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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按 自从西方哲学传入中国，德国哲学始终是中国人了解和研究西方哲学的焦点所在，这绝不是偶然的。德国哲学无论在思想的深度广度及其与西方哲学传统的关系和对一般哲学思想的影响上，就西方哲学而言，都是绝无仅有的。要了解和认识当代西方哲学，不了解德国哲学是无法深入了解的。德国哲学涉及了几乎哲学思想的所有重要方面，无论是存在论、知识论、伦理学、政治哲学、美学还是逻辑学、历史哲学、宗教哲学、文化哲学、语言哲学、哲学人类学、释义学，离开德国哲学家的贡献是无法想象的。辩证法、释义学、现象学，德国哲学在哲学研究方法论上的贡献天下独步。先验哲学更是德国哲学对人类哲学思想独一无二的伟大贡献。除了原创性的哲学思想外，德国哲学家对西方哲学史传统有创造性的研究和阐发，哲学史这个研究领域就是由伟大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开创的，他的《哲学史讲演录》迄今为止还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深刻的哲学史，尽管它有种种缺陷。德国哲学家对古希腊哲学和中世纪哲学的研究，是任何在这两个哲学领域中工作的哲学家都不能忽视的。除了思想的深刻性之外，德国哲学也以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为其特色。“哲学是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黑格尔的这句名言是对德国哲学这个特点的经典表达。德国哲学开启了现代性思想和批判现代性思想的时代，无论是思考现代性还是批判现代性，我们都无法完全离开德国哲学的引力场。德国哲学的上述特点，使得它成为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动机。19世纪以降的法国哲学，离开德国哲学的影响是无法想象的。分析哲学的源头，不在英国，而在德国和奥地利。在它的发展历程中，它不断地从德国哲学获得进一步发展的资源和动力。凡此种种，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说，不了解德国哲学，不学习德国哲学，我们对西方哲学的认识和了解一定是片面的、局部的、肤浅的。要窥西方哲学的全豹，以德国哲学为纲，方能纲举目张。 由于英语是一般中国人最先掌握，因而也是掌握得较好外语，留学英美的人远过于留学德国的人，最早在中国流行的西方哲学著作也是严复翻译的英国哲学家的著作，因此，似乎中国人首先应该被英语哲学吸引，英语哲学应该对中国思想界有最大的影响。实际却不然。从严复的同时代人王国维开始，德国哲学就迅速在中国传播开来，并且产生了压倒性的影响。老一辈研究西方哲学的学者，除陈康先生外，几乎都是研究德国哲学的。即使是名列维也纳学派的洪谦，也是研究德语哲学，逻辑实证主义从起源上说不能算是英语哲学，尽管维也纳学派中人有些后来去了美国，在美国工作，但从起源上来讲，逻辑实证主义是德国哲学，而不是英美哲学的产物。美国实用主义尽管有胡适等人大力鼓吹，但杜威一走就偃旗息鼓，在中国没有什么影响。德国哲学的影响在近代中国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我们现在很难在老一辈研究西方哲学的学者中找到一个像样的英语或法语哲学的专家。 德国哲学在中国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当然不是偶然的。德国哲学是以其出众的哲学品质吸引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学者。中国研究哲学的人大都喜欢研究和谈论高大上的问题，而对所谓“小零钱”不屑一顾。德国哲学格局宏大，对存在论和形而上学问题的重视和高度关注，将它们理解为哲学的主要问题和基本问题，深得中国学者之心。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中国思想传统就喜欢由宏观而微观，由天道而人道，由体而用。这种传统思路很自然在德国哲学中找到了同道。中国哲学有很强的实践哲学特征，内圣外王，经世致用，是中国哲学家普遍的趋向。德国哲学的现实关怀是西方哲学中少有的，这自然深得中国学者之心。中国传统哲学以道德哲学为大宗，道德生活和成德之路是多数中国传统哲学家都最为关心的问题。