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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天下”VS“五代十国”:汉唐两朝灭亡后的割据局面有何不同?

 東泰山人 2020-06-08

《三国演义》开篇有云:“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也成为中国古代史上颠扑不破的真理。

汉、唐号为盛世,是当时东亚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强大帝国,最终也难以避免走向灭亡。但仔细来看,它们分裂的方式明显不同:东汉之后魏、蜀、吴三分天下,唐亡之后却有五代十国诸多政权的并立和更迭。(五代十国是指从唐朝灭亡到宋朝统一期间存在的诸多政权,五代指在中原立国梁、唐、晋、汉、周五个王朝,十国指吴、南唐、前蜀、后蜀、吴越、闽、南汉、北汉、楚、荆南十个割据政权。)

五代十国政权虽多,但是存在的时间都不长,最短的后汉只有四年。政权的频繁更迭成为乱世的主流,而割据政权的林立给人们留下了碎片化的历史印象。那么,相对于汉末的三国鼎立,为何唐末会呈现出这样的局面呢?

世家大族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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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政治腐败,朝中外戚和宦官专权,清流士人遭遇党锢之祸;地方民不聊生,黄巾起义风起云涌,各州郡屯驻重兵,形成军阀割据的局面。经过董卓之乱和军阀混战,东汉政权早已摇摇欲坠,但当时却少见称帝和割据自立者,各路诸侯仍在大汉的旗帜之下争斗。

“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将这种现象归功于自己。他曾经说过,我作为宰相,已经做到了人臣的极致,早就超过了我的期望。如果国家没有我,不知道多少人称帝,多少人称王(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他还将自己比作春秋时期的霸主齐桓公和晋文公,认为自己像他们一样虽然兵势广大,却仍然能够尊奉周天子。

曹操虽然到死都没有称帝,但并不是没有取代汉朝的想法,只是当时的环境并不允许。曹操在建安十七年进爵魏公,想要行“九锡”大典,效仿前朝王莽代汉的经验,为禅让做准备,但最后因士族的反对才作罢。曹操的重要谋臣,被他视为“吾之子房”的荀彧,也因反对他称帝而被迫“饮药而死”。

老版电视剧《三国演义》截图,“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

汉末世家大族聚族而居,他们占有大量土地和人口,发展庄园经济。依靠宗族和部曲、宾客,他们能够组建自己的军队,在汉末的地方动乱中武力自保,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垄断了当时最重要的知识——经学。

两汉时期,由于独尊儒术政策的施行,通经可以入仕做官,所以刺激了大批士人的学习热情,不仅游学风气盛行,太学成为学术文化的中心,而且私家教授十分发达,形成了浓厚的家学传统。在汉末的政治动乱中,太学逐渐荒废,家学却以保存并逐渐兴盛起来。

家学之所以成为世家大族的专利,除了深厚的历史传承外,与当时书写的材料有直接的关系。东汉时期虽然已经出现了造纸技术,但尚不成熟,最主要的书写材料仍然是布帛和简牍,这就让书籍成为一种奢侈品,制作和保存极为不易。

南北朝时,北周军队攻破江陵,大藏书家梁元帝进入东阁竹殿,令舍人高善宝焚所藏古今图书十四万卷,并且感叹说“文武之道,今夜穷矣!”可见当时的藏书成本仍然很高。这样,普通百姓难以获得图书,学习知识,当然也无法入仕为官了。

作为当时国家统治最重要的基础,世家大族受到儒家学说的影响,仍然保持着较为浓厚的正统思想和大一统观念,而得不到他们的支持,称帝只会变成众矢之的。袁术在建安二年获得了秦汉的传国玉玺,随后利用“代汉者,当涂高”的谶言公开称帝,很快遭到了吕布、孙策等人的讨伐,宣告失败。

