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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争霸斗争时间最长、斗争最激烈的是晋楚两国。处在两国之间的是郑、宋、陈、蔡等国，他们的所属，常是霸业在谁手的象征，所以它们也就成为大国争夺的对象，因而遭受战祸也最惨烈。楚国内乱和舒、蓼叛楚时，陈国也背楚向晋，庄王在平定舒、蓼后，就带着大军到陈国问罪。陈国又不得不服楚，公元前598年（鲁宣公十一年）楚同陈、郑在辰陵（今河南睢阳西）结盟修好。陈国虽然同楚订立了屈服的盟约，庄王还是不放心，趁陈国大夫夏征舒杀死国君陈灵公之机，把军队开到陈国，车裂夏征舒，并宣布把陈国变为楚国的一个县。这一行动遭到楚大夫申叔时反对，他劝庄王要当霸主，就应以德服人，不要贪图别国的土地。庄王才又恢复了陈国。郑国比陈国大，地位比陈重要，所受战祸也比陈国严重。在公元前608年到公元前596年的13年中，晋国五次伐郑，楚国七次加兵，几乎年年有战祸，有时一年甚至遭到晋楚两国的交相攻击。公元前606年（鲁宣公三年）春，晋因郑与楚结盟而伐郑，郑与晋讲和。夏天楚师来讨，责问亲晋被楚之“罪”。公元前599年（鲁宣公十年）夏，郑与楚讲和，晋即联合宋、卫、曹三国来攻，郑只好背楚从晋。冬天楚国又来讨伐，战争一直延续到第二年春天。楚军攻占了栎邑（今河南禹县）。郑从楚不得，从晋不能，迫使郑国只能做顺风倒的墙头草，才能生存下去。大夫子良于是提出“与其来者”的方针，谁的军队来了就服从谁，不必死守同谁的盟约。在这种方针指导下，这次郑又同楚在辰陵结盟。子良提出顺风倒的策略，是夹在晋楚两强中生存的上策。这表现出郑人外交的灵活性，它在辰陵与楚盟后，并没有断绝同晋的关系。以后郑国即索性把“牺牲玉帛待于二境”，谁来就献上一份礼物表示服从，免遭兵祸。郑国两面应付，对晋楚周旋的方针，晋国是默许的，楚国却不干。郑楚辰陵结盟后，楚见郑继续保持同晋的关系，于是在次年（前597，鲁宣公十二年）春，包围了郑国国都。楚围郑三个月，晋军不来救，郑襄公只得袒露着上身，牵着羊（表示驯服，象征可任其宰割）到楚军中投降。楚国的一些将领主张把郑灭掉，庄王认识到，还不能灭郑，准许讲和。他命令楚军后退30里，解除对郑都的包围，两国订立盟约，郑国让襄公弟弟子良到楚做人质。等到郑国人民受尽了苦难，兵败降楚后，晋才派荀林父为元帅，率领三军救郑。当晋军走到黄河边时，得知郑楚讲和，荀林父就准备回军，但中军副帅先坚决不同意，他高喊着：若不与楚战，晋国的霸业就会丢失，这还不如死去！说完不听调令，竟自带所属军队渡过黄河。先的行动得到赵括、赵同的支持，先是先轸子、先且居弟，赵括、赵同是晋文公的外甥，赵盾的异母弟，他们在晋很有权势，故不受荀林父节制。还未与楚交锋，晋军内部就发生严重不和。晋军执法司马韩厥恐先有失，就对荀林父说：“先若失败，你是元帅，责任就将由你一人承担，不如全军过河，若失败，大家分担责任。”经韩厥这么一说，荀林父就令全军渡过黄河。这样，晋军就被几个不满的人牵着走。韩厥为军中执法司马，本是纠察违反军纪者，他不追究先等人违反军令之罪，却把责任推给主将，并不顾全军安危，只在打算如何减轻个人的责任，表现出这时晋国法纪、军纪的松弛。楚国军队从未到过黄河，楚庄王攻下郑都后，本来打算“饮马于河”后就回师，听到晋军渡河，就想立即回师，令尹孙叔敖已把车头转向南方。可是楚庄王身边的近臣伍参（伍子胥的祖父）却看清了这是一次战胜晋国的好机会，就向庄王分析了晋军的弱点：内部不团结，军令不统一，元帅荀林父没有威望，士兵不知听从谁的命令。若战，晋必败。令尹孙叔敖虽然坚决反对与晋战，庄王还是采纳了伍参的正确意见，于是把军队驻扎在管地（今郑州市），等待晋军到来。虽然如此，庄王还是不愿与晋军交战，曾两次派人到晋军中讲和。晋荀林父也同意媾和，但是不能约束被先、赵括等人扰乱了的部下。