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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意”宿将李之仪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 这首晓畅如话却又含蓄委婉的小词，让许多人从少年时代就记住了李之仪这个名字。说它晓畅如话，是因这首词借鉴了民歌与口语的语言和形式，说它含蓄委婉，是因为写这首词时，词人已是多次被诬陷遭贬，而且以遭贬之身不断遭到妻子、儿子、女儿等一家数位亲人相继去世的巨大打击。仕途蹭蹬，生死永隔，香草美人以喻君子，这首明白如话的词里，寄寓了作者多少心事！虽然，据说是因黄庭坚有意推荐绝代歌人杨姝为词人续弦，二人一见倾心，李之仪有感而发写下这首词，但如果少了这种深沉的寄寓，一般人或许对李之仪这个名字不会太熟悉。 翻开《宋史》，在列传第344卷，有李之仪小传，短短百二十字，简略得出奇，还是附在他的从兄李之纯传后。然而短短百二十字里，却有三处提到苏轼，一处提到范仲淹的儿子。传的结尾说：“之仪能为文，尤工尺牍，轼谓入刀笔三味。”古人惜墨如金，虽然因为元末战争，《宋史》修撰时比较草率，但在煌煌国史里能有这些文字为一个小小的官员作传，也算字字千金了。尤其是苏轼大名的屡次出现和苏轼对他极高的评价，更使人明白，李之仪应不是华而不实、浪得虚名的骚客。这就难怪在《全宋诗》第950卷，李之仪自己占了26章数百首诗，还未算散佚。 李之仪存下来的诗文保留在《姑熟居士文集》中，据考，这些文字不过是他一生作品的一小部分，是他遭贬当涂时所作，而他仕宦河南、河北、浙江等多地时的诗文，均已无存。 在《宋史?李之纯传》里，有这样的文字赫然入目：“沧州无棣人”“加值龙图阁，知沧州”。想一想，在千余年前，李之纯知沧州时，旧州的铁狮子尚且年轻，雄健俊朗的身姿时时在李之纯眼角掠过，这位在家乡门口做官的大人不知有没有诗文吟咏？或许这些诗文也早已随风飘零，灰飞烟灭…… 李之仪字端叔，号姑熟居士，北宋时的沧州无棣人，这是指他的祖籍。他的祖父迁居楚州山阳（今江苏淮安），李之仪就在淮安出生，晚年居姑熟（今安徽当涂）。在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里，这样介绍李之仪：“沧州无棣人（今属山东），后居姑苏（今苏州）。”而《全宋诗》记载，李之仪“沧州无棣（今山东无棣西北）人。”《历代书法论文续编》所说“姑苏”，是姑熟之误，犯了想当然的错误，而《全宋诗》对他祖籍的介绍却比其他资料较为详细。 李之仪，北宋时沧州无棣人无疑，《庆云县志》也有关于李之仪的记载。而今，古无棣县已经分归德州、滨州、沧州盐山三部分。是以有些资料说他是山东人，有说他是盐山人，这多抱有对家乡名人的偏爱情绪，所得结论，莫衷一是，难以考略。沧州人也好，山东人也罢，但“沧州无棣人”这几个字，把李之仪与沧州东部这片土地紧紧联系起来，纠葛缠绕，血脉交融，再难分割。 对李之仪的研究，学术界在上个世纪80年代已经开始，但多是短篇零章，未见专著，且以文学居多。其实李之仪与苏轼的交往、与范仲淹父子的关系、与黄庭坚、秦少游、米芾等苏门学士的交游、与权臣蔡京的怨隙，李之仪的仕宦生涯、李之仪的夫人、李之仪家庭和沈括的关系等都值得深入研究一番。 而李之仪还不仅仅是文学家，还是一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能论能行的书法家、理论家，是以苏东坡及黄庭坚、米芾为核心的宋代“尚意”书风的推动者之一。可遗憾的是，曹宝麟所编《中国书法史》，对李之仪的书法理论引而不论，《历代书法论文续编》，选而不论。