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设计入手，看北京城蕴含的中国哲学思维与人文精神

不归者 2020-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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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中国的城市建筑始终呈现出“天人合一”的文化思维模式，从汉唐盛世治下的长安城，到明清的北京城，中国的城市设计美学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从建筑哲学来讲，北京城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完美呈现；从历史意义来讲，几百年来，它又亲眼见证了一代代人在此为权力而厮杀，或为自由而奋斗的场面；至今，北京城已然成了一座饱含中国哲学思想与人文精神的精美建筑，是我国的文化中心，也是我们的首都。

因此，循着北京城的变迁史，在历史的罅隙间窥探这几百年间的风云变幻以及身处其中的人，就显得尤为重要。是谁设计了这座城，它蕴含着怎样的哲学理念，随着王朝的更替它经历了什么样的改变，这些变化又有什么意义和价值？

解玺璋在《抉择：鼎革之际的历史与人》一书中对此进行了讨论。书中，他从北京城设计的轶事说起，追根溯源讲述了北京城的设计最早出自谁之手，因何理念而设计，沿袭了古时什么样的经典，又有何创新。当然，最重要的，设计并非单纯依照典籍造出一座城市了事，它还蕴含着设计师本人出世、入世的一套哲学理念和人文关怀。“人”才是设计之根本，因而也为城市赋予里温度。

本书作者解玺璋系北京籍文化批评家，生于上世纪50年代，对北京城及其历史简介颇深。此前，他曾出版过《梁启超传》一书，被誉为“梁启超辞世83年来最为详尽、客观的传记”。《抉择》一书中，解玺璋选择了16位鼎革之际特立独行的历史人物，讲述他们的贡献和精神。本篇仅以《刘秉忠：北京城第一设计师》一篇展开，讲讲有关北京城的人与物。

一、北京城九门，展现“天人合一”的传统哲学思维

《论语》中说，“谁能出不由户？”对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门、户是构成一个小家庭的重要元素。对一座城来说，也是如此。城门是城的门户，通正气之穴，有息库之异。这些城门中，蕴藏着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国建筑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方学者保罗·惠利特称之为“宇宙魔法”的意义：“城门，在地球、地下世界以及天堂的连续轴上产生的力量，从复杂的礼制体系走向了指南针指向的基本方位，具有更高的象征意义。”

北京城有句“内九外七皇城四，九门八典一口钟”的俗语，讲的就是北京城内外进出的城门，这在明代后的北京城便已形成。其中“内九”呢，指的是东边的东直门、朝阳门，西边的西直门、阜成门，北边德胜门、安定门，南边崇文门、正阳门（前门）以及宣武门。这九门围成的便是京城，也是军事驻防区。至于“外七门”与外城，属居民区范围，且篇幅有限，本文暂不展开。

这些城门有什么样的象征意义呢？

《易经》中讲到，“九”是十以内最大的阳数（奇数），也是易学中的“老阳之数”。皇帝为男性，为阳，并且是人间地位最高的阳性，因此皇帝最爱的数字便是九。“九五之尊”“真龙天子”的概念便来源于此。“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北京城内城的设计自然也是参照这个而来。

从北京城的布局图来看，城的北、东、西三面各两门，唯独南面有三门。其中正阳门（前门）是正门，这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正门只有一个且在南面？

从整体来看，北京城分为内、外城，内城在北，为地位；外城在南，为天位。这就呈现出“天上地下”、天圆地方的景象。城门的设置也参照此对称之法。南对北、东对西，有西直门就有东直门，有宣武门，就有崇文门。再往外延伸，皇家外四坛也是参照了易经思想对称的设计。

外四坛与《易经》八卦图

至于正门的设置，据《宅经》里说，东西方位不吉利，代表鬼门。而不开正门在北面是为了藏气，原因是南边已经有了一个正阳门里，如果在对称的位置再开一门，这一入一出，气就没了。

元代北京城划分为“五城”，兵马司巡夜时要执令牌，五城令牌便是易学的木（东城）、金（西城）、土（城市）、火（南城）、水（北城），明清沿用了此法。进一步为九门增添了易学内涵。其呈现出的“天人合一”的哲学内涵不言而喻。

此外，北京城的街道、胡同也有其深刻内涵。

二、北京城街道布局、胡同经纬交错、老字号商铺林立，蕴含深刻的人文精神

北京城历经辽代契丹、金朝女真、元朝蒙古、明朝汉、清朝满洲等诸多民族汇集，交融而成。这个由北方少数民族和汉族共同建造的都城，和谐地遵照儒家的礼制，并在“礼”的规范下规划了城市空间结构。在今天，这可以看作既是中华民族统一国家文化交融的象征，也是中国人文思想中“道统”的体现。

尽管在今天，很多原来的建筑已经不在，但棋盘式的街道、纵横交错的胡同、林立的老字号商铺，依然以传统的风貌和形式承载着人文精神。

1. 北京城街道布局

所谓“平治道路，王者所先”，据史料现实，元大都就是按照《周礼·考工记》构建的。之后远超蒙古人按照“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的设计，建成了纵横交错各九条大街的格局。明朝在修建北京时增加街道十六条，构成了城市交通网络的干道。至清朝，依然沿用。

