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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四百多年前，酷爱诗歌的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主持编撰了中国最早的汉族诗文总集《文选》，史称《昭明文选》。 《昭明文选》选录了先秦至南朝梁八九百年间、100多个作者、700多篇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其中汉末文人的五言诗《古诗十九首》，没有作者的名字，署名均为“无名氏”。这十九首古诗都以首句为标题，依次为: 《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青青陵上柏》、《今日良宴会》、《西北有高楼》、《涉江采芙蓉》、《明月皎夜光》、《冉冉孤生竹》、《庭中有奇树》、《迢迢牵牛星》、《回车驾言迈》、《东城高且长》、《驱车上东门》、《去者日以疏》、《生年不满百》、《凛凛岁云暮》、《孟冬寒气至》、《客从远方来》和《明月何皎皎》。 没想到连作者都不知是谁的《古诗十九首》，却引起诗坛的极大反响，得到诸多的赞誉，堪称我国古代诗歌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 古代的文学理论家和评论家们，都对《古诗十九首》给予极高的评价。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称为“五言之冠冕”，钟嵘在《诗品》中评价“惊心动魄,可谓一字千金”,释皎然在《诗式》中称赞“辞精义炳,婉而成章”,陆时雍在《古诗镜》中盛赞“深衷浅貌,短语长情”。 《古诗十九首》的字里行间，充满了文人们失意的悲哀、离别的怀思，无常的感慨......可是，伤感悲怆的《古诗十九首》，凭什么成为五言之冠冕，后世之典范?  超越——颠覆诗歌政治教化的传统，由诗言志向诗言情转变 汉武帝刘彻在文化上采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同时大力推行儒学教育，在长安的最高学府——太学，以《 诗经 》、《 尚书 》、《礼 》、《 周易 》、《 春秋 》”——“儒家五经”为主要教材，传授儒学，作为选拔人才的依据，结束了先秦以来“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的局面，使儒家文化成为官方哲学和封建正统思想。 儒家文化主张积极有为，发愤图强，倡导文人入仕，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 在儒家入仕思想的激励下，“学而优则仕”成了文人们选择的人生道路和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途径，他们志存高远，学习刻苦，梦想有朝一日能够入仕而飞黄腾达，一展抱负。“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是当时文人们的共同志向。 毫无疑问，文人这种立功扬名、追求人生不朽的强烈进取精神和积极心态,使得他们担负起砥砺道德、传承文化、兼济天下的重任,也使诗歌具有明显的社会政治色彩和教化功能，以诗言志，以诗来正得失，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并促成了整个民族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面貌。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言志” 成为“立德”、“立功”、“立言” 的价值传统。广大文人也藉此入仕得宠，如贾谊、司马相如和班固等，实现人生的理想。 《古诗十九首》，创作于东汉末年的汉桓帝和汉灵帝时期。这一时期皇帝年幼，外戚和宦官争权，垄断仕路，胡作非为，正直的大臣和议政的官员纷纷遭到禁锢和杀戮，处于社会下层的文人们入仕无门，痛苦和伤感无比。 他们的诗歌，也颠覆了汉初文人“诗言志”的传统，从抒发政治抱负的豪情壮志，转向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和情感的“诗言情”。写远离亲人的离情别苦、写朋友情谊、写人生苦短、写生命可贵，也写怀才不遇的伤感和苦闷。  哲思——对社会、对人生、对生命的思考，给人予无尽的启迪 从古至今，人们对社会、对人生、对生命的思考和感悟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古诗十九首》最能引起人们思想共鸣的地方，就是诗中充溢着对社会、对人生、对生命深层次思考后的深邃哲思，启人心智，发人深省。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东汉末年社会黑暗对文人产生极大的影响，也让他们产生深深的忧虑。