其实，由其书法书论而知其为官为文，由其书风文风而推想宋代政治文化相互影响而变迁的重要脉络，李之仪是重要的一环，是当时“尚意”书风和文人心态转变的一个切入点。 关于李之仪，已经有人在做，山东有关地方以文学作为切入点在做，有关的城市和当涂、眉县甚至因李之仪缔结为文学友好城市。沧州也有人在做，但步子还小。“沧州无棣人”既然这几个字已经定格了李之仪和沧州东部这片土地不可割断的血脉关系，何不再把步子迈大些？ “尚意”宿将李之仪（二） 好，最起码在物质上不用他们为柴米油盐发愁。而且由于北宋开国之初“重文轻武”的既定国策，言路和思想控制比较自由，到李之仪所处的北宋中期，从唐代就开始融合了老庄和儒家思想的禅宗已经大兴，普遍融入文人士大夫的日常生活。李之仪的想法虽有艺术加工，但也差不多接近现实。 李之仪这种描述是当时士大夫阶层所处的普遍情况。不过，所谓无事，并不是不关心民瘼，他的朋友们，如苏东坡、黄庭坚、米芾在遭贬地方时，都有作为，有善政。 李之仪的另一个有意思，是在他的《姑溪居士文集》里，几乎有三分之二的诗文涉及到与艺术家、禅师的交往和评述。这部集子仅仅是他去世40余年后、门人搜集的他在当涂一地的诗文，其它遗轶想见更多。其中所涉及的人，多是当时一流的人物，比如给他画像的画家李公麟，范仲淹的儿子、“布衣宰相”范纯仁，科学家沈括，苏东坡及苏门四学士更不在话下。天性之外，这种交往养成他一种好文、能文、善思考、讲气节而又淡然少求的品性。基于这种品性，他的诗文往往在平淡中造新奇，言浅意深，有风行水上、飘然出世的羽化之美。因此，苏东坡对他推崇有加，比之以孟浩然。这种风度，在米芾的笔下也可以得到印证。比如他在“艺术票友”驸马都尉王诜家参加苏东坡、李公麟等人的笔会，是“仙桃巾紫捉椅而视”。 苏东坡的气质、艺术主张、仕途遭际与他有重合之处。二人亦师亦友。苏东坡贬官定州，门人无应，欣然相从的是李之仪，苏东坡遭贬，屡次写信安慰并在朝廷里为他辩白张目的是李之仪，被视为苏东坡旧党集团中人诬陷打击的也是李之仪，苏东坡去世后，写祭文的还是李之仪。李之仪于苏东坡，在定州时是下属，平时是挚友，而李本人则执弟子礼，乃至李之仪的夫人胡淑修也认为苏东坡是人中豪杰，特加敬重。这种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比苏的学生黄庭坚、米芾等还要近些。况且，黄庭坚和米芾对苏东坡的书法还有不同的看法，黄庭坚因为批评苏东坡的字，在苏去世后，遭到苏辙和苏东坡儿子埋怨，一度交恶。 基于此，从现存资料看，李之仪对苏东坡书法的评价基本都是积极的，也记载了书法史上关于苏东坡执笔用墨行笔速度方面唯一的宝贵资料，这则资料对于书法技法又极其重要，是千百年来书法家们争执不休的一大问题。李之仪对苏东坡的积极评价不是吹捧，有情感的成分，有忠义的推崇，有艺术主张的趋同，更多的是惺惺相惜。在书法上，李之仪没有黄庭坚和米芾开宗立派的学力，敢于批评苏东坡书法中的不足；黄庭坚和米芾也不是文人相轻，批评无据。黄和米的批评，今天看来是对的，既使在当时，也是师徒挚友之间的真实表达，但这并不能说明李之仪的积极评价不是出于真心。李之仪的积极评价，正是着眼于苏东坡“我书意造本无法”，从法而入，又不为法执，任笔而行，自然成文的“尚意”精神。正因李之仪这些书论的重要性，故而在曹宝麟的《中国书法史》里，每谈到北宋“尚意”书家们的关键之处，总会把李之仪请出来。 “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明尚姿”，这是苏东坡去世近800年后乾隆时期梁巘《评书帖》里著名的话。说的是书法，但宋代的文风也大概如此，虽然说的是宋代，但更准确说应是北宋中后期尤其是苏东坡之后到南宋朱熹新儒学形成以前的文化风气；虽然说“尚意”二字重点在意，也并不能说宋代书法不讲法、不讲韵、不讲姿，因为“尚意”书风的代表黄庭坚就是以韵胜，米芾是以姿胜。