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了解宁夏 从《口述宁夏》出发 1949年5月18日，国民党中央政府任命马步芳代理西北军政长官，1949年5月24日，马步芳走马上任；1949年5月30日，国民党“宁夏兵团”也全部到达平凉。 1949年6月上旬，一直住在兰州的马鸿逵，迟迟不见国民党中央政府任命其甘肃省政府主席的命令下来，眼见国民党中央政府及和马步芳在青海“享堂”会议的诺言化为泡影。 1949年6月10日，心急如焚的马鸿逵飞抵平凉，他召集“宁青联合兵团”团长以上军官开会。 马鸿逵说：“宁青不分，应团结一致，保卫西北。”马继援说：“宁青是一家，要同舟共济，马家骑兵有2万多，可以踏平关中。” 会后，马鸿逵又单独召集国民党“宁夏兵团”团长以上军官开会说：“你们要保存实力，不打硬仗，这次出兵援陕，弄不好就把解放军领进来了。” 马鸿逵还比喻说：“比如桌子上的一滴水，你不逗，它不动你，划个道道，它就跟着来了。” 他还私下对卢忠良叮咛：“宁夏部队不得过咸阳，在平凉一带布防阻止解放军西进就行了，攻占西安要见机行事。” 随后，马鸿逵又专程到二十里铺和四十里铺，召集国民党“宁夏兵团”第十一军官兵讲话，马鸿逵先从先辈打八国联军说起，直到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强调“本军创业不易”。 马鸿逵在平凉住了一夜，第二天回到兰州。临行前给国民党“青海兵团”团长以上军官每人赠一块手表，给国民党“宁夏兵团”各军、师、团长银币200元。 马鸿逵到兰州后仍不放心，又派马全良（国民党“宁夏兵团”副司令官）、马友梅（秘书处长）到前方，分别向卢忠良、马光宗传达他“保存实力不打硬仗”的意图，要“宁夏兵团”的一切行动听命于他。 马鸿逵走后，马继援即下达了军事命令，部署以国民党“青海兵团”第八十二军、两个骑兵旅为左路军，沿泾河向渭河以北前进；国民党“宁夏兵团”第十一军为中路军，沿西兰公路向咸阳前进；第一二八军为右路军，沿西兰公路以南的什字镇（今泾川）、灵台县、关头镇（今永寿）、崔木镇（今麟游）向咸阳西南兴平前进；国民党“青海兵团“第一二九军为总预备队沿西兰公路跟进。 卢忠良一看，这样的部署是把“宁夏兵团”全部摆在正面战场的第一线，国民党“青海兵团”的第八十二军，掩护左侧翼，有利就打，不利就跑，国民党“宁夏兵团”受制于人，卢忠良一脸的不高兴。 卢忠良 1949年6月中旬，国民党“青海兵团”第八十二军前进至永寿县与解放军警戒部队遭遇，马继援令其骑兵八旅进攻，被解放军以大炮猛轰，马部溃退损失惨重，解放军旋即主动转移，右路国民党“宁夏兵团”第一二八军进至关头镇后，被解放军一个加强营所阻，卢忠良准备次日拂晓再攻，解放军却于当夜转移，卢忠良遂改变原定的进军目标到达乾县后停止前进。 中路国民党“宁夏兵团”第十一军进至永寿县府所在地监军镇时，侦知解放军据守该镇以东阳峪岭且居高临下，控制着西兰公路。 国民党“宁夏兵团”马光宗部以第一六八师从正面进攻，以军属骑兵连向右侧迂回，阳峪岭为层层梯田，解放军遂层层设防，敌马光宗部每攻一层梯田阵地等于攻一座小城，战斗从上午7时左右开始到下午3时结束，敌马光宗部的第十一军伤亡惨重，攻势顿挫，解放军因已完成阻击任务主动撤走。 事后得知，阳峪岭的解放军仅是一部分地方部队，这次战斗敌马光宗第十一军阵亡营长以下官兵70人，伤团长1人，马鸿逵得知后，立即命令国民党“宁夏兵团”第十一军在监军镇以西待命不再前进。 马步芳却又电令马光宗的第十一军继续前进，马光宗以部队伤亡重大需要休整为名，拒不接受马步芳电令。 马继援部在永寿县吃了败仗后不敢前进一步，后又侦知解放军咸阳守军兵力小没有主力，天赐良机，这是他攻占咸阳的好时机，马继援改变原定进军路线，将部队移至西兰公路。 