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源县城位于沅江北岸，大街沿江而建。街南侧都是用木桩支撑在上面建的木板房子，县周围都是大片的丘陵区。土地肥沃，良田成片。全县10个区，我们所去的是第五区，位于县城西部的大山区，距城近百里，当地匪患历史悠久，匪首与地主恶霸连在一起，为害百姓，是国民党时期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期盼桃源近半年，只住了一天，连街上都没有去看看，就离开了。县委决定，各区都要离开县城，到自己所在区。如所在区匪未除，不安定，可到靠近自己区的周围打游击，联系、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政策，了解敌人情况。根据县委决定，我们五区有10多个人，离开县城向西行。走的路说大路，实际上就是1尺多宽3尺多长的石头铺成的石板路，很不习惯。从上午走到下午才到一区的顺水岗镇，大家的肚子都饿了。区委书记王五均同志到街上买吃的东西，只买回一些生鸡蛋，煮熟就叫大家吃。开始还感到好吃，越吃越感到鸡屎味大，肚子没有饱，嘴里吃不下。吃了鸡蛋休息一下，继续向西走。天黑在一家老百姓家住下。晚上听到外边有零星的枪声，我们都没有动。就在这个一、六区交界处打起了游击。这里刚解放，大股土匪没有，小股的个别匪徒不少。在解放军向西南大进军的大好形势下，他们不敢主动向我们进攻，都是躲着我们走，所以没有什么交锋。一天晚上，听到西北方约5、6里处，有密集的枪声，不知谁与谁打。我们就回来了，退到顺水岗原乡政府，院子内无一人。听说乡长是地下党员，要来，大家在此等。我知道有一个同志在外边30多米处站岗好久了，我就自动地把他换回来。枪还在响，我在此站了好久，没有人来换我，也听不到里边消息，我就自己慢慢回来了。到乡政府一看，空无一人。不知他们到哪里去了，如何找？内心也有点慌，地理不熟，语言不通，如何搞呢？只有离开乡政府！向东走了约300米，有一大片稻田，稻穗已低头，田里没有水。我走到离大路有30来米处一个田埂上坐下来，把枪拿出来放在身边。不久从东方顺大路向西跑过5、6个人，我坐着没有动。一直到天亮，看到两个人从西向东在大路上走过，看样子是农民赶场的。他们过去后，我就起来顺大路向东慢慢地走。后边又来了几个人。我问他们，他们说是到桃源县城赶场的，我就跟着他们走。到了桃源县城，找到县委，见到柴庆凡同志，把情况讲了一下。他安排了我吃饭休息。到上午10点多钟，王五均同志向县委打来电话，向县委报告昨晚把我丢了。接电话的人说： “没有丢，他已经到县委来了，你们派人把他接回去。”下午我又回到五区单位，仍在原地区活动。过了几天，县委又向我区分配来了4名新干部，是县委招干，开了个学习班，经过10天半月的学习审查合格的，就吸收为干部，分配到各区或单位工作。分配我区的4个人，有3个是桃源五区人。他们向我们介绍了五区的情况。在此活动了好几天，他们要求要回家看看，我们同意了，并和他们商量了遇到土匪如何说等。此时形势发展很好，这时五、六区合在一起活动，活动的范围扩大到五区的边上。还是发动群众讲党的政策，了解土匪情况。听土匪在哪里活动，就去找；听到土匪住在什么地方就去打；听到土匪走了，就追。搞得筋疲力尽，也没有看到土匪，更没有与土匪交过火。有一天，听说土匪已到兴隆街（名字不定准）。兴隆街属六区管，我们去过，也住过。距此有10多里。群众说，确实有一股土匪去了兴隆街。我们有几十条枪，大家都同意去打。经商量决定去打，如何打。将人分成4部分。一部分在前先占兴隆街口的小山包，站在山包上可以看到兴隆街的全貌；一部分人从右边包围；闫根榜同志带人从正面向街内进攻。