“尚意”是表述北宋与其他朝代书风的区别，是大抵如是，是受到学术界普遍认可的概括。“尚意”，在宋初刻帖兴起、在欧阳修、蔡襄、李建中等人连接五代战乱以来如悬丝的书脉时，仅仅是酝酿修复准备，这些背景和人物，是旧书法传统的续接，而不是创新。直到苏东坡，尤其他贬官黄州稿就《黄州寒食帖》这一代表作时才真正成熟。从此，以苏东坡为主帅，黄庭坚、米芾为副帅的书家们，写就了中国文化史上灿烂的一页，中国书法的新时代为之划开，影响至今。 在书法上，黄庭坚和米芾，应比苏轼开拓得更深，而论综合修养，在这个阵营里，苏东坡是当之无愧的主帅、盟主和导师。李之仪，则因与这些书家的密切关系和亲力亲为，成为力挺“尚意”书风的宿将。 “尚意”宿将李之仪（三） 李之仪推崇苏轼为“百世师”，给予这位跨时代的文化巨匠崇高的历史地位。他对苏轼开拓的“尚意”书风及诗文的推崇，不同于今日微信圈里朋友式的点赞。这种推崇，虽有个人遭际、趣味相投等因由，更是对文化达到的新高度和未来影响的洞见，这种推崇超越了友谊、地域、时代、名位和势利的小圈子，无论当时还是后世，都显示出李之仪的远见卓识。 1101年秋，遇赦归还的苏轼不幸在常州去世，贬居当涂的李之仪洒泪写下《苏东坡挽词》：“从来忧患许追随，末路文词特见知……月坠星沉岂人力，辉光他日看丰碑。”这一挽词，是患难相随，是穷途相知，是生死永隔，是千古浩叹，是对苏轼文化成就极高的推重。 李之仪说的没错。苏轼身后，引来有无数大师级人物的膜拜，元代赵孟頫曾为他虔诚画像，清代金石学家翁方纲题摹本画像赞之外，自号“苏斋”，张之洞的书法一生未离苏体，近代王国维称其与屈原、陶渊明、杜甫等并称中国男人的翘楚。苏东坡的影响不仅在雅，还在俗。“东坡肉”“东坡肘子”是名菜，一些人端出心灵鸡汤时，也不忘加点《东坡志林》的佐料，以显示其文化渊源有自，更有苏姓人取名为“适”…… 苏轼去世后不几年，李之仪的夫人、儿子、女儿等一家数口人相继亡逝，在金陵为夫人寻墓地时，他于城南崇因寺遇旧友钦长老。在长老处得知寺里原有苏轼书法刻石，因党争之祸，苏轼书法和诗文一并被禁毁，这块刻石业已槌碎。李之仪不甘，立即找寻，果然在仓库米廪后发现。洗去尘土，苏轼的书法顿时豪光毕现，似未曾损。尚健在的毁碑人说，当时唯恐不碎，换大斧砸了数十下，石刻应声而裂。见到李之仪寻出的刻石，他大为惊骇。原来，苏轼书法是刻在其他石像空白处，石像已裂，石刻独完。至此，李之仪不禁感慨万分，谓冥冥之中，自有神助。 苏轼生前，曾说自己试纸试笔的字，五百年后当值百金，黄庭坚尊崇苏轼书法为本朝第一，数百年后必有知者。哪里需要五百年，不过二百年，宋四家的名序就变成了“苏黄米蔡”，苏轼身后短短五十年，党禁一开，其书法就被天下人视为神物了。 苏轼之所以为李之仪及以后天下人推重，是因他在中国文化上的开拓之功。中华文脉继五代衰微之后，经欧阳修等前辈的续接，苏轼带领同道中人开出新意，将其推到巅峰，璀璨生辉，光华灼灼千余年，是数代人文化心理上的皈依。 无论诗文还是书法，苏轼都推崇一个意字，讲究行云流水，天真自然。这一主张，在他贬官之后被明确提出。临终前，他曾自嘲：“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三州，是他仕途困顿生涯潦倒之地，却又是成就他的文化之地，尤其是“尚意”主张，在这三个时期臻于成熟。李之仪说，苏轼的文章，年轻时和老了一样，书法则时时变化，越老越好。文章于思想语言，固然相隔不多，而书法尚多一层从心到手的锤炼磨合，但苏轼的诗文，年轻时和贬官后却并不一样。这都因他的思想或意产生了更为深刻的变化。 李之仪曾在苏辙处看到苏轼唱和陶渊明的诗百余首，苏轼生前，也曾说过要次韵陶渊明。