2.经纬交错的胡同

北京城有很多经纬交错的胡同，形成于元朝。《析津志》中记载，元大都有“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胡同”。而明《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中更有四百六十四条胡同。除了形制沿用，北京城很多胡同的名字也带着鲜明的历史感，如“宣南”社区，其以“琉璃厂”商业文化街为中心，周围聚居着清朝汉人在京旅居的众多士大夫，因位于宣武门南，故称“宣南”，又因这里文化气息浓厚，这里又是清朝人文精神的象征。

3.街头林立的老字号

悠久的历史、密集的人口，南来北往的旅人，刺激里这座城市的经济。明清时期的北京城，也是一个发达的商业城市。现如今很多流传下来的老字号商铺便是证明。

例如很多外地人也耳熟能详的老北京“同仁堂”药铺，其实是浙江人开的，“瑞蚨祥”绸布店是山东人开的，钱庄票号是山西人的专利，“漆铺大半都是山西买卖”。此外，都知道老北京烤鸭，却不知烤鸭实则来自山东，萨其玛源于东北，火锅出自满人之手。如今，这些历史上商铺与美食，全都融入北京这座城里，成为这座城市文化的一部分。

三、刘秉忠：北京城第一设计师的德与才

《抉择》中提到一个传说，北京在建城前，属于苦海幽州孽龙的地盘（意思是这孽龙导致这里多次遭遇洪水侵袭），燕王朱棣于是请来刘伯温和姚广孝商议，请二人给出方案。不承想，二人给出的均是一幅“八臂哪吒城”的设计图。正阳门位置便是哪吒脑袋。传说自然不可考、不可信，但有这样一个说法在，民间便将二人视为北京城的设计师里。

实际上，北京城设计师并非什么名不见经传、引人争议的人物，此人正是元世祖忽必烈时期的宠臣刘秉忠，比刘伯温和姚广孝还要早一百二三十年。深入研究刘秉忠这个人，就会被他的才华与德行所吸引，让人深刻感知到：一座名城的设计，不仅仅要求设计师本人精通古建筑设计之法，还得揣摩透帝王心，能让几代君王都对这座城推崇备至，可见刘秉忠的通透之处。

实际上，刘秉忠一生游走在功名利禄与超凡脱俗间，将二者很好地进行调和，最终成为一个拥有出世与入世双重思维的能人。

刘秉忠系元太祖麾下邢州副都统刘润之子，可说是从富贵中长大的。此人长相不俗，心气也高，十七岁做了邢州节度使府的一名令史，却嫌弃这个职位没前途，“丈夫不遇于世，当隐居以求志耳”，元初，科举未开，士子尚无出路，刘秉忠便发出里这样的感慨。他果真隐居去了云中（大同）南唐寺。后来，因一位海云禅师的举荐，刘秉忠才从出山成为忽必烈的开国功臣。至此，刘秉忠的才华得到认可，他也以另一种方式实现了自己的抱负。

隐居期间，刘秉忠饱读诗书，尤其对《易经》《皇极经世书》研究颇深，“至于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论天下事如指诸掌”，“世祖大爱之”。从这里可以看到，刘秉忠选择隐居，并非是对入世毫无想法，甚至恰恰相反，他的所学都是等待这一天的到来。由此看来，隐居，完全是为了逃避现实的枯燥与无聊，而不是对禅理学说的兴趣。

所以，作者解玺璋评论刘秉忠“是幸运的，遇到了识人的忽必烈”，而忽必烈“也该庆幸，在他‘思大有为于天下’的时候，便有个能‘问以治道’的让来到身边”。历史往往就是有这么多巧合。

刘秉忠后来的所作所为也证明了他对入世的热情，以及他的事业心。至元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274年的8月，刘秉忠随忽必烈前往上都避暑，却忽然病故。忽必烈大惊，刘秉忠此时仅五十九岁。有人说，刘秉忠是因为积劳成疾。可见，如果不是出于对修建都城这件事日夜劳累，就不会这么被忽必烈重用了三十年，也许也不会这么早离世，不等北京城修建好。

刘秉忠对忽必烈的作用不仅仅是设计师，他可称为帝师。李槃《太保刘秉忠赠谥制》中引用忽必烈的一段话说：“朕嗣服而伊始，卿尽力以居多。盖得卿实契朕心，而独朕悉知于卿意，事皆有验。人匪他求，周旋三十年，不避其难。剀切数百奏，各中其理，其成庶政。”刘秉忠有才华，懂古制，更懂如何向帝王进言。从而让自己的才能最大化呈现，让忽必烈更多地采用汉法。其德行皆值得被后人推崇。

在刘秉忠死后，忽必烈继续按照他制定的方针建设元大都，这才有了今日我们得以看到的北京城。从这张元大都复原图可以看到它被设计为内城、外城、宫城三重。外城略呈矩形，东、南、西三面各有三座城门，北面则为两座城门。这十一座城门的命名，绝大部分都来源于《周易》六十四卦的爻辞或彖传、象传。至此，北京城的轮廓初见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