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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治民，临猗孙吉镇北赵村人，一九六七年万荣闫景中学毕业，一九七八年恢复高考后，又考入运城师专中文系，八一年毕业任中学语文教师到退休。热爱写作。 我父亲那一辈弟兄十三个，九叔的妻子我们习惯称她九妈，九妈坎坷一生，至今想起来心潮难平。 九妈是南赵人，不到二十岁就嫁给九叔，比九叔大三岁。她人品好，心良善，最爱帮助人，巷里不管哪一家红白事都离不开她。九妈家中八口人，四个未成年的孩子，两个年逾八旬的老人，虽说九叔在荣河中学教学有工作，但在六十年代一月四、五十元的工资也是远远不够养活这一个家的。经济上拮据，精神上九叔家是富农成份，九妈的沉重就可想而知了。家中常常缺粮断炊，九妈不得不四处求借，艰难度日。 1970的夏天，我们村一个“革委会”成员借口家中有事向九妈等几家成份不好的人家借款，九妈把仅有的伍元柒角钱全拿出来，那人看不上眼，扭头就走，九妈还赶上去说:“我再给你借借……”，这人连头也没回。 那时阶级斗争的调子唱得很高，到处是批判游斗，除了当权的，地主富农也少不了。九妈因借钱的事，得罪于人，当然难逃这一关。 为了达到陷害九妈的目的，那个人伙同学校的个别教师，先从九妈当时在三年级上学的老二身上下手。用恐吓诱导等手法让九妈的老二说出九妈教他将来要复仇的话，小孩不醒事，由他们写下让小娃抄，说九妈给娃说过那块地原来是咱家的，将来一定要要回来的话。从这以后九妈就陷入了泥淖，别人上工前，九妈要把巷道打扫干净。 随着阶级斗争的不断深入，武斗专政也步步升级。这些人用同样的手法让九妈的老二说出九妈九叔偷听敌台的事。这样九妈九叔就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了。 九叔那时已调到西里学校，西里学校的造反派配合北赵的革委会共同罗织罪名，把九叔上报到万荣县公检法，九叔很快以教子复仇和偷听敌台罪判了十五年，发配到阳泉煤矿，九妈也进了大队对敌斗争的学习班了。 从那时开始，村里的大小批斗会都少不了九妈。戴纸帽子游巷，大会捆绑示众，恶语批判乃是家常便饭。被绑怕了的九妈每次开会都穿一件烂棉袄，这样绑时好受些。 这些人还不解恨，还把九妈圈到大队部的学习班里，白天黑夜轮番批斗，让九妈招出她的罪恶。我当时刚从临汾回村不久，大队革委因我敢说还能写点材料，也让我参加了这个行列，为了挣工分我也没有考虑许多。 一天晚上夜深人静，我听见关押九妈的房里有呻吟声，隔门缝看见九妈跪在地上，双手合十，面朝南墙，口里隐隐约约在说:“老天，我可犯了什么错，回回批斗捆绑游街都有我，我关在这里，不知一家老的小的怎么活？”九妈说着不住擦眼泪。听得我心滴血眼落泪，不由地脱口叫了一声:“九妈。”九妈不知是没听見，还是怕连累我，她没理我，却让其他别有用心的人听见了，为这事那些人以我和反革命分子串通之名，把我告到万荣支左部队肖团长那里，后经当时的一位“文革”负责人培建从中周旋说情，我才幸免一难，但我从此离开了对敌斗争的骨干队伍。 过了一个多月，九妈也出来了，这时的九妈尽管只有四十出头，然衣衫破烂，脸上布满皱纹和泪痕，两眼无神，见人只看不敢说话，聪明善良的九妈知道自己的身份，生怕对人家不好。巷里有人家过事，九妈不去了，人家也就不叫了。九妈一家老小过着没盐缺米清苦的日子，九妈常常对几个未成年的孩子说:“慢慢熬着，你爸再十年多就回来啦。”九妈抹掉泪水摸着不满十岁的儿子的头说:“到巷里不要和人家孩子吵架，咱家成份不好，你爸还是劳改犯，人家说你骂你，你别吭声。” 1977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一入冬，气温明显下降，黄河岸边北风特别大，天气奇冷。九妈听到好多冤案平反的消息，决定去阳泉见九叔。九妈当时身无分文，四处求借，毫无效果，那年头人们都很穷，更主要的是九妈成份不好且是反革命家属，尽管这时的成份论比过去松动了些，但受习惯的影响，还是一时难以改变，有钱的也不敢不愿借给九妈。九妈求借无结果，背上三个玉米面窝窝头到荣河镇寻我本家在供销社工作的兰娃姐去。我兰娃姐也不宽裕，给了九妈七块钱和三斤粮票，吃了顿饭，寻了一辆去运城拉货的车，把九妈捎到运城，晚上九妈坐上火车北上了。九妈一路省吃俭用，不住店，不搭公交，饿了吃一个窝窝头，渴了喝口凉水，一路求人一路问，终于见到了八年未谋面的九叔。 九妈隔着铁窗见了九叔，一见面就哭得说不成话，九叔先问你是怎么来的，再问了九妈家里一些情况，九妈回答了九叔的话后，说了她的来意，九叔说不要跑了不顶事，再五六年我就满了，九妈坚持让九叔申诉。千里迢迢赶来，见面却是短暂的，话没说完探视时间到了，九妈目送九叔回监，自己也慢慢地走开了。 九妈从阳泉回来后，寻县上跑运城，在孙晋怀、周晋旺等好心人的帮助下，九叔1980年冤案平反复职，在北辛高中任教，从此九妈也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 九妈九叔如今都去世了，孩子们都过得很好，但一想起九妈那一段受折磨的岁月，我总是心中很难过。 2020年4月1日农历三月初九于郑州  故乡万荣＠您身边的家 感谢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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