二人都喜欢陶渊明，都认为自己是“东篱后身”，在平淡天然处，有相似之处，只是苏轼的诗文里还有一种雄豪之气，这源自苏轼对李白的喜爱，尤其是青年时代的苏轼，策论天下大事，纵横捭阖，旁若无人，即使贬官后的诗文里，也不时有这样的气概，只是比以往更加深沉。纪昀曾批评苏轼有些诗文“伤率、伤慢、伤露”“狂气太重”，赵翼也说“一泻千里，不甚锻炼”，对于一些作品，尤其是早期诗文，这种评价比较公允。同样喜欢李白的李之仪，就表明自己只喜欢李白的诗文，对李白何不早赋归去来提出批评。不过，苏轼成熟了之后的雄豪，迷倒了很多人，李之仪每到“佳处辄参禅”（苏轼语）的平淡，却因许多人无此经历，慢慢被遗忘。 李之仪强调“随语成章自有神”“区区雕琢定痴人”，法度必须要讲，但要“用时不觉”，水到渠成。他推崇苏轼诗文书法的“无所隔阂”，对有些人批判苏轼写字执笔靠下，速度太慢有清醒的认识。他认为，苏轼写字用墨如糊，墨浓胶重，势不能快，况且苏轼写字“未尝停缀，涣涣如流水”“谛思乃在其间”，讲究神与意合，意与手合，手与笔合，笔与纸合，快与慢不是根本问题，根本问题是没有滞阂，神思与书写速度结合，恰到好处。李之仪对书法与人与书写材料的直接对应关系的辩证观，对执泥于速度快慢的理论家们，可谓棒喝。 李之仪还批评被法所执的人，就像赌徒下注，“以瓦注者全，以勾注者巧，以黄金注之则昏”，当如“庖丁解牛，直以神遇，而不以力致”，如果斤斤于技法，就像赌徒光担心输掉自己眼前的财宝，心手乖离，必然输掉。这是则非常有名的书评，强调从法入，更强调从法出。苏轼就达到了心手相合而又心手两忘的境界。这对于执着于法度或不讲法度，入法不深、学法不透的写字人，是走上正途的金箴，也是对“尚意”最好的注脚。 苏轼的“意”构成很复杂。 他喜欢李白，喜欢刘禹锡、韩愈，贬官黄州时，对白居易、陶渊明仰慕备至，“东坡”就因躬耕于白氏东坡而起，而且是“梦中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身”；他喜欢颜真卿，喜欢颜书自然浑劲，喜欢颜真卿儒释兼修，舍生忘死。经他大力推重，颜真卿在五代摇摇欲坠的书坛地位才得以高崇，成为王羲之后的亚圣；他三教皆学，用儒学建事功，用道学养身体，用释理修达观。大约仕途顺则以入世为主，仕途蹭蹬则安然自得，忽然遇赦，又意气风发。 然而，苏轼的姿态和见识毕竟比李白高明，也来得亲切。诗文中有对生活美好的留恋，对灰飞烟灭的感伤，对困顿的安然自若，却无李白的牢骚和怨气。也不像李白那样为了功业就去追随造反的永王，而对王安石、司马光的新法旧法、新党旧党持一种中允客观态度。苏轼也不同于颜真卿，颜虽世家为儒，但对释理身体践行，最后舍身就义。他一度入儒太深，大江东去的豪放，灰飞烟灭的笑谈，其实是事功心未泯的反照，行书天花乱坠，楷书却还有一丝淡淡甜气。面对事功，比起他的前辈陶渊明辞官，王羲之告墓（王羲之在父母墓前发誓不再做官），缺了超然和主动，比起他的后辈谭嗣同、李叔同舍弃才子风流佳人泪，簪缨世家万贯财，去留肝胆，明月孤山，少了分决绝。 1101年7月28日，苏轼逝于常州。这年他写出“浮云时事改，孤月此心明”的句子。想必，李之仪后来看到苏辙所整理的苏轼集后，这一句深深触及了他的内心。当年的“一尊还酹江月”，比起这片空明，亦显得太过多情了。 “尚意”宿将李之仪（四） 苏轼去世后不久，李之仪与另一好友黄庭坚在当涂相会。 这次相会，是二人交往以来第四次相会，也是永别。 这次相会，已不同于当年在京城驸马都尉王诜家的西园雅集。那次雅集，是参与其事的李公麟等挥毫搦管，大家欣赏王诜宝藏的笔墨丹青。当时，苏轼48岁，黄庭坚40岁，李之仪37岁，诸人仕途尚可顺心，可谓群贤毕至，美酒微醺，惠风和畅。当涂的聚会，则哀筝在耳，知交零落，物是人非。