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上海找党——袁任远同志回忆片断

本报记者 晓渡

在党的生日前夕，我访问了我们党的老战士袁任远同志。这位在党内生活了五十多年的老党员，虽已年迈，仍然精神振奋，对党的事业充满坚强信念，对所担负的工作有强烈的责任感。现在，他正在利用业余时间写回忆录，他向我介绍了其中的一个片断。

1928年的夏天，袁任远等同志在湖南石门南乡领导武装起义失败以后，敌人疯狂搜索，他们在根据地无法立足了。但是，他们坚信共产党是为民族解放和为人民谋幸福的，是为劳苦大众所拥护的，决心要继续干下去。于是，他就和游击队司令佘汉初、文书佘修文结伴去找党。

他告诉我，那是一段很艰苦的历程，也是一段锻炼和考验自己的历程。开始，他们化装成布贩子，秘密进入慈利县，先到森林里躲了起来。然后，他们想找个暂时落脚之处。他想起在离慈利县城15里的南岳寺附近，有个姓褚的熟人。这位褚先生在困难的时候，曾得到过袁任远的帮助。他想，可能会让他们暂时落脚吧。天黑时，他们到了褚家。可是，褚的老婆一开门见是这三个人，就很紧张，并谎说褚先生不在家。这时，袁任远很明白，一定是褚家的人听到外面的风声害怕了。这也难怪，当时，袁任远是被反动政府通缉的“四大暴徒”之首。袁任远没有责怪他们，很坦然地安慰他们说，不要害怕，给我们弄顿饭吃，让我们住上一夜，我们就走，决不连累你们。

第二天天刚亮，他们就离开了褚家，去找另一个熟人聂光国。聂是袁任远中学的同学，是个国民党员，家里是小地主，他们过去关系较好。袁任远知道他为人较正派，不会出卖他们。天黑时，他们又来到了聂家。聂和他的妻子刘文珍热情地接待了他们。聂家所在的二坊坪是丘陵地带，树木很多，他家就在山脚下，三面环山。聂的住房角上有个小门，可以通往山上。他把自己的住房让给了他们三人住，以便一旦发生情况，可以随时上山。他们在这里住下以后，又为下一步行程作准备，每天光着膀子、挽起裤腿上山晒太阳。几天以后，他们的皮肤就跟常年劳动的农民一样黑了。常言说，“梁园虽好，也非久留之地”，在这里，虽然比较安全，主人又盛情待客，但是他们哪有心思久住呢。他们请聂光国帮助去找一个叫叶际熙的共产党员，想试试能否通过他跟组织联系上。可是，当聂把他们的情况向姓叶的说了以后，他不能来见面。原来，他在当地闹得很“红”，现在不敢公开活动了。只给他们捎来了十块钱。

谈到这里，袁任远感慨地说，大革命失败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要坚信党的事业必胜，跟着党革命到底，那是很不容易的。那时，党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有的同志牺牲了，有的同志被关进了监狱。另有一些人失望了，消沉了，有的脱离了革命队伍，有的甚至叛变了革命。我虽然幸存，也未被捕坐牢，但却失掉了党的组织关系，那时，真好象失去了母亲的孤儿一样，漂流寻觅，渴望见到亲娘。

他们刚刚上路找党，就碰了不少钉子，但仍然鼓起勇气，继续向前。他听说姜组武同志在武汉，就决定奔武汉去。当时他们手里一共只有二十多块钱，仅够两人去武汉的费用，怎么办呢？三人商量之后，决定佘修文先留下。留下如何生存，又成了问题，因为在当时白色恐怖下，一个外乡人去打短工都没人敢雇用。经过聂光国帮助出主意，托人介绍佘修文到一个庙里当了和尚，暂时立足安身。袁任远就和佘汉初同志又上路了。

