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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品《世说新语》

 从朦胧醒来 2020-06-10

《世说新语》由长短不一的一千多个小故事组成,内容丰富、趣事丛生、幽默睿智,鲁迅先生称之为“一部名士底教科书”。 其内容主要是记载东汉后期到魏晋年间一些名士的言行、轶事、趣闻。书中所载均属历史上实有的人物,但他们的言论或故事则有一部分出于传闻,不是都符合史实。此书中相当多的篇幅杂采众书而成。如《规箴》《贤媛》等篇所载个别西汉人物的故事,采自《史记》和《汉书》。其他部分也多采自于前人的记载。

细品《世说新语》

尢其上卷的“德行”、“言语”、 “政事”、“文学”,正是孔门四科所传授的知识,说明此书的思想倾向有崇儒的一面。但综观全书多有谈玄论佛的内容,尤其谈玄更是成为魏晋时期的新风尚,而玄学正是以道家庄子思想为根底的,道家思想对魏晋士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状况,乃至整个社会风气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句话,《世说新语》集中反应了魏晋时期的名士风度,名士风度也称魏晋风度。

魏晋名人在我们印象里轻裘缓带、不鞋而屐、扪虱而谈。他们“简约云澹、超然绝俗、酒药相随”。魏晋时代长期的战乱,离愁,太轻易的生离死别,妻离子散让他们意识到生命的短暂和可贵。所以当他们意识到生命的长度不可以增加时,他们只能选择拓展生命的宽度。这时节,各种张扬的,个性的,夸张的生命个体被重视,被渲染,被接受。《世说新语》可以说是这个时代风度的最好画像。

错过魏晋,儒,释,道,各自成型,中国的文人们再不用效穷途之哭;错过魏晋,经世匡政重走正道,中国诗篇里再也没有陶潜悠然菊花香;错过魏晋,义理成风,规矩长存,中国名士们再也不敢纵酒狂歌,散发山阿里,白眼向权贵,折齿为美人。这一切都如千余年前在洛阳东市刑场上,嵇康奏响的广陵散一样,都是千古绝响!

那为一杯酒放弃身后名的率真,闻美人殁而往吊之的坦荡,裸形体而法自然的放浪,一任狂澜既倒宠辱不惊的淡定,是处不拘小节的自然,处世维艰幽默对之的旷达。这一切的至情至性无不让我们深深震撼和景仰。这就是魏晋风度。

其发展轨迹为:“孔融死而士气灰,嵇康死而清议绝”,王夫之说这话时,一眼就看出曹操为儿子曹丕、司马昭为儿子司马炎在知识分子中各杀了一只骇“猴”的“鸡”。魏晋文坛,便没有了文人的噪音;魏晋风度,一看便是血染的风采。

为争势篡位,司马懿宰了何晏,司马师宰了夏侯玄,使正始之音断了两根弦。原来篡位者竟是这么振振有词,原来杀人者真是这般有恃无恐!信仰失落的痛苦和官方压抑的恐怖,致使魏晋文人一边精心避祸,一边强行理解,仓猝之间行为乖张,喝酒服药,出现了种种独特的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究竟是什么?就是春秋战国后第一个分裂期知识分子被迫依附某个政治集团的散漫心境;是独尊儒术后儒术又贬值因而“援老入儒”的尴尬处境;是老庄哲学讨论日常化的大众情境。清谈、饮酒、服药、隐逸,组成了风度中的风度。

清谈:起于汉末,名士群集、评论时事、藏否人物,称为清谈。魏晋时期的清谈侧重于玄学,即所谓内圣外王、天人之际的玄远哲理,所以清谈又称为谈玄。《周易》、《老子》、《庄子》三部著作受到士人的推崇,“寡以制众”、“崇本息末”、“知足逍遥”、“自然无为”等抽象玄远的哲理,成为士人清谈的主要内容。品题人物也是魏晋士族中流行的一种风向,内容涉及人物品性、才能、容止、风度等各个方面,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魏晋时代的审美风尚。

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开启魏晋清谈之风,主张“无”是万物本体;竹林名士嵇康、阮籍发起“竹林风气”,倡导“通老”、 “养生”;中朝隽秀王衍、乐广升华清谈玄学,提倡措辞简约、崇尚自然;江左领袖王导、谢安,助推谈玄论佛,讲究高深莫测、意蕴悠远。

清谈高手分五期: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王谢世家、桃源陶令。

“建安七子”的头把交椅孔融就是死于多嘴;

“正始名士”于是转而清谈不涉及时事的老庄哲学,何晏、王弼还以“无”字对宇宙的追问开辟了本体论的哲学天地。但何晏偏要带头吃“五石散”,夏侯玄紧随其后也吃“五石散”,

“竹林七贤”的嵇康不仅清谈、喝酒、更是独个儿坚决吃“五石散”,结果吃“五石散”的三人越吃药越精神,越精神越跋扈,越跋扈越多嘴,最后都因多嘴被当政者杀害。只喝酒的阮籍混过去了。

窃想,药使人死,酒使人活,无非因为药越吃越笔挺,酒越喝越摇晃,正的都得杀,歪的才留下。嵇康的白纸黑字是《与山巨源绝交书》,阮籍不与司马氏谈婚论嫁是因为连续醉了叁月:正的杀以示严厉,歪的留以示宽宏,司马昭的两手,不亚于曹阿瞒的两手。

