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戏诸侯不为美人、三国英雄另有分说：关于历史，你还有哪些误会？

对于历史，我们常常怀有一种错觉，那就是过去的已经被定格，只有未来才处于变化之中。但事实上，随着历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科技手段的不断提升以及考据物料的积累，一些我们过去广为人知的历史典故或下意识的历史印象，会被进一步丰富，也会出现反转，或者因人而异产生不同的观感和思考。从某种程度而言，用“未来”改变“过去”，也是一场特殊的“时空穿越”！

 

看历史，要有纵深度

我们常说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对待历史，若能知其然并想要知其所以然，也就是怀有一种“纵深感”，就会比了解简单事件而更有价值收获。

秦始皇

比如我们习以为常的以时间来记忆历史的方法，无形中让我们形成了分散在历史上每一年、随着时间节点前后接续的历史观。但实际上，历史上有许多朝代交错分布。

现代许多历史研究表明，正是历史朝代更迭时的交叉、前后转折突兀的“断裂”以及看似寻常的“延续”等历史的“褶皱”里，往往藏着耐人寻味的智识与“真相”。

极简中国历史年表：10分钟从上古之战到溥仪退位

比如，提起商周历史，我们也许不能详述当年政治如何变幻，文化发展取得了怎样的成就，但一定记得那个历史上为搏美人一笑、烽火戏诸侯的“昏君”周幽王。

一直以来，“烽火戏诸侯”的典故都是这样讲的：周幽王的爱妃褒姒长得非常美丽，但却很少“开颜一笑”。为博美人一笑，一天傍晚，周幽王带着褒姒登上城楼，命四下点起烽火。临近的诸侯看到烽火，便风风火火地领兵赶到城下救援，却见城上灯火辉煌，鼓乐喧天。一打听才知是如此的荒唐事儿，众诸侯敢怒不敢言，只好气愤地收兵回营。褒姒见状，果然开颜。事隔不久，周幽王废了申后，让褒姒做皇后，申后的娘家申侯于是联合西境的游牧民族犬戎来攻打周幽王。周幽王点起了烽火，但各诸侯以为他故伎重演，没人派兵来救，结果都城被攻破，周幽王被杀死，西周从此灭亡。

烽火戏诸侯-中国古典文学故事散本

但历史上果真如此吗？

首先，据《史记》记载，褒姒出身贫寒，从小被父母遗弃，后来被一位姓姒的大人抱养。褒姒成年后生的“目秀眉清，唇红齿白，发挽乌云，指排削玉，有如花如月之容，倾国倾城之貌。”褒姒14岁时入宫，与当年还是太子的周幽王生下了儿子伯服。

但在当时，为了巩固政权，幽王的父亲宣王只能答应朝中党羽众多，势力颇大的申伯，将其女儿嫁与太子宫。幽王继位后，受到申侯胁迫，只能立申侯之女为王后，立其子宜臼为太子。

周幽王姬宫湦

后来，周幽王经过多年的准备，并且得到自己叔父郑桓公的鼎力支持，决定和申侯公开决裂，毅然“废申后及太子，以褒姒为后，伯服为太子”。周朝想来尊奉“礼制”，嫡长子继承制对于周王朝维护统治秩序意义重大，如若“违礼”关东诸侯不会坐视不管。但在当时，各地诸侯特别是有“周礼之邦”之称的鲁国却并未发难，说明周幽王此举没有违背正统，亦不会招致诸侯反目。

同时，当年镇守边疆的诸侯国鲁、齐、秦、燕等与拱卫京师的诸侯国虞、虢、唐、郑等距离镐京远近不一，例如虞国距镐京约206公里，唐国（晋国前身）距离镐京近280公里，郑国距镐京380余公里．卫国距镐京约400多公里，而鲁、齐、秦、燕等国就更远。而以当时的交通条件，部队从调动、集结、备粮、行军，直至最后赶到镐京，近的少说也要十天半月，远的大概需要三五个月，根本不可能一个晚上就兵至城下，更不可能同时到达。因此，要想看到故事中的场面，除非幽王和褒姒在烽火台边野营露宿等候几个月。