他们两人化装成挑夫，一人挑了一担五棓子（一种染料），先到常德，找到姜组武同志的父亲，打听了姜组武的情况和地点，又置办了两套衣服，打扮成学生去武汉。到了武汉他们就立即到马明瑞的司令部找到了姜组武同志，见面一说情况，才知道他也失掉了组织关系。但他告诉他们，佘爱生同志在开封，张沈川同志在上海，不知道他们是否与党组织还有联系。他们又决定去开封再试试。到开封找到佘爱生，一了解他也失掉了组织关系。失望的消息一个又一个向他们袭来，但他们没有丧失信心，继续上路。九月的北方，天气渐冷，佘爱生同志为他们添置了一点衣服，却拿不出钱来给他们当旅费。当时，他们身无分文，生活很困难，有人建议袁任远去找冯玉祥的秘书想办法，弄个工作，暂时安身过日子。本来，袁任远与冯的秘书在长沙时就是朋友，关系较好。可是不想去找他，也不愿意给国民党办事，他一心只想找党，谢绝了他们的好意。当他得知张沈川同志在上海的通讯处以后，立即写信与张沈川同志取得联系。

他给张沈川同志写信，怕落到敌人手里，所以就这么写：我已经失业，生活很困难，不知你那里是否能找到工作？张沈川同志一看就明白他的意思是要找党组织，就回信说：你来吧，我想办法。由于没有足够的旅费，只好又让佘汉初同志留在开封佘爱生那里，由他一个人去上海找党。钱少路长，袁任远只好一站一站地走。他先到徐州，找到一个朋友替他买了到南京的车票，在南京找到了佘爱生的弟弟佘广生。当时佘广生是国民党的一名小军官，他不是共产党员，但同情共产党。他找来一套士兵服让袁任远穿上，为了保证安全，他还决定亲自送袁任远去上海。途经苏州，他又热情邀袁任远去看看苏州风光。当时，袁任远找党心切，哪顾得上去观光呢，他迅速赶到了上海。第二天一早，就找到了张沈川同志。历时三月，忍饥挨饿，备受艰辛，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同志。他一口气把石门南乡暴动失败的情况，如何失掉了组织关系，这一路上的遭遇，一一向张沈川同志倾吐。张沈川让袁任远写一个报告，转报中央，要他耐心等待上级的指示。

两三天过后，袁任远接到了通知，让他到一个旅馆去接头，联络暗号是手里拿一张哈德门香烟的画片。接到这个通知，他的心情是多么不平静啊。他按指定的时间到了接头地点，见到了组织上派来的王同志，对上了暗号，两人紧紧握手，高兴得说不出话了。他在心里呼叫：找到了，终于找到了，我又回到党的怀抱。

又过了两三天，王同志给他送来了“六大”决议。当时袁任远手捧决议文件，感到无限亲切和温暖，因为自“马日事变”以后，他就没有读过中央文件。袁任远讲到这里笑了起来：我当时一看，真有意思，文件的封面印的是《绿牡丹》和美人图，一翻开是小说目录，再翻下去才是文件内容。他晚上在灯下，反复读，反复看，把决议中“十大纲领”等重要内容都背诵下来了。

1929年3月，中央分配袁任远到上海赤色总工会担任秘书工作，负责起草传单，刻蜡版，印刷；还要整理国际工人运动的资料；通知开会、作记录也是他的事。工作繁忙，环境也恶劣，但他一想到自己又在做党的工作，任何劳累和危险也就不在话下了，尽力更好地完成党所交给的任务。他认为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幸福。

直到1929年8月，他经中央批准去广西工作，才离开了上海。在邓小平、张云逸同志领导下，参加了广西的“百色起义”。

袁任远当时为什么要这么历尽艰辛、千里迢迢去找党呢？他说，我入党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的，作为参加“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在1925年以前是有机会入党的。但是，我那时候有一种自由主义情调，怕入党后要受纪律约束。后来，许多活生生事实的教育，使我认识到了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真正的革命。我才下决心坚决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从这以后，九十九条大水牛也休想拉我回头了。在大革命失败以后，要找个饭碗，混个一官半职，也不是没有门路，可是我宁可饿肚子、长虱子，也要找到党组织。决不苟全生命于乱世，要把生命献给最有意义的事业。事实证明，我们党是有能力领导人民排除万难去夺取胜利的。

袁任远很谦虚地说，我这段经历没什么好写的，这些和我们党的事业上所经历的艰难困苦比较起来，又算得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