬明器（即非实用器），是中心城区内发现的第一批、也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墓葬。 战国后期，东北地区首次设立行政机构，即北方五郡——辽西、辽东、渔阳、上谷、右北平，今城区属辽西郡及文成县所辖。虽然治所并未设在今城区之内，但上述墓葬非一般平民，墓主人应是一个有相当文化素养、郡下属治理城区民事的官吏。至秦代，一统天下，首次创建郡县制。 1963年考古工作者发掘蜘蛛山遗址绘制的遗迹平面图和文化层叠压剖面图 秦、汉时期，今赤峰城区为辽西郡下属的一个县（县址在当今城区南三眼井、文钟一带）和一个“亭”（亭址在今市区老北大桥蜘蛛山）。在考古发掘的出土文物中，不但有秦统一度量衡时的量器，那是秦国颁发全国郡县一级的标准量器，还有管理事务的地方官吏“亭”（长）官印。“亭”，秦、汉时期行政建置之一，相当于现代乡、镇以下的一个大自然村（早年的生产大队、当今的村民委员会）。亭有亭长，掌管当地治安警卫，兼顾停留商贾、旅客，治理民事，其任职者多为服兵役期满后的人员充当。除亭长外，还在城内或城厢（即靠近城区的地方、居民点）设“都亭”，在城门设“门亭”，分别称为“都亭长”和“门亭长”，其职务、职权、级别与“亭长”相同。在蜘蛛山发掘中，出土过一批相当壮观的建筑材料，其中的大型板瓦、筒瓦、山字形、兽纹形、饕餮纹半瓦当，其数量竟达六七千件，这些均为战国以后，秦汉时期宫殿或官府大型建筑用材，虽为一“亭”之地，却有官府气派，与当时城区亭治所、城厢、城门建筑有直接关系。这是目前为止，赤峰城区历史上有明确出土实物的行政建筑。 秦汉以后的乌桓人南下，移居老哈河今城区红山一带，并以红山为纪念地，名为赤山、乌丸山，那只是史学界的一种推测。 04 隋唐——辽金时期 隋、唐时期，特别是唐代，对边远民族实行“羁縻”政策，民族地区的人居生存环境相对自主、宽松，处在漠北草原的奚、契丹民族得以迅速崛起、发展。至辽建国后，奚人居住地域与今赤峰城区距离较远，契丹人则依赖松山川地（今城子、城区英金河、阴河川谷）优越的自然条件，设立松山州，成为宋、辽使臣往返必经之地和商贾贸易要冲。 今城区属松山州松山县松山馆地，其馆址在今城区西厢原新生砖瓦厂古城址，民间误传为木兰城者。宋朝使臣由辽中京，经喀喇沁七家，过姥爷梁，经三眼井入赤峰城区松山馆，出松山馆后北行，过英金河（宋使称落马河）、锡伯河（宋使称阴凉河），越四道沟梁入桥头……一些宋朝使臣，在他们的行程录中曾记道，过河，回首东望有小山（即北大桥蜘蛛山，现已夷平）。在今北城区五河沿岸居住着众多的汉人和契丹人等，为后来城区的再度兴起奠定了人口基础。 上世纪八十年代拍摄的金代静封县（误传为木兰城）的夯土城墙照片 金代，由于辽亡和辽、金战争等因素，虽然人口有所减少，但城区历史环境却保持着民族杂居、农牧兼有的状态。 05 元、明、清时期 元朝在全国推行行省制，今赤峰城区、松山区西部、喀喇沁北部等地，均为上都路统领。成吉思汗时期，曾经给他的亲属、外戚分封土地，并告诫他们精勤守业，特薛禅家族按陈之子——唆鲁火都（唆儿火都），其封地在落马河、赤山（红山）、涂（土）河南岸，正是今天的赤峰中心城区范围之内，历史上的所谓紫蒙川、紫蒙邑（城镇）也当在其附近。不过至今考古人员仍未发现明确的建置和官府建筑遗址。 明代，北元盘踞应昌，大宁战火连绵，“卫所”的设立实际带有“羁縻”性质。其后，包括城区在内，均为蒙古察哈尔部所控制。 清代，随着蒙古各部活动地域、民族人口的相对稳定，盟、旗建置的完善，城区人口较快增长，城镇格局初具规模，加之乌兰哈达巡检、乌兰哈达理事通判厅和赤峰县、乌兰哈达厅等行政建置设立，驿路（商路）的开通，口北三厅的互联，街市布局的形成，集市商贸的兴起，旅蒙商络绎不绝，南北货集结哈达，使历史上底蕴丰厚而耳目闭塞的哈达小镇，成为自清代以来北方小有名气的“商埠”。 赤峰城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是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的，经过青铜时代的铺垫，秦汉时期的发展，以及辽、元两个北方文明史上里程碑的助攻，直到清代，才基本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民族风格、地方风貌的综合型城镇，可以说赤峰的历史和文明与北方民族休戚与共。  在赤峰城区及其周边地带，中国北方历史上曾经叱咤风云的氏族、部民，都曾在赤峰留下过他们的足迹，红山文化、先商文化、东胡（山戎）文化、秦汉文化、契丹文化、蒙元文化以及清代宗教文化，都深深地埋藏在城镇文化的底层，显示着它们的生机与活力，是中国北方古代文化的缩影。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