京城一别，再次交集，都已是获罪之人，两鬓斑白。 当涂相会，黄庭坚成全了李之仪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一件大事。不幸的是，李之仪因此再次遭到诬陷，有幸的是，中国文化上，又多出许多篇章，李之仪的子息也得以绵延。黄庭坚在永别之际对李之仪的成全，如他作诗写字，意味深长。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同是怀人，黄庭坚这句诗与苏轼“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况味截然不同，各臻佳妙。如果说苏轼词里明月千里、清晖相照的意味尚能道出，那么黄庭坚的诗里，则多了许多意外之意，可说可不说，心下相会，尽在不言，说出来，反而无味。这种意外之意，便是黄庭坚在诗歌和书法上所坚持开拓的“韵”。 中国文化上习惯将风格、主张或成就相近的人物划为一类，反之则为另类。如绘画里的“南北宗”，书法里的“南北派”，诗文里的“大小李杜”“唐宋八大家”等，不一而足。这种有趣的现象至今存在，如金庸武侠里的“江南七怪”“北乔峰南慕容”等，寥寥数语，特征鲜明，便于记诵，流传亦广，增了不少趣味。 在浩瀚的中国文化史里，能与苏轼等量齐观的人不是太多。于文，有“唐宋八大家”中另外七位如欧阳修等；于词，有“苏辛”中的辛弃疾。不过这是后人概括，其中人物，多非同时。当世就在诗词和书法上都与苏轼齐名、“苏黄”并称，且被后世所认可的，只有黄庭坚。 二人都属“旧党”，在朝在野忠厚刚正，不废旧法之长，不同新法之弊；都屡遭打击，身在困境，却淡泊处之；人生观也颇为形似，儒释道并行，只是黄庭坚在禅的实际修证上比苏轼更深更彻底。二人在诗词上并驾齐驱，苏轼开豪放一路，影响深远，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派，黄庭坚开江西诗派，谱系鲜明，至清代尚有余势。二人在书法上都是攀上艺术巅峰的大师，都“尚意”，只是黄庭坚在意之外，更进一步，拓出意外之韵，在草书的成就上，也比苏轼大许多。 黄庭坚与李之仪同为苏轼门人，同是治平四年（1067年）进士，同以儒释道为人生观，又在诗文书法上互相唱和切磋。黄庭坚曾写长诗《行行重行行赠别李之仪》：“行行重行行，我有千里适。亲交爱此别，劝我善眠食。惟君好怀抱，高义动颜色……拭目仰盛德，洗心承妙言。子道甚易行，易行乃难忘……微君好古学，尚谁发予狂……”，从吃饭睡觉的微处、从立身的大处、从妙谈、从学问上不厌其烦地道白，而且不止一次表达“子独于我厚”。李之仪报以桃李，说自己吃饭常犯噎，黄庭坚能令他顺气，称黄“是第一等人”。 能如此，就不是一般的朋友。所以他们人生中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相会，就留下了耐人寻味的深沉。 当涂别后二人音书不断，李之仪还为黄庭坚的草书作跋。可惜的是，别后的书信，仅存黄庭坚《答李端叔书》一篇，李之仪的唱和早已零落成尘。当涂相会时，接连丧妻丧子丧孙的李之仪，面对老友“相见两无言，愁恨又还千叠”，而黄庭坚为照顾老友起居，为他推荐了续弦的枕边人。 没想到，当涂一别，竟成永诀。3年后，黄庭坚长逝，李之仪再遭诬陷，“相对两无言”竟成绝唱；没想到，当涂一会，黄庭坚为李之仪推荐的枕边人，引来许多附会，“日日思君不见君”，也成为附会故事中如浩瀚江水般绵绵不绝的憾恨。 “尚意”宿将李之仪(五) 岁月固然留痕，但烟消云散，事过千年，有时却无法说清。如这曾生发的烟霭，能给后世带来些许烟笼寒沙的迷离之美，也就不枉其来过了。 公元1102年，即北宋崇宁元年，发生了许多大事。