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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鼎村，地处邱陵地带，东依崖坡，西濒黄河，南连金井，北至农井。地域偏僻，交通闭塞。论面积不过0.686平方千米，220户，750口人，耕种着930亩土地，人均一亩多点，主产小麦、玉茭、苹果。宝鼎原是荣河县城驻地，现属荣河镇政府管辖。莫看这个小村，翻开它的历史，特别是唐宋时期，那可是经济繁荣、文化兴盛、人口密集的辉煌之地，就连它的名字，也是唐明皇李隆基所起。宝鼎县最早的名字叫汾阴，这是缘于古人“河以北为阳，河以南为阴”的理念和地理位置。 
根据《水经注》记载，战国时魏文侯与秦国交战，视沿河一带为战略要地，他命令在汾阴（原址在当时宝鼎西北）邑建城池。隋开皇二年（582）另建新城，当时叫汾阴城，城址在今宝鼎村。到唐开元十年（723）唐玄宗李隆基祭祀后土时，对后土祠进行了较大的修葺，期间挖出了青铜宝鼎，大者容四升，小者容一升，玄宗以为祥瑞之兆，遂将汾阴改为宝鼎县。宝鼎城外围九里（包括城壕），内围8里，城墙全部土筑，总面积2160亩，东西南北4个城门，南北门为两重，城门楼为两层挑角，南门还是瓮城，甚为壮观。南门外有关，长约一里有余，两岸皆为商店，整日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络绎不绝。为了保卫商人和货物安全，还专门修了一个土围。围内有骡马大店、饭店、货栈、旅店，为来往客人提供食宿方便。城正中建有一座古楼，底层用砖砌成高台，高约4米，留有东西、南北两洞，十字交叉，形成东西、南北4条大街。各二里有余。台上建有两层挑角古建。一层四周围有砖墙，12根圆柱围绕，雕梁画栋，极为华丽。二层楼皆为明柱，华屋盖顶，五脊六兽，正顶中铁造华峰，高约五尺，异常壮观。清时楼中悬有大鼓，作为夜间报更使用，后改为铜锣报更。
整个县城马路宽敞，建筑宏伟，商店林立，市场繁荣。据有关史料记载，宝鼎城除建有皇帝行宫和高级宾馆，供皇亲国戚和地方官员祭祀后土及汤王陵住宿外，以鼓楼建筑为中心，关帝庙、吕祖庙、城隍庙、禹王庙、府君庙、娘娘庙、先农坛、东岳庙、老君庙、萧墙碑、土地祠、祖师庙、望河楼等各种庙宇星罗棋布；文庙（孔庙）、考院、教育署、汾阴书院、文昌阁等文教设施齐全；关帝庙、土地祠、祖师庙等庙皆有舞台，全城共有17处之多。别说一般县城，既是州城府衙所在地，也无可与之伦比。可见当年宝鼎城内戏曲文化是多么丰富多彩！宝鼎村民说，一般县有八景，他们宝鼎也有八景，这就是：南有石佛口，北有穆陵关。汾阴书院盖得宽，四个铁人镇河湾。萧墙大碑宋王建，巍峨鼓楼在中间。土地祠大钟真好看，陈家石井水真甜。我说除这八景外，还应该补上“望河楼”。望河楼建于县城东大街，坐南朝北，高约十三四米，长方形，长约7米，宽约10米，砖木结构，分三层。两侧各有楼梯，二楼建有大客厅，雕梁画栋，气致高雅。登高远眺，全城景象尽收眼底。夕阳西下，黄河如带，鳞波闪闪，行船可数。如逢上游暴雨过后，则激流汹涌，黄浪滔天，声若雷吼，令人惊心动魄。楼下建有凉亭，盛夏夜晚，月光如水，凉风习习，却是绝佳的纳凉之处。
古时的宝鼎城，又临汾阴渡，湖广商人在这儿开辟了一条湖广商道，仅距县城西边一里路程，地处交通要道，既是水旱码头，又是南北枢纽，北经绛州可达晋阳（太原），南抵蒲坂，直达长安。因而也成为兵家必争之地。相传唐太祖李渊起兵太原，进攻长安，即由此经过。五代时，被封为河东节度使的李克用，先和朱温联军镇压黄巢起义，后又内讧，双方混战中原多年，他们经常在宝鼎和蒲坂两地驻军并操练人马。
