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残唐五代的藩镇制度，分析宋太祖“黄袍加身”的历史渊源

北宋隐士邵雍曾说宋朝有五件事是自唐虞以后从未发生过的，其中前两件发生在开国之初，一是“革命之日，市不易肆”；二是“克服天下在即位后”。

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在陈桥驿被部下“黄袍加身”，之后在众人的拥护下进入汴梁城，他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抵抗，就成功使年幼的周恭帝禅让退位，在当朝宰相的认可之下，荣登大宝。改朝换代是如此的突然与凭借，并未发生残酷的流血政变，此为第一大奇；此外，宋太祖在登基之前并未建立赫赫功业，也不是皇亲国戚。他没有像刘裕那样，在建立功业之后再步步蚕食东晋；也不像王莽、杨坚那样，利用外戚的身份来篡取政权；更不像刘邦、朱元璋那样，在扫定天下之后才登基为帝，此为第二大奇。赵匡胤是在当上皇帝之后才完成统一天下大业的，这就说明，他并非凭实力而登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部下的推戴与胁迫。

有些人硬说“黄袍加身”是赵匡胤自导自演的，这夸大了他的实力，不了解残唐五代历史的背景。我们认为赵匡胤是被军士强行拥立的，他登基之后面对骑虎难下的局面，只得通过“杯酒释兵”和“设立禁军”等手段来逐步削弱部下们的权力，使自己坐稳了皇帝的位置。这样说究竟有哪些历史依据呢？接下来我们将进行具体分析。

对“黄袍加身”要结合时代背景去分析，不能简单地搞阴谋论

唐朝末年，藩镇首领大多为部下拥立；到了五代时期，许多皇帝也是由军士拥戴而登基的，“黄袍加身”并不始于宋太祖

如果了解五代时期的历史，我们就知道“黄袍加身”其实不足为奇。早在宋太祖之前，就已经有三位皇帝被将士拥立过了。

自从唐朝中后期藩镇割据愈演愈烈之后，非但将领跋扈不听节度，就连士兵也肆意妄为难以控制。例如魏博藩镇的田绪先是被士兵拥护为节度使，然后再上报朝廷批准；泾原节度使姚令言本受唐德宗之命出关讨伐藩镇，不料半路上发生了军士哗变，要求反攻长安；当时故太尉朱泚已经闲居在家，却强行被将士们拥立为帝，要求他指挥大家去进攻唐德宗。

到了五代时期，士兵哗变的现象更加严重。后唐时，李嗣源奉唐庄宗之命前去讨伐邺城的叛军。在攻城时，叛军们都在城头哭诉，说：“城中之人何罪？但思归不得耳。”李嗣源听后，为之落泪，于是叛军与前来进攻的后唐军里外呼应，请求李嗣源登基为帝，与唐庄宗分治大河南北。李嗣源还没反应过来，便被安重诲、霍彦威等人拥入城中，立为君主。之后，洛阳出现叛乱，唐庄宗被杀死，李嗣源便还都洛阳，成为五代时期第一个被拥立的皇帝。

李嗣源死后，他的儿子李从厚继位，养子李从珂被封为潞王。李从厚很猜忌李从珂，命令他离开自己原来驻守的藩镇。李从珂不肯奉诏，李从厚便令王思同等人将兵讨之。无奈之下，李从珂便登上城楼，对前来进攻的王思同等人哭诉，说自己跟随先帝二十多年，经历大小数百战，如今先帝尸骨未寒，自己就要无罪而受诛，实在是天理难容。军士们听到后，都很同情李从珂，甚至高呼：“潞王真吾主也！”接着便进城拥护李从珂为帝，在他的指挥下反过来攻击李从厚，夺取了政权，是为五代时期第二个被拥立的皇帝。

后汉时，大将郭威因害怕汉隐帝要诛杀自己，所以起兵犯阙，逼迫隐帝离开京师而逃亡。郭威便请太后临朝称制，又请迎立湘阴公。不久契丹兵入侵滑州，郭威率兵北上御敌。大军抵达澶州时，军校何福进等人大声呼叫，集体越屋而入，将黄旗撕下来披在郭威的身上，请求他登基为帝。在军士的山呼震地之下，郭威终于还是登基了，此为五代时期第三个被拥立的皇帝。

由此可见，早在宋太祖黄袍加身之前，唐朝与五代就出现过许多拥立皇帝的事了。

拥立皇帝的事在五代时已经司空见惯

残唐五代之时，因藩镇割据导致权力逐渐下移，不仅节度使不听朝廷的号令，就连军士也敢擅自废立首领

在唐朝时期，朝廷失去了对藩镇节度使的任免权。节度使们一般都采用父亡子替的方式，代代相传，直到出现士兵哗变，新的将领被拥戴为留后，才改变了世袭的传承。据统计，唐朝藩镇由朝廷任命的节度使占十分之六，先由军士拥戴，然后再报备给朝廷的，占十分之四。朝廷对地方的管制权逐渐削弱，权力出现了下移。

到了五代时，拥戴地方官的做法逐渐升级为拥立皇帝。士兵们之所以喜欢拥立首领，主要是因为这样做会使新首领对他们感到敬畏，每个月都要大摆犒劳宴，经常发放钱饷。而且即使士兵犯法，主帅也不敢过问，使他们得以更加的肆意妄为。五代时，只要拥护将领为皇帝，将校们就能得到超迁，军士也可以获得赏赐或剽掠，所以他们都很愿意做这种无法无天的事。