这一年，继位才一年的宋徽宗将刚当皇帝时定下的“建中靖国”年号改为“崇宁”。由哲宗的“元符”改元“建中靖国”是兄崩弟承，效仿宋太宗接宋太祖班改元“太平兴国”的故事，也有向垂帘听政、反对新法的皇太后向氏示好的深意。然而，旧党卷土重来，新旧党争并未消弭。不久，向太后去世，有感于30余年党争，又不堪异族侵扰的赵佶，决心重启神宗、哲宗以来的熙宁新法，一边不分好坏罢黜旧党，一边不分轻重书画怡情，将大政交于投机政客蔡京等人，躲进艺术的宁静之中，优哉游哉地当起了文艺青年。如此，“崇宁”便成为赵佶寄托的空想，以至后来萧条孤馆，彻夜西风，饱受去国三千里、目断山南雁的惨痛，客死在五国城。 “崇宁”之于国家兴衰，至为关键，于李之仪，则又开启了大喜大悲生死别离的江湖生涯。 据说，崇宁元年李之仪在当涂与黄庭坚相会。但是否相会、确切时间，无从厘清。又有人考证，这年二人无从交集。然而，在当涂花园洞听小妓杨姝弹琴，当事人黄庭坚、李之仪、郭祥正三人中，黄李二人各有数首唱和流传，又不似后人伪作。因这次相会，杨姝后来与李之仪结合，演绎出凄凉的别离。 杨姝弹的是《履霜操》。这首古琴曲，是诗祖尹吉甫儿子伯奇所作。尹吉甫，是被乾隆认可并遣官在南皮致祭的沧州人。伯奇被后母诬陷，无罪见逐，天寒地冻，缺衣少食，感伤身世，奏此曲，曲终投河而死。名臣范仲淹爱弹《履霜操》，舍此无它，因而得名“范履霜”。琴歌深深触动了黄李二人的心事。黄庭坚是旧党得罪，被贬当涂，上任不几天又被罢官，李之仪先因“行事鲁莽”入狱，又因苏轼被罢官，再因为范仲淹之子、老师范纯仁写遗表，遭蔡京陷害入狱，经夫人胡淑修营救，免死流放当涂交地方官看管。此前，好友秦观死，不到一年，老师苏轼又死，再过一年，苏轼殡葬河南，李之仪迎柩致祭。杨姝拨动琴弦的素手，必然勾起了二人的心事，临风洒泪与聆曲伤怀，无有二致。于是黄庭坚作“弹到古人愁处，有真珠承睫”，李之仪说“相逢难似今朝”，陆续表达出“道骨仙风云外侣，烟鬟雾鬓月边人”的情愫。 曲终人未散，李之仪生前好友之子王明清说他“丧偶无嗣”“遂蓄杨姝于家，已而生子”。这个孩子，后人推测是李尧光，并认为李之仪与胡淑修感情深厚，二人结合，不应在夫人去世当年，而是1106年复官前。然而，推测终究是推测，感情深厚，不是结合时间的必然条件。是去世后，还是相隔很久？是续弦还是有实无名？李之仪与夫人生子有二，长子早逝，次子尧行1109年去世。三子李尧光1110年4岁，非夫人所生。“丧偶无嗣”说明胡夫人及所生子都已去世，而李尧光生年，李尧行还在。李尧光是杨姝所生？是另有其人？是历史讹误？重重迷雾，恐都难以拨开。不过有一点清楚的是，胡淑修卒于1105年2月，此时李之仪还是被监管的白身，直到当年9月，天下大赦，李之仪在列，次年才复官，移居金陵多半年时间，再返当涂。宋代平民通妓，无罪，官员纳妓宿妓，严惩，复官后的李之仪敢不敢冒这个大不韪的罪名，也实在难说。但这引发了1113年郭祥正状告五品官李之仪“与杨姝滥及信凭杨姝所生男为己子，增岁乞补”为九品荫官的案子。 郭祥正本是李之仪好友，但趋炎王安石，被王斥为小人，苏轼对他的人品也有微词。他是个迂腐、嫉妒又狡黠的家伙，看不得比自己小十几岁的李之仪文名日高，老来得子，官复原职。知道蔡京与李之仪交恶，就怂恿无赖状告，罪名不是官员通妓，而是李之仪听任杨姝的儿子冒认李家之后而乞补。此案使“管勾成都府玉局观李之仪除名勒停”“杨姝亦被决（杖刑）”“子随母”。 3年后，年近七旬的李之仪遇赦。然而，弦断梦残夕阳在山，别词离曲是否重奏，则又飘忽于历史深处，缕缕如烟了。 “尚意”宿将李之仪（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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