特别是汉代实行的官员任用的“察举制度”，规定由地方长官每年推荐一定数量的人为官，但这种推荐带有很多地方官员的功利色彩，往往名不副实，走过场的为多，充满黑暗，许多有才能的下层知识分子被排斥在仕途之外，所以忧虑重重。 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实现毕生的抱负，他们不得不背井离乡，负笈远游，漂泊在外，并希冀以此建立功业，步入仕途。然而，黑暗的现实将大多数人的梦想无情撕碎，他们胸怀故土，心系家园，每个人心中都有无法遣排的忧患意识，“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古诗十九首》中抒发相思离别之情思的诗句比比皆是。 人生短暂，多么希望能及时努力，建功立业，但动乱不安、危机四伏的社会，入仕无门的文人们，常常扪心自问：人生的价值究竟是什么？当然还是“入仕，建功立业”，可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让他们的心里充满怀才不遇的失意苦闷之感，进而发出“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的感慨。由于“及时行乐”，不是他们想要的生活，所以诗中弥漫着能引起人们共鸣的伤感气氛。 身逢乱世，颠沛流离，社会动乱中，生命就显得非常重要，保有生命是危乱中的文人深刻思索后的结语“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进而发出“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的感慨。  创新——定型诗歌成熟的五言句式和体裁，主导诗歌的流派 《古诗十九首》以前的汉代的诗歌，以乐府诗和汉赋为主，有着浓浓的因袭复古之风，没有统一的成熟的表达句式和体裁。 乐府是汉朝专门的音乐机构，其中“采集诗歌”是乐府最引人注目的一项职能。据《汉书·艺文志》记载: 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厚薄云。 乐府诗是继《诗经》、“楚辞”之后的新诗体，以叙事为主，“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著名的有《孔雀东南飞》。汉朝的这首《孔雀东南飞》，还与北朝的《木兰诗》和唐代的《秦妇吟》，并称为“乐府三绝”。 汉赋也是一种新兴的文体，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是诗的散文化，散文的诗化，它兼收并蓄《诗经》和“楚辞”等诸种文体，形成了一种容量宏大且颇具表现力的综合型文学样式。著名的有贾谊的《吊屈原赋》、司马相如的《子虚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两京赋》。 无论是乐府诗，还是汉赋，句式都长短不一，有四言、五言及长短句等，没有固定的体裁。但其中的五言诗句式，影响了当时文人的写作，于是产生了文人五言诗，如班固的《咏史》、《同声歌》、秦嘉的《赠妇诗》，辛延年的《羽林郎》等，只是在表达方式上还不够成熟。 语言生动精炼，意蕴隽永无穷，情景交融的《古诗十九首》的出现，将乐府诗和文人五言诗完美结合，创新出新的诗歌体裁——五言诗。 《古诗十九首》不但取代了以前的四言诗，使五言诗成为成熟的文体，而且代表了汉代五言诗的最高成就。  典范——开启建安五言腾涌的局面，成为后世之典范 《古诗十九首》一经产生，五言诗就风靡一时，左右了诗人们的创作体裁，奠定了五言诗的基础，直接开启 了建安诗歌“五言腾踊”的局面。 建安，是汉朝最后一个皇帝汉献帝刘协的年号，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建安文学以五言诗歌的成就最为显著。建安诗歌的主要代表是“三曹”、“ 建安七子”。 “三曹”即曹操及其子曹丕、曹植。“建安七子”即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七人。 汉末的社会动乱和思想的活跃，使建安诗坛大放异彩，“三曹”、“ 建安七子”的大力倡导下，形成了“五言腾踊”的局面。 这些五言诗，如曹操《观沧海》、《短歌行》，曹丕的《燕歌行》、王粲的《七哀诗》、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刘桢的《赠从弟》等，都像《古诗十九首》一样，长于抒情，善于比兴，融情于景，寄情于事，具有言近旨远、语短情长的艺术魅力。 五言诗的创作，成为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之一，代代流传，成为后人学习借鉴的典范，也 为唐诗的空前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之，《古诗十九首》，以颠覆传统的五言体裁、独具特色的艺术魅力，开启一代诗风，成为五言之冠冕，后世学习模仿的典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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