当楚国第二次派人来讲和时，魏錡、赵旃两人却要求去向楚挑战，荀林父不同意，他们假装去同楚讲和，却擅自向楚军挑战。可见荀林父的软弱无能，不能节制部下。这两人也都怀着个人野心，魏錡想当大夫，赵旃想做卿，都未能达到目的，故而心怀不满，有意违抗军令。上军副将郤克对魏錡、赵旃去讲和很不放心，建议晋军作好防备，却遭到先的反对，荀林父没了主张，也不下令全军戒备，只有士会和郤克的上军作了应变措施，中军大夫赵婴齐准备了渡河的船只。所有这些都是晋国卿族强大起来所形成的矛盾在战争中的暴露。魏錡向楚军挑战，被打败逃回，庄王率领亲兵“左广”追击赵旃，赵旃狼狈而逃，连他所乘的战车和他身上所穿的甲胄都被楚人抢去。荀林父担心魏錡、赵旃的行动会招致恶果，就派遣一支军队去接应。楚将潘党见晋军中尘土飞扬，以为晋军来攻，就报告了令尹孙叔敖。孙叔敖害怕正在追击赵旃的庄王被俘，命令楚军快速向晋军逼近，两军突然在邲（今河南荥阳北）相遇。荀林父本来没有同楚军作战的思想准备，见楚大军突然压过来，大为惊慌，忙击鼓下令道：“赶快渡河，谁先过者有赏。”实际上是下达了一条逃跑的命令。晋国中军和下军士卒蜂拥奔向河边，争夺渡船逃命，先爬上船的挥起大刀砍断抓住船舷想继续上船者的手指，据说每只船中被砍在船舱中的指头可以用手捧起来，大批人被砍断了指头，被自己的同伴推下河中淹死，其惨状可以想见。
晋军已经溃不成军，只有士会、郤克率领的上军在退却路线上预先设有伏兵，阻住楚军的追击，没有损失。赵婴齐准备了渡船，晋军败退时他率领所属人马先渡过了黄河。其余军队毫无准备，不是死在楚军之手就是淹死在河中，河边的呼喊声持续了整个夜晚。邲之战就这样以晋国惨败而告终，也是晋国在同楚争霸战役中最大的一次惨败。从上述战争全过程中，我们已经看到晋国失败的必然趋势。失败的关键是元帅荀林父指挥无能，在和战问题上拿不定主意，竟至在战场上对敌不设防备；失败的基本原因则是各将领之间不团结，不听从指挥，各行其是。而楚军却基本上能够上下团结，指挥统一，士卒用命，故而取得胜利。晋军败退回国后，荀林父请死，景公也有此意。士贞子则劝景公要吸取楚成王城濮兵败杀大将子玉的教训，不要轻杀大将，景公接纳了这个意见，恢复了荀林父的职位。但是，造成这次失败的先却未受到什么处分，继续执迷不悟，回国后他还被派往清丘（今河南睢阳东南）主持晋同宋、卫、曹三国间的盟会。此次盟会本是要扭转邲战失败后诸侯对晋产生的离心倾向，会上先却鼓动宋国去进攻陈国，这时卫、陈关系友好，于是卫国救陈，与宋开战。从而导致盟国间的战争。也进一步暴露这时晋国法纪败坏，用人没有标准。清丘盟会的第二年（前596，鲁宣公十三年），曾高喊要为巩固晋国霸业不惜献身的先，竟然勾结北方赤戎来进攻他的父母之邦！晋景公这才追究他的种种罪行，把他杀掉，并且灭了其先氏宗族。在楚庄王同晋争霸时期，夹在两国中的中小国家陈、蔡等多属楚。楚在邲之战后，已把两面应付的各国变为偏于楚的一方，只有宋国始终向着晋国。这对楚通齐、鲁和称霸中原都不利，楚庄王就找借口进攻宋国。挑起战争的借口几乎随时可以找到。公元前595年（鲁宣公十四年）夏，庄王派申舟出使齐国，公子冯到晋国。到齐必经宋，到晋必经郑，可是庄王却下了一道不通情理的指令：不准他们向所过国借路。春秋时期凡经过一国之地必须向该国借路，以表示对其主权的尊重。宋国既与楚时世仇，楚使者过境能否借路成问题，何况不借路，其后果是可想见的。更为使宋人生气地是，楚所派的是申舟，宋人对他更是痛恨。公元前617年（鲁文公十年）楚穆王在宋孟诸（今河南商丘东北）打猎，楚穆王为了役使和侮辱宋、郑国君，让郑穆公为他的左翼，宋昭公为右翼。申舟为这次打猎的执法司马，约定第二天一早就出发。宋国人迟到了，申舟就责打宋昭公的随从以示惩罚。这种辱国之恨，宋人怎能忘记！申舟接到庄王不许借路的命令后，心里不能不害怕，他对庄王说：“郑人机灵，宋人愚蠢（即郑昭宋聋），郑人不会为难公子冯，我却要被宋人杀死。”