“王谢世家”的核心谢安。倘若说,起初阮籍们是为了避政治而清谈,那么清谈爱好者发展到晋简文帝后,清谈反而相当于现代的文凭吃香了,成了晋人攀升的依据,著名的王导谢安就是因为清谈成名而当官的。

当然,满肚子淝水战略的谢安是一贯抵制“清谈误国”说法的,那些真正的清谈名士本质上是更为务实的。

“桃源陶令”是魏晋风度的极致,知识分子是社会上信仰最为虔诚的一群,即使政治逼迫他们放浪形骸,他们骨子里也不敢忘掉忧国,陶渊明“归去来兮”最后还是充满政治热情地留下了桃源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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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酒:是魏晋士人追求风度的重要手段,而且毫无节制。

刘伶因饮酒过度而伤了身体,妻子哭泣着劝他戒酒,但他却说“妇人之言,慎不可听”,接着便饮酒进肉,秃然大醉;

孔群当田里收成不佳时,关心的不是口粮够不够的问题,而是担心不够酿酒用的粮食;

周凯曾经一连三日醉酒不醒,被当时人戏称为“三日仆射”;

阮成等人甚至与群猪共饮;

阮籍听说步兵校尉官署的厨房里储酒数百斛,便求为步兵校尉;

张翰有名言:“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此类故事比比皆是。为何喝酒呢?

其一是纵欲享乐。汉末开始的社会动乱使人们毫无安全感,很多人便开始转向及时行乐、花天酒地、醉生梦死。毕卓所说“一手持蟹鳖,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就是很好的写照。

其二是惧祸避世。魏晋时期政局不稳,政权的更替、权利的转移、生死的变数极为频繁,很多士人为能在纷乱的时局中保全自己,便以嗜酒来表示自己在政治上的超脱,如阮籍终日饮酒不问政事,因此得以寿终。

其三是旷达任放。魏晋名士追求旷达任放,并以饮酒作为表现形式。如竹林七贤“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因此为世人所称道:又如阮修不慕权贵,常“以百钱挂杖头,至酒店,便独酣畅”,以显示其洒脱和不羁。

其四是物质两忘。魏晋名士好老庄之学,讲求形神相亲,而痛饮酣醉便可达到物质两忘的境界,求得高远之志。所以王蕴说:酒,正使人人自远。

服药:魏晋名士流行服五石散,以药物作为护身符和麻醉剂。五石散主要由丹砂、雄黄、白矾、曾青、磁石这五种矿物质调制而成,因药性猛烈,服后需要散热,行走发散,故名五石散。又服者需冷食、薄衣、古也称寒食散。何晏被鲁迅先生称为“吃药的祖师爷”,何晏曾说“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也觉神明开朗”。服散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求长生不老,其次为了感官刺激,据说服后可以心情开朗、体力增强。此外,服散据说还有美容的功能,对服散颇有心得的大名士何晏即“美姿容,面至白”,名士们因此纷纷效仿,形成风尚。

隐逸:魏晋名士追求飘然高逸,放浪旷达,于是崇尚隐逸。《世说新语》中《栖逸》篇记载甚多。汉末大乱,魏晋士大夫隐居避世、明哲保身,这是隐逸之风兴起的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此外,玄学标榜老庄,而老庄哲学主张超脱世俗,注重自然,于是隐逸又成为一种合乎自然的逍遥行为,目的只是为了追求玄远,崇尚超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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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庄子出自春秋战国,到魏晋时隔近千年,中国又经过两汉时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什么又突然被拾起,刮起龙卷风呢?

后世一般认为那个时期政治黑暗动荡,“大道既隐”,有识之士找不到出路,精神恍惚、心情苦闷、度日如年。于是,用谈玄、吃药、喝酒来暂时麻醉自己,减轻心头痛苦,以避免政治猜疑、忌恨、迫害。

其实,这只道出了部分事实。朝代更替、皇权易主、社会动荡只是为老庄文化的重生提供了土壤,但要生根发芽,最根本的还得有种子。这粒种子就是根入人内心的“自我觉醒”。

通俗地说,以前老是作为“物”、“他者”、“螺丝钉”而存在。现在要作为“自我”而活着。要不然,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建安时期也处汉末乱世,却崇尚清俊通脱;而大唐是自尧舜禹三代以来前所未有之盛事,李白还同样要放纵诗酒。

从文化发展来看,玄风日炽,原因可能在于儒典已经由圣人道尽,没有像朱熹那样的大才问世,没有唐宋以来的历史积淀和文化氛围,微芥小才即使皓首穷经,再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而老庄就不一样,《道德经》本着“玄之又玄,谓之大玄”正着反着都能说些道道儿,而《庄子》提供的神游天地、物我归一的境界,以及洒脱富丽的辞藻,这实让当时才俊找到了“众妙之门”。于是立即像苍蝇看到粪堆一样,扑了上去。即便对于儒家经典的五经,当时人也是束阁“诗”、“书”、“礼”、“春秋”。而专重《易》。当时不少大才都认为,孔圣人是几千年出一个,是一般人做不来的,而老庄到可以试一试。于是,整个魏晋两代知名士人谈玄论道、说易解卦、神游天地已蔚为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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