当国民党“宁夏兵团”第一二八军到达乾县时，马继援的部队已越过乾县直扑咸阳，马继援命令卢忠良攻打咸阳，卢忠良说：“‘宁夏兵团’第十一军在阳峪岭伤亡较大，部队需要休整，现在不能作战。” 马继援说：“你不打，我们打。”遂即命令国民党“青海兵团”第八十二军一二四师猛攻咸阳城，妄图一举拿下咸阳城，趁势再攻打西安城。 在攻打咸阳城昼夜激战中，国民党“青海兵团”第八十二军一二四师曾多次强攻，并几度与解放军短兵相接，互相肉搏但都被解放军击退。 最后国民党“青海兵团”第八十二军一二四师死伤一个团，国民党“宁夏兵团”一二八军则按兵乾县。 吃了败仗的国民党“青海兵团”第八十二军一二四师只得退到礼泉以北泾河右岸泔沟一带。 此时，马步芳又从兰州打电话命令国民党“宁夏兵团”马光宗的第十一军率部前进，马步芳发怒说：“我的部队在咸阳损失惨重，你坐视不管是何居心？” 1949年6月29日，国民党“宁夏兵团”得知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十八、第十九兵团长驱直入，卢忠良惊恐万状，便连夜率部撤离乾县，国民党“宁夏兵团”第十一军军部也自监军镇退至永寿城。 这时，马步芳派长官公署副参谋长彭月翔、彭铭鼎率兰州、青海各界代表10余人前来慰问劳军，鼓励打气不让部队后撤，在慰问团走后，国民党“宁夏兵团”第十一军又撤至永寿城以西的永寿县和底沟一带。国民党“青海兵团”则跑得更快。 1949年7月11日，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将国民党裴昌会兵团和陇南兵团的主力包围于扶眉地区，马鸿逵命令卢忠良率国民党“宁夏兵团”第一二八军救援，卢忠良率部于7月12日下午全部集中于崔木镇附近。 这时，扶眉方向的隆隆炮声不时传来。 傍晚，卢忠良正焦急无措时，马光宗从报话机中传来马鸿逵的命令：“掌柜的（指马鸿逵）说，老乡的眼已麻了（指陇南兵团已失去联络），你们赶快退。” 卢忠良如释重负，迅速命令马光宗的第十一军退驻泾川、长武，卢忠良率第一二八军退守平凉、白水一带。 马步芳 马鸿逵 1949年6月26日，毛泽东指示彭德怀：“国民党中央政府正在准备从广州迁往重庆，为使国民党中央政府放心迁往重庆，而不迁往台湾，以及使胡宗南不致早日入川起见，你们暂时拟不宜去占汉中，让汉中留在胡宗南手里几个月较有利。” 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指示，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消灭胡宗南主力后，暂时不去占领汉中，而乘胜发起了对国民党“宁青联合兵团”的追击战。 这时，毛泽东给彭德怀来电说：“打胡胜利极大，甚慰，不顾天热，乘胜打马是很好的。” 鉴于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西北战场上的相对优势，要想把国民党胡宗南部和国民党“宁青联合兵团”二马主力一举消灭是有困难的，要想消灭他们就必须把胡宗南、“宁青联合兵团”二马主力分割开来，区别先后再集中力量各个歼灭。 国民党“宁青联合兵团”二马和胡宗南之间，长期以来就有很深的矛盾，如今，虽因面临灭亡的共同命运而不得不联合起来，但又互存戒备貌合神离，在联合作战中都暗图保存自己、牺牲对方。 他们一面联合作战，一面各怀鬼胎，这就为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利用敌人的矛盾各个歼灭敌人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1949年7月6日，第一野战军第十九兵团司令杨得志、政委李志民来到西安参加中共前委会议。 