宝鼎城的油酥火烧、羊肉泡、凉粉饸饹、大刀面、羊肉面，均为河东名吃。凡是到此的客人，不管达官显贵、小商小贩或是湖广客商，都要一尝为快，大快朵颐。特别是油酥火烧，以香、酥、脆闻名遐迩。邻县和附近村民，凡进城办事，总要买几个带回家中孝敬老人。还有陈家井水做的豆腐，白嫩爽口，常常漂浮于热锅之上，令食者赞不绝口。据说曾为皇上贡品。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宋真宗亲幸河东祭祀后土，相传某夜有人看见火芒照射，史称“荣光幂河”，宋真宗以为吉兆，将宝鼎改为荣河县。明代以来，黄河不断东侵，为荣河城带来巨大的灾难。明崇祯十二年（1639），黄河掀起巨浪，直逼西城墙。当时的县长王心正遂在西门内另筑了一道城墙，并盖了一座城门楼。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汹涌的河水进入城中，水从居民窗户浸入，此时正值一家孕妇分娩，所生儿子就起名“漫窗”，这个孩子的乳名就成了此次水患的印记。清同治三年，罕见的暴雨骤至，洪水从城东黄土坡倾泻而下，涌入城中，内外水数丈，城墙全部坍毁，到处一片汪洋。民国四五年间，黄河之水更是横冲肆虐，防不胜防。邑绅潘亲礼等建议县临时议会，召集各机关人员及城乡绅士会议，咨请县知事秦汝梅转呈上级，虽然旋蒙批准重建，但大家认为张皇补苴，只是权宜之计，不如迁徙他地，一劳永逸。后经几任县长商议并呈请上级核准，将政府搬迁到冯村，另建新城办公。从此，人们称原来县城为“老城”。再后来又改为宝鼎乡、宝鼎镇、宝鼎村。相传，宝鼎城墙原来也是四边相等，但后来却将东南缩回一角，成为六个角。问其原因，皆曰：宝鼎南边有个临晋县，临晋县有一个叫“王狗咬”的逆子，竟亲手杀死自己的亲生父亲“王猪变”。封建社会以孝道治天下，伦理纲常极为森严，逆子杀父乃是天大的忤逆不孝，人人痛而骂之。因此我推测其子“狗咬”、其父“猪变”之名，定是人们对其恶行劣迹的贬称，并非其真实之名。那个时候，哪个县发生了这类案件，就要追究县官没有尽到教化之责，除撤职查办外，还要将其任职县城城墙缩回一角，以示向官民警戒。而临晋县发生了多起此类案件，城墙角已经缩完，只好借临县宝鼎城为其代罪。这可真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了。不过，它是有报酬的。据记载，当时的临晋县为宝鼎割地二里半作为酬谢。后来，我查阅民国版《荣河县志》，其刊载的荣河老城（即宝鼎城）图像显示，确实东南方缩回一角，证明此传说并非空穴来风，倒像是历史的真实记载。关于这个案例，还有一种说法，说是宝鼎城东南角每隔几年，就要发生一次坍塌，县长也多次让人修补，但都无济于事，于是县长认为是鬼神作怪，也多次前往祭祀，亦无效果。一日，一阴阳先生告诉县官，宝鼎城东高西低，东城墙又筑于高崖上，按风水学讲，高崖上为一条龙，东南角为龙头，龙抬头时则城墙动，于是就发生了坍塌。县长问他怎么治，他说把东角缩回十分之一亮出龙头。县长照此法做后，果然没有再发生坍塌现象。后来，县长恐他这样做引起社会上非议，就将临晋逆子杀父之事搬来塘塞众人之口。不过，也有人分析说宝鼎城坍塌是因为土质含沙过多所致。
新中国成立以后，对黄河进行了大量治理工作。在黄河沿线的万荣段，也纳入了北小干流全面规划之中，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修起了坚固的防洪工程，为狂暴的黄龙戴上“笼头”，使它再不能放荡不羁。改革开放的富民政策，给宝鼎村焕发了新的生机。村里的中青年纷纷进城，有的办企业，有的开商店，有的打工。经过多年艰苦拼搏，不敢说人人腰缠万贯，但起码都过上了“吃饭讲营养，穿衣讲时尚，家家有小车，户户住新房”的小康生活。![]() 故乡万荣∣您身边的家 感谢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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