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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洪波 我们较多讨论老龄化话题，基本看不到从“长寿化”这一更具人本性质的讨论。 当我们说到老龄化时，首先会觉得它是个严重的问题。但如果说是长寿化，问题并没有消失，但首先我们要说这是社会发展对个人产生的最大福利。 如果一味渲染老龄化带来的问题，好像这不是一项社会进步而是一个社会负面现象，就不是一种应有的态度，不仅丧失了“以人为目的”的立场，而且因无法真的解决问题而陷入失望。 长寿带来的一些问题，不是不可以有积极的态度和积极的应对。例如社会养老负担问题，在生产和财富创造主要依靠人力投入的情况下，“一人养两人，一对夫妻养四人”可能真的不堪重负；但在技术创新条件下，生产和财富创造主要由创意甚至人工智能来完成，总的劳动人口减少也未必带来生产能力和社会财富水平的降低，照护服务等必需人工投入，未必不可以通过社会化的人力调配进行，甚至某些照护服务也未必不可以由人工智能替代。 长寿其实还带来了一种新的“老年态”，那就是大部分老年人实际上身轻体健，并未丧失社会活动、自主生活的能力，他们所需要的只是在退出工作后继续能够实现社会参与而不被排斥。老年期虽然总体上更容易体弱多病，但长寿化意味着人的健康生存期的延长，真正需要照护和重大医疗的只是失能和重病的老人。一些国家延长退休年龄，既是使社会获得人力资源，也不全在于此，它也使“轻老年”能因为延长密切参与社会生活的时间而获得更多的积极人生意义。 长寿化会带来社会的许多相关改变，未必要以负面态度看待。例如医疗，长期以来，医疗主要面对患病的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面对着病，人的寿命延长可能使医疗真正实现面对人的转变。因为在平均寿命不太高的情况下，疾病是使人丧失生命的主要原因，而在长寿化条件下，衰老而非疾病可能上升为更重要的致死原因，“非疾病致死”的情况增加，使医疗更加关注生命而不是生命的“病变”，从而一种新的医疗态度和医学认识可能建立起来。 长寿化还可能带来家庭的变局。人的平均寿命会延长到什么程度，有的人已有展望未来不远可能实现“永生”，即使不作这种展望，而只是把平均寿命增加到90或100岁，大量的超百岁老人将出现。如果人的寿命可期望110岁或120岁，这样的平均年龄，与城市化趋势结合，一定是大量人不可能在家庭里养老，从而进一步动摇“养儿防老”的观念，也使“父子同处老年”，甚至“祖孙同处老年”加剧，家庭关系进一步走向夫妻核心化，而不太可能几世同堂，社会养老体系的完善就成为必然。 长寿化还可能增加人的婚姻次数。现在，再婚家庭中的子女，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家庭成员间大多仍有血缘联系。今后，可能较多出现的情况，是同一家庭中无血缘关系的子女比例上升，父系子女与母系子女，甚至亲缘关系更远的人之间需要作为家庭成员去处理各种事务。传统上家庭是以“孝”为第一伦理，其实包含“父慈子孝”，只是“父慈”因父代对子代的养育基本不成其问题，故而“子孝”就突出出来。在父代与子代间血缘关系消除的情况下，“父慈”的生物性基础可能不再，“子孝”的偿还性依据也可能削弱，于是家庭观念和家庭关系也可能面临重大变化。 迄今我们较多讨论“老龄化”话题，基本看不到从“长寿化”这一更具人本性质的讨论，我觉得是个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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