闰根榜同志攻到街口打了两枪，但里面没有一点动静。我们在山包上下来，进了街，街上没有看到人。据说，在我们到此处时，土匪就走了。我们分析，也有可能土匪都躲入群众家里，但没有把握，不能到老百姓家里去搜查。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天黑了，还是没有在此住，连夜撤到原来的驻地。 在此活动几天后，听说有一支解放军到五区剿匪。我不知从哪里派来的部队，人数不很多，不像四野向西南进军的部队。区委书记王五均同志可能知道。他叫五区的同志准备好，随部队进入龙潭区（五区），一路平顺到达龙潭水。部队在此没有久留，继续向西前进。这时我已经被提拔为龙潭区的区长，这里是计划设立区政府的地方。区决定一部分同志留下来看看这个地方。我是被留下的其中之一。龙潭水是当地一个小镇，有个东西向的小街，长有100多米，宽3、5米，麻石铺路。小街上住着几十户人家。这里不赶场，多数是农民，做生意的人很少。南边有一条小河，小河南岸的山堆上建有一栋外看像个庙的砖瓦房子，内隔建有4、5间小房子，可以当宿舍住人。土堆下边有一栋两层楼的10多间房子，可以办公，也可做宿舍，还有两间厨房，距龙潭水街有100多米。这是原龙潭乡的乡政府。在当时情况下，在这里设区政府是个理想的地方。晚上在此休息了，听说解放军西进打敬平政去了。敬平政，本不姓敬，他的叔父是苟盘芹，他应是苟本政。他认为这个名字不雅，就在苟字右边加了个反文，成了敬字，就成了敬平政。敬平政是翠峰乡的恶霸地主，有不少枪和人，称霸一方。该乡有一条小河，有2、30米宽，没有桥，大家把一条船放在河里，右岸拉一条绳子栓在船上，左岸也拉一根绳子拴在船上，这样人过河就自己拉绳子而过。有一次一个农民挑着一担柴过河，把柴放在船上自己拉绳子。船到中间，敬平政来了，喊这个农民把船拉回来，他要过河。不知这个农民没有听到，还是想船快到岸了，我下了船你拉回过。这时敬平政开了枪，把这个农民打死在河里。所以敬平政的民愤极大。听说这次解放军西进把敬平政的武装消灭了，而敬平政也被活捉了。在当地召开了公审大会，在群众的要求下，把敬平政枪毙了。这是个好消息。我们在这里天天分头下到农村，联系群众，宣传政策，了解情况。在这段时间里，经常听到某地有土匪活动，有的是群众报告，有的是同志们讲。要求去打，我都没有表态，因为均不在近处。近处还是安宁的，同时我怕打不赢。大部分是新同志，还没有打过仗。有一天，来了些解放军，人数不多，大概一个排，有一挺机关枪，住在区政府。区政府的同志说去打，解放军也同意打，最后决定去打。在群众中找了几个年轻、积极、熟悉地理情况的人做向导。带点吃饭的钱，黎明5点钟吃早饭，饭后出发。先顺大路向东走，走了约2、30里后，转向小路或田埂上走。边走边观察搜索。只看到老百姓，没有看到土匪，更没有遇到阻挡和枪声。走到一块稻田边，禾苗有尺来高，还没有吐穗。我站在机枪射手的身边，看到约30米外的土砖房内，走出5个人，手中无枪，小跑似的向前走。机枪手马上把机枪驾到田埂上，问身边的一个解放军： “打吧？”“不要打。”射手没有开枪。5个人都走了。我们快走慢走，没有停。已到下午了，再转向搜索。走到天黑，一问到龙潭水还有10来里。大家说，一天跑了几十里没有吃饭，没有休息，肚子饿了、也累了。看到路边有几间土砖房像是个住户，几个人进去看，房子是空的，人都跑了。又看米缸内有米，几个人拿出来进行煮饭。因肚子饿了，饭未煮熟大家就吃。没有菜，也感到很香。吃饭后把钱放在住户的米缸里，就回到龙潭水。因天晚了，大家都休息了。我想群众反映的情况可能是对的，有土匪活动。因刚解放，群众不了解党、和政府的政策和解放军，我们去了，土匪把枪藏起来混在群众中，群众不敢指认，所以我们只看到群众而看不到土匪。