电视剧《三国》中的袁术

因此,作为傀儡的汉献帝一直到建安二十五年曹操死后,才禅位为根基稳固的曹丕,随后刘备和孙权才纷纷称帝,正式开启了三国时代。

唐代士族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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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经过南北朝时期的战乱,门阀士族逐渐走向了衰落,但在唐朝他们仍然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唐代士族以五姓七家为贵,即太原王氏、陇西李氏、赵郡李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他们人才繁茂,门第颇高,当朝的高官勋贵都以与五姓联姻为荣,是当时社会流行的风尚。

贞观时,唐太宗李世民命吏部尚书高士廉等人刊定姓氏,撰写天下士族谱牒为《氏族志》。高士廉仍以博陵崔氏的崔干为天下第一等,这引起了太宗极大不满。他要求高士廉以当时官爵的高下来排定姓氏次序,于是将皇室的李姓提升为第一等,将崔干降为第三等。

五姓七家自矜门阀,不与普通士族通婚,太宗还下令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等七家子孙,不得互相通婚,时人称之为“禁婚家”。但这种做法没能改变当时社会的风气,族望仍然为时人所尚,五姓七家甚至有女儿终老不嫁,也不与异姓通婚者。唐初的名臣良将,如魏徵、房玄龄、李勣等都积极与其通婚,“禁婚家”甚至成为一种荣耀。李唐虽然贵为皇族,却也自卑于门第,还曾试图攀附河北赵郡李氏。唐太宗将唐代的祖陵——宣皇帝李熙的建初陵和光皇帝李天赐的启运陵修建在赵州昭庆县(今天的河北隆尧),表明李唐出自于此。

士族虽然在社会上依然保留着很高的地位,但他们对知识和仕途的垄断逐渐被打破了。

一方面,造纸技术在唐朝已经相当发达,纸张的品种增多,著名的“十色笺”“薛涛笺”都出现在此时,而且随着造纸原料的扩大,成本也进一步降低。纸张成为社会上的主要书写材料,为书籍的大规模传播和教育的平民化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政府大力推广经学的普及。唐初孔颖达校定五经,随后由政府颁布《五经正义》于全国,成为普遍行用的教科书,在官私学校中被士人奉为圭臬。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依赖家学传承而为学术中心的现象不复存在了。与此同时,唐朝还建立了科举制度,普通百姓可以通过参加考试进入政府做官,这也进一步削弱了士族在政治上的特权。

韩滉《文苑图》

尤其重要的是,在唐末的政治和军事动乱中,士族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宋朝人王明清说:“唐朝崔、卢、李、郑及城南韦、杜二家,蝉联珪组,世为显著,至本朝绝无闻人”。崔、卢、李、郑位列五姓七家,而韦、杜是长安城南头号高门,当时俗语云“城南韦杜,去天尺五”,可见其地位之高。但这些从汉末开始,绵延数百年时间,历经无数王朝兴替的庞大家族,却在唐末走向了衰亡。

黄巢的叛军攻陷长安,他在写下“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的著名诗句后,大肆屠杀忠于李唐的士族精英;唐末朱温挟持哀帝前往洛阳,愤恨士族自视清流,在黄河边上将包括宰相在内的30余名朝臣杀害,并将死尸投入黄河,朝班为之一空,史称“白马之祸”。

经过这些动乱和屠杀,门阀士族的根基被摧毁,对于皇位的传递和继承不再产生影响。五代的士族不仅再无忠君观念,本身也成为皇权的附庸。五代的名臣冯道,号为“长乐老”,他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担任宰相二十多年,先后辅佐后唐庄宗、明宗、闵帝、末帝,后晋高祖、出帝,后汉高祖、隐帝,后周太祖、世宗十位皇帝,成为这一时期士人的典型。

“长乐老”冯道

军人集团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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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前后只有短短五十三年(907~960),却历五朝八姓十四君,立国时间最长的后梁只有十七年,最短的后汉只有四年,“短命”可以说是五代王朝的共同特点。在这一时期,士族已经逐渐衰落下去,地方上的军人集团崛起,成为决定皇位归属的唯一因素。

