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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史记》）我对西周文化特别是金文书法亦情有独钟，算是与孔圣人一种心灵的契合。 《大盂鼎》《史墙盘》《散氏盘》《毛公鼎》……已成为我终生钟爱和研习的对象。我的思绪时常不由自主地穿越时空游弋远古金文书法发展的辉煌时代——西周。 西周“制礼作乐”，是一个“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的大时代，我们从《尚书》《诗经》《周易》《礼记》《史记》等典籍中，不难管窥到中国美学思想的基本观念和范畴均源于西周。 其“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敬天保民”的社会观念，宗教礼仪的文化制度，形成了中国美学以德为美、重视人格、推崇生命精神的审美取向。 《易经·系辞》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所谓“形而上”主要指审美思想范畴，“形而下”主要指审美物态范畴。审美思想与审美物态相互作用下派生出审美文化，审美文化则是介于“道”“器”之间的文化形态。 通过分析西周金文书法所凝结出来的艺术成果，我对西周金文书法审美文化做一探研。 01 自由与规范相互交融  审美是一种自觉自愿而又自由自在的活动。审美活动的对象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审美活动的过程和性质具有“实践性和社会性”。 但作为审美对象的情感符号和文化产品，又须有一定的法则和规范才能够得到普及和推广。西周的“制礼作乐”使人们的行为达到了空前的规范。 西周金文的形体起初也完全沿袭商代晚期金文的作风，象形程度比较高。如《卯邲甗》铭文中“雔”（chóu）字，一看就知道是一双鸟儿并行的形象，引申为伴侣、匹配。 有的文字弯弯曲曲的线条很多，笔道有粗有细，并包含不少呈方、圆等形的团块。 到康、昭、穆诸王时代，字形逐步趋于整齐方正。共、懿诸王之后，金文形体趋向线条化、平直化，书法风格整体上呈典雅、雍容、隆重的风范，这符合周人审美文化的趣尚。 青铜器作为祭祀的神坛礼器，是在最神圣的时刻呈现具有象征意义的标志性器物，其壁内的铭文更是记录这一桩桩重要事件的传世载体。  我们用宣王时期规范而整饬的《毛公鼎》铭文与厉王时期洒脱而自由的《散氏盘》铭文之间趣味变化的文化背景做一个比较。 《毛公鼎》铭显然是儒家礼乐规范的符号，其篇幅巨大，字数繁多，铭文整体观之有洋洋恢宏之感，使人耳畔仿佛响起孔子“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赞叹。 近代书家李瑞清在《李瑞清论书》中对《毛公鼎》极为推崇：“《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 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由此可见《毛公鼎》在书法史上的杰出地位和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价值。就章法而言，疏密有致，成行成列，更显示出周代审美文化追求整齐、规范的特有面貌。 周人的进退有节，“莫不令仪”鲜活地展现在我们面前。细审其书法，转折自如，圆融婉通，字略修长平整，灵秀自然中不失规矩严谨，气色温和，笔势稳妥，处处彰显出彬彬有礼之貌。吟其文则能身临其境：“王若曰：‘父歆！ 丕显文武，皇天引厌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句谓“英明的文王、武王，伟大的上天能施予他们长久的充足的德”以及“配我有周”，无愧于周这样的伟大国家。 一种维护法则、敬仰上苍、追求秩序的自发倾向和文化心理一览无余。而《散氏盘》铭文则表现出道家超越礼乐规范的返璞归真和天然成趣。 它一反金文规整均匀的格式，宽博欹侧，章法恣肆狂放，率性适宜，初看好像杂乱无章、粗率佻脱，但细品味，便会逐渐体会到其集率意与稳健、稚拙与老辣、空灵与凝重、粗放与含蓄于一身的妙趣。