据说李从珂起兵时曾向拥戴他的军士许诺说攻克京师后，府库内的财物任诸君随意虏掠，因而士兵们都乐意追随他。然后，在攻克洛阳后，士兵们发现府库内的钱财很少，根本不够分，为此抱怨李从珂，相互传戏言说：“去却生菩萨，扶起一条铁。”李从珂很害怕，只得命各州刺史向京师输入钱帛以助赏，又客征百姓的房屋税，东拼西凑才勉强满足军士们的贪欲。

五代之时，王政不纲，权力下移。藩镇既然藐视朝廷，军士便上行下效，跟着藐视主帅，导致拥立皇帝的事屡见不鲜。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宋太祖“黄袍加身”的事就出现了。

权力下移是导致拥立现象屡次出现的原因

“黄袍加身”并非自导自演，而是军士胁迫的结果。赵匡义与赵普在其中起了关键性作用，赵匡胤则处于被动一方

公元960年，镇定二州有消息说契丹与北汉引兵来犯，周恭帝便令赵匡胤率领诸将前去御敌。当时赵匡胤掌控军政已有六年之久，士卒感其恩威，又兼主少国疑，内外都有拥戴之意。其中，赵匡义和赵普二人蓄谋已久，想等待一个好时机，以便引诱将士们去拥戴赵匡胤。

当大军进抵陈桥驿时，军士们忽然在半夜聚集于驿门前，议论纷纷。有人高声说：“主上幼弱，我辈出死力破敌，谁则知之！不如先册点检为天子，然后北征，未晚也。”

得知这一情况后，都押衙李处耘急忙告知赵匡义与赵普。二人便赶往赵匡胤的寝所，见赵匡胤正醉酒熟睡，便命令部将严密把守营帐。然后又派郭延赟赶回都中去联络石守信和王审琦，这两人都是赵匡胤的亲信。

半夜之时，军士们都想冲入赵匡胤的营帐去，被赵普与赵匡义拦了下来。二人故意斥责说：“太尉忠赤，必不汝赦。”军士们听完，面面相觑，逐渐散开。

然而，过了一会他们又重新聚集过来，集体露出白刃并且大声说：“军中偶语则族。今已定议，太尉若不从，则我辈亦安肯退而受祸？”

赵普与赵匡义又说：“策立，大事也，固宜审图，尔等何得肆狂悖！”

于是军士们在二人的组织下，各自归座。赵普建议先北上抗击契丹，回来后再做计议，借此来激将。众人果然纷纷反对，都说现在政出多门，与其北上抗击契丹，不如先拥戴太尉，安定好朝政，然后再出兵御敌也不迟。他们还威胁说：“太尉苟不受策，六军决亦难使向前矣”。

黎明时分，赵匡义和赵普急忙走进帐去向赵匡胤汇报情况。当时的赵匡胤正睡眼惺忪的躺在床上，还没来得及起身，将校们便露刃罗拜在外面，高呼说：“诸将无主，愿册太尉为皇帝。”

赵匡胤没有回答，众人便将黄袍披在他的身上，然后集体跪拜山呼万岁！接着又拥他上马，请求还京。赵匡胤无奈地说：“汝等贪富贵，能从我命则可，不然我不能为若主矣。”众人都答应说：“愿受命。”接着便浩浩荡荡地赶回汴京。石守信和王审琦早已收到消息，便大开城门，使赵匡胤不费一兵一卒就夺取了京城。

从整个“黄袍加身”的过程来看，起主导作用的是赵匡义与赵普，他们贪图富贵，便率领军士一起拥立赵匡胤，使他骑虎难下。

赵匡胤在陈桥兵变中略显被动，被部下“放在火上烤”

宋太祖登基后，重用文官，逐渐削弱将领的权力。晚年还猜忌并排挤赵匡义与赵普

赵匡胤进京后，不是进宫面圣，而是令甲士先归营，然后回到自己的家中。不久，军士们便挟持宰相范质来见，赵匡胤流泪地对他说：“吾受世宗厚恩，为六军所迫，一旦至此，惭负天地，将若之何！”范质还没来得及回答，军士们就挺剑威胁说：“我辈无主，今日必得天子。”赵匡胤厉声斥责，众人皆不退，范质见众人都已跪下，也只得跟着下拜，他知道大势已去矣。于是众人拥戴赵匡胤进宫，到崇元殿去行禅代礼，正式登基为帝。

赵匡胤登基后，虽然给石守信等人加爵位，但他更倚重文官，依然让后周旧臣范质、王溥等人为宰相，并未进行大清洗。接着，又连续亲征昭义节度使李筠和淮南节度使李重进，消灭后周的武臣，把军权牢牢掌控在自己的手中。杜太后知道赵匡义在陈桥驿中的作用，她担心自己死后两个儿子会因皇位而自相残杀。所以要求赵匡胤百年之后传位给匡义，匡义再传给光美，最后再传回德昭，解决二人之间的纠纷。

之后，赵匡胤通过杯酒释兵权的手段，罢免了石守信等人。权力逐渐从下边收回上边，唯一剩下的两个威胁就是赵匡义和赵普。在赵普当了十年宰相之后，赵匡胤先是提拔卢多逊上来，让他分掉赵普的部分权力；接着又令吕余庆和薛居正参与押班奏事，进一步削弱赵普的职权。赵普为此感到不安，便主动请求罢政，赵匡胤立即批准，还将他赶出京城，到地方去担任没有实权的河阳节度使。

之后，赵匡胤又借祭祀祖陵的机会，长居住在洛阳，不肯回开封。他想要利用迁都来打击开封府尹赵匡义，故而受到匡义的坚决反对，在百官的抗拒下，只得重新回到汴梁。谁料当年冬天便发生了“烛影斧声”之事，赵匡胤离奇驾崩，其弟赵匡义顺利继位，不久赵普又被重新召回京师，重新得到恩宠，其中的隐情，已经不言而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