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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年来，侠客都被史官们视作“非主流”的一类人，难登大雅之堂。正史中几乎不见，唯有在小说、戏曲中，他们才能成为主角。纵观二十四史，能为侠客立传的，仅有三家：《史记》、《汉书》和《后汉书》。而其中涉及到的人物，不过十几人。 自此，侠客便在史料中销声匿迹。也许有人会说：没关系，我们可以读《水浒传》、《三侠五义》，其中的故事不是更加精彩吗？可是，那些都是虚构的人物，读起来固然痛快，却始终缺少一点温度。毕竟，真实的故事，才具有感染力。  点击加载图片 古人对待侠客的态度，大部分都是暧昧不清、遮遮掩掩，不敢光明正大去谈论的。但司马迁却不一样，他在《史记·游侠列传》中，不但大胆赞扬侠客，甚至敢为侠客鸣不平。可以说，历代史家中真正认识到侠客价值的，唯司马迁一人而已。 01 三个史官的不同态度 司马迁、班固和范晔，都为侠客作了传。可在我看来，后两个人只是在模仿司马迁。 毕竟，《史记》作为正史的开山之作，影响力太大，它的体裁和内容，都成为了后世的模板。换句话说，倘若没有《史记·游侠列传》，班固和范晔基本不可能关注侠客群体。 当然，他们也并非一味地模仿。对待侠客，三个人各有各的态度。为了把主角留在后面，我们先从班固开始。 班固：侠客是社会秩序混乱的产物 《汉书·游侠传》自开头，便给侠客定了性。 班固眼中的理想社会，正是孔子口中的“周礼时代”。那时候：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修所职，失职有诛，侵官有罚。可以说上下一体，秩序井然。  点击加载图片 班固像 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就开始乱套了。先是诸侯掌权，无视天子，到后来各国的大夫、强臣纷纷篡政，再无秩序可言。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战国四君子： 魏有信陵、赵有平原、齐有孟尝、楚有春申，皆借王公之势，竞为游侠，鸡鸣狗盗，无不宾礼。 ——《汉书·游侠传》 他们手下的门客，便是最初的游侠。这些人重私情、讲义气，眼中只有主人的利益，却毫不顾忌天下大义和基本的君臣之道。于是，社会风气大变。  点击加载图片 战国四君子手下的门客，可以算是“游侠”的雏形 到了汉初，这种风气也没有及时被匡正，以致于豪侠、刺客横行于世，有的甚至发展成庞大的势力，形成了古代的黑社会。 班固也承认，这些游侠在人品上有可取之处，但总的来说，他们私行杀生大权，无视法度，是罪不容诛的。而他们的结局，基本上都是灭门、抄家，可以说是咎由自取。 班固对于侠客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甚至将他们视作社会混乱的代名词。 范晔：侠客是一群偏执的人 与其他两位不同，范晔给侠客立的传，取名为《独行列传》。所谓“独行”，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偏执”。  点击加载图片 范晔像 关于如何做人，范晔也有一个理想的标准，那就是儒家所说的“中庸之道”。倘若一个人做不到中庸，便会产生两种结果：一种叫“狂”，一种叫“狷”。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无论是“狂”还是“狷”，总之，他们都与世俗不合。又因为这类人的性格差异很大，无法详细分类，因此范晔索性将其归为一类，称为“独行篇”。 对于范晔来说，为这些人作传，没有别的目的，只是因为他们的确存在，所以要客观记录罢了。用他的话说：措之则事或有遗，载之则贯序无统。（不记录，会觉得有遗漏；记录吧，又觉得不入正统）听起来，颇有点不情愿的味道。 我想范晔本人，虽然对侠客不持否定态度，但也谈不上赞扬。 司马迁：侠客是一群值得称道的人 为侠客作传，可以说是司马迁的一大心愿。《史记·游侠列传》，有着很强的目的性和倾向性。 他在序言中这样说道：曾经的战国四君子，纵然声名显赫，也只不过是凭借着尊贵的身份和财富而已；而那些民间的侠客靠着自身的品德和事迹，也能够扬名立万，要比他们更加难得。  点击加载图片 怀着遗憾和敬仰之情，司马迁特地为同时代的侠客作了《游侠列传》 然而，这些侠客却遭到儒家、墨家的排斥，各类典籍均不予记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没不见，余甚恨之。 “余甚恨之”这四个字，足见司马迁对待侠客的态度。也正因如此，司马迁的《游侠列传》，只能够记录秦汉之际的朱家、田仲、王公、剧孟和郭解等人。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 与班固和范晔不同，在司马迁生活的时代，儒家的地位并不高。不过，这也许对司马迁来说是一件幸事。只有这样，他才能接触到各种思想，形成自己独立的思维。相比班固、范晔动辄“子曰诗云”，司马迁要客观得多。  点击加载图片 韩非子提出“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贬低儒生和侠客 当时社会上流行着一句话：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儒生和侠客，都是被世人讥笑的群体。而司马迁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同时肯定了儒和侠两种人。并且他认为，既然儒生能够凭借学问和道德获得尊重，侠客同样可以。甚至在某些方面，侠客还要强于那些迂腐的儒生。 