第二天吃过早饭，解放军就开走了。 过了几天，区武装委员闫根榜同志对我说，我区内某山上，离此不到20里，常有土匪活动。我们要去打一下。我说可以，不要去太多的人，有7、8个人就可以。他同意。商量决定，不要从正面上山，要在山脚下走进几里地后再上山，向回搜索。我们两个加通讯员，再喊几个人就行了。共有7个人，吃了早饭就出发了。先走大路到山边，在山下小路向前走。走了4、5里路时，在我们前左方约30米处，有一间草房内走出一个人，喊他站住，他不仅没有站，反而快跑。越喊他跑得越快。这时闫根榜同志开了枪，后除我之外，每个人都开了枪。通讯员在我背后打的枪。我因是短枪子弹难搞，就没有打。有人说：“打中了。”我看到那个人向前跑了几步就倒下了。我们冲上去，看到他像个死人一样，身上没有枪，也没有什么东西。当时怕土匪来，没敢停留，就向右边山上跑。上山没有路，只有约90度的陡坡。跑约3、4百米，到了山上，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坐在地上休息几分钟。我批评通讯员，不应在我背后开枪，这样很危险。起来分开向回搜索，只看到几处房子和几个人，就回来了。我想当时是相互怕，没有发生冲突。当时土匪不像过去那样凶，那样抢东西了。群众的愤恨低了，他们容易混到群众中了。要彻底消除土匪，只有群众发动起来，人民政权建立起来，才能做到。我后悔的是当时没能看清那个人，是什么人，是死了还是没死，以后因相距较远，环境不好也没有人来讲，就不了了之。 我在区政府时，龙潭水街上的一个人经常到区政府来玩，并主动的找我谈。说他是某单位的一名西医生，现在退休回家了，家就住在龙潭水街上。开始我作为群众来接待。接触多了，有时他带针管来在自己的身上打针。我说：“你懂医术，你们龙潭水街上有几十户人家，缺医少药，病了没有地方去看。你可以搞个诊所吗？”他说：“可以。就是开办没有钱。”我问： “要多少钱？”他说： “简单的搞也需要2、30元。”我说： “钱多了就搞不起。简单搞起来，能够给群众看病治病进行。要一步一步的来。”他说： “可以。”这时县里通知我们去开会。区政府到桃源县城有80华里，还要翻一座山。第二天我和王子敬书记早吃饭出发。到县城已是下午5点多钟了。第二天开会，除介绍当前的大好形势和桃源的敌情外，特别强调不能饿死人。哪里出现饿死人，要追究责任。各自保证自己的管区。在会议空隙时间，我到了桃源县人民银行，问银元兑换人民币如何兑换，她说一块银元兑7元人民币。我把南下时父亲给我的七块银元换了49元人民币。散会后我买了一个热水瓶和一床被子等，用了不到10元钱就回区了。回区后召开干部大会，传达县会议精神，也特别强调了不能饿死人的问题。各自保证自己分管的地区，若出现饿死人要追究责任的。散会后，那个退休医生又来了。和我谈，我问他： “建起简单诊所你计划需要多少钱？”他说“最少要20元。”我说“我先借你20元，一定把诊所搞起来。”他同意，我交给他20元钱，后来他真的把诊所搞起来了。有次我从龙池乡回到区政府，不知什么原因，大口大口的吐血，又不疼痛。那个医生来看我，我说： “现在大口的吐血，不知什么原因。”他问了一下情况。回家拿来一包药，我看到像半寸宽的土黄色纸条。他放在我的茶杯里，倒入开水，停了一会叫我喝下去。吐血止住了，以后再没有发生类似吐血的情况。他还对我说，乡下农民得烂疤子疮的人多，他自己煎熬了一种药膏，用后效果也不错。我说： “乡里是有些人生这种疮，影响劳动生产。你给我一点带到乡下试试。”他同意。他给了我一小瓶黑色药膏和纱布胶布。我带到龙池乡给几个农民上了些药，效果很好。有些农民认为我是医生，来找我看病治疮。 