既有金文之凝重，也有草书之流畅，开“草篆”之端。  毛公鼎铭文 李泽厚《美的历程》中言：“艺术与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民作凋敝、社会苦难之际，可以出现艺术高峰;政治强盛、经济繁荣之日，文艺却反而萎缩……这是常见的现象。” 显然，《毛公鼎》铭文可以说是在政治强盛、经济繁荣之日所作。周宣王中兴，外临同犬戎、西戎、淮夷、荆楚等民族剧烈的民族冲突，内有诸侯权力膨胀、阶层矛盾依然紧张之患。 宣王在采取硬性控制的同时，亦采用和诸侯、睦万民，内赏功勋、外建诸侯等手段软性控制，稳固社会秩序，使国家得到中兴稳定，反映在钟鼎铭文上也规范整齐。郭沫若曾说：“《毛公鼎》铭全体气势颇为宏大，泱泱然存宗周宗主之风烈。” （《西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而《散氏盘》铭亦是民作凋敝、社会苦难时所为。厉王时期时局动荡不安，规范就显得软弱无力。社会秩序的无规则反倒解放了思想，书者更加率意，因此成就一代名盘。 从两则铭文看，艺术的“高峰”与“萎缩”似乎不能简单地用政治、经济的繁荣与社会苦难做衡量。 我们循着西周金文脉络看，基本上遵从着“自由—规范—规范—自由”的发展规律，审美趣味也是随着时代更迭而适应了不断更新的辩证需求。乱世出精品，盛世亦出精品。 这使我对王羲之在“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情况下写就的《兰亭序》与颜真卿在“抚念摧切，震悼心颜”情况下挥就的《祭侄文稿》之境界不同的文化价值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 显然，《毛公鼎》《散氏盘》这两种不同的美学倾向，其交相更替的发展变化不仅使书法审美文化显得丰富多彩，两者的艺术价值也显得各具风姿。 02 壮美与优美相得益彰  史墙盘 西周铭文内容宏富，反映了西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的方方面面。 而战争和祭祀并列为国家的两件最重要的事项。《左传·成公二年》曰：“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 ”因此，周人在“制礼作乐”中，选择了“崇文尚实”的文化取向，周器纹饰更趋简洁素雅，而铭文却趋繁复恢宏。 如康王时期《大盂鼎》铭文291字，共王时期《史墙盘》铭文284字，厉王时期《散氏盘》铭文375字，宣王时期《毛公鼎》铭文497字，远远超出殷人铭文数量。 这些铭文以优美的线形、壮美的气势，集中反映了周人典雅、雍容的审美风格，洋洋洒洒，叹为观止。事实上铜器审美价值和意义更多地凝结在铭文上。 在西周，铭文系统成熟的语言文字无疑进入文明时代，但在精神文化层面上，周人则仍在自然神与祖先神的压迫下跋涉，在野蛮和崇力的状态下徘徊。 这无疑是“天人合一”“敬天保民”真诚信仰的结果。铭文中崇尚天命的语句俯拾即是。如《毛公鼎》铭文：“丕显文武，皇天引厌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 句谓“天眷顾有德之人，有德者必配天，无德者不会得天之保佑”。透过铭文我们可见周王大多修德慎行，兢兢业业，不敢懈怠，恐天命有所失坠。 尤其是康王遵文武之道，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这与《诗经·大雅·文王之什》大意亦同：“侯服于周，天命靡常……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万邦作孚。”一则为官方铭文，一首为民间小曲，均表达了“天人合一”“敬天保民”之旨。  史墙盘铭文 《史墙盘》铭文则是一篇以四言为主的长篇颂辞，遣词斟酌，谋篇合理，极具文学色彩。说文王“匍有上下，会受万邦”，武王“遹征四方，达殷畯民”，昭王“广能楚荆，唯焕南行”。 近乎后世的排比句，赞美微氏先祖，说高祖“静幽”，乙祖“通惠”，文考“舒迟”，既符合实际，又避免重复，放声吟诵，旋律优美，气势磅礴。纵观金文书法工整秀丽，可谓臻于极致。 特别是字的排列布局，由于字数繁多，被均匀地分为前后两半，各九列，上下左右均十分平齐，成两个对称的长方块状。