总而言之，在司马迁的眼中，侠客是一群闪烁着人性光辉的人，他们值得被历史铭记。 02 侠客的特点 侠客不等于违法乱纪的暴徒，尽管二者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在司马迁看来，侠客至少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重视承诺，言必信，行必果。 西汉游侠郭解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郭解替人办事，一定竭尽全力办成，如果实在办不成，他也会负责到底，力求使各方都满意。否则，郭解不会要一点报酬，甚至羞于去吃人家的酒饭。 可以说，游侠都是实干家。他们不在意办事的方式、过程，只看重结果。说到做到，绝不找借口。 第二，专门救急。 用司马迁的话说，叫“赴士之困厄”。秦汉之际的游侠朱家，就是这样一个人。  点击加载图片 与汉高祖同时代的游侠朱家，救济过无数有名人士，但自己却很低调 朱家与汉高祖刘邦是同时代的人。那时，国家动荡，战争频繁。朱家则专门收留、救济那些流离失所的人，受过他帮助的有名有姓的豪杰，就有几百个。《史记》载，朱家： 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軥（qú）牛。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 第三，不求回报，也不夸耀自己。 司马迁称他们“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说白了，就是做好事不留名。如果他们听到有人吹嘘自己，甚至会感到羞耻。 游侠朱家，就曾经救济过落魄的季布。后来，季布先后在楚、汉担任要治，地位显赫。朱家却从没想过得到回报，他终身不见季布，更不让季布找到自己。  点击加载图片 郭解无疑是《史记·游侠列传》的头号主角，司马迁为他记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郭解同样如此。史书记载他“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救了别人的性命，却从不夸耀自己的功劳。《史记》中记载了一件事，生动地表现出郭解的这种性格： 据说，洛阳有两家人相互结仇，闹得不可开交，城中数十个有名望的豪杰居中调解，都没能平息事态。后来，郭解亲自出面，一番劝解之下，双方决定和好。但这时，郭解却让他们暂时不要和好。为什么呢？因为郭解不想让洛阳的豪杰丢面子，更不想显摆自己的功劳。 于是他说：待我去，令雒阳豪居其间，乃听之。就这样，郭解把功劳让给了洛阳豪杰，自己偷偷“溜走”，不带走一片云彩。正如李白《侠客行》所说：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03 社会需要侠客 事实上，每个人心中都有英雄主义的情结。而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侠客就是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因此，不管历代封建统治者如何贬斥、镇压，都无法彻底消灭侠客。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侠客有他们存在的价值。 在司马迁看来，侠客的价值主要有两点： 第一，每个人都会遭遇困境，侠客便是解决困难的那个人。 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即使是像虞舜、姜子牙、孔子这样的伟人，也会面临朝不保夕、性命垂忧的局面，何况普通人呢？  点击加载图片 孔子周游列国期间，曾被围困于陈、蔡，险些饿死 人一旦遭遇这种困境，求神拜佛是没用的，指望正规合法的援助，往往也来不及，这时候，唯一能站出来提供帮助的，只有侠客。 而今，我们的社会同样有这样的侠客。拾金不昧者、毁家纾难者、见义勇为者，还有那些参与防疫工作的医护人员、社工、志愿者，正因为有了他们，我们的社会才变得更好。 真心希望，会有人专门记录他们的故事，令他们能够被历史铭记。这样，后来者就不会发出司马迁那样的遗憾和感慨了。 第二，仁义道德，建立在物质和欲望的基础之上。 司马迁用了一句民间俗语，来说明这个道理：何知仁义？已享其利者为有德。 武王伐纣成功之后，伯夷、叔齐认为周人是反贼，于是双双饿死首阳山。但人们依然歌颂周朝，并不认为伯夷、叔齐有多伟大；同样，历史上著名的暴徒盗跖、庄跻，固然危害社会、残暴不仁，但他们的党徒却依然称颂、崇拜着他们。  点击加载图片 伯夷、叔齐怀着对商王朝的忠诚，饿死在首阳山，但丝毫不影响世人对周王朝的歌颂 由此可以看出，只有在物质需求和欲望得到满足之后，才可以谈仁义道德。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所以，司马迁对那些满口大道理，却不做实事的儒生，是十分看不起的；而对那些帮助人们解决各种困难的侠客，则赞不绝口。  点击加载图片 司马迁 放在今天的时代，我们不妨将司马迁口中的侠客，称为“伟大的小人物”。他们没有改变社会的巨大能量，却凭借自身的努力，尽可能地帮助和影响身边的人，最终赢得了整个社会的尊重。 正如司马迁所说，侠客不该被遗忘，伟大的小人物也不该湮没在历史中。社会需要侠客，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侠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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