有一天，我回到区政府，到龙潭乡看望老住户和乡干部。走到贫农代表邹次生家，他是区干部邹海生的长兄。我问他乡里的情况。他说：“其他情况还好。当前最大的问题是群众生活困难，有些人饭就没的吃。”我问他： “如何解决呢？”他说： “没有什么办法解决。”我说：“能不能搞点什么副业？”他说： “没有什么事情可搞。”停了一会儿，他说：“距此有30多华里，有个金矿。国民党时，有人搞过。听说还挖出一块铜锁大的金子。国民党撤退后，就没有人搞过了。”我说：“现在还能搞吧？”他说：“不知道。”我说： “你可以派个人去看看还能不能搞。如果能搞，需要添什么东西，修理什么东西。”他同意派人去看看。过了几天，我又到他家。他说：“派人看了那个金矿，没有被破坏。要搞的话，水碾要修理一下。还要添置些小东西就能生产。但现在我没有钱。”“你计算一下，从节省想需要多少钱？”他想了一下说：“起码2、30元。”我说： “我借给20元，把它搞起来。”这样父亲给我的7块银元全部借完了。目的是希望广大的贫下中农生活好！ 晚上10点来钟，驻翠峰乡的一个同志打来电话，说翠峰乡某地某户（不记得人名）两三天没有吃饭了，快饿死了。当时，我听了很急。第二天5点钟我就起床，喊通讯员在食堂拿了几斤米，就出发了。走了约15华里，这户人家找到了。但家无人。问一户较近的群众，说上山挖葛去了。我问他是否几天没有吃饭了？他说：“几天没有吃饭是真的。葛粑可能还有吃的。都是这样的。”我知道这种情况后，把带去的米又带回来交给食堂了。可能那个同志没有亲自去了解情况，听到别人讲的，就着急给我打的电话。 有天下午（大概1950年春）听说来了很多解放军，在离政府2、3里处的地方休息。事前也没有接到通知。我看到人很多，都在群众的院中休息。他们没有找区政府解决什么问题，自己与群众联系派饭。我没有好意思问他们的编号，只看到他们是正规部队，没有看到重型武器。下午5点钟都在老百姓家吃饭，各家各户都有。我和区里的几个同志也在群众家吃的饭。约下午6点钟，部队单行出发了。先头是战斗部队。我们区的同志走在战斗部队的后面。我们的后边可能是解放军的后勤人员。先爬上山后，在c{]间崎岖小路上中速向前走。右边是高山，左边下看有陡坡，是看不到底的深渊，也有不少稻田。走了一段路，天阴了，天黑了。前边传下来，不要说话，不要吸烟，不打手电。又开始前行，我不慎一脚踏空，滚掉下去。幸好掉到一块干稻田里。我爬起来一看，距路有两米多深。便向顺路方向前走，走到-i匕端，登上田埂，爬到路上。向前快赶，没多久赶上区的同志。天又下起了小雨。有一个区里的青年新干部，扛着一支步枪，走不动了。我把他的枪接过来扛着走，他在我后边赶。雨越下越大，小路上出现一凹一凹的积水。前边停下来原地休息，我躺在小路上，水在身边流过。休息后又向前走，走了一段路，叫停下来。听说土匪都跑了。我们跟着部队到了龙池乡牛车河。牛车河属一保，土匪头子郭武生家是六保，相距5华里。牛车河没有街道，在河边桥头有一个小杂货铺，铺的后边是保长张雅皆家的一片房子。这天早饭记得是在地主郑晓红家吃的，只炒的辣椒：我怕辣，只吃饭。听说郑晓红以前有些人，枪被郭武生打垮收缴了。郑晓红不服气，就跑到桃源县城，这次是他带领解放军来打郭武生的。上午大约10点钟，听说郭武生在黄伞坪投降了。等一会看到郭武生和他小老婆还有几个人，在解放军的陪送下，在我们身边走过，到保长家去了。我想解放军在此的主要领导人就在保长家。等一会，看到很多步枪运到牛车河来。有些步枪没有见过。解放军拿着看，可装10粒子弹，可以连发。听说这种枪要装备自己军队。另外的步枪5支一捆，都捆起来。他们找了几十个青年群众，每个人挑两捆，前后有解放军陪送，朝桃源的方向去了。据说，郭武生一千五六百人，我们只看到几个，因可能在投降的黄伞坪大山上处理了。