幽王时期国家地图

此外，当时还没有修筑长城，即便是最近的诸侯国也隔着上百公里，不大可能看见骊山烽火台上燃起的火警，更不用说其他诸侯国。其次，骊山上的烽火台在当时是被用来做王畿以内的战警，如同三国时关羽在长江沿岸设立的烽火台一样，只能对内起到敌情预告的作用。更重要的是，骊山之役是幽王主动讨伐申国，根本用不上什么预警。即便幽王真的点了烽火，那也只能是在讨申战役前调动王师之用，跟戏弄诸侯并无干系。

骊山烽火台动画版

所以说，“烽火戏诸侯”所述的故事并非历史的真相，真相是周幽王为了摆脱申侯对朝政的把持，而向申国发动的一场战争。而申侯则为了帮自己的外甥宜臼（后来的周平王）夺取王位，联合西境的游牧民族犬戎攻击幽王，这本质上是一场权力和利益的争夺。只不过由于幽王低估了对方的实力，没想到当自己全力在东南方向对申国用兵时，申侯联合西面的犬戎攻击了他空虚的后方，从而被前后夹击，死在了骊山战场上。

骊山烽火台

只是当年周幽王万万没想到，自己的一次错误估计却让褒姒担了骂名，还让自己落得一个沉溺美色枉顾国政的名号。后来，他被申侯以及申后的儿子平王妖魔化，并“留名青史”，实属非常冤枉。

看历史，要有代入感

历史发展有起有落，就像每个人的人生也有起起落落落落。对于“落”的历史，我们善于总结教训，而对于“起”的记忆，我们常会无限夸大，这种偏好也无形中赋予了历史书写的“造神”能力。

我们常说自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前行，的确，现代社会的发展离不开能人志士在科技与思想方面的共同努力，只不过，有时我们看到的“天才”，也不尽然完美，他们也许并不是后世憧憬中的模样，甚至也曾被命运按在地上狠狠摩擦。因此，看历史要有代入感，要从人性的角度理解前人，而非从神化的角度过度想象。

比如爱迪生虽然不负发明大师的名号，但也曾为了商业利益而刻意抹黑、构陷他人；

爱迪生

比如宋词豪放派代表辛弃疾，篇篇经典朗朗上口，原以为是弄墨的文人，结果却是志在沙场的男儿，由于无法领兵才提笔写词排解烦闷；

画中辛弃疾

而在此之中最值得一探究竟的风闻轶事，还当属艺术界所有。由于艺术创作往往是高于现实生活的高级象征，因此更容易被后代“神化”或“泛艺术化”，进而忽略其背后真实的历史。实际上，艺术创作往往需要足够的天分和技艺，而作为底色的正是创作者的日常生活中本身。

法国画家泰奥多尔·籍里柯在所作《梅杜萨之筏》被称为浪漫主义代表作之一，其反映的是1816年7月，法国政府派遣巡洋舰“梅杜萨号”前往圣·路易斯港时由于舰长指挥不力而遭受重创的历史。原本400多人出行，最后仅有10人幸存，但当局为减少后续影响只是草草处理，后来经由两位幸存者的传播才让真相公之于众。籍里柯获知此事后，走访多位幸存者，聆听他们的遭遇，甚至特地去医院和太平间观察垂死病人的神态，以获取灵感。花了18个月，才完成这幅画作。遗憾的是，5年后，这位优秀的艺术家因坠马意外身亡，年仅33岁。

《梅杜萨之筏》

相比席里柯的英年早逝，法国印象派大师毕沙罗算是极为长寿的画家，但在他晚年时却患上严重的腿疾，不能再外出写生。但一生志业不能丢弃，于是他将注意力转向公寓窗外的城镇景色，并描绘出不同时间段的同一景致，贯名后世的《蒙马特大街》系列画作就这样诞生。

《蒙马特大街，早晨，灰色天气》

《蒙马特大街，夜晚》

“我沿着小路漫步……突然，天空被染得红红的，像血一样……蓝黑的峡湾被火舌和血覆盖住，我的朋友继续走着，而我被落在了后面，毛骨悚然。接着，我听到大自然的一声响彻天空的呐喊。”