而且纵成列，横成行，一丝不苟，仿佛一支整装待发的军队方阵。 此铭文洋洋洒洒284字，娓娓向我们历数从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一直到共王的文治武功，跨度二百余年。每观《史墙盘》铭文，一幅宏大的历史长卷便展现在我的眼前。  虢季子白盘  虢季子白盘铭文 《虢季子白盘》与《毛公鼎》同属宣王时期，亦是一篇韵文，语言优美、洗练，韵律天成，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观其铭文用笔从容、娴熟、洒脱而又轻松，充分体现了篆书的“篆引”的感觉;从结体上看，字中有错落，大小有参差;而章法疏落犹“大珠小珠落玉盘”，既平正凝重又流动潇洒。 这种近似“小篆”的婉转圆曲，使我想到了春秋战国时的《石鼓文》。然而，每次临摹除了联想起北征大将军尹吉甫麾下那位将领虢季子白在战斗中因斩敌五百，俘敌五十战功卓著，“搏伐狁于洛之阳”凯旋后，宣王亲手将一个特制的大铜盘赠送给他的场面外，耳边还总会响起北伐路上士兵出征前后两种心情唱起的几首歌子：“我出我车，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谓我来矣。召彼仆夫，谓之载矣。王事多难，维其棘矣。”（《诗经·小雅·出车》） 过去，由于狁人的侵扰，所以士兵们北伐的斗志格外旺盛。当时正值酷暑，将士们头顶烈日，站在奔驰的战车上边走边唱。有的唱道：“六月栖栖，戎车既饬。四牡骙骙，载是常服。■狁孔炽，我是用急。 王于出征，以匡王国。”（《诗经·小雅·六月》）意思是说，六月盛暑，军马不息，各种战车，都已备齐。四匹公马，强壮无比，日月军旗，车上树立。狁势盛，犯边甚急，出征将士，戒备警惕。周王兴师，安邦保民。士气可谓旺盛。 然而，半年后北伐胜利返回途中，兵士们却唱起忧伤悲壮的歌子：“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诗经·小雅·采薇》）句谓北伐胜利了，转眼半年过去，此时虽然残冬已尽，但在北国的荒原上，依然逆风凛冽。 当我们从军远征时，看着杨柳的飘拂，心情是那样地激动。今天得胜返回，却是迎着纷纷的雨雪，心灰意冷。我们忍饥挨饿，告别战死疆场的同族，怯步返程。得胜而归，要与家人团聚，为什么悲伤起来？ 原来通过这场战争，只有像虢季子白这些立功的将士能得到天子的赏赐和嘉奖外，大多数兵士则要继续回到他们的主人那里，供人役使。每观此铭文，心情极为悲壮。周代的青铜纹饰及铭文共同构成了一道独特的优美与壮美的艺术长廊。 03 通俗与典雅相互渗透 “俗”与“雅”是两个相对的审美文化范畴。关于“雅”，东汉刘熙《释名·释典艺》释：“言王政事谓之雅”，即正统的、正规的、官方的审美文化现象。 关于“俗”，唐张守节《史记正义》曰：“上行谓之风，下行谓之俗”，即与官方正统文化相对的、通俗的、大众的、不规范的审美文化形态和品格。纵观中国古代史，几乎任何一种艺术种类的发展都会经历由“俗”而“雅”，由民间而宫廷的发展过程。 周人的诗最初也是各国的民歌，有不少“桑间濮上”的“靡靡之音”，后经宫廷的采集、官方的整理、知识分子的修订，逐渐确立起“经”的地位，以至于达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的境地。《楚辞》《红楼梦》等，均是“由俗变雅”的典例。 西周金文同样有俗、雅之分。一些鸿文重器铭文可以代表当时的正体，权当“雅”;一些小型器物写得比较草率的铭文，则反映了当下“俗”体。 上世纪60年代陕西武功县出土的两件师员簋盖，大约是恭懿时器，为同人同时所作，铭文内容相同，一件写得规整，比较“雅”，一件写得草率，偏向于“俗”。 而其反映的文化心理即是一个规范拘谨，一个自由率真。铭文中的“宀”旁，规整的一件作“”，草率的一件作“”，应是正体和俗体的不同，也可作雅俗之分。 在后来的铜器上，就是那些字体很规整的铭文也大都把“宀”旁写作“”，俗体就变成正体了，进入雅的行列。一则铭文尚且如此，一个时代众多的铭文又更况何。  大盂鼎  大盂鼎铭文 我们分析一下《大盂鼎》，其铭文是西周早期金文书法成就最高的一品。结字严谨、庄严，充分表现出金文浇铸时产生的金石之气，其笔画形态变化多端，有丰中锐末的，有侧锋入笔、收笔出锋的。 