黄伞坪距牛车河有十几华里，没有来牛车河。下午我们跟解放军到了郭武生的家。他家属六保，牛车河属一保，相距5华里。在郭武生的一处木板房子的二楼上，有三四百平方米的空间。解放军扛着一挺机枪，领着郭武生上楼来，叫郭武生在楼的西南角上向西南方射击，郭武生打了几十发，我想解放军可能不知这种枪如何使用。听说第二天解放军就陪送郭武生到桃源去了。郑晓红有功无罪，留在牛车河的家。解放军都走了。我们也返回到龙潭水区政府，只看到一些表面情况，内部的工作活动不知道。桃源五区所辖龙潭、龙池、翠峰3个乡，是从地图上画的。其实，龙潭与龙池中间隔着一座30华里大山，人烟稀少，路途崎岖，两乡人民很少来往。龙池乡有人称之龙池国，是土匪恶霸的地方。郭武生就是该乡之王。国民党时期，桃源县政府收税等就不敢去，都由郭武生把持。但郭武生也不允许其他土匪侵害百姓，所以龙池乡零星土匪很少。现在郭武生灭了，龙池乡解放了。五区党委书记王五均同志带着我们20多个人返回龙池乡开展工作。出发走了5、6里路就爬北风坡上山，到龙池乡牛车河已是下午4、5点钟了。我们住到保长张雅皆亲属的一栋木板楼上。白天分头下去了解情况，讲解政策，发动群众。还很平静正常。只这几天，郑晓红忽然不见了。有人说，他当土匪去了。也有人说，某地离此有10多里，有土匪活动。还有的群众说，郭武生在投降前，开了一个土匪上层人员会议，向大家说，他要投降解放军，愿意投降的就一起投降。不愿意投降的你们自己去搞，枪支由你们挑选，随便带走。一些人带枪走了，这样土匪就分散了。我们这时，也不很了解情况，听到这里有土匪出现，那里有土匪活动，不知往哪里走，干脆打游击，打到哪里吃到哪里，走到哪里睡到哪里。这样我们东赶西追，一天跑几十里路也看不到土匪。我们找不到土匪，土匪也不主动袭击我们。但我们还是怕被他们袭击，晚上睡觉不固定地方，有时一夜换几个地方。吃不好，睡不好，搞得疲惫不堪，筋疲力尽。我对王五均同志说： “向县里请示一下，我们撤回去吧！”他说： “我与县里讲了，县里叫我们坚持。”记不清坚持了多久，八区遭袭事件发生了，区主要领导和绝大多数同志，还有县委宣传部长杨庚时同志都牺牲了。这时县委通知我们撤出龙池乡，我回到五区政府。区政府有一匹紫色的骡子，说是郑晓红的。一匹白色的马，说是退役的，解放军送的。如何来的，都不是我亲手接收。一天我喊通讯员小靳一起到那个金矿去看看。早餐后，我骑着骡子，他骑着马，然后经过翠峰乡敬平政屋门口的小山坳，过了两个多小时就到了金矿。那里有3、4个人在工作。一个人看水碾，将运出来的矿石放到水碾里压碎成石浆，过筛将石粉冲走，金子沉留在底下。一个人在洞里挖采矿石，一个人往外运。我进入洞中去看，矿洞很小，根本不能直立要弯着腰向前走。运矿石的人将筐子用绳子拴在筐上，把绳子挎在自己的肩上，四肢向前爬行将矿石运出来，很辛苦。我问那个看水碾的人，搞到金子了吗？他从衣袋里拿出一个纸包，打开叫我看。看到一些像黄砂子的东西，不多。我不懂有多重，能值多少钱。在那里看了两个多小时，就回来了。第二天，我就到桃源县城去了。县委叫我到一区协助工作。一区叫我带几个人到雷家窑去，距城只有几里路。我到此一看，雷家窑在沅江大堤西边，顺堤向下约3华里是延溪镇。在雷家窑工作一两个月，工作还平顺。有一天下午，看到一些群众在惊奇地议论。我一问，延溪有人送条子，要一家接一家的传送。如果送到你家，不马上送出去，就会降灾。所以一户收到条子就马上送出去。还说延溪街上有土匪。我喊通讯员一起去了延溪。从街南头走到街的北端，没有看到几个人。也没敢停留，在街北端左转一个弯子回到雷家窑住地。群众还安定，说这是一种迷信活动，我没有深入了解。县通知说解放军要进入五区剿匪，叫我们返回五区。