彭德怀说：“你们十九兵团长途行军很辛苦，最好给你们一个月时间休整，而现在马上要打大仗，准备的时间很少，虽说充分准备是胜利的关键，但失掉战机是不能歼灭敌人的，好在主攻部队已经准备好了，你们对付‘二马’切不可有盲目轻敌情绪，要严防敌人绕到背后袭击，这是敌人惯用的手法，只要不受袭击就立于不败之地了，这是毛泽东要我告诉你们的。” 毛泽东还于6月26日发来电报写道：“杨兵团应立即向西进，迫近‘二马’筑工，担负钳制‘二马’任务，并严防‘二马’回击。此点应严格告诉杨得志，千万不可轻视‘二马’，否则必致吃亏。” 会议结束后，杨得志、李志民回到兵团，逐级传达了毛泽东、彭德怀的指示，结合作战任务仔细地研究了国民党“宁青联合兵团”的特点和惯用的战术方法，并针对敌人的特点抓紧时间进行战术训练，特别着重进行打骑兵和拼刺刀的训练。 通过普遍深入的政治思想动员，克服干部战士轻敌观念，防止因为胜利而冲昏头脑。 1949年7月10日至14日，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以第一、第二、第十八兵团主力部队发动陕西扶风、眉县战役，第十八兵团沿陇海铁路和咸阳至凤翔公路由东而西直插敌纵深，解放军第一兵团从渭河南岸沿长安至益门公路及秦岭北麓向西钳击敌人。 国民党胡宗南部估计解放军第十八兵团、第十九兵团入陕后至少需休整一个月才能作战，又自以为以5个军的集团配备使我军不敢将其一口吞掉，还梦想乘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向其进攻时，集中主力全力向第一野战军第一、第二、第十八兵团侧击，取得胡宗南和“宁青联合兵团”在陕西作战的胜利。 胡宗南部万万没有想到，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猛烈攻击使之猝不及防，一天之内就被第一野战军团团包围，经过两昼夜的激烈战斗，除残敌越秦岭溃逃外，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歼胡宗南部4个军共4.3万多人，解放县城8座。 彭德怀 在扶眉战役期间，国民党“宁青联合兵团”得知解放军早有准备未敢妄动，为保存自己的实力，分别向长武、灵台、平凉方向逃窜。 为了追歼国民党“宁青联合兵团”，扶眉战役后，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在乾县地区进行了短期休整，根据后续作战任务，第十九兵团各军对部队战士进行了追歼国民党“宁青联合兵团”的战地动员，实施了遭遇战、追击战的演练，同时，部队还针对西北居住回族群众较多的特点，对战士进行了党的民族政策的教育。 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相继解放了西安、咸阳及渭河以南广大地区后，国民党胡宗南部败退陕南，只留裴昌会兵团在宝鸡及其以东地区苟延残喘，国民党“青海兵团”第八十二军驻扎在甘肃的陇东，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代理西北军政长官的郭寄峤其处境也岌岌可危。 为此，彭德怀曾多次向毛泽东报告前线情况，提出作战方案，毛泽东也多次给予指示。 从当时西北战场的整个情况来看，毛泽东、彭德怀认为，胡宗南部虽然是国民党蒋介石的嫡系主力部队，但连续遭到解放军沉重打击战斗力已大大削弱，而“宁青联合兵团”中的“青海兵团”，是“宁青联合兵团”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 因此，西北战场决战的关键是歼灭“宁青联合兵团”的“二马”主力，只要歼灭了“宁青联合兵团”“二马”主力，解决西北问题就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钳胡打马、先马后胡的有利条件是：“宁青联合兵团”二马主力远离自己的老窝，人地生疏，供应线长，而我军则背靠物产丰富、人口稠密的关中平原，距离老解放区也很近，在人力物力的支援上都比较方便，把“宁青联合兵团”“二马”主力歼灭在陕西，在战场条件上远比让其逃回老巢再打更为有利。 