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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蛮的诗意与温柔的理性 谈到对教育真谛的理解，当下很多教师喜欢引用一句据说是雅斯贝尔斯说过的话：“教育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甚至有的教师在引用时将“教育”改成了“教育本质”。“教育”作为一个概念名词和“教育本质”作为对一种事物某一内涵（即教育的根本属性）的厘定，用这种比拟的方式来解释说明，而忽视科学性的阐述，完全是出于某种泛滥式的情怀或者故作高深的自恋。我并非完全排斥这种诗意的阐释和表达，只是越来越觉得，教育这种科学而严肃的事业，诗意有余而理性不足，是会一叶障目而导致恶果的。历史和现实无不在用大量沉甸甸的事实证明这一点。 看到一篇题为《优秀大学生自杀人数上升原因管窥》的文章，就文章的内容而言，算是一篇分析透彻、有理有据的好文章。尤其是捕捉到了很多“优秀”大学生“内心空洞，找不到自己的想要，就像漂泊在茫茫的孤岛上一样……”的迷茫，看清了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唯分数论给学生造成的伤害。但是，从题目开始，文章就在基本判断上犯了现今学校和家庭教育同样的认知错误：没有来自外部的身心迫害就选择自杀，何以被称为“优秀”？ 教育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和阐释，这与不同人所处的社会阶层以及价值取向有关。但是，教育作为一种人类传承性的活动，教育的目的、教育的实践、教育的成果是需要相互印证和检验的，目的是否正确，实践是否科学，成果是否积极，这些都要运用理性做出判断，诗意对此往往无能为力。总是高擎着诗意，怀着一腔沸腾的热情“勇往直前”，而不冷静下来检视行动的真正意义和价值，这样的诗意无疑是最盲目，也是最野蛮的，造成的损失和伤害往往不可估量。 几十年来中小学教育中都有一门叫“思想品德”（小学现在叫做“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或“思想政治”的课。设置这门课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把学生教育成有理想、有道德的人，借用杜甫的话就是为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现在这门课的教材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教学方式也提倡体验式和融入式，不再如从前那般满是理想化的榜样和教导。想想过往，为了向雷锋学习，孩子们不知集体或私下做了多少“诗意盎然”的事，诸于到敬老院表演节目、帮清洁工人扫大街、把家里的钱“捡”到学校交公的高尚行为层出不穷；也不知给孩子们带来了多少苦恼和困惑，尤其是学习小英雄赖宁的时候，小朋友们恨不得自己去放一把火再奋不顾身地去救火……结果呢，这些在美好“诗意”里“浸润”过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我们现在却感叹世风日下了。当我们热衷于“大力号召”和各种形式的表演时，有没有人意识到这些做法有多野蛮，对于孩子而言，不过都是被大人沉迷的“诗意”所绑架而已。人是社会性的存在，儿童亦然。我们广大教育者既没有认识到儿童是活跃的、富有创造力的社会行动者，也没有看到儿童是一种结构性的存在。我们固执地用自己的经验和固化思维来做出判断和选择，用短浅的目光来为孩子们构建未来的人生蓝图，还为这种“守望未来”的心态注入了满满的诗意情怀！但是，我们对自己经历过的人生不管不顾，我们对身边的社会现实视而不见，所以我们也就不明白，儿童身心的成长是受最自然的人际互动影响的。当我们在大张旗鼓地号召学生向“某某”学习的时候，恰恰是现实生活中缺乏自自然然的“某某”，我们其实是在干着己所不欲偏施于人的怪事！过去如此，现今亦然！ “我可都是为了你好！”这句话在说者的眼里，也是充满了“诗意”情怀的。几十年来，我们大多数教师都秉承着“治病救人”的职业道德精神，无论是心态还是行动上都想占据道德的制高点，对学生进行“威逼利诱”，让孩子们成为自己眼中的“骄子”：成绩优秀，乖巧听话！这种“治病救人”的心态大概已经传承了几千年，几十年前的“文革”发展到了极致——虽然当时教师是“被救”的对象。“我可都是为了你好”，这种“诗意”的野蛮之处，就是从源头上杀死了叫做“童年”和“纯真”的东西，杀死了人生的趣味和对世界的好奇心，也从根本上杀死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想象力和创新精神。然而，很少看到教育者会向学生说明白怎么就是“为了你好”，“好”的标准是什么，“好”的人生意义和社会意义怎么判断，何以证明他的做法的确能帮助学生“好”起来……读初中的时候，遇到两个截然不同的语文老师。初三了，老师们恨不得学生能把一分钟掰成两分钟用，程老师却在每天午饭后手持一根小细枝条，到教室来“驱赶”伏案疾书的学子去宿舍午睡。他是一个十分理性的老师，做事能说出道理来，他问学生：“休息不足，身体不健康，多考几分有什么价值？”隔壁班的李老师却不这样认为，他恨不得将那些“浪费时间”的学生绑进教室做题，他不是我的语文老师，却在一天晚上没收了我正沉浸其中的课外书，还语重心长地说是为了我好。