德国哲学在道德哲学和伦理学上的深刻思想不能不对中国人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与西方哲学接触之后，许多中国学者都感觉到传统中国思想在理论思维水平上的明显不足，而德国哲学恰恰在哲学思辨上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和境界，让中国学者叹为观止。佩服之余，自然会见贤思齐，努力从德国哲学中领悟哲学思维的奥妙。除了上述这些，还有一个原因让德国哲学对中国人具有特殊的魅力，那就是它的理想主义精神。这种理想主义精神在英美哲学中是很少看到的，它对中国人产生了一种精神感召力。凡此种种，使得德国哲学一度执中国西方哲学研究的牛耳。 今天，即使在西方哲学的研究在中国全面开展的情况下，德国哲学仍然是我国西方哲学研究的重镇，至少构成中国西方哲学研究的半壁江山。人们对德国哲学始终抱有浓厚的兴趣，去德国学习德国哲学的人在逐年增加，而国内以德国哲学为研究方向的研究生也在增加。随着一些德国哲学研究者在内陆高校执教，德国哲学研究已经不限于一线高校，而有向内陆延伸之势。各种研究成果（专著、论文、杂志）和专业学术会议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德国哲学始终是我国西方哲学研究的热点和重点。 当然，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已不再是德国哲学研究一枝独秀，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正呈现全面开花之势，不仅法国哲学研究、英美分析哲学研究骎骎然有与德国哲学研究分庭抗礼之势，古代西方哲学研究、中世纪西方哲学研究、唯理论和经验论研究、后现代哲学研究，都有显著的发展，这当然是可喜的现象。对此，德国哲学研究界不应该唯我独尊，人莫予毒。德国哲学的成就和贡献是无法取代的，它的优势和优点也是任何人都无法否定的，真正有哲学气质和素养的人自然会被它吸引。至于无知者的诋毁和贬低，更是无须放在心上。对于中国的德国哲学研究者来说，现在需要思考的是下面两个问题。 首先，是如何将德国哲学的研究推向深入，填补德国哲学研究中许多空白。从未被我们研究过的那些空白我们先不说。即使是那些被研究得最多的德国哲学家，如康德、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哈贝马斯等人，我们对他们的研究不但谈不上系统，连比较全面都谈不上，更不用说深入。就拿也许是被研究得最多的德国哲学家康德来说，他的三大批判，尤其是第三批判，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他的历史哲学、宗教哲学更是少人问津，至于他思想的复杂性和前瞻性，更是少有人提及。比较全面对康德哲学研究的著作，至今还是40年前李泽厚写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但那本著作对康德哲学的介绍离“全面”两字还有不少距离。其他重要的德国哲学家研究也差不多，人们喜欢集中在几个点上，如康德的道德哲学，黑格尔的《法哲学》，反反复复讲些大同小异的话，研究范围收得很窄。那些热门哲学家研究上尚且有不少空白，那些比较不那么热门的哲学家的研究的空白就更多。不但艾克哈特、库萨的尼古拉没什么人研究，即便是像莱布尼茨、费希特、谢林、浪漫派哲学家、狄尔泰、尼采、舍勒、阿多诺这些大哲学家的研究也严重缺乏，这是必须引起德国哲学界的重视和努力的。这些空白不补上的话，我们对德国哲学的了解不但是不完整的，也将是无法深入的。德国哲学的一大特点就是连续性和继承性，不深入了解费希特和谢林的思想，我们对黑格尔的理解就会是肤浅的。不了解德国观念论的先验哲学，我们对现象学的理解也将是有限的。尽快填补德国哲学研究的这些空白，是发展和深化我们德国哲学研究，扩大德国哲学研究范围必须做的事。 第二个问题也许在某种意义上更为重要，这就是如何将德国哲学的优秀成果吸纳进中国哲学，促进中国哲学的发展。由于“哲学”这个名称来自西方，中国人是从与西方哲学接触后才有自觉的哲学意识，所以西方哲学研究在相当程度上成了中国现代哲学的推进器。中国现代哲学无论哪个方面的研究都深受西方哲学的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直到今天，研究中哲和马哲的人往往还随引进的西哲跳舞。当然，非西方哲学研究的人往往依靠中国研究西方哲学的成果去了解西方哲学，很少自己去直接研究西方哲学，获得自己一手的信息和理解。正因为如此，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现代中国哲学研究的一般水平。将西方哲学的智慧和思考融入中国哲学研究，成为发展中国哲学的宝贵资源，主要应由研究西哲的人来承担。 