听说这次来的解放军是正规部队，不是过路，而是住在这里，以连、排为单位的分散各地清剿。县允许区政府可以组建区中队。我们建立了一个有20多人、枪的区中队，我兼任队长，闰根榜同志为专职副队长。在我们回区前，又来了一股大的土匪。据说土匪头子叫颜贵红，本地人，原是国民党军队中一个连长。国民党军队向南败退时，他没有跟着走，拉出40多人，有一门小炮，在此活动。一天我带着区中队，在内线找剿。住在一个百姓家中吃饭。来了一个农民报告说，他家去了土匪。我问他：“有多少人？”他说： “7个人，都有枪。”“你家距这里有多远？”他说“10多里路。”我想7个土匪，我们有20多人，还有两支冲锋枪，比土匪的力量大得多，可以去打。和他们商量，都同意去打。吃饭后就集合队伍准备出发去打。这时，区委书记王五均同志带着解放军的一个连来了，问我向哪里去？我向他汇报得来情况。他说：“不对，这是颜贵红，有几十个人，是被我们赶过来的。你现在不要去。我们商量一下再去。”经过商量，解放军同意去打。我们区中队跟在解放军后边。走了一段路，一个解放军战士走不动了，把枪交给别人，自己在后边跟着部队走。解放军顺路走到上坡时，没有向前走。坡下就是土匪住的农民房子。解放军分成两股，一股向左，一股向右，想把土匪包围起来打。我们中队在左边。因两边都是山，树多茂盛没有路，很难向前走。走了不远，掉队的那个解放军就顺路赶上来，他不知部队已分开包围土匪，还是向前走。我们又不能大声喊，怕惊动土匪。他上坡顶时被土匪站岗的哨兵看到，向他开了枪，他被打中，但没有停，像风似的冲上去，抱住那个打他的土匪。枪声一响，目标暴露了。两边的解放军停止包围，机枪步枪一起打，边打边冲。右边的机枪打了不到10发就停了。我看到几个土匪向后山跑，边向山下打枪，边爬山逃跑。这时颜贵红向我们打了两炮，都打过了一、二百米，但没有敢来袭击我们。我跑下山看到几个解放军战士抓着那个打枪的土匪，那个掉队的解放军躺在地上死了。有个战士说，我们冲下来时，他还抱着这个土匪，交给我们就躺下了。战斗胜利了，大家都来到农民房前，我看到捉住7个俘虏。我问那个机枪手： “你为什么打了几发就不打了？”他说：“树枝把我的子弹盒挂掉了。”大家找了两根棍子绑了一个担架，把那个牺牲的同志放在担架上，叫两个俘虏抬着回来了。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了解放军英勇坚强、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第二天，搞了一副棺木，把这位牺牲的解放军葬在观音寺学校边的山坡上，还开了个简单的追悼会。该同志是东北人，姓谭。 回忆这次战斗，那个农民来报告说，他家住进7个土匪是对的。他来报告，是土匪故意放他来的。王五均同志说这股土匪是颜贵红，被他们赶来的，也是对的。我有轻敌思想，没有多考虑就决定去打。如果王五均同志晚来几分钟，我就出发了。那会中了颜贵红的圈套，因颜贵红这段时间被解放军追赶不停，他想报复我们。知道我们中队的人数不多，武器不好，战斗力不强，想打我们。他把多数人留在山上，把7个人安排在山下一户农民家中，又没控制农民的行动。想让这个农民去向我们报告，骗我们区中队去打，以利消灭我们。解放军与区中队取得联系并一起去打，他是没想到的。我想我命不该绝，任务还没完成，上帝保佑我，取得胜利。 这时桃源县政府下发通知，决定桃源五区划分为两个区，即龙潭区（五区）和龙池区（十一区），任命我为龙池区党委书记。第二天吃了早饭，我和原在龙池工作的10多个同志出发，翻过30多华里的大山，下午5点多钟到达龙池乡牛车河。这里住着一个解放军的连部，我找到连长做了自我介绍。连长很客气，说他们到此好多天了，现在没有发现成股的土匪，散匪还是有的。