其不利条件是：打“宁青联合兵团”比打胡宗南部费力，必须从精神上、物质上和作战方法上作好充分准备，而解放军第十八兵团、第十九兵团经过千里进军已相当疲劳，需要一定时间恢复体力，尤其是第十九兵团刚刚到达，准备时间过于仓促。 当毛泽东、彭德怀正在考虑如何向敌人开刀时，获悉解放军第十八兵团、第十九兵团已进入陕西的消息；与此同时，国民党“宁青联合兵团”主力已从乾县、礼泉地区迅速退到麟游山区，企图以此为机动位置，有利时可援胡宗南部进出于关中，不利时则退守平凉，以防解放军突然进攻和免遭聚歼。 此时，胡宗南部5个军主力集中在扶眉地区的渭河两岸，但是，国民党“宁青联合兵团”兵力分散，正面战场宽阔，解放军难以包围聚歼，而胡宗南主力集中于扶眉地区，纵深力量薄弱，秦岭少数兵力只能起到钳制作用，“宁青联合兵团”虽有可能南北策应但中间空隙很大。 针对这一情况，彭德怀放弃原先钳胡打马、先马后胡的设想，坚决执行了毛泽东钳马打胡、先胡后马的指示，决定以解放军第十九兵团钳制国民党“宁青联合兵团”。 1949年7月6日，毛泽东在对《解决西北敌军的方针》中，指出对西北青、宁“二马”应予以区别对待，首先应打马步芳，马鸿逵是傅作义将军的拜把子兄弟，马鸿逵曾派人向傅作义将军表示有向我求和之意。 毛泽东设想在歼灭马步芳后，对马鸿逵可在军事打击下尽量争取用政治方式加以解决。 同时，在甘宁青地区，鉴于“青马”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在军事上也比“宁马”大，歼灭了“青马”即可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 因此，彭德怀决定首先集中力量歼灭“青马”。 当时，“青马”动向有两种可能，一是在兰州同解放军决战，二是退守青海老窝。 如“青马”逃回青海，将造成我军进军作战的严重困难，势必延长解放西北的时间，而兰州是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省枢纽，虽然攻打兰州将是一场艰巨的攻坚战，但作战条件远比青海有利。所以，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的作战方针是力争同“青马”决战于兰州，严防“青马”逃回青海。 国民党胡宗南部和“宁青联合兵团”合围进攻咸阳、西安失败以后，胡宗南部主力集结于渭河南北地区，“宁青联合兵团”主力集结在乾县、礼泉地区。 这时候，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应当首先向何处开刀，是钳胡打马、先马后胡，还是钳马打胡、先胡后马，这是决战开始的首要问题，也是整个决战能否顺利发展的关键，必须根据敌我情况作出正确判断和果断处置。 扶眉战役后，国民党胡宗南部主力被歼，国民党政府更加寄希望于国民党“宁青联合兵团”同我军较量。 此时国民党“宁青联合兵团”仍未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处于绝望之中的国民党政府竟又过高地估计了“宁青联合兵团”的力量，妄图依靠“宁青联合兵团”扭转西北战局，于是积极策动“宁青联合兵团”与解放军决战于平凉地区。 国民党政府认为，平凉扼甘、宁之咽喉，为我进军西北必争之地。平凉一线多深壑峭壁，关山险要。“宁青联合兵团”又有兰州、银川为后方补给比较方便，而解放军远离后方补给十分困难。 国民党胡宗南部乘机从秦岭配合出击，必将陷解放军于首尾难顾的困境。国民党政府还妄图在解放军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后，煽动民族矛盾使我军无法立足，从而把解放军消灭于陇山之中。 