这是蒙克在讲述他的绘画灵感时说的一段话。如今，这幅《呐喊》广泛流传在世界各地，而创作者蒙克也因之久负盛名。蒙克是现代表现主义绘画的先驱，他的绘画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和悲伤压抑的情调。他对心理苦闷的强烈的，呼唤式的处理手法对后世起到重要影响。而幼年丧母，姐姐被肺病夺去生命，妹妹患精神病等童年时代的不幸让蒙克的一生都被疾病、恐惧和噩梦笼罩，精神也长期处于极度抑郁和悲伤中。

《呐喊》

当然，艺术画作背后的历史不是只有这么沉重的部分，比如《带珍珠耳环的女孩》的创作背景，其实来源于维米尔梦中亦真亦幻的惊鸿一瞥；《劫掠留西帕斯的女儿》的创作者，是当代著名的“宠妻狂魔”；《阿尔诺芬尼夫妇像》开启的欧洲最伟大的视觉革命，其实起源于一张结婚照……

从某种角度而言，比起文字书写的历史中不可避免的强烈主观性，这些艺术画作如果剥离了形式特点，所反映的更是一种逼近真实的历史现实。

看历史，要有怀疑力

看待历史时，常怀几分批判怀疑之心，能帮助我们在面对“后真相”或“历史反转”时，依然带有包容的胸怀。

说起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我们常会下意识将东汉时期的蔡伦纸作为最为完善的技艺起点，但经后世发掘考证，最早的纸应该是公元前179年到公元前141年的放马滩纸。而在20世纪，考古学家们早已在许多西汉遗址中发掘了各种西汉古纸，如灞（bà）桥纸、金光纸、马圈湾纸等。只是造纸术的真正发明者，至今也没有找到。

蔡伦像

作为中华民族象征的长城，多年来被大中小学课本描述为“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但在历史学界，早在1992年就有学者考证出鸭绿江畔辽宁丹东虎山南麓才是长城的起点，而在汉朝时，长城向西由玉门关蜿蜒至罗布泊地区，所以新疆境内也有长城分布。

长城

此外，最具传奇色彩的“误会”，非三国时期莫属。

罗贯中一本《三国演义》让许多历史人物具有了文学生命力，在其“拥刘反曹”的政治观点影响下，书中许多人物都被赋予相对突出甚至极端化的个性特点。但在后世的考证中，诸葛亮忠于刘氏父子其实是逆行于天下大势，曹操“奸”于腐朽昏聩的汉末皇室志在安邦定国，而“既生瑜何生亮”的感慨也一锤定音式的把周瑜打成妒忌心强、心胸狭隘的人，直到范成大写诗“世间豪杰英雄士，江左风流美丈夫”称赞，才让英雄美名略有所还原。

薛金拥油画作品之《三国演义》

作为在五千年中国历史中都具有空前特殊性与重要性的三国历史，其中的每个人物都有着不同的个性色彩和命途发展，到今天也值得我们细细品读玩味。

看历史，换个姿势就带感

今天，我们仍然会不厌其烦地谈论、研究历史，是因为历史故事好听、也好用。为了将古人的历史经验为我们所用，多一种为人处世时的理解维度，重新认识历史、换个姿势品鉴历史，有着这个时代的必然性与重要性。

比如，现代人翻译的“革命”，其实是从商朝得来的灵感。古人一直认为一个国家的统治合法性是由上天决定的，也就是“天命”。当时大禹建立夏朝，对于人民而言大禹就是“天选之人”，而敢于反抗夏朝的人必然有着非同寻常的勇气。因此在后人看来，商汤能够利用武力反抗夏朝，重新定义了“天命”的归属，给后世的改朝换代开辟了一条新的思路，后来这一评价被记入《易经》写作“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意思是商汤和周武王革除了前代的天命，一个政权的建立不但要顺应天意更要顺应民意。而到近代日本人翻译“revolution”一词时，就从易经中借鉴了这一评价商周的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