庄王说：“他们要敢杀你，我替你报仇。”申舟没法，把自己的儿子交给庄王，就上路了。申舟过宋不向宋借路，果然宋执政大臣华元十分生气，认为这是楚把宋国当作它边境上的一个邑来对待，不能容忍，就把申舟杀了。庄王伐宋的借口有了，于是，忙跑出王宫命令令尹子反率军围宋。楚国大军把宋都团团围住，宋人派大夫乐婴齐向晋求救。晋景公本有相救之意，却遭到大臣们的反对，伯宗竟搬出天命来推脱，说什么上天要使楚国强盛起来，晋国不可能与上天作对，楚国是攻打不得的，我们就好比马鞭子，鞭子虽长只能打马屁股而不能打马肚子一样（原语是“虽鞭之长，不及马腹”，后世简括为“鞭长莫及”的成语）。这是邲之战后，晋惧怕楚国，不敢与它交战的托辞。晋景公在大臣的反对下，决定不出兵救宋，但却玩了一个花招，派解扬去告诉宋人不要投降，晋大军随后就到，以相欺骗。解扬过郑时，被郑国捉住交给楚国。庄王要他以晋使者名义劝宋投降，不然就杀死他。三次强迫，解扬只得当面同意了，当他登上巢车后，却把晋君给他的话传达给宋人。庄王生气要杀他，解扬说：“我完成了国家使命，你杀我是对我忠于国家的奖赏！”庄王很赏识他的忠贞，就把他放了。解扬虽不辱命，但其使命却是不光彩的，宋对晋抱有希望，这就使宋国人民遭受的战祸更为惨烈。晋、楚两国争夺霸权，中间地带国家无论服了谁，都不是原则问题。在这样的情势下，应以如何减少国家人民遭受战祸的损失为要务。宋听解扬传达的消息，真是一心一意固守待援，坚决不投降，楚军从当年九月一直包围到次年五月，长达九个月。宋城中断薪缺粮，弄到“易子而食，析骸而炊”的惨景，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巨大的损失。楚见包围九个月，宋人仍不投降，就在城外盖房子作长期打算。宋人久待晋援不到，楚不想退，已无法支持下去了，这才准备讲和。宋派大将华元深夜潜入楚主将子反的营帐，华元登上子反床前，向子反说出了城中缺粮饥饿的严重情况。要求楚军后退30里，两国讲和，子反被迫答应了华元的要求，楚军后退30里，两国结盟，华元到楚国做人质。宋国的一场灾难才算结束。晋不能救宋难，失信诸侯，鲁国赶紧派人向楚庄王送礼，表示亲楚，楚国的势力达到高峰。公元前589年（鲁成公二年），庄王虽然在两年前就死去，但楚国在蜀地（今山东泰安西）会盟诸侯，有12个国家参加，西边的秦，东边的齐等大国都到会，超过齐桓公的葵丘之会和晋文公践土之盟的规模，是春秋以来参加国较多的一次盟会。楚国作为一个霸主，对历史是有贡献的。春秋时分裂的时代，各国间互相攻伐，霸主就是替代周王而起着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楚庄王比起齐桓公、晋文公来这种作用不很相同。楚庄王上台后，改革朝政，任用贤能，注意发展生产，使国力强盛，为楚国社会此后的发展，楚国历史绵延数百年，增添了新的基础。从而，南方一些小国和部族逐渐统一于楚，使它们由分散状态变为区域性统一，加速了南方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他多次北上争雄，与中原会盟人员往来，也促进了南北文化交流。这些都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推进了一大步。
《春秋史话》连载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本文编选自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中国读本系列之《春秋史话》，作者为王贵民、应永深、杨升南。三位先生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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