军人集团的兴起,始于唐朝的募兵制改革。唐前期实行兵农合一的府兵制,后来由于吐蕃、契丹等边疆政权的威胁,唐朝开始在边疆设置大量的军队驻守,临时征发的军队难以满足需要,逐渐被职业化的军人所取代。但边疆驻守重兵而内陆空虚,最终引发了安史之乱。为了应对叛乱,唐朝在内陆设置了大量的藩镇,保持了规模庞大的常备军。藩镇的军队多召募本地人充任,由政府负担士兵及家口的衣粮开销,他们不事产业,单纯依赖军饷为生,乃至父死子继,在当地形成盘根错节的势力,逐步发展成为“地方军人集团”。

这些士兵视从军为职业,只在乎自身的经济利益,忠君意识淡薄,常常为了赏赐、军饷等发动兵变,动辄杀逐主帅,抢夺府库。在和平时期,唐中央任命的藩镇长官尚能以朝廷权威和丰厚的赏赐来控制地方军人,保持藩镇的稳定,但黄巢起义爆发后,朝廷权威丧失,对藩镇军队的控制力大大下降,各藩镇的军人集团驱逐主帅,抢夺军权,出现了许多割据的藩镇。它们成为五代十国形成的基础。

五代十国的政权都是依赖军队建立起来的,因此掌握军权和稳定军心就成为维系政权的必要条件。这让皇权的神圣性彻底丧失,不仅没有两汉时期“君权神授”的观念,对于君主的出身也毫无要求。比如建立后梁的朱温,他尚未及冠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王氏携其兄弟三人寄养于萧县刘崇之家,史书称其“既壮,不事生业,以雄勇自负,里人多厌之”,是典型的乡里无赖之徒。他后来加入黄巢叛军,降唐后被授予宣武军节度使,通过不断的征伐建立后梁,终结了唐朝近三百年的国祚。

吴越国王钱镠,年轻时也“少拳勇,喜任侠,以解仇报怨为事”,带有乡里黑社会的性质,后来跟随镇将董昌担任军校,一步步升迁为镇海军节度使,建立了吴越国。这种观念在五代时期颇为盛行,成德节度使安重荣直言:“天子宁有种邪?兵强马壮者为之尔!”

朱温 皇权的神圣性丧失,军队成为决定帝位归属的唯一因素,这导致了五代政权更迭的频繁发生。想要称帝的将帅常常通过加强与士卒的联系,来增强自己的权势,为改朝换代做准备。后晋时期禁军长官李守贞在与契丹作战时,积极优待士卒,出征时赐与钱财,号称“挂甲钱”,班师时又加赏劳,称为“卸甲钱”。后来他发动叛乱,正是认为禁军士卒曾在他麾下得赏赐,一定会支持他。但新的禁军长官郭威在出征时又大加赏赐,士卒转而开始支持郭威,他也因此获得了代汉建周的资本。

除了军将为称帝笼络士卒,五代时期还有许多骄兵悍将为了邀功请赏而扶策天子。赵匡胤“黄袍加身”的故事我们已经耳熟能详了,但这种做法在五代时期并不是孤例,建立后周的郭威也有过类似举动。后汉时隐帝听信谗言,派遣使者携密诏诛杀镇守邺都的郭威。郭威随后亲率三军南征汴京,入京后请李太后临朝听政。忽报辽兵来犯,李太后令郭威出征,军至澶州,将士哗变,将撕裂的黄旗批在郭威身上,“黄袍加身”,拥郭威回京。李太后只得令郭威监国,随后在百官劝进下,授郭威符玺,下诏郭威即皇帝位,建立后周。   三国和五代十国虽然同属分裂时期,但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却属于不同的时段。尽管秦末陈胜、吴广就已经高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但贵族依然在中国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汉末三国开启了魏晋南北朝的门阀贵族政治,在“王与马共天下”的时代,士族是支撑皇权稳固最重要的力量。唐代以来,随着造纸术的进步和印刷术的出现,书籍传播的成本逐渐降低,士族在知识上的优势逐渐丧失,而科举制的兴起也让平民有了更多步入仕途的机会。士族的衰微让武人政治成为五代的主流,呈现出与三国截然不同的形态,也使中国真正进入了一个平民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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