但是，在这方面，研究西方哲学的人做得远不如研究中国哲学的人。牟宗三利用康德哲学的资源重新阐释和解读中国古代哲学以及在哲学原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尽管他对康德哲学的解读问题多多，但他的确既下了巨大的客观理解的功夫，又下了巨大的融会贯通的功夫，这是时下一些疑似中西打通的人无法望其项背的。相比之下，近代研究西学者很少在中西融通和引西入中上取得像牟氏这样的成就。贺麟在中西哲学研究上都有可观之处，但却始终是西方哲学是西方哲学，中国哲学是中国哲学。他的中国哲学研究吸取的西方哲学的资源并不多。 贺麟和牟宗三那一辈人以后，中国的哲学研究越来越受到学术工业逻辑的支配，所谓的“专业化”要求使得西方哲学的研究者往往成为西方哲学的转述者和介绍者。人们满足于按西方学术工业的节拍跳舞，也因此，或明或暗地认为，不可能比西方学者研究得更好。像陈康先生当年要让西方人以不通中文为恨，或沈有鼎先生要办一个世界上最好的哲学系的豪情，现在的人那里是看不到了。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参加过什么国际会议，认识了那些国外学者，或在国外刊物上发表了论文。画地为牢，甘心当一个学术二道贩子。在这种形态支配下，不要说消化、吸纳、改造西方哲学，就连创造性地理解西方哲学，或从问题上而不是文字上理解西方哲学都做不到。其实，就连西方学者对我们的这种做法也不以为然。当研究中国哲学的人渴望从研究西方哲学的人那里得到创新的启发和原材料时，我们给他们的却是半生不熟，连自己也未必弄清的东西，那人家只好自己土法上马来西学中用了。 其实，研究西方哲学的人一方面要对西方哲学研究本身做出中国人的贡献，另一方面要积极承担起消化、吸纳、改造西方哲学，引西入中、化西为中的责任。研究德国哲学的人，尤其承担着这样的责任。因为德国哲学与中国哲学思想倾向上有内在的亲缘性，德国哲学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历史性的，尤其值得我们吸纳。但这也要求研究德国哲学的人要有较强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能够与研究对象进行真正的对话，从而融会贯通。这要求我们研究德国哲学，尤其不能仅从外部研究，而应该从问题本身去研究，把研究对象的问题看成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例如，当我们研究西方哲学存在论（无论是黑格尔的存在论还是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时，都不能仅仅满足于知道being这个词究竟可以有几种译法，哪种更好。而要弄清楚这个概念以及存在论究竟为何构成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和核心问题。我们不能仅仅知道它是西方语言特有的系动词，有种种独一无二的意义；而中国因为没有这样的系动词，所以没有存在论。而要在充分理解存在论问题的实质后，再去追问中国哲学是否一定没有类似的问题。存在的问题仅仅是语言产生的问题，还是人类本身必有的问题。这样的话，中国哲学也许从此就会多出一个本来没有的研究领域。再比如，经验自我和先验自我之分的有限性究竟是限于康德哲学以及后来的先验哲学，还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区分。如果是后者，当我们用它来观察中国古代的心学时，会不会有新的发现。以及我们现在是在什么意义上谈主体。毕竟经验主体和先验主体的理论后果会非常不同。 我们身上承担的对于发展现代中国哲学的责任，要求我们不要去做学术工业要求的学术庸人，满足于知道茴香豆的“茴”字有几种写法而沾沾自喜。 哲学就是哲学史的主张要求我们通过哲学史来做哲学，而不是实证地研究哲学的历史。哲学史研究是哲学而非史学。德国哲学的研究也是哲学而非别的任何东西。德国哲学研究最理想的应该是通过研究德国哲学途径来研究哲学，而不是研究某个学科方向。几乎所有伟大的德国哲学家都是关怀人类命运和人类重要事务的人。我相信在座的许多同行都是被他们的这种伟大精神感召而走上研究德国哲学之路的。这些伟大哲学家的光辉榜样是对我们无声的鞭策，让我们在从事德国哲学研究的同时，不要忘记哲学的伟大使命；让我们努力做一个哲学家，而不是德国哲学专家。 谢谢大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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