他们现在以排为单位，分班到各保活动，一方面清匪，一方面做群众工作。我了解这些情况后，召开区干部会议，介绍了全区情况，研究区的工作。最后决定全区干部要分别到各保去，配合、支持解放军的工作。同时要深入发动群众，物色骨干，实行三同，关心群众生活，抓好生产。条件成熟建立民兵组织、农民代表会组织，斗地主分财物。有什么事情及时汇报。不久解放军撤离了。郑晓红这个土匪死不见尸，活不见人，不知在哪里。我经常到各保走走，问问情况。一天下了一场大暴雨，伴有大风，吹倒了电杆，冲断了电线，失去了与县的联系。暴雨下得较久，引起山洪暴发，把一保羁马港河边的几块田冲的干干净净。浮土冲走了，露出硬底子，完全不能种了。／。L户贫苦农民吃饭如何办？我找了一保的贫农代表（马代表）商量如何解决，他也提不出解决的办法。我说，我们贫雇农要团结。他有困难，我们要帮助。发动群众搞义务劳动，挑土还田，解决他的大问题。也说明我们贫雇农的团结力量。他同意。我说你再找几个人一同去做串联动员工作，愿意去的，某日自带锄头，扁担、筐箕去羁马港搞义务劳动。这天来了几十个人，半数是妇女。他们积极参加挖土挑土。搞了3天，把几块被冲坏的田都挑满了土，能够插禾了。这几户受灾农民，非常感谢大家，说明贫雇农的团结力量。 一天我到五保去，走在五保去六保的山坳小路上。一个本地同志说，这个山上是郭武生投降的地方——黄伞坪。山高不好上，山上很少有人下来，山下的人也很少上去。我想上去看看。第二天我喊了一个本地同志，和通讯员3个人，吃了早饭就出发了。真是山陡路窄，不好走。两边的树条和蒿草把小路封闭得看不见，双手分着向上爬。爬了一个多小时才到山上，进山口有两块大石头相距10多米，像是个大门似的，在两石之间过去，就是黄伞坪。黄伞坪并不平，像个小丘陵区，有山，有水，有稻田，有小河，有水碾，有水牛，有家禽，有榨油机。山上有茶树、桐树等林木。据说，住着有30多户人家。山上的男女青年互相成亲。据说，妇女一世没有下过山的不少。山上温度比山下低得多。在山下穿单衣还感到热，在山上，晚上要盖被子。该地乡长没有来过山上，保长也很少有人来。我去了，有些妇女来看区长是个什么样子。我问山上有几条路，说有两条路，北边一条路很小，难走。东边一条（我们去的那条）路大，走的人多。这里最缺的东西是盐和布。山上的青壮年每年下一次山。挑一担桐油到山下李公港卖掉，再买盐和布回来，就一年不下山了。我们在山上住了三四天，和群众插了二三天的秧。我的腿上生了一个疖子。一块去的同志还写了一篇稿子登在宾湖日报上。 这段工作还平顺。农民协会、民兵组织已开始建立，没有出现什么大问题。一保的农民协会已发动群众，没收了地主的财物，分给了贫下中农。民兵还发了枪，对保长张雅皆和地主张孟雄进行了诉苦批斗。群众意见最大的是保长张雅皆。他除欺压群众外还抢占别人的财产。如一保的一个中农病死了，他看中了这家的财产就找死者的爱人做他的二房太太，她不敢不从。其实他比张雅皆的老婆大好多岁。当了二房太太后，仍住在自己原来的家中。这样中农的财产全部归张雅皆所有了。县政府批示，张雅皆、张孟雄和一名张乡长（他们是近亲）3人要在当地枪毙。我和农会、民兵商量，召开全保群众大会进行诉苦批斗后，有民兵当场将3人枪毙了。从而进一步提高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没收地主的田地分给了无地和少地的贫苦农民。被杀地主的家属也有自己应得的一份田地。其他各保也进行了这样的工作。据我了解和同志们的汇报，没有发现罪大恶极、群众要求杀的人。下一步的工作就是查田定产。县召开各区会议，传达精神，进行讨论。要求每块田都要丈量。回区后召开会议，将县里的会议精神和要求进行了传达。