扶眉战役使西北战场敌我力量的对比起了根本的变化，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由相对优势变为绝对优势，战争的主动权已完全掌握在我军手里。 当国民党胡宗南部被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围歼之际，国民党“宁青联合兵团”曾集结兵力援助胡宗南部，但还未来得及参战，胡宗南主力就已被歼，其残部退守秦岭，“宁青联合兵团”见胡宗南大势已去，为保存实力，免遭被歼的命运，随即匆忙北撤。 胡宗南和“宁青联合兵团”作战计划就这样被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粉碎。 这时，“宁青联合兵团”已被彻底孤立。为了消灭该敌，割断青、宁“二马”的联系，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六十四军离开西兰公路，取捷径直插重镇固原，迂回三关口、瓦亭峡侧后，协同沿西兰公路前进的第十九兵团主力歼灭国民党“宁夏兵团”第一二八军和第十一军。 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六十四军一九一师为全军中央纵队，踏上黄土高原，满目荒凉，只见到丛生的荆棘，看不到一棵像样的树，也看不到成片的庄稼。 山路崎岖，山间小路一会儿跌落深谷，一会儿又爬上山腰穿过山坳。部队经过七昼夜急行军已是人困马乏。战士们身上背的步枪、手榴弹、圆锹、干粮和背包，也变得越来越沉重了。 然而，全师上下团结一致士气高昂。解放军六十四军一九一师五七一团团长刘凤珂把马让给伤病员骑，背着伤病员的背包、枪和战士们一起挥汗行军。 在这村少人稀、山大沟深的西北高原上，大部队行军困难很多，但这些困难都被意志坚强的战士们克服了。 途中没房住大家就用夹被搭起帐篷在野外宿营，做饭没炊具就用马槽当面盆，门板当面板，铁锹当锅烙饼。 有时赶上下雨，浑身被淋透，身上的负荷更重，加上道路泥泞难行，一不小心就摔个筋斗，个个摔得跟泥猴儿似的，但没有一个人叫苦。 战士们的口号是：“战胜困难就是胜利！前进一里胜利一里！” 最大的困难要算是缺水了，方圆百里找不到一个水井，连个小河沟也很难见到。 当地老百姓吃的都是窖水，部队人多，根本无法满足喝水需要。在骄阳的灼烤下，山上蒸发出的热浪令人窒息，战士们一个个汗流满面，口干舌燥，渴得连话也说不出来。有的战士坚持不住了，走着走着便一头栽倒在地上，有的战士把石头和草含在嘴里，希望能起点作用，还有的战士不得不喝自己的尿。有时，偶尔发现一口十几丈深的井，好半天才能打上一桶水，一尝又苦又涩，但大家还是当宝贝一样，怎么也比喝尿强得多。 于是，战士们按次序打水直到把井掏干，就连最后剩下的稀泥汤也舍不得倒掉。 在那艰苦的日子里，战士们没有忘记互助友爱。 解放军五七二团机枪连连长何增魁为了使战士们能喝上水，连夜到山沟里去挖，有时找回很少一点窖水，大家都是互相推让，很多党员干部忍着干渴先让战士们喝。 在部队行军最困难的关头，也就是解放军一九一师宣传队最活跃的时候。 队员们站在高高的山坡上，打着竹板，敲着小洋瓷碗，用嘶哑的嗓子，表演着临时自编的节目：开展互助不疲劳，争挑油担抢背包，你追我赶快步走，立功计划莫忘记，千里行军追马匪，争当英雄立功劳。 这些节目激励鼓舞着战士们。 战士们高兴地向他们挥手、鼓掌，咧着干裂的嘴唇回报以微笑，他们忘记了疲劳和干渴，脚下的步子迈得更快了。 （全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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