我想，李老师在做这一切的时候，心中是大无私的，是充满“诗意”情怀的。 几十年不变的班主任工作总结里，总是少不了“问题学生转化”这一项。不管是真是假，总结中，老师们面对再怎么顽劣的学生，甚至是明知道有智力缺陷的学生，都能通过一颗顽强不屈的“爱心”、柔情似水的“耐心”感动天感动地，让他们脱胎换骨，甚至实现品德和成绩的逆袭。奇怪的是，我们的许多老师既没有童年概念，也不学习心理学知识，对学生的行为不做半点生理和心理方面的科学分析，更不研究学生成长的家庭环境和教育，愣是靠一腔诗意情怀创造出一个个“纸上”奇迹。而且，大家还都装作深信不疑！其实，我们老师的做法无外乎苦口婆心、语重心长，或者爱生如子、无微不至，下班后把学生留下辅导或者不顾天气恶劣送学生回家、接学生到校，然后就是带病工作感化了“熊孩子”……如此等等，无视学生的感受，忽略学生的尊严，一厢情愿地书写教育的“诗意”。台湾的专业人士将儿童“问题行为”和“偏差行为”做出科学界定，由专业的心理师对出现“偏差行为”的学生进行诊疗，也不得不承认还有很多儿童无法回归正轨。他们投入大量的人力、时间、财力，在借鉴欧美儿童心理诊疗成果的基础上，研究“问题学生”的行为特征、成因、诊疗方法等，取得巨大成果的同时，不回避很多问题是得不到根本解决的。这样的行为和态度，是多么“温柔的理性”！与我们身边层出不穷的“野蛮的诗意”对照，孰真孰假，孰对孰错，孰优孰劣，不言自明。 一群从美国参观学习回来的老师打起了嘴仗，有人说美国的课堂是不讲究落实的，有人说事实不是这样，只不过他们真正落实的与我们先入为主的“落实”不是一个概念而已。还有老师看到，秉承快乐教育的美国幼儿园的孩子，能够在课堂上井然有序地完成不同任务，其规则意识的建立令人惊叹。反观我们今天那些倡导尊重儿童天性的教室里，几乎每节课都像游乐场，根本看不见任何规则和秩序。“躺着也在学习”与“坐着也在梦游”的现实对照，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如同政治上的不是“极左”就是“极右”，我们始终还是缺乏“理性”基因的。当我们高举“还孩子自由”的旗帜时，就忘了规则的重要性；而那些行动整齐划一的教室里，学生的灵魂早已被特定的威严和内心的恐惧所控制。除此之外，我们也没有意识到人家规则意识的建立，从家庭到社会，已达成共识并相辅相成，学校要做的可能只是锦上添花的事情；我们却往往面临“5+2=0”的尴尬。而我们的社会和家长甚至学校里的教育者自身，潜意识中都将学校看成俗世外的“香格里拉”或者“世外桃源”，以为只要学校做出了努力，“祖国的花朵”就一定会无一例外地开成“梅兰菊竹”。 再回到“落实”的话题上来。课堂上讲不讲落实，肯定是指向了课程目标的，其终极目标都是“培养什么样的人”。如果“培养什么样的人”的答案不一样，落实的具体目标也会不同，用自己心中固有的目标去套人家的课堂，自然看不见落实；还有就是，如果参考的样本不全就得出结论，那么讲不讲落实的话题也就没有讨论的必要了。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我们的课堂是非常注重“落实”的，落实知识的传授，落实能力的形成——也许只限于答题能力。不过，这似乎与“诗意”也扯不上什么关系。诗意其实不在“落实”上，而在目标上。“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几千年来，国人读书都只有一个诗意的目标：改变命运。你瞧，这目标该有多诗意！能落实这样的目标，我们的教育对莘莘学子简直就有再造之恩。看来，读书却不能打败千千万万的竞争者，考上名牌大学，然后成为“人上人”，那就只能落得不堪的命运了——这样看来，中国命运不济者该占大多数吧！被这样的目标绑架，却又经常谈论什么教育要促进生命价值的自我实现之类的高调，这样的诗意，大概也是最野蛮不堪的了。 我们的教师在写教学设计时，每一课时都必须写清楚“学习目标”。不过十分奇怪的是，大家一边高声宣布“课堂是属于学生的”，一边在教学中将学生自己应该清楚的“学习目标”藏起来，能将学生不知不觉引到“门口”，再突然解开蒙着学生眼睛的黑布，让学生突然被“阳光”晃着眼睛，然后豁然开朗，那就是最高明的教学艺术了。似乎，一开始就将学生应该心中有数的目标呈现出来，就失去了课堂的朦胧美一样。这样的现象在语文课堂上表现得更甚，往往一节“精彩”的课结束了，上课的老师志得意满，听课的老师意犹未尽，学生却糊里糊涂，弄不明白为什么要上这节课——学生也习惯了不明不白，就无所谓了。这种“诗意”或许就是各种语文流派风起云涌，而且都能博得眼球的根源吧。如果我们每节课，或者每个阶段性的学习，都让目标看得见，让学生开始学习活动时就已经心中有数，目标明确，自然就不需要这样那样的流派了，即便有，也是学生自己创出的流派——为了更好地实现学习目标。 现实教育当中，诸如上述所提到的“野蛮的诗意”层出不穷，却很少看见“温柔的理性”。如果没有理性思维的积极参与，关乎国家民族大计的教育，怎么能够走出一片艳阳天来呢？“仰望星空，脚踏实地”，“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都是在提醒我们，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做教育，诗意和理性是需要平衡的，这样，人文底蕴和科学精神这两大最根本的核心素养才能在学生身上生根发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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