最大的特点就是肥笔的运用，瑰丽谲奇，整体布局既疏密有致，又井然有序。然而，起初线条弯弯曲曲且包含不少呈方、圆等形的团块“随体诘诎”作为“雅”的符号，再后来，随着书写性的需要，这种“雅”反而成画蛇添足之“俗”。 由繁入简，除掉“团块”使笔画线条化、平直化，这实际上是一次有进步意义的变革，既大大提高了书写的速度，又反映了周人追求崇文尚实的文化审美观。 从西周中期前段、穆王前期的《伯定盉》看，虽然还残留着个别“团块”，如“定”字，但字形线条整体上已经均匀规范。 雅俗共赏是一种文化理念，它是一种充满着张力、冲突的动态过程，只有在历史与现实、文化与生活、社会与自我的深层碰撞中，才会产生雅俗共赏的作品。 04 奇肆与圆曲相依相存 任性奇肆是自然的本色，一种平淡、天然的美;圆曲内敛是人为的结果，一种处心修为的美，而审美和艺术也便在两者之间寻找着自己恰当的位置。 实际上任性奇肆与圆曲内敛有一个交相更替、相互制衡、包容共处的过程。书法亦然，如果永远地任性奇肆下去，文字只能停留在龟甲兽骨锲刻的原始阶段，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商周青铜铭文; 如果让文字在青铜尊鼎上圆曲内敛下去，文字的适用性从何谈起，就不可能有后来的隶行草楷诸体了。因此，“初发芙蓉”比之“错彩镂金”，美的境界各领风骚。 事实上，美学境界也不可能永恒不变，由奇肆到圆曲不过一路之隔，由时尚到荒寒分明近在咫尺。整个西周的金文既有规范、整饬、美观、大方的所谓圆曲的“馆阁体”，也有自由、轻松、活泼、浪漫、个性张扬的所谓奇肆的“流时风”。 一般说来，当儒家思想在社会意识形态或创作主体身上占据主导地位时，审美活动在内容上便呈现出一种注重群体实践、干预或美化现实的功利主义倾向，注重规则的圆曲内敛而华丽的美; 相反当道家思想居于主导地位时，文学艺术在内容上便呈现出一种尊重个体价值、美化自然的非功利主义倾向，强调的是天然而淡泊的美。 西周金文书法从纵向的角度上讲，它是沿着一条由晚商风格向西周宗周书风演变的过程，晚商时期奇肆自由书风直接影响了西周以及后来的金文书法的表现形式。 西周青铜器铭文最早出现在武王时代。作为朝廷的礼乐制度的一部分，周朝在灭商之后明显继承了商的典章制度，因此在金文书法上承袭晚商的风格传统便顺理成章。 所不同的是，作品用笔线条随着宗周审美意识的渗透逐步变得圆曲起来，这无疑与周人的人文性格有着直接的关系。 “纣既囚文王，文王之长子曰伯邑考，质于殷，为纣御。纣烹以为羹，赐文王，曰：‘圣人当不食其子羹。’文王得而食之。纣曰：‘谁谓西伯圣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皇甫谧《帝王世纪》）这可谓周人圆曲深沉性格的重要表现。一个区区小国，居然可以完成剪灭像殷商这样庞大国度的任务，没有这种深沉与圆曲的处世本领是无法完成如此伟业的。 在西周的金文书法风格上，这种从本质上圆曲深沉、崇尚规范和秩序的性格也开始大放异彩并一直影响到今天。 崇尚规范，从铭文中得到完美的体现。周宣王时太史籀曾作过一部后来叫《史籀篇》的十五篇大篆字书，作为教授学童识字所用，学童的来源则是各诸侯国。 据《周礼》载成王八岁入小学，先修“六书”与书写技能综合训练。从娃娃做起，足见先贤的智慧与远见卓识。 也是在这一时期的最后几十年里，也出现了像《散盘铭》《圅皇父簋铭》等所谓的任情奇肆的作品。 单从艺术角度看，草意倾向实际上是民族心理、思维方式的嬗变，而作为地方诸侯铸铭这些作品的开始出现，反映出西周最后的几十年时间里，礼乐制度尽管未至于崩坏，但事实上已开始出现松动了，而艺术在反映社会人文上便不经意呈现出来。 此前青铜器铭文只是出现在周王的册命和赏赐中，幽王后期的几十年对朝政的荒废，“烽火戏诸侯”的一系列闹剧的上演，难免造成了社会人心涣散，在金文书法风格上直接反映出人们挑战原有的崇尚规范和秩序的心态。 由此说来，书法的变化必定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变化息息相关。只有很好地研究那个时期历史，才能更好地把握和理解每一种金文书写者的原创力及精神内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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