决定以保为单位的进行。一保农会主任说，找不到一个会算地的人。最后，我说帮他们算（我 文化低，珠算还是可以的），又进行了一天的复习。他们丈量，我就跟着算，搞了一个多星期才搞完。这时，县委通知，任命钱吉初同志为桃源县十一区区长（钱是本区新干部）。我们商量区政府的设址问题。牛车河是区的中心地带，但没有合适的房子，只有十保钟家铺一户姓骆的有十多间房子，还有厨房，有篮球场大的院子，很适合做区政府。据说该户在解放前就搬走了，房子空了有几年了，周围环境也好。找不到房主做工作，决定将区政府暂定在此。设立了办公室、接待室处理日常工作，教育、民政、公安等也决定专人负责。县医院在此建了医务站，设在区的东边，据牛车河有10多华里，到县城去还方便些。这时郑晓红的一个亲戚说，郑晓红提出要向桃源县投降。我们把这个情况汇报了县里，县派人直到牛车河，接受郑晓红投降。县里来的什么人我没有见到，谈了一些什么问题，我没有参加。投降后，县里来的同志将郑晓红从牛车河带到县里去了。郑晓红为什么提出向县里投降呢？解放前他是地主，有钱。购买了一些枪，准备搞支队伍，后被郭武生消灭了。他不服气，想报复郭武生，跑到桃源县城，带着解放军来打郭武生，这是对的。郭武生投降被消灭后，解放军撤离了，他又想当第二个郭武生称霸龙池乡，因此又拿起枪当了土匪，但还没有搞起来，也没有残害老百姓。第二次解放军又进入龙池乡，进驻围剿，其他土匪都被消灭了，就是他没有找到郑晓红。区组织民兵群众进行几次围剿，都没有找到他。有时群众说，郑晓红晚上回家了，民兵就组织包围他的家，也没有找到他。他是牛车河人，如果向区投降等于向一保民兵投降。一是爱面子，二是怕一保民兵群众批斗他，打他、杀他。所以他提出向桃源县投降。我认为向区投降与向县投降是一样的，向县投降还好，向区投降有问题更不好处理。事后我听到牛车河的群众说，这几个月郑晓红就藏在牛车河的水碾下边，由他的老婆给他送点吃的。他看到解放军走了，人民政府走不了，群众发动起来了，他坚持不下去了，只好投降。郑晓红的投降，宣告全区的土匪被消灭了。1953年5月，桃源县通知我和九区区委书记曲庆堂同志提为桃源县县委委员，分别兼任十一区和九区区委书记。县委指示，当前的工作重心是发动领导群众搞好生产，解决贫下中农的吃饭问题。我们宣传发动群众走互助合作之路的优越性，号召大家自愿结合成立互助组，党的话群众听。很快一个一个的生产合作互助小组就成立起来了。是年9月在酝酿成立初级社时，通知我和曲庆堂调长沙补习文化。我将工作交待给了钱吉初同志，并把我用了几年的心爱的枪也留给了钱吉初同志，到桃源和曲庆堂同志一起到长沙革大文化补习学校学习。 高同玉 山东省夏津县人， 高同玉，男，1925年生，山东省夏津县城东高庄（今属东李官屯镇）人。1943年参加革命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任情报员，区交易所主任，区委组织干事，组织委员。1948年南下，任湖南省桃源县龙潭区（五区）区长。1953年5月，任桃源县委委员，兼任区委书记。同年9月，到长沙革大文化补习学校学习。二年毕业后，调湖南省委机关，先后在农村部、办公厅、省直机关党委工作达12年之久。1966年12月，调邵阳筹建印刷厂。后任湖南省新华印刷厂邵阳厂（湖 南省新华印刷二厂）革委会主任，之后又曾一度调离该厂。1976年，复调回新华印刷二厂，负责全面工作。1949年